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丧葬杂感

杨银波

   这是一个我不得不关注的课题——关于中国农村丧葬。这两年以来，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及亲人的亲人、朋友的朋友接连去世，有时甚至巴不得自己有分身术，能够既参加这个丧礼，又参加另一个丧礼，殊料乏术。这些死，源于疾病，源于贫穷，或者年老体衰，或者意外事故，总之，我亲眼目睹的尸体已经太多太多。我在本地人脉极广，接触良多，交往太杂，因此在不同丧礼所做的祭文已足有几十篇。在悲哀的不断累积之外，是目睹那些沉重的负担，以及极力的、无奈的、荒谬的铺张浪费和旧式传统。许多新式的思想得不到运用，许多不该有的繁文缛节越来越多。就在我提笔写本文之时，我的两位亲人刚刚去世，又是一番折腾，搞得疲惫不堪。
    从我外公梁韶武谈起吧。想当年，全国饥荒不断，本地更是因此形成几乎“无人不盗窃”的局面，许多年轻的姑娘甚至为了能吃上红萝卜，违背意志嫁到极其贫困的本村。在这样恐慌的时代背景下，外公不偷不抢，也不准儿女偷抢，又加之身为贫农的他反而遭受到身为农村干部的他的亲哥哥制裁，得不到粮食援助，兄弟相残，结果就在极度的饥饿中患上绝症——食道癌。外公几度自杀，最后痛死在床上，胸口已经被自己锥得血肉模糊。那时并没有我，但我对这件事始终不可忘却，通过母亲一次次的讲述，我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感到分外的悲哀与愤怒，也为类似外公这样的宁肯饿死也不失道义的大丈夫之志所震动和感召。外公的死，犹如蚂蚁被碾碎一般，无足轻重。据说，当时外公的丧礼不过是每人喝一碗玉米羹，而且家人还向生产队申请了40斤米的补助，这在当时的家境和周边环境来讲已经是“过得去”了。
    一转眼，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收费名词诞生——“地坝费”。虽然土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死了亲人埋在自己的土地上，仍然需要缴纳这笔沉重的离奇费用，真不知这里究竟属于哪一国。费用从最初的数百涨到数千，最高时我记得涨到了5,000元。这些年通过采访，获得当年发生的许多真实案例。其中一例，与本地现任第一长官相关。想当年，一位贫困的老太婆刚刚死去丈夫，在埋葬现场遭到该官员制止，要求缴纳“地坝费”。该官员被义愤填膺的村民包围，官员随即呼叫警察，一批警察赶来，与村民发生激烈打斗。警察受伤，村民也被抓捕不少。此事的转折点，发生在这位老太婆的外孙身上。该外孙是重庆某报的摄影记者，该官员目中无人，放言道：“记者算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