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关于中国农村区域类型的想象
2007-11-06 作者： 贺雪峰
施坚雅以川西平原的调查为基础，提出理解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是基层市场体系而非村庄。施坚雅的著作在美国汉学界引发了一场革命，就是基层市场体系的范式消灭了村庄研究范式。直到20年后杜赞奇、黄宗智等人依靠日本满铁的调查资料撰写出关于华北村庄的研究著作，才又恢复了村庄研究范式的地位。而弗里德曼借二手资料研究华南的宗族，形成关于理解中国的宗族范式，在海外中国研究中也有很大影响。受海外汉学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影响，国内学界的农村研究，也多有对基层市场体系、村庄及宗族的讨论。
显然，不同的中国农村研究范式背后，并非仅仅是理论建构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理论所依据经验材料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和文化差异颇大的大国，不同地区的中国农村，会为我们提供相当不同的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启示。但正如盲人摸象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清楚界定理论建构所依据经验材料的出处，及不能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有一个整体的理解，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农村的实态，也无法建立一个有包容性和说服力的学术范式，来理解中国农村复杂的非均衡状况。
依据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划出以下五类特定的农村区域进行比较，即施坚雅所研究的川西平原的农村，黄宗智等人所研究的华北农村和长三角地区的农村，弗里德曼所关心的华南农村，我们常讨论的中部农村，典型如湖北荆门农村。
那么，如何比较呢？我想至少可以从六个方面展开，一是离中央权力的远近，二是开发时期，三是移民状况及与之相关的天灾人祸的影响，四是种植结构与水利条件，五是土地占有与使用形式，六是居住结构。当然，这六个方面并非同一层次，而是相互交错的，因为本文关心的重点是区域比较，也就不再在这六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上作更多讨论。
先看华北农村。华北农村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土质松软，容易开垦，交通也因为黄土不粘而较为便利。且华北一直是中国中央权力的主要所在地。形成近代华北农村区域特征的因素。有以下一些：近代以来，华北一直是中央权力所在地；华北因为一马平川，是历次改朝换代的重灾区，又是生态比较脆弱的尤其是容易遭到旱灾打击的地区，元末农民大起义，华北农村人口减损极其严重。目前华北农村的居民，主要系明初从山西等地的移民，因为华北农村早已开垦完毕，外来移民初来乍到，首先是要保证安全，他们会多家聚在一起，大多数时候又是多姓聚在一起，形成最初的居民点，并耕种周围广袤的土地。然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不同姓氏由居民点的中心向四周扩展，形成一个较大的村庄，直至所有耕地养活人口的极限。这时候再增加的人口，就不得不远离村庄，甚至要远离华北，至其他地方谋生。
外来移民的安全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匪，若干农户聚居在一起，可以防止小股土匪的抢劫。而一旦村庄有了一定规模，村庄就可以组织巡逻队来保卫自己的安全。二是防止水患，因为华北平原容易受涝，农户居住就要占用高地。
华北平原因此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村庄，但村庄往往是多姓聚居，而非单姓村庄，华北平原的干旱，使生活用水成为问题，因此聚居的村庄可能共用生活用水的水井。同时，华北相对干旱的气候和不粘的黄土，使农作可以通过手推车等设备来运送肥料和粮食，从而降低因为村庄过大造成的居住点距作业点过远所带来的运输困难。
华北又是中央权力所在地区，华北农村因此会受到强有力的正统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几个因素综合起来，就是华北农村往往有规模庞大、动辄数千人的村庄，村庄内多姓杂居。因为村庄规模较大，村庄具有组织起来自卫防匪的能力，地主在村就较为普遍。地主在村，且华北受儒家影响较深带来的村庄中的士绅阶级的存在，而在村庄内形成了以地主和士绅占统治地位的村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以首事制度来应对村庄基本的公共事务的要求。华北农村，宗族组织因为缺少单独发挥作用的地域基础，而发育不很充分，宗族组织缺少强大的经济实力（比如往往只有较少的族田），宗族主要起到最低限度的认同作用。
再来看华南地区的农村。华南地区多丘陵和山区，雨水较多，且土地的粘性很大，土地粘性大，就使交通成为问题，居住地离作业点不能过远。华南农村又是相对开发较晚的地区，是大约1000年前才由北方移民开始开发的。
我们可以设想从北方来的移民对华南农村的开发过程。相对来说，华南农村战乱较少，造成毁灭性灾难的旱灾较少，且因为多丘陵和山地，又多水多河流，就使自北方来的汉人依山傍水而居。与华北不同，在华南农村，因为可以依山傍水，防匪就多少有些依凭，农户居住就首先要考虑到离作业点的远近。因此，华南村庄规模一般不会很大，且从北方移民过来时，往往是同一姓的兄弟开垦部分土地，并依此聚族而居。由家到族。南方农村土地的开垦远较北方农村困难，因为南方农村土壤容易长杂草，且土质不如北方松软。一姓成长起来的家族村庄，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可以开垦的土地也都开垦出来，土地承载的人口极限到来，这个时候就会分出一支，迁到更难开垦的丘陵或山区建立新的居民点，并逐步成长成族。
与北方农村土地较易开垦，土地的边界相对清晰不同，南方农村尤其是山区，土地的边界往往不清晰，且种植水稻需要兴修水利，而水利往往又会因为溪水的分配而引发矛盾。总之，南方农村，聚族而居形成的宗族性村庄之间容易因为山林、水源、土地等发生冲突，土著与客家之间也容易发生冲突。宗族冲突加剧了联宗的紧迫性。
南方农村相对受理学影响较大，理学是中国哲学化程度最高的儒学，有较高的一元化色彩和宗教性价值。受理学的影响，南方农村相对来讲更讲求传宗接代和宗族意识。加之南方农村相对远离中央集权，累积下来，南方农村出现了诸多强宗大族。
结合起来，近代以来华南农村的特点往往是有众多单姓宗族村庄，宗族村庄往有较多的族田，且因为种水稻对小型水利设施的高要求和族际纠纷，而要求宗族具有强的协调公共品供给的能力。在华南农村，我们常见的是宗族性村庄，且因为联宗组织的发育，宗族性村庄往往被包括在更大的联宗组织之内。换句话说，在华南农村，宗族组织比村庄往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为华南农村相对远离中央政权，且华南农村的交通更加不方便，就使华南农村地方性规范更强。尤其重要的是，因为华南农村的交通不便及递次开发，就使方言得以形成（或保留），同一县域可能有数种互不听不懂的方言，这进一步强化了华南农村的地方意识和小传统。
再来看川西平原。川西平原因受都江堰之惠，而开发较早且生产能力颇高，因此而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川西平原的水利相对方便，又不存在洪涝之害，农户居住的主要考虑是防匪和农田作业方便。川西平原高的产出能力和良好的水利条件（既不涝又不旱），使农户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离作业点较近处居住，而川西粘土所造成的交通不便，更加强化了农户分散居住的动力。
农户分散居住最大的问题是难防土匪抢劫。但对于一般农户来讲，家里没有太多财产，也就不担心被抢，倒是中小地主分散居住的危险性就很高了。因此，中小地主将土地租给佃户耕种，自己则搬到城镇居住。因为川西平原土地的高产出率，有限的土地可以养活大量人口，因此，川西平原建立起密集的基层市场体系，进城居住的中小地主兼营工商业，进一步推动了基层市场体系的发育。
与基层市场体系相比，居住在作业点不远的农户分散在不同的院子里，每个院子规模都很少，院子更多只是作业单位而非生活、娱乐单位，院子里的农户通过基层市场体系来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地租，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有住房，且往往是将土地和住房一并租给佃户。佃户交不起租就得搬家。佃户因为频繁的搬家，而不能长期在一地居住，并因此难以形成地方意识。因此，在川西平原，基层市场体系切割并替代了村庄的作用，村庄在川西农村比在任何地区的农村都不重要。
再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农村。长江角地区与川西农村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水网纵横，二是平原，三是土地高产出能力，四是土质粘性大，交通不方便。与川西平原不同的是，长三角地区洪涝灾害是严重的问题，同时因为存在众多河流，水运十分方便。
长三角农村的以上特点，使得农户的居民点相对川西平原院子的规模要大得多（洪涝使居民选择高地居住，水运的方便又减少了运输困难）。同时，长三角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是为中央贡献粮棉最多的地区，长三角的富庶又与宋以来江南大量考上科举的士绅阶级的兴起相联系，最终，在长三角地区（江南地区），手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城市网密集建立起来，长三角地区因此形成有其特点的两田制：田面权归佃户永佃，从而使佃户可以祖祖辈辈在一地居住，并形成村庄意识，而田底权则属于城居地主，城居地主依靠助手（管家、帐房先生）与佃户打交道，因此，在长三角，乡下佃户与城居地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与阶级矛盾，而非如川西平原城乡一体，基层市场体系几乎是彻底切割和吞没了村庄。
再来看中部农村。所谓中部农村，我们且用来指那些开发时期较晚，村庄还没有经过一个成熟的成长阶段的农村地区，典型如荆湖平原（即洞庭湖平原）和东北三省。荆湖平原系明末修筑长江大堤后，才开始得到开发并“湖广熟、天下足”的。不过，荆湖平原的开发十分艰难，主要是种植水稻要与杂草争地，在湖泊纵横的荆湖地区，颇为不易，一直到清朝中期，荆湖地区还有众多湖泊沼泽有待开发，且人口稀少。居民除种庄稼以外，还以捕捞为生。
开发较晚，村庄以及宗族的成长都处于扩展时期，而未有成熟的形态，其结果就是，在这些新开发地区，相对较为宽松的人地关系，使村民更多依靠家庭的努力来向自然要资源。其结果就是中部地区普遍的原子化和较少的地方性规范。中部地区既缺少大规模的村庄，又缺少强有力的宗族。正是因为中部地区的这些特点，使中部地区最容易接受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各种政策和制度。
以上讨论很不完备且极其粗糙，不过依据以上的讨论，我们还是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小结，就是，因为中国地域广阔，地理、气候、种植结构、土壤性质、水利条件、移民特征和文化特质的不同，而使不同地区农村具有相当不同的特点。虽然从任何一个特定地区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研究成果都有助于增加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理解，但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加广泛的对不同区域农村的深入调查，要有区域比较意识，要有在包含了具体基础上的整体抽象。
显然，今天的中国农村研究距达到理解中国农村的整体，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