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起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救济运动，它是知识分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改良，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新中国建立初期，共产党领导了“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实践，但它不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改革开放后，新一波的乡村建设是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并且与乡村治理结构重构结合在一起；但是1990年以后，随着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和农民负担加重，中国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2006年党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全面启动，这场新农村建设表现出乡城互动、工农业协调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并持续发展的强烈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农村 建设 历史逻辑

农村是整个社会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这个社会的运行和变迁。中国的现代化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如何使农民成为新型农民。2006年党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全面启动。但是，农村建设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它是过去100年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近100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民国时期，这一阶段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进行的乡村改造运动阶段，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第二阶段是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段；第三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后至今，是农村向温饱小农家庭经济转变的阶段。而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提出的、具有国策意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将全面开启新世纪我国农村建设的新局面。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小麦等农产品，中国农业经济遭受空前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国内连年的军阀混战、封建地主的剥削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的购买力锐减，土地价格下跌，耕地荒芜，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很多农民流离失所。

由于内忧外患,中国农村极度衰落凋敝。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农村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又成为左右革命全局、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基本问题和中心问题,各党各派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批胸怀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乡村建设重新整治中国社会,为中华民族探索出一条新路。他们在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有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当时领导建设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和晏阳初。

梁漱溟（1893—1988），中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他在《乡村建设大意》中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和意义等,他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设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文化建设。他认为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梁漱溟，1990：164）。在谈到乡村建设的意义时,他指出:“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之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梁漱溟，1989：611）

二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和构造。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宗旨是培养新礼俗，实现以礼俗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和以法制为根本原则的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在乡村里还保存着许多，都市中则已被摧残无余，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因此新礼俗建设必须从乡村开始。其重点就是在乡村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组织。从具体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

在上述设想的指引下，梁漱溟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1931年，在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支持下，梁漱溟来到山东并在邹平县办起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选取邹平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系统而有序的开展了“政教合一”的试验。当时邹平县政府有15间大办公室，梁漱溟改革了旧有的行政方式，实行合署办公。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梁漱溟等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将其变为乡学村学，当然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而是要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促兴农业是乡学村学的主要活动，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包括改良种子，防病虫害，改进工具等内容，并且推动信用合作、产业合作、消费合作来促兴农业经济。

这场乡村建设运动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触动了农村的一些陈规陋习，发展了乡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等等。但总体来说,这些成果与发起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民中并未引起多大反响。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草草收场。

另一位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骨干分子是晏阳初。晏阳初（1890—1990），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他对乡村建设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一、乡村建设的使命是“民族再造”。乡村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人的基础，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他在《农民运动的使命》中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农村其他问题的解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四大教育”。根据在农村从事平民教育的经验，晏阳初总结出了中国人的四大缺点即“愚、穷、弱、私”。这四种缺点是有因果关系的，即愈愚愈穷，愈弱愈私。由于这四大疾患的存在造成了“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晏阳初，1989：294）针对这四种大病，晏阳初摸索出了一套综合的农村改造方案，平教会的乡村改造运动针对性地实施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宋恩荣，1989：52），这就是所谓的四大教育。通过扫盲，在人人获得最低限度的文化程度之后，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

1926年，晏阳初选取河北定县作为实验研究中心开始尝试四大连环教育，以培养广大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在实验过程中，将四大教育运用到乡村建设中,即形成了乡村四大建设:文化、经济、卫生、政治四大建设，使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溶为一体，以此来培养农民的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实现改造乡村造就“新民”的目的。这是贯穿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在对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集中体现了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运动的主旨。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兴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兴办产销合作社和实验银行、创办《农民报》、组织同学会与“公民服务团”、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等构成了定县实验的主要内容。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平教会的定县实验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科学农民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封建迷信的盛行和生产力的落后,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意识。又比如,“四大教育”连锁实施、综合治理的系统改造思想,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大教育”观念,说明农村教育必须加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为农村社会生产服务,为改善农民生活服务。

但是，他把改造民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同样由于没有触及农村经济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广大农村仍保留着原有的生产关系，农村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1935年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演讲中提到乡村建设中的两大难处，而这两点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导致乡村建设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点是社会改造的独立性和对政府依赖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与政府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型关系对于乡村建设是有益的，但一旦这种基于权力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变成依附关系时，社会改造就有可能失去正当性，革命性会屈从政府的惰性而丧失动力。事实表明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能有效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行各种改革的措施，使乡村工作变成��地方的行政内容之一，往往是无法实现建设的目标。第二点是乡村改造主体的错位。实际上，整个乡村改造都是为了唤醒地方自治力量，实现乡村的自治。但由于乡村建设不是民众的自发运动，而只是一种外力推动，乡村建设的主体不是村民而是村外有识之士，不可避免出现了“乡村运动乡村不动”的现象。以上两点虽是主要原因，但却不是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是在原有制度的框架内实行浅层次的改革，并未触及农村的土地所有制，而最本质的土地制度不变的话，一切附着于其上的生产方式和制度都很难改革。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和压迫制度这一农民陷于贫困落后的根源，因此，它无法激起广大农民的热情和向往。

二、建国后的我国乡村建设历程

客观地说，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是在外部影响和自身限制下困难前行的。建国后，我国的国情和政治环境发生根本改变，在承接历史乡村建设的认识基础上，乡村建设经历了“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努力和改革开放后学者的新探索。

1、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改变了地主占有制，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了克服农民个体分散小规模生产无法解决的问题，党和国家又组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这样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是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国家领导人对于公有制经济的过分迷信和不切实际的追求，盲目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我国走上了一条违背生产力客观发展的道路。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初期的人民公社进行构想，这一构想确定了人民公社的初期形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征：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建立公有制，准备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准备向按需分配过渡；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根据这一构想，几千农户组成一个公社，并且把供销、信贷、手工业合作社同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起来。公社在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战斗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食堂、幼儿园、理发室、中学等都是集体的活动场所，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人民公社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权力高度集中、经济完全计划化、对农民实行严格控制。

然而，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努力最终归于失败。陆学艺、杜润生、林毅夫等认为：公社的失败是由于生产中集体组织对其成员劳动的监督和计量的困难，导致对社员的努力激励不足。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成正比。由于农业生产中监督非常困难，因此，监督的准确程度低，生产中的积极性也就低。（林毅夫，1994：68）

2、改革开放之后学者们的乡村建设道路探索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它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伟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为出发点，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农产品的购销体制、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推行了村民自治等等。这些制度变迁在改革开放初期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了农村绝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剧，上述制度变化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日益降低，农民增收面临极限约束，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学者开始了新的乡村建设之路的探索。

1999年,林毅夫提出“新农村运动”的主张。（林毅夫，2000）他强调政府应全面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自来水和电力等。农民有了稳定的水电供应，有平坦的道路，农民就会考虑买电饭煲、摩托车等消费用品。农民的消费能极大地启动内需，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种想法不符合现实，他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购买力，没有把农民的消费习惯也考虑在内等等，没有做好充实农民购买力的前序工作，即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切实让农民富裕起来，没有涉及到国家的宏观体制与政策调整问题。所以不是一种可行的农村建设方案。

2000年，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他提出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新农村运动，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如改革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卫生、文化、图书等社会事业体制，同时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将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引入良性轨道。（陆学艺，2000）与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相比，陆学艺的主张更有可行性。

更有一些热心农村事业的学者，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自己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分析、对乡村重建的理论构想付诸于实践。2000年来，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三农研究中，有两股力量异军突起，一股就是社会活动家们掀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与晏阳初、梁漱溟的思想一脉相承，用更理性、更人性、更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理解中国农村，并积极与政府合作，参与农村社会体制改革。其中较有影响的一股力量是学者们推动的“乡村建设”实验，比如周鸿陵进行的“天村实验”、贺雪峰在洪湖搞的老人协会及温铁军的被称为诺亚方舟式的乡建中心实验基地等等。另一股是大中专院校学生，寒暑假进行的支农调研活动，该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发起、知名学者率领、各院校学生社团组织，每次活动都有上万人次参加，他们或调查研究，写出三农问题的报告，或运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服务。

从2003年开始，为了配合各地开展的一系列新乡村建设实践，以温铁军当时所在的杂志社为主办方，在河北定州（即当年的定县）建立起了一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根据温铁军在农村振兴问题上的综合性设想，这所学院的宗旨是坚持“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合作互助为纲”的行动原则，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温铁军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市场和国家。在谈到自身所开展的新乡村建设实践时，温铁军强调：“我们实际上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和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我们不会做任何‘斗争’，那些农民革命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那个世纪的事情了。……它（指现当代乡村建设思想）是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综合性设想。假如我们放弃任何主义之争，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这样的。”（温铁军，2006）

总而言之，无论是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努力，还是改革开放后学者们的乡村建设道路探索，都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要历程，无论是失败的经历还是成功的经验都为我们当前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建设政策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三、作为国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规划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随后，党中央在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之后，再一次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涉农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再一次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笔者以为，此次党中央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涉农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作为国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形成，它既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突破。

首先，它是对我国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的系统解决战略。

一号文件深刻理解“三农问题”在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重所处的重要地位，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以增强农业农村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为政策指向，试图根本上重塑中国的“三农”，它涉及到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以新农村为重要内涵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括起来说，就是五句话：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见，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当代社会主义主新农村建设不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良和实验，而是政府牵头的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体推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工业反哺、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等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它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

作为国策的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并非突生事物，而是党中央在数个“中央一号”文件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战略思路，同时也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近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许多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仍然历史性地存在着：一是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二是高度分散的农民的组织问题；三是作为农村主体性的农民的素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四是公共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持有限；五是城乡居民赋税制���不统一，农民负担过重，等等。对这些历史性问题的百年探索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制订科学合理的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此次作为国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无疑也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形成的，无疑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

最后，它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性突破。

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程曲折复杂，期间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失误，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国农村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特别近些年来，我国中国农村建设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新困境，农村建设始终未见明显成效，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在此形势下，党中央不再满足于局部性的农村政策调整，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全面审视既往政策，以国策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制订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无疑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性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全面调整政府与农村的关系，如取消农业税，推进基层政府组织改革。二是实施国家反哺农村战略，高度重要新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工作，不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加快农村基础公共设施建设，而且高度重视制度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工作，全面实施农村地区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健全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等等，全面提升农民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能力。四是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五是以农民为本，建设社会主义主义和谐新农村。文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新农村，是复杂而艰巨的事业。这将是一个与现代化建设同步的长期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因此，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做起，使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完成重大转型。

综上所述，中国新乡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总称。它继承和弘扬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改造、建设和发展乡村的理念，又大大超越了乡建学派针对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害的救济乡村运动；它承接了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温饱的努力和发展成果，是建立在初步工业化和总体小康基础之上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

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历程，20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农村建设”，尽管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更多的是出于知识分子个人理想主义和激情，而新时代的“新农村建设”战略背后是强大的国家公共政策背景和全社会的共识。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农村建设”运动不同，“新农村建设”有着我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20余年的经济积累，有着新时期领导层对当代“三农”问题深刻的定位、清晰的思路和全面的政策措施，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透过“新农村建设”，我们不仅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还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途径，看到了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未来希望。

参考文献：

梁漱溟，1990，《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

林毅夫，199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毅夫，2000，《呼唤一场新农村运动》[J]，《中国农村》第2期。

陆学艺，2000，《农村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关于开展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J]，《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温铁军，2006，《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新时期的乡村建设？》[Z]，http://www.yirr.ngo.cn/indexH3.htm

晏阳初，1989，《晏阳初全集.第1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

宋恩荣编，1989，《晏阳初文集》[C]，教育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邱幼云，女，福建人，厦门大学社会学系2005级研究生；

  联系地址：厦门大学社会学系2005级硕；

  邮编：361005；

 张义祯，男，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