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陈文胜离开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调到了湖南省社科院，这说明陈文胜不仅了解农民、农村、农业，敏感“三农”圈子的人和话语，还有研究三农问题的能力。最近两年，在“三农”圈子，出现了陈文胜这样的一批人，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坏就坏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走下去。不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就会有“问题”。今天的“三农”，完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发展了。有一批像陈文胜这样的一线工作者，参与到三农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来，也许会避免很多的错误。
　　 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时候，城市的朋友要求给村民修厕所。厕所修了，城市的朋友很高兴，觉得特有成就感——村民终于有厕所可以上了，不必提着裤子跑到地里方便了，这样也雅观多了，文明多了。城市的朋友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但村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了。譬如：好臭！好多的蛆，恶心死了；厕所里生长出了好多的蚊虫，上厕所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厕所的尿和粪便怎么送到山上的地里去呢？狗也不得不改变吃屎的本性了，狗的“粮食安全”也成了问题。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是村民不能废除这个厕所，因为，厕所代表了现代性、先进性、代表文明等等，废除了的话，村民会担心城市的朋友不高兴，再不给他们提供帮助了。
　　 再有一个故事：有美国朋友去一个本来男女社会性别很和谐的拉祜族乡去扶贫，但他们很早就听说中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传统，以为拉祜族地区重男轻女的问题更严重，于是设计了一个项目——将全乡小学毕业的女孩全部集中送到县上读书。这个项目感动过好多的人，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几年下来，不仅初中毕业的女孩子偷偷地跑到了相对发达的地区，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女孩也有跟着偷跑的。引申的问题就更多了，譬如：十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绝大多数当婚的男孩子找不到媳妇了；婚姻没有了，拉祜族以婚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和财产制度、权力结构都没有了根基；男人感觉不到尊严，喝酒、打架、不愿意劳动、乱性、不负责任、轻生厌世等等，原有的和谐秩序没有了；男人们不仅警惕和仇视每一个外来的人，也时时刻刻担心和防范再有女孩和妇女跑掉，传统的男女社会性别和谐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那些“偷跑”的女孩的父母和家人，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是自愿跑的还是被拐骗了，这些家庭不知要经历多少年的痛苦等待，才知道自己孩子的音信和命运，也许有很多的人会永远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上述的两个故事，说明好心办好事，也会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庆幸这几年的扶贫经历，让我受到了这些难得的教训。
　　 近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些进了城的人，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是农村人的救世主，用尽智慧，帮助政府制定了很多的与三农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可什么时候会觉得这些“政策和法规”会有问题呢？回过头来看过去，就有不少政策和法规，是为了保证工业化优先和城市化优先，就更难免不造成问题了。例如：有大学者说：土地承包要 50 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当然，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农民有权、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所以就出台了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的政策和《土地承包法》。大学者们肯定不会觉得这样好的政策和法律有什么问题，农民都会感激的。我发现，在贵州的好多贫困地区，有 25% 的人没有土地，靠佃进了城市的老师、干部、商人的地种，每亩要交纳 300 斤的租子，比解放前的地主收的租还高！这些地方， 25% 的人进城了，成为了干部、老师、商人，不是村民了，不是村集体的一员了，但他们是村里的地主，而村里的水系坏了，他们不参与修，村里要搞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大家分摊，他们不让搞，造成乡村社会越来越不和谐；有些交不起地主租子的人，不得不砍树开荒，在石头缝里刨食，导致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山清水秀的农村不再；更为严重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过去人造梯田及其水系受到破坏，结果是土地越来越贫瘠，农业生产力越来越低了。相信出现的上述问题，一定不是“大学者”的本意。
　　 说句实在的话，类似于《土地承包法》这样的法规和政策，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不知出台了多少，少说也有数十个。这些政策和法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带来了多少个新问题，这是值得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们认真思考的！
　　 也许，“精英”人的生活逻辑一般只是在城市的生活逻辑，“精英”人的理性往往也只是在城市生活的理性。如果“精英”人以自己生活的逻辑，去规范农村人的生活；以自己城市生活的理性，去规范农村人的理性。这也许就在无意识下埋下了三农问题的根源。
　　 尽管我不全部赞同陈文胜对三农学界的有些评说，也不全部认同他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观点，但陈文胜的声音是值得认真倾听的，因为他的声音中带有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气息；陈文胜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的思考，是站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客观反应。读陈文胜的书，也许能带给读者更多的反思。
　　
　　 2006 年 5 月 1 日 于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