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方法论的阐释
    2002年5月1日几个爱好文艺的打工青年于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外来人口聚居的社区自发组织起一个业余文艺团体——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在一起创作、排练，定期奔赴建筑工地、工厂、打工者聚居区为工友们进行义务演出，在演出的过程中，不断地有爱好文艺的打工青年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2003年3月，在北京一些学者的帮助下，打工青年艺术团与香港乐施基金会签订了长期的资金援助协议，至此，一直困扰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资金问题才得以解决。到2005年初，在打工青年艺术团成立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义演超过一百余场次，直接观众超过三万余人。2004年9月，打工青年艺术团与京文唱片合作推出首张专辑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CD和磁带）面向全国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该团队在成长和发展中，先后与北京若干大学的相关院系、学生社团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数百名大学生担当该团队的志愿者。
在本论文中，我们尝试运用歌曲中的歌词作为分析某一群体行动特征和精神状态的文本依据。而歌曲中的歌词能否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可能是存在争议的。如同小说作为分析文本一样 [①]，歌词的真实性并非等同于社会学的真实性，歌词本质上是作者创作的产物，歌词所构建的社会真实是经过作者运用技巧重新表达的结果。但与其他的艺术创作形式一样，歌词的创作也同样来源于现实，是对现实的一种理想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歌词的真实又反映着社会真实。这样，能否以及如何利用歌词，发掘其中内在的信息就成为了一项课题。我们认为，将歌词置于一定的“意义域”之中，即通过分析歌词的表达意图以及表达方式，以投射理解的方式来探究其中所展现的社会结构、关系以及人民的精神状态。
在方法论上，本文采用的是阐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吉尔兹由于受韦伯社会学影响，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为此，文化研究的目的便“不是寻求规律的经验科学”，而是“一门寻求意义的阐释科学”。1973年吉尔兹所发表的论文集《文化的阐释》推动了人类学研究的转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化文本（culture ax text）概念的流行，吉氏认为不仅仅那些象征性明显的仪式、典礼等活动能够作为文本来进行分析，就连人类的一般行为也可以作为意义的载体来进行解释。在本研究中，我们所分析的文本不仅仅包括歌词，也包括歌词的创作及其演唱行为。
我们之所以选择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以及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运作作为阐释文本，是因为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都是基层的打工者，他们自己创作了《天下打工是一家》，且又将这些作品回放到打工群体中演唱，并深受打工群体繁荣喜爱和欢迎。这便为我们研究农民工的生存生活状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以此为文本，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地探讨农民工服务的新模式。
二、文本的分析与阐释
《天下打工是一家》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本节将以这12首歌词作为分析文本，探讨农民工的生存生活状态及其诉求。
1、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艺术只有来源于生活才能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作为一种俗文化为主流的文化所抛弃，它们不关心这些曾被称之为“盲流”的人的生存状态。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专辑则唱出了这些人的艰辛状态。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彪哥》）
《彪哥》这首歌写了一名工友——彪哥的打工生活，每天十三个小时拼命的工作只为了能够让自己一家老小能够安稳的生活。生活的艰辛，负担的沉重，纵使他感到“特别的累”，但也得继续拼命地干。也许累了可以买瓶酒，也许想家了可以喝口酒，也许被人看不起了可以喝醉酒，但无论怎样，“清晨醒来后，仍得继续拼命地干”。
《彪哥》虽然只是写了一名工友的生存状态，但却反映了整个打工群体艰辛的生存状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人劳动时间在11—12小时是相当普遍的情况。调查显示，把加班时间计算在内，一天劳动在8.5—10个小时的占13.2%，在10.5—12个小时的占56.0%，在12.5—14个小时的占23.9%，在14.5—16个小时的占6.1%，在16个小时以上的占0.9%。调查对象的平均工作时间为12.5个小时。 [②]而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一项调查显示，7.5%农民工的月工资在600元以下，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 [③]。农民工在城市里高强度的工作，但其劳动的收入却大部分寄回了家乡。1994年《中国青年报》在全国8个省（甘肃、四川、新疆、江西、黑龙江、江苏、广东、山东）10地（流入地与流出地各5个）的调查，把农民工消费与支出做了分析。
身份 广东省
佛山市 江苏省
无锡市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 新疆乌鲁木齐市 广东省
惠川市
寄回家乡及其占总收入比例
物质消费（吃住）及其占总收入比例
娱乐消费及其占总收入比例
学习消费及其占总收入比例
人均年总收入 2137元
45%
1425元
30%
950元
20%
237.5元
5%
4750元 2000元以下
45%
2000元以下
45%
50元
1.3%
150元
3.4%
4403元 2100元
60%
1300元
37%
70元
2%
12元
0.3%
3500元 1151元
60%
875元
30%
29元
1%
29元
1%
2917.68元 2520元
70%
828元
23%
162元
4.5%
90元
2.5%
3600元
表1、1993年农民工在流入地收入与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青年报》，1994年3月8日第7版整理，转引自朱力：《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见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另外，据李强在北京的个案调查，只有24.7%的农民工没有往家里汇款，而75.3%的城市农民工往家里汇了钱。从汇款的比例看，将自己收入的40%以上汇给家乡的人占城市农民工总数的50%。 [④]
2、农民工的社会状态
农民工进城务工，或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或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离开家乡，在城市拼命地干，但社会对他们又是怎样的呢？他们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中呢？
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想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跟他干/兄弟们来把工地占/条件一个结工钱/周二熊嘻皮又笑脸：“好说！好说！到了夜里十二点，准时结工钱！”/到了夜里十二点/骗人的招数露了馅/先是来了三车“安全帽”/想挑起内讧在工友之间/后又来了“110”/他们连哄带骗带咋呼/说要把我们全部都收容/这时我感到有点犹豫和矛盾/再被收容该咋办？/幸亏有——身经百战的王老汉/他挺身而出把这骗局全揭穿/他带领大家高声喊：兄弟们！/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霞光万丈照天边/周老板乖乖结工钱！（《团结一心讨工钱》）
这首《团结一心讨工钱》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了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团结一心讨工钱的事件。即便农民工仅仅只有很低水平的工资，但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近年以来，尽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35.15%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18.87%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看来一些地方还有50%左右的农民工难以按月拿到应得的工资。 [⑤]在《团结一心讨工钱》这一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工友们都指望能领到自己的血汗钱回家和全家老小一起过年，可是“面善心黑”的老板却恶意拖欠工资，还制造骗局吓唬工友们。在现实中，能够象王老汉这样领着工友们“团结一心讨工钱”且最终顺利讨到工钱的事件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被哄被骗被咋呼而没有领到工钱。
如果说拖欠工资还仅仅是老板对工人的歧视，只是城市中少数人对农民工的歧视，那么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则就是城市大多数人对农民工的歧视。《生命之歌》则是这种社会歧视的写照和工友们对此的抗争。
（独白）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而我却失去了它。现在，我付出了如此昂贵的代价：生命！我感到悔恨，但是又充满了抑制不住的悲愤。如果我能为自己申辩，那么我想说：我不想死！生命是多么的宝贵呀！可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真没想到她会为一块蛋糕跳车，我也听到了这样的感叹“也太不把生命当回事了！”我也是人，人怎么会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丈夫说“我肯定是太害怕了，但又不服气”。我害怕什么？怕人的侮辱！我不服气什么？不服做人没有尊严。对于我来说：当车已驶出好几里以后，我不知道它要驶往何方？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但是我只想逃离这些人。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而我却失去了它。如果我能为自己申辩，那么我要喊：活得没有尊严，毋宁死！
（歌词）
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但不能没有尊严/大地从未沉默不语/只是没有听见她的声音/千百年来你的呼喊/在我心间从没改变/正义自由之声将永远/永远流传在这人世间。（《生命之歌》）
《生命之歌》讲述的是发生在农民工之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由于“身份歧视” 一个外来打工妹最终跳车自杀。对于进城农民工的情绪倾向这一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学者在对北京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提到了“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视”的问题，而且多数农民工都认为这一点是他们最不满和最难以忍受的，物质上的和生活上的艰苦倒在其次。 [⑥]不可否认，部分的进城农民工的素质确实相对较差，但也正是这些不怕脏不怕苦的工友们去干城市里的脏活累活，城市才能够有我们看得见的整洁和繁华，他们进城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梦，他们不比城市的人缺少奋斗精神，他们不求城市里的人能够主动接纳和感激他们，他们只希望能够在这一片他们创造的天空能够有尊严地时候，为了这种尊严，他们宁可以生命为代价。
3、农民工的内心状态
农民工离开家乡，离开家人，到陌生的城市来打工，没有亲人在身边，他们的内心状态是怎样的，工作之余，他们想念的又是些什么？
拍拍身上的疲惫/来喝碗他乡的酒/想想家乡的人。（《走南闯北》）
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离家的孩子何时能回来/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心爱的姑娘的身旁。（《想起那一年》）
这两首是歌手献给那些远离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为了生活为了理想而漂流奔波、奋斗不习的人们。离开了家人和亲人，总有剪不断的牵挂和思念。农民工也有感情，也有家，他们也是儿子、父亲和丈夫；她们也是女儿、母亲和妻子，他们也有自己牵挂的人，他们也被牵挂。
哎呀！北风吹的我心流泪/打工的日子真叫受罪/家里撇下尕个妹妹/一年里回不去个几回回。（《北风吹的我心流泪》）
这首《北风吹的我心流泪》是唱片中唯一一首清唱的歌曲，唱这首歌的歌手老家原本是河南，十八岁那年他边到青海打工，一“打”便是八年多，他在青海学会了当地的这首民歌。这首歌生动地反映了年轻的工友离家进城务工以后对家中恋人的思念，这也正是他在外打工能够承受任何艰辛的支撑动力。学术界的研究常常将农民工当作一种生产资料，当作物化的劳动力，殊不知，他们也有自己丰富的感情生活，而这也正是他们能够承受城市人难以承受的各种艰辛的原因。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就象兄弟和姐妹一样/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在这里成长！（《打工子弟之歌》）
这首《打工子弟之歌》反映了打工子弟这一特殊群体的内心状态，他们随着自己的父母一起进城，与城市的孩子同处一片天，但却处于不同的境域。由于受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工子女大多数被排斥在公办义务教育的大门之外。以北京为例，在北京大约有10万左右的随打工的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而城市的公办中小学一般不接受户口在外地的农民工子女上学。他们若要想上公办学校，需要比当地城市学生额外多交高额的赞助费和借读费，而这是普通的农民工群体所无法接受的。与城市儿童的公办学校相比，农民工子女所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办学条件、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⑦]。
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子弟入学教育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学者们通常是以局外人对这种不公平境域提出不满，但他们极少能够真正地体会农民工子弟的内心状况。虽然他们来自遥远的农村，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他们也“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他们来自四方，但他们却象兄弟和姐妹一样，他们不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发泄不满，他们坚信“我们在这里成长”，“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
4、农民工劳动价值的评价
在《天下打工是一家》的专辑中，体现对农民工群体劳动价值肯定的内容占了最大的比例，它们都体现了对农民工进城务工价值的评价。
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他们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却总是看不起你/你说究竟是谁养活了谁/他们总是弄不清/他们总是弄不清这个道理（《彪哥》）
彪哥与其他所有的工友都一样对“不劳而获的家伙”却反而看不起农民工的人非常的不满，彪哥和工友们的逻辑是“劳动者光荣”。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打工、打工、最光荣/嘿！打工、打工、最光荣/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打工最光荣》）
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凭着良心来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谁也别想欺负咱/咱们有咱们的尊严/（《打工号子》）
我们的队伍多浩荡/为了生存我们打工进了城/一天忙到晚不怕脏和累/只把这城市当作咱家的那亩田/虽然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要闯闯这世界/即使吃苦与受伤/这都属于我们自己的歌（《走南闯北》）
与学者们对农民工物化劳动力的研究不同，来自工友群体中的歌手更清楚地体会到农民工的内心；同与城市人对农民工鄙夷的评价不同，来自工友群体中的歌手更客观地评价着农民工劳动的价值——“打工最光荣”、“新时代的劳动者”、“新天地的开拓者”、“凭着良心来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农民工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对城市人“仇视” 、对城市没有感情，他们事实上将“这城市当作咱家的那亩田”，他们对于自己所创造的城市也有相当的感情，这里有他们奋斗的痕迹。
农民，从斯宾塞、涂尔干开始就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以“特殊性”为行动原则的群体，不善于与陌生人合作。这种思维的逻辑一直延续到目前的研究，但事实上进城来打工的农民们因为相同的命运，他们彼此合作，“手牵着手”，高唱“天下打工是一家”。
打工的兄弟们手牵着手/打工的路途不再有烦忧/雨打风吹都不怕/天下打工兄弟姐妹们是一家/打工的兄弟们手牵着手/打工的路途不再有烦忧/雨打风吹都不怕/天下打工兄弟姐妹们是一家！（《天下打工是一家》）
三、农民工服务中社工模式的反思与探讨
（一）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实施以后，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速地提高。与此同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便成为了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90年代初，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寻求替代性的就业提供了机会，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以解决家庭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与西方国家的劳动力迁徙不同，中国的这种劳动力的迁徙是周期性的，即农民是在其生命中的某一个周期进城务工，最终其回返回到农村，而且他们通常是家庭中部分成员如丈夫或妻子或子女外出��而其他的成员则在农村务农、守家。农民工进城务工通常是为了能够增加家庭的货币收入。因此，只要他们在工作之后能够顺利获得收益，即便在城市的生存生活状态再艰辛，对于梦想在农村家庭的他们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标准是还原到农村的农活及收益，而非城市的其它工作及收益。为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再差，待遇再低，他们都极少反抗。
（二）农民工服务的社工模式反思与探讨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是传统社会工作的三种基本模式，但这三种模式在农民工服务过程中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个案工作是专业人员运用相关的知识和技巧为案主个人或家庭提供物质或情感方面的支持与服务；它的目的在于帮助个人和家庭减低压力、解决问题，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福利状态。个案改造也许对城市居民和学校有较大的帮助，因为它通常是对极少数的群体和个人所存在的“失调”进行的帮助，但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中“失调”的人是个案工作者所无法完成的，因为在当前社会歧视（无论是行为上的歧视，如拖欠工资等，还是态度观念上的歧视）仍然广泛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群体的含义几乎涵盖了任何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仅是个案工作无法进行，就连小组工作也无法针对这一庞大的群体展开实质性的工作，而且由于农民工的自身群体的特殊性，他们也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配合社会工作者来展开个案和小组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一种基本方法，它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案主，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确保社区的问题与需求，动员社区资源，争取外力协助，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或预防社会问题，调节或改善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冲突，培养自助、互助及自决的精神，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发掘并培养社区的领导人才，以提高社区的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区的进步。 [⑧]社区社会工作可以同时容纳较多的个体，且其以一个区域作为工作单位，这对于习惯聚居的打工群体来说是较为适合的，这使得在农民工服务过程中可以有所借鉴，但农民工本身的强流动性，使得社区本身并不成为固定的聚居地。而且由于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中本身就是一个资源的匮乏体，其内部所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极为有限的。
反思传统的社会工作三种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主要是以“治疗”为基本方式，即当案主存在“失调”的情况下而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工作形式在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服务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行为模式则为农民工的服务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个体是以他人为“镜子”，从他人的言论、表情以及对自己的态度中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由此来帮助个体认识自己，并得出对自己的看法和感觉，进而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农民工感受到自己在城市里“没有尊严”，这事实上是他们与城市人完成了一个认知的互动，即城市人主观上给农民工贴上了一个标签，而农民工也对这个标签作出了认可。因此，不仅仅是城市人认为农民工素质差，就连农民工自己也认为如此，不能够挺起胸膛来做人，但做人起码的尊严又使得他们不甘于被人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内心极易受挫。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创作不仅将目光投向被人们所鄙视的农民工群体，而且对他们工作的价值给予了充分地肯定：“新时代的劳动者”“、新天地的开拓者”、“凭着良心来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这种艺术的表演不仅向城市人宣称“他们也是城市的创造者”，而且也使农民工群体通过自己唱歌不断地自我暗示，肯定自我价值，能够“挺起胸膛把活干”。
打工青年艺术团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与城市其它对农民工关心的群体合作，如北京相关院校系所、大学生社团、唱片公司等等。与他们的合作不仅仅能够为农民工群体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同时这种方式事实上也使得更多的城市人了解了农民工的真正生活，有助于城市人接纳和尊重农民工。正如《天下打工是一家》这张专辑的出版发行时，打工青年艺术团与唱片公司共同的诉求一样，以歌声以形式、以乐队为载体，争取社会对农民工的理解和关爱。“发这张唱片的目的，一是对我们两年多来创作歌曲的整理，因为有很多歌被工友们传唱，希望通过发唱片，能普及这些歌；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社会上关注‘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比如大学生、学生等，通过文艺的方式，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表现打工者心声的作品。”（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这张CD不仅代表着打工青年艺术团，在艺术团的背后，是发生在由成千上万的农民移民构成的新工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要您把听到的声音——艺术团放到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当中去，您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所起到的作用。”（唱片公司老板）
打工青年艺术团以文艺的方式服务于打工者，以文化教育为途径启发和教育打工者，这种模式虽然不能为单个的打工人带来物质的利益，但它给打工群体带来了精神上的寄托，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并积极地“挺起胸膛把活干”，它提供了社会为打工群体提供服务的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