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比较*

——凤阳县小岗村和赵庄的经验

陆益龙 王成龙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王成龙，安徽省凤阳县政府办公室秘书）

载《江淮学刊》2007年第4期。

摘要：模式是在经验中形成的路径和策略，总结和比较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结构和特征，是为了理解行动或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和赵庄的新农村建设实践，选择了外部资源推动型和当地精英推动型两种不同模式，它们共同局限在于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角色的不对称性。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模式、小岗村、赵庄

“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确立了今后一段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方向。沿着这一方向，各地农村正在实践中努力探索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发展道路。凤阳县作为安徽省的一个农业大县，正和其它地方一样，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文旨在对凤阳县小岗村和赵庄两个典型经验的调查和总结基础上，探讨新农村建设的模式结构和模式选择问题。

一、模式及其意义

农村社会学中所探讨的模式，即发展模式，意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 [1] 费孝通是在对苏南农村和温州农村的经验考察基础上，提出了“模式”这个概念，并从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经验中总结出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农村发展模式。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总结出模式所包括的基本构成要素：1)地域；2)历史与文化传统；3)发展路径；4)特色。其中，地域即指一定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等；历史文化传统是指一定地域内文化环境和知识传统；发展路径就是居民在寻求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所选择的路子和行动策略；特色就是发展路径所具有的地方性特质，或所具有的鲜明特征。

在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分析，实际就具有发展模式的意义。如托达罗（M. Todaro）提出发展的初始条件主要包括8个方面：1)物质和人力资源；2)人均GDP和收入水平；3)气候条件；4)人口规模、分布和增长；5)国际移民的影响；6)国际贸易在增长中的贡献；7)科学技术研究水平；8)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2]由此看来，对发展规律的探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的考察和认识，因为没有一种发展是无根基的发展。所以，探寻发展模式，首先需要把握发展条件的特殊性。

在关于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中，张敦福把自然资源和地理气候、人口、资金、技术、交通运输和通讯、国内政策、历史和文化传统、区域互动等8个变量纳入到区域发展模式的模型之中。[3]

发展模式通常以地域名称而命名，如“晋江模式”、“泉州模式”以及“闽南模式”等。这些地域模式的总结，基本是在这一地域内典型经验事实中总结出来的，由于中国农村地域间差异较大，因此，不同地区似乎都能概括为一种模式。这样，农村发展模式便会多种多样，似乎每个地方都可概括为一种模式，小岗村的经验可以说是小岗村模式，赵庄的经验就是赵庄模式。那么，从多种多样的地域模式中，究竟能概括出哪些更加抽象的规律呢？或者说，总结和比较各种模式，意义究竟何在呢？如果说模式都是特殊的或具有特色的路径，那么，它对于经验推广又有何意义呢？

对模式意义的理解，通常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即认为模式就是供模仿、复制的榜样或典型。事实上，从发展模式的定义来看，任何一种被总结出来的模式，都具有一定典型性和特殊性，都是与经验主体相对应的，因此，从理论上讲，模式是不可能复制出来的。譬如，华西村模式，我们不可能在华西村之外再复制一个华西村，就像我们不可能在晋江之外复制晋江模式。把模式视为可模仿的榜样，实际属于一种功利主义的认识论，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对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分析，其意义主要在于从经验事实中加深对发展内在逻辑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以便针对自身的发展条件，探索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模式是抽象出来的逻辑工具，或认识工具，是对历史经验中的内在逻辑联系的高度概括。某种意义上说，模式类似于韦伯（M. Weber）所提出的“理想型”（ideal type）。理想型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对历史因果链上的各种事件及其意义和关系的理解。[4]当我们在经验考察的基础上，抽样出不同模式时，实际上就是总结出人们为何会选择某种发展路径，以及这种路径对于相应地域为何是合理或不合理的。

作为一项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由政府提出，并在社会、政界和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在对新农村建设的讨论中，似乎较多的是关注于新农村建设模式问题。尽管早在1930年代，中国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梁漱冥、晏阳初等，曾极力倡导农村建设运动，而且也积极投身于农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在河北、山东、四川等各地农村，甚至在东南亚一些农村地区，推广农村建设试验。但是，新农村建设概念在今天对于人们来说，还是一个新颖概念，因为什么叫“新”？怎样建设新农村？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模式的总结，来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一些内在意义。

以往，在多种已总结出的农村发展模式中，实际上大多属于在发展上取得较多成功的地区。而本文对凤阳县小岗村和赵庄两个村落的新农村建设经验的描述和分析，并非从成功经验中总结模式，而是更加侧重于对可能引向成功的模式选择的探讨。

二、小岗村经验与模式选择

把小岗村作为一个考察和分析对象，并非因为小岗村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积累很多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一个有特色、有典型性、值得效仿的模式；而是因为小岗村的个案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且也属于某种类型村落的典型。小岗村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其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是农村“大包干”的带头人。[5]就村落类型而言，小岗村代表了那种以农业为主、自然条件较不利、发展缓慢的小村落。

首先，我们权且从模式结构的角度，来了解小岗村的状况和经验事实。小岗村位于凤阳县的东部，淮河中游东南，距离京沪铁路约5公里，离淮河约20公里左右。地形地势西高东低，西面是一片不高的岗丘，东南是呈梯状分布的冲积地。冲积地一般多为水田，面积并不比岗丘大。

小岗村现有土地面积为1800亩，耕地面积1600亩，其中承包耕地面积1070亩，人口300多人，人均拥有土地面积4.85亩，人地关系并不紧张。但是，这里的土地盐碱度较高，土质并不疏松。所以土地很贫瘠，没有化肥和精耕细作，地里是长不出庄稼的。

小岗村在过去的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中，是衣食不保的贫困村，1978年，那里的农民率先向集体化提出挑战，实行分田单干，当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还有余粮。在1990年代中后期前，平均每户夏粮的产量就在20000斤以上。从生产角度看，小岗村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很高了，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宽裕程度仍较为有限，那是结构性问题和政策性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可能是，为何农民生产了那么多粮食，收入还是那样微薄呢？

1998年，因为有中央领导去小岗村视察，所以小岗村得到较多公共建设，如自来水、小学、有线电视、电话、新住宅，以及通往村内的公路，此外，在外部援助下，村内的友谊大道、村委会大楼等，得以修建起来，小岗村的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达到了村容整洁的标准。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小岗村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农贸市场、新型住宅区、双孢菇生产基地、葡萄种植园、养猪场、扣板厂等。目前，小岗村的耕地大减，加上农民对种粮失去信心，所以，粮食产量锐减，有些农户粮食已不能自给，但收入结构的弹性似乎增强，非农业收入增多，这样就不再完全依赖卖粮的收入了。

由于对集体化的痛苦记忆，小岗村人对公共权威尤其是村内权威持有极度不信任感，所以，居民有强烈的去合作化、去集体化和去公共机构的倾向，如小岗村2006年就没有能通过村民自治选举产生村委会就是例证。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小岗村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小岗村基层政治和公共管理，长期以来是由外来的挂职干部参与领导的。2006年，由挂职干部组成了小岗村党委会，领导和负责小岗村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但是，居民对2005-2006年度的挂职村支书是普遍欢迎的，那是因为这位村支书为小岗村争取了许多公共物品。

目前，小岗村基层组织正谋划将中心村模式、现代农业合作化、多种经营和结构调整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以推动小岗村的进一步发展。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提出科技兴农战略，土地依法有偿流转，扩大规模化和现代农业；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依托小岗村的旅游品牌，发展乡村红色旅游业；利用小岗村品牌优势，招商引资，兴厂办企业，解决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壮大集体经济。

这些规划内容并非实践经验，也不是农民所设计出来的，主要是基层干部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如果小岗村选择规划中的发展模式，表面看是新型发展模式，事实上这些不过是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因此，所选择的理想模式能否真正实现，可能还需要实践来验证。但就小岗村模式结构中的条件因素来推论，规划中的一些选择与条件并不相符。首先，从小岗村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来看，合作化、集体经营根本就没有群众基础，而且是与现实相悖，所以，规模化、产业化不是普遍适应的模式，也不是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唯一出路。其次，乡村工业化的路径对于小岗村来说，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小岗村有农业和副业的优势，而无工业基础，且因地处偏僻，发展工业的条件并不占优。

不过，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小岗村利用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名气，吸引外部资源的进入，扩展内部市场的发展，增加公共设施建设，这一选择具有一定合理性。一方面可以为农民提高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将逐步吸引人口向中心集市聚集，从而促进农村进一步发展。尤其在培育以小岗村为中心的农村内部市场体系方面，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中，市场体系实际上已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交往增多而自然形成。正如施坚雅（W. Skinner）所说：“传统时代后期，市场在中国大地上数量激增并分布广泛，以至于实际上每个农村家庭至少可以进入一个市场。”[6]而农村基层市场体系在集体化时代遭遇彻底破坏，所以，小岗村在新农村建设这，把基层市场的培育作为一个突破口，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恢复和延续，也是利用内生力量促进发展的途径。

三、赵庄经验与模式选择

赵庄村位于凤阳县西北刘府镇，与蚌埠接壤，距市区6公里，距淮南20公里，距刘府镇5公里，刘府至蚌埠公路与赵庄“中心大道”呈“丁”字相交，交通便捷。

全村总面积9平方公里，可耕土地7500余亩，480户村民2104人，居民点相对集中。全村35岁以下青年约460人，其中初中文化420人，占91%，高中以上文化45人，占9%。农村劳动力约860人，外出务工人员约520人，占劳动力总量的61%。该村民风淳朴，有吃苦耐劳的作风，村民经商和从事手工业的思想愿望强烈。

赵庄村土地属岗丘地，土壤PH值介于6—6.5之间，显酸性。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麦和玉米，经济作物主要是大豆、花生、油菜、芝麻、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占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

昔日的赵庄村号称“北大荒”，土地贫瘠，严重缺水，水资源量多年平均径流深172mm。生产条件差，水利设施简陋，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差，基本上靠天吃饭，农业生产一直不景气，和小岗村一样，是凤阳县有名的“三靠村”，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2000年前，赵庄村民人均纯收入不足1500元，而2005年，赵庄人均纯收入快速增至3620元。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赵庄5000多亩地进行重新调整，开始推行造林、养殖、大棚蔬菜等多样化的经营，加强挖塘、修路、改造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开挖了7口百亩大塘，可蓄水110万立方米，可扩大灌溉面积1200亩。修建新的主干道达3公里、生产砂石路24公里，并投入19万元对主干道两旁进行绿化。综合农田治理达3000亩，百头以上养牛专业户4家，千只肉鸡舍4栋和大棚蔬菜示范基地等也初具规模。

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统一集中布局在村主干道北侧，规划呈现长条状结构，将村工业布局在通往村的入口处，生活居住集中布局在徐庄、赵庄两片，以中心果园、小学为中心，用中心主干道连接，每片在中心部位用硬砖铺地、中心广场、公共建筑等共同构造公共活动中心，将养殖发展用地集中规划布局在赵庄东侧，实现生产与生活区的分离。

2005年3月，该村还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成立了赵庄经济发展委员会、调解与治保委员会、计生与民政委员会、文教与卫生委员会、民主理财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面建立了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管理体制，保证了赵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同时，赵庄确立了村支部负责全面，委员小组包片，党员包户，定期开展评比，年终初检，年初奖优罚劣，定岗定责，党员干部在公共事务中发挥带头作用，大大提高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性。村委会和村支部推行民主管理，做到“一事一议”，充分尊重村民意见，真正做到让村民参与建设，人人树立主人翁意识。

赵庄新农村建设在模式选择上，主要依托于村庄精英的推动。经济精英人物赵世来，曾先后任赵庄生产队长、村长、村支书，后来经商办企业，在赵庄附近的刘府镇开办热水瓶胆厂，资产目前已近亿。赵世来在先富起来后，先后投入700多万用于赵庄建设，其中包括5000亩的经济林、蓄水塘、公路。而且，他还邀请已退休的原县人大副主任谢朝卿，作为其赵庄新农村建设的智囊，协助规划设计和处理各种复杂关系。

赵庄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当地精英的带动作用，通过精英人物的奉献以及由此在居民中形成的威信，带动了村庄公共领域和民主自治力量的发展，从而彻底改变了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和自治领域滞后的面貌，增强了居民提高生产力的信心，以及团结合作意识。

从赵庄的新农村建设经验来看，如何获得公共资源，如何支配和使用那些公共资源，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赵庄是在村民、村委会、县政府共同策划下，动员了本村经济精英的资源，运用于发展公共建设。由于精英提供的是私人资源，因此，当这些资源应用到发展赵庄公共事业时，一方面效率非常高，基本上都用在百姓最需要的方面；另一方面，这些资源也实现了非常公平的分享。

赵庄在利用资源方面，注重通过公共投入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增强村庄综合功能，这一策略选择将有助于村庄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

在赵庄模式中，也潜在着一种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不对称性表现为在公共投入方面的私人奉献与政府财政投入的不对称，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公共资源的来源的不确定。所以，赵庄模式反映的是，当政府在村庄公共事业中缺位和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村庄是如何动员和利用本地精英资源来推动发展的。

四、两种模式结构特征比较

无论是赵庄还是小岗村，新农村建设进程可以说才刚刚起步，因而还不能说是成功的经验，或成功模式。小岗村和赵庄已有的经验和在规划中对发展路径的选择，反映的是模式的结构性特征、模式形成的过程以及模式结果产生的原因。

在关于农村发展路径模式的总结中，温铁军认为世界范围内解决农业支持体系的模式只有两种：一是美国的大农场与产业化模式；二是日、韩及台湾地区的东亚小农与综合农协模式。中国属典型东亚小农，因此不能照搬美国产业化模式。[7]但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传统、土地制度、政治体制和社会背景，决定着综合农协模式的可操作性是有限的，且普适性也值得怀疑。再者，欧洲农村发展模式既非产业化模式，也非农协模式，而是农业补贴和农村保护的再分配模式。

所以，发展模式是在自身条件基础上所选择的行动结构和路径策略，具有主体独立性、特殊性和具体性，而不是一种普遍原则。因此，对已有或他人模式的理解，都不能把某种模式作为模仿对象，更不能作为一种普适性原则来加以遵循。而是要从模式选择和建构，以及模式结构和结果中，认识模式结构的合理性以及建构合理模式的经验。

如果从模式结构特征的角度对小岗村和赵庄的经验加以分析的话，就可从中认识和理解人们选择某些行动和策略的原因，以及行动和策略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按照费孝通的农村发展模式四要素模型，再结合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条件的概括，可以对小岗村和赵庄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结构特征分析如下：

表1  小岗村与赵庄模式结构特征

从小岗村和赵庄的模式结构比较中，可以看到模式结构的相近要素和差别要素。虽然两个村同在一个县，但地域上的差别依然存在，小岗村规模小，地理位置偏僻，而赵庄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庄，距离城镇相对较近。此外，两村人均耕地虽然都相对较多，但两者在土地用途上则选择不同模式，小岗村有更多土地流向非农业，而赵庄有大量土地用于村庄生态环境建设，如造林和水利建设，并对耕地进行重新调整和整治。在文化历史传统方面，两个村曾经都是贫困村，集体经济极为落后，居民合作意识较弱，内部抗争较强，用当地农民的话说就是有很多“捣蛋虫”，所以，内部的公共事务管理非常薄弱。但是，目前小岗村内部的自治力量仍然薄弱，公共领域由政府控制，而赵庄的村庄自治和公共领域已经发展起来，他们依靠本村精英提供的公共资源，形成了具有自治和自我约束的公共领域。

在路径选择上，小岗村倾向于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并希望通过内部市场的建立，形成一个人口聚集的中心村，从而实现集镇化。而赵庄则注重以农业为主，通过更新种植方式实现收入增长，并通过村庄基础建设和公共建设，改变村庄的面貌和生活环境，使村庄的综合社会功能得到发展。

在村庄公共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政府介入小岗村事务更多、更直接，尤其在村级治理中，政府直接参与，而且介入范围较广。如由挂职干部组成的村党委会，体现了政治嵌入和参与的程度较高。而在赵庄，公共领域从无政府走向较高水平的自治。如赵庄的村民代表大会，在村庄自治中发挥极其重要作用。在赵庄，政府不仅仅在公共投入方面较少参与，在基层公共领域，也较少介入。

虽然小岗村和赵庄的新农村模式选择在资源获取途径和模式类型上存在差别，小岗村因为拥有农村“大包干”发源地的象征资源，由此可以获得政府和外界的援助和支持。赵庄则利用本村的经济精英人物提供的资源，来发展公共事业。所以，小岗村模式属于外部资源推动型，赵庄则属于本地精英资源推动型。但是，这两种类型的模式，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局限，那就是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因为，无论是外部援助资源，还是精英奉献资源，都属于道义资源，而非制度资源，其来源取决于资源提供者的道义而非制度，因而是不确定的。

结语

作为新时期“三农”工作的中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正在广大农村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安徽省凤阳县也不例外，小岗村和赵庄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两个村。

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曲折发展的历史使得其成为凤阳县新时期农村建设运动的焦点之一，社会关注和期望不仅给地方政府，而且小岗村农民增加了发展的压力。同时，也让地方政府不得不直接介入小岗村建设，出现政府与农民、政府与村落的悖论关系。政府原本并不想过多介入村庄事务，但又担心村庄不能自主发展，最终社会把责任又归咎于地方政府。可是，政府介入之后，不仅增加自己的负担，而且可能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小岗村的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样的悖论中进行的。所以，小岗村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也在期望着通过外部资源的进入，来带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村市场的发展和中心村式的生活集镇化。

赵庄与小岗村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发展基础���条件也较为接近。但是，赵庄没有小岗村那样的象征资源，也没有像小岗村那样的发展压力。赵庄新农村建设实践是在村民、村干部和政府共同谋划下而策动的。这一过程依赖本村的精英作用，通过精英对村庄公共事物的投入和奉献，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村庄权威，建构起村庄自治体系和公共领域，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政府无论在公共投入方面，还是在村庄公共领域，基本把自己的角色让与了村庄精英。

就小岗村和赵庄经验而言，两种模式的共同局限是建设所需公共资源的来源存在不确定性，而且这一点直接关系建设目标能否实现。所不同的是，政府在两个村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鲜明不对称性，在小岗村，政府有过多嵌入之倾向，而在赵庄则有缺位之倾向。

总结和比较凤阳县小岗村和赵庄的模式结构和特征，是要对实践规律和策略的系统分析和认识，因为模式是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行动结构和意义的逻辑工具。所以，比较模式，目的不是推广某种模式，更不鼓励模仿模式。没有绝对统一的模式可以模仿复制，而只有源于自身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模式。因此，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决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集体化与个体小农二元选择的单一模式。[8]而可能是超越二元的、与本地结构要素相协调的模式。

对小岗村和赵庄新农村建设模式选择的比较，就反映出即便是结构要素有较多相近的两个村，在发展路径和策略选择上，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各村实践策略的选择，是在自身经验中逐步进行的。这一研究结论所具有的启示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是没有可供复制或模仿的固定模式，而只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他人模式来反思和分析自身行动的合理性。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