文章出处：南方周末

划阶级成分是对所有农民个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农民的头脑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出“敌、我”界限的阵营，改变了每一个农民看待社会与个人的方法。这一点不仅让农民从心理上与地主分了家，更是唤起了农民潜藏心底的权力欲望。一个人的出身和过去贫穷的程度，成为他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土改看起来改革的是土地，实质上它改变了人心。

人心变了，人与土地、财产、权力的关系才会变。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划阶级成分简单地说来，就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这既是土改中变更地权的理由，更成为确立新政权在乡村中合法性的基础。

虽然有了土地、劳动、剥削这三个标准，但由于执行者颁布相关规定的滞后，各地出台的办法也大多含义抽象、模糊，使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差异。有时完全靠土改干部随机掌握，落实到各村庄，情况就更加混乱。华东局五莲县委就总结过：“因为划时缺乏标准，及为过左情绪所笼罩，所以毛病很多，标准不一。如在经济上的标准，有单按地亩多少、单按自地佃地、单按生活好差，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有过贪污盗窃行为的即是恶霸，因经营副业生活优裕的亦作为地富看待，在穷庄里是普遍的矮子里拔将军，‘找不到阎王就找鬼’，许多中农被升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态度好坏亦作为定成分的标准，如做过坏事的，在顽方、伪方干过事当过兵的，有特务嫌疑的，有恶霸行为的，和干部关系坏的，阶级成分就上升；关系好的及干部积极分子本身，阶级成分就下降；有的则挟私报复，有的查三代。”

晋绥区的兴县木栏杆村很有代表性。这个村五十多户，村里有一千多亩地是属于另一个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几户，连富农都算不上，其余四十多户则靠租地耕种。当时晋绥分局的领导听到这样的情况，就启发工作队：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的政治表现，看他们铺的摊子大小，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看他们的父亲、祖父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有了这个指示，工作队划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办法，无论现在怎样，只要其祖父、父亲有过剥削行为，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破产富农。工作队还创造了一种划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发现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工作队硬是让该村的地主富农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30％。村里挖浮财时，从张拖喜家挖出了200块大洋。这是张拖喜兄弟的血汗钱，为了积攒这点家底，两兄弟常年辛苦劳作，寒冬腊月还磨豆腐卖，根本谈不上剥削所得。但因他们在挖浮财时出口伤人，得罪了几位“积极分子”。工作队便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八九户地主，就一定有恶霸，于是张氏兄弟被定为“恶霸地主”。分局领导得知，表扬了工作队，要他们扩大战果。斗争会上，村里农民了解两兄弟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后，只好由一个工作队干部站起来宣布：“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于是，张氏兄弟当场被两个“积极分子”执行了枪决。

劳动、剥削标准在具体评判起来确有一定难度，这使得各地在划阶级时，出现了千奇百怪的情况。苏南松江区的杨川根，单身汉，有自耕田6亩，出租田12亩，本人60多岁了，不能参加劳动，便因无劳动而被划为地主。扬中县八轿区将一个只有1.7亩田而没劳动力的老太婆评为地主。无锡县查桥乡蒲锡庆全家4人，仅有7亩田，因全部雇人耕种，被划为地主。很多地方还把生活作风、人际关系的好坏当作划阶级的主要标准。苏南武进县万塔乡就是这样，四村杨仲方一贯好嫖，五村黄耀太好骂人，六村王扶进不肯借东西给人家，七村戴祥林当过伪代表，八村蒋和尚好赌钱，这些人都被划成了地主。

划阶级成分是对所有农民个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农民的头脑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出“敌、我”界限的阵营，改变了每一个农民看待社会与个人的方法。这一点不仅让农民从心理上与地主分了家，更是唤起了农民潜藏心底的权力欲望。一个人的出身和过去贫穷的程度，成为他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太行区涉县更乐村，就按照一些贫雇农的意见，搞了一个“八靠八不靠”的标准，划成分时可按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内货、摆饰、根底、剥削等八个条件进行灵活衡量。贫雇农看见谁家的油水大，随便找一个理由，便能给他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户仅有两亩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划为了地主。这个村还对地主富农采取肉体消灭政策，人民法庭共判决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实际成分只相当中农，而群众认为真正该死的只有2人。杀人的办法没有一个是用枪毙的，多采取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残酷办法。

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模仿古代官员开堂审案的闹剧。据山东莒南大店区一位庄姓民兵回忆：“地主家有很多官司服，农救会长穿上官服坐堂，严重的时候惊堂木一敲，‘给我把耳朵割了！’说用刺刀戳就戳死了，死好几百口子，在北河里死了不少，吓都吓傻了……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把他们往鏊子上烙，刺手指。”莒南刘家岭村的农救会长回忆过邻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个，都当石匠，三年盖了三层炮楼，全家40亩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里拔将军，选出来了，弟兄6个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两半。当时提的是有仇报仇，有冤的报冤。”

划阶级成分可以说彻底变更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旧的乡村秩序是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这一切都被“阶级”这个新概念颠覆了。那些过去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地主和富农们，在土改中是被批斗、控诉的对象，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为被管制、镇压的对象。它不仅摧毁了原来乡村精英的社会与经济基础，使他们“权威失落、土地被分、声望扫地”，更通过授予不同阶级以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达到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的目的。划阶级成分，其实是重组国家权力的第一步，目的就是通过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来显示新政权和以前穷人的力量。

湖南醴陵县在划分阶级时，就提出要尽量发动农民“扯破脸皮”与地主阶级展开“面对面无情的”斗争，要求“将地主的屋场变成战场，男斗男，女斗女，男斗农具，女斗衣，儿童斗儿童”。山东滨海地委提出：“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实行‘扫地出门’”，“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苏南一些地方划阶级，明确规定了“上台要跪，承认要爬，不服就打”的办法。莒南涝坡区农民喊出的口号则是：“封建恶霸不是人，是喝血鬼、杀人犯！”“地主财产不合法！贫穷就是理，穷人是大爷！压迫地主，拥护穷人！”

莒南曲流河村的聂其义当年是地主的义子，也被划为地主。据他后来回忆：“聂其勋，就是我堂兄，五十多岁了，他也是那天晚上被砸死的。他因为收割庄稼时，不让人家跟在腚上（后面）拾，（其实）不是不让拾，是收拾完了再让拾。那不是一条大意见吗？……‘俺饿得了不得，拾零庄稼不让拾’。一点意见上去就是一棍子，时候大了（事情闹大了）就打死了。”在总结那段历史时，聂其义认为：“不管大小意见，群众当家嘛，有一个说得砸死，就得砸死。公报私仇，这个成分厉害。贫雇农有正派的，也有不正派的，大多数是好人，可有几个人在那里胡乱说话，把他砸死，其他人也不能说不砸死，就得随着。那时候不就是那个社会吗？贫下中农有说话权利，地主富农有理也不能讲。你要是一说话，把棍子来上，哪能有说话的权利？那个聂其师，听说头都被砍去了，五骨分尸……”

土改中划阶级的构想，应该说与当时一些村庄的现实是有距离的，阶级差别并没有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村庄。但是，这一场关于“穷－富”、“善—恶”的道德戏剧，确实在每一个农民的身上都上演了。它所培养的话语、仪式与精神习性，深深地保存在中国几代人的记忆中，成为以后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源头。

真正的悖论是，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贫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阶级成分”是在互换了各自的地位之后，被划分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只有“种姓”，才会联系历史和血统。华北饶阳县的杨各庄，在划阶级成分时，因没有活着的地主，工作队便将小孤女宋朵预先划为地主，虽然她只有几岁。村干部决定，等她长大了，再正式将她定为地主。她没有从父辈的土地上获得过一点好处，却要因那些土地而蒙受灾难。这个小女孩的余生，将被看作人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