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农民工的经验研究*

潘泽泉

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农民工的经验研究.doc (63.00 KB)

摘要：通过考量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的运作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我们发现，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源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得社会关系网的排斥，这种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从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及其行动链是一种重要而且有效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网；排斥；生存困境

以往的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研究局限于在流动农民工群体之内来探讨社会关系网络的内在动力和意义（如血缘或地缘），或重视社会网络的工具性特征和类属（如利用血缘、地缘关系求职的研究），或对这种关系的具体而又全面的深度描述和归类（如强关系或弱关系），或对流动人口在建构关系策略中的具体行动策略的全面呈现（如拉关系等行为），对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开放性以及社会归因缺乏研究，对城市居民之间、流动农民工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缺乏研究，对流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存在逻辑、相互之间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动力和运作机制缺乏研究，忽视了网络变异性，忽视了个人的现代性特征，本文希望通过对传统流动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的检讨，从社会网排斥的研究视角出发，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理解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的社会网的封闭性、变异性和排斥性存在，阐述其存在逻辑、动力机制以及运作过程。

一、社会网排斥的内涵和研究视点：社会网络的排斥性现实

社会网排斥是社会排斥的一个重要层面。Percy-Smith指出，社会排斥是一个“关系”概念，意味着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地位上被排斥出其它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体现在：交往的人数、交往的对象、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分布、基于社会网络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或是否为当地的社会关系网所容纳。某种结构性过程通过建立种种障碍阻止特定的群体和其它群体形成对于充分实现人类潜能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Littlewood 和 Herkommer用“由疏离造成的排斥”来表述社会排斥的关系面向，认为这个面向包括人们由于受到社会接触、社会关系和群体身份的限定和限制而成为边缘性的和被打上耻辱烙印。Sen则进一步指出，排斥出社会关系亦会导致其它剥夺，由此会进一步限制人们的生活机会，被排斥在社会网络和文化团体之外的人将在社会、心理、政治、甚至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这将使人变得贫穷或长期不能摆脱贫穷^[1]。社会网排斥体现在区域性的关系隔离、有空间的人际网络的隔离等层面，对传统社会资源的挖掘和依赖。传统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源网络为什么在现代城市中仍然能够生存并蓬勃发展，金耀基认为，民工并未完成社会心理的现代转型，因此坚持乡土心理认同，进而依赖传统的社会资源网络^[2]，陆绯云则将这种依赖归因于传统关系网络提供人际信任或者提升安全感的社会功能^[3]。   

从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及其行动链是一种重要而且有效的研究范式。在流动人口的早期，学者和政府担心，流动人口离开了文化上同质性的、“生于斯，养于斯”的乡村，迁往方言混杂的城市和工业化地区的大潮流中，他们是否抛弃了故乡的规范性导向之后，会在“大众社会”中发生隔绝和解组，是否真的陷于冷漠的绝望境地。事实上，这种担心忽视了流动人口的生存能力和行动策略，流动人口不仅在新的城市环境内部形成了紧密的社会支持性联系，建立了以新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边界，而且他们同祖先的乡村故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流动人口与其说在都市化、工业化、技术变迁下变得畏缩不前，毋宁说他们陷入了跨越村落、居住地和工作地点界限的复杂的支持性网络之中。

李培林指出农民进城流动依靠的主要是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这是一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主要地依赖了其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流动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活场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影响这一边界的主要函数是社会身分而不是社会职业。流动民工在社会位置的变动中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并非一种传统的“农民习惯”，而是一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化结构的安排^[4]。渠敬东则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切入这一群体的互动关系及其结成的社会纽带，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外来人口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他们的行为方式、意义脉络和价值取向。作者指出指出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和融入城市生活有两个基本阶段，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为主的“生存阶段”和以强关系为主、利用了异质成分和制度性因素的弱关系且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外来人口本身，以及他们的社会网络乃至社区，都是社会网络及其运动的效果^[5]。

从以往对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网的研究理论框架和经验事实可以发现, 以往的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研究局限于在流动农民工群体之内来探讨社会关系网络的内在动力和意义、社会网络的工具性特征和类属，或对流动人口在建构关系策略中的具体行动策略的说明（如拉关系等行为），这种传统的研究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表现为：

1、以往的研究对于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排斥性特点以及社会归因缺乏研究。体现为这种网络在不同的居民身份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相互排斥或封闭性的特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科尔曼认为,社会网络的封闭性是指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之间相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着广泛的两两之间的义务与期望关系,每个行动者控制着蕴涵他人利益的事件,并可利用这类资源向对方施加影响。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增加了系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减少了内部行动者对网络外部行动者的依赖性及资源的可替代程度,从而为有效规范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尽管科尔曼在谈到社会资本的产生时强调了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但科尔曼却忽视了封闭性在使社会网络内部的个体之间相互依赖、联合行动的同时,也对外部人采取了一种排斥态度^[6]。

2、以往的研究缺乏对流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存在逻辑中的相互之间的开放性或排斥性的外在动力机制和运作逻辑进行研究，即为什么出现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建构？其建构的动力和运作逻辑是什么？可以说，这种行为策略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空间，在不确定性、现代性隐忧、个体化历程中的一种特有自我延存的策略性行为，是在遭受制度性、市场以及社会网络的社会排斥与隔离的悲惨化处境过程中的一种生存策略，有着其独立的动力机制和运作逻辑。

3、以往对流动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传统分析重视社会网络的工具性特征和类属，而忽视了网络变异性，缺乏把社会网络的社会建构和运作过程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来理解。即回答流动农民工这种网络策略背后的重大的社会事件不应该被忽视，如流动农民工来到城市，是在全球化扩张、现代化战略以及乡土中国走向解构的重大社会背景之下的。流动人口由农村走进城市，体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流动人口向传统社会的生活秩序提出了挑战，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进入城市，但流动人口并有真正改变自己的传统身份，只要中国社会依然没有由完成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流动人口也就不可能完成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这也就决定了流动人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不在场”。

作者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关注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的运作逻辑的社会学分析，就能理解为什么流动农民工会在城市空间中只能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而不能与城市居民建立一种新的地缘关系或基于职业上的业缘关系，真正融入城市居民社区，而只是成为城市的一块飞地。社会不平等可能也存在于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之中，服务于某些团体的惯例和网络可能会阻碍其他人，特别是如果这些惯例是歧视性的或者这些网络造成了社会的隔离或排斥。

二、现实与话语逻辑：社会网排斥的社会生成与惯性运作

既然我们可以从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和排斥性层面重新理解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解决：流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性的外在动力机制和运作逻辑是什么？在流动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中，对流动农民工的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这种差异性或排斥性的社会关系是通过空间关系、特别是通过把差异性置于某个地点或时空来体现和体验的，又是通过把有关空间的法规、计划、地图和表征置于社会差异的识别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根源也在于一种资源的垄断和个人偏好，在于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 

首先，社会关系网的排斥性源于一种空间策略。表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土地私有化或住宅化和保证本体性安全或同一性的需要，通过区域封闭方式，城市将平民限制在一些居住区域内，从而使他们变得“不可见”，满足一种本体性安全的需要；这种排斥也源自于城市支配性的利益和城市发展的逻辑，城市精英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联合与流动农民工之间的区隔化和解体同时出现，那些占据中心的人确立了自身对资源的控制权，维持自身与那些处于边缘区域的人的分化，已经确立自身地位的人或者说局内人（established）可以采取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封闭，借以维持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其他人实际上被看作低下的人或者局外人（outstander），精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空间，构成了象征隔绝的社区，对资源的控制和垄断资源变成了一种空间策略，排斥在空间那之外就意味着对流动农民工作为平等公民的拒绝，他们不得享有城市居民所有的一切资源的配制，从某些好的工作岗位到社会福利再到社会救济；社会网排斥的情形包括位居不同地方的区位以及只开放给精英的空间之安全控制，从文化的顶峰及其文化中心起始，组织了一系列象征性社会空间层级，而在一个隔离空间的层级性转移过程里，底层的管理者可以构成次级的空间社区，也将他们与其他人隔绝开来，以便模仿权力的象征并挪用这些象征，而这一切共同营造了社会空间的片段化。这种空间的封闭性的社会功能表现为：空间的封闭性及其在时间空间上与周围场所进行的活动之间明确的分野，也都防止了外部空间对城市空间的威胁；城市中的同一性和本土性安全方面不致于受到威胁；中心与边缘的区别经常与时间上的持久性联系在一起。

其次，社会关系网的排斥性源于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埃利亚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典型的“污名化”现象，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到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7]，污名化体现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化，成为该群体特征对应的一种“指称物”，也可以说给对方贴上标签的行为，如指责流动农民工小农意识、说话粗鲁、手脚不干净、随地大小便、看黄色光盘、肮脏、偷盗等，就如鲍曼所言，“与穷人、每况愈下的流动的工人阶级、边缘的个体群体的居住地联系在一起的强烈的地区性特征，这些居住地被认为是‘垃圾倾泻场’^[8]”，这种污名化的过程的同时也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排斥性壁垒形成的过程，加剧城市人口的分隔性，“城市人口分隔的过程又形成了城市各区域的道德差距，使城市分裂成许多小世界，这些小世界互相毗连，但却不互相渗透，……，这使得城市带有一种浅表、冒险的性质，它使得社会关系复杂化，并产生新的、彼此相差很大的人格类型，…，每个人在城市环境中都会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道德气候（moral climate），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9]。”  “在大城市中，凡是寻求同一种方式的兴奋生活的人，总是常常聚集在一个地方，结果这些具有相同嗜好和性情的人，就会把人口分成种种道德区域^[10]。”这样，“居住在原地的其他人则对后来到他们土地上的外来者产生憎恶……保护自己的空间不被陌生人侵入，……居民地变成封闭的或狭隘的共同体^[11]。”

来自社区的消极评价或污名化过程，即城市流动人口带来了城市的动荡与混乱，占用了城市中有限的公共资源，使得城市缺乏安全感，这又使得城市流动人口不为城市所接纳，既受到当地人的歧视，也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欺负，从而为主流社会所区隔，具有游离特征，就更不用说参加流入地社区的交际活动，这样，他们便缺乏明确的社会归宿取向^[12]，在社会结构中缺乏明确定位，未来归属不明产生社区的认同危机和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同时，城市流动人口与政府和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政府和城市管理组织往往代表城市合法居民的利益，因为他们本身是作为城市代言人而被城市选举出来的，城市流动人口没有权利参与他们的政策制定，这直接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城市流动人口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恶化，城市流动人口感受到被歧视与被欺负，缺乏对组织与管理的认同，进一步意识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产生边缘化的感觉。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经常听到人们对流动农民工的评价：

“流动人口的行为短期化，管理难度大，犯案率高”，成为一个‘法外世界’。”在流动农民工的居住区，“到处都是污水、遍地都是垃圾、毒品泛滥、偷盗横行、抢劫猖獗，假冒伪劣产品到处都是。”“是城市典型的脏、乱、差地区。”“我很经过这些地方，我宁愿绕道，尽量避免走这条路，哪里臭气熏天、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不安全。”“这里的农民工整天无所事事，经常聚在一起赌博，喝酒闹事，整天抄得我们睡不了觉。我已经在外面买了房，在装修，过段时间就搬出去。”“治安太差了，有一次我刚买的一双皮鞋，一觉醒来，就没了。”“以前老动刀动棍，现在好些，但打架的还是常有，为一些小事就打了起来。”“这里得流动农民工和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和他们住在一起，很不安全。”

这是一种城市“公众”“固化”的意识和记忆，是在传媒、公众的社会认知推波助澜的“污名化”的过程，这就是那些超高密度流动人口聚居空间中不断演绎出来的种种真实与非真实的叙事逻辑，由于”污名化“等原因，城市居民不愿意去包容甚至接近流动农民工群体，怕而远之成为常见的心态，人们容易认为凡是流动农民工都是不道德的人，因而对农民工采取道德谴责的姿态。

接着，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同样源于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因此，社会关系排斥首先体现在一种对流动农民工获取社会资源排斥性壁垒的生成。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之一，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13]。罗纳德·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最后的决定者^[14]。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并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5]。亚历山德罗·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指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16]。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17]。边燕杰界定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涉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18]”。这里的社会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个体与所属的组织关系，即由“社会成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指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学研究重视社会网络以及个人由社会网络汲取社会资源的过程。

社会资本是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而获益的社会关系，其核心是可以快速扩张“关系”的“信任”，具体表现形式是亲缘关系、朋友、同学、同乡、邻居、某一特殊小团体、党派的成员资格等。这些关系都是基于个人之间的紧密性关系，一般具有排他性。社会资本基本的特点就是行动主体对社会资本持有回报预期。把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体现在紧密的、排他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标志，也体现在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系的排斥性壁垒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流动农民工难以在城市种获取城市居民所拥有的那种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甚至资格，包括组织资源的获得（如作为组织成员关系所获得的资源）、个人动用稀缺资源的能力（如制度内生性的资源配制）、作为身份性标志的资源获取等。

最后，社会关系排斥体现在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塔尔德在《模仿法则》中首次使用��会距离，表征阶级差异，社会距离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客观差异。帕克把社会距离变成了一个主观性的概念，强调心理上的区别和隔离状态。社会距离“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由于这种状态使得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区别和隔离^[19]”。而最终使社会距离这一概念成为社会学中普遍适用概念的则是博卡德斯，博卡德斯将社会距离从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测量刻度，通过考察行动主体是否愿意与其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交往，来测量社会成员对于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之间距离的感觉，社会距离存在于行动者心理空间中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拉美尔对博卡德斯社会距离的心理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距离应当回归塔尔德时代的客观性，认为“社会距离是最形式化也是最普遍化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则是社会交往过程的结果；社会距离因此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发生关联时所产生的情境”，“社会距离是一个包含了多层含义的术语,这些含义包括人与人之间各方面的社会差别和相似点，以及在社会空间上的社会位置^[20]。” 

在中山实地调查中，一位来自江西赣州张小姐说：

“我是从江西赣州来的，在这里已经5年了，在家里，邻里之间来往非常多，有啥事大家都会互相帮助，比如家里砌房子、过生日、举行婚礼什么的，大家都是随叫随到，绝对不会含糊，而在广州这样的城市，大家都好像生死不相往来，人与人之间比较虚伪，有用你的时候就讨好你，不用你的时候就懒得搭理你，有的好像什么事儿也不会求你，你也不要去求任何人，邻里之间来往非常少，左邻右舍的也互不搭界，铁门紧锁，平时很少走动，没有什么人情味，在菜场买菜，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罗嗦半天，城里人总会认为我们外来人文化素质低，不讲卫生，手脚不干不净，其实，我们不是不讲卫生，只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很差，工作一天下来，身上不脏才怪，哪像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没有任何污染，其实我们外地人对本地人也会敬而远之，很少很他们说话，也不愿意。”

在东莞长安镇实地调查中，一位来自湖南郴州刘女士说： 

“广东虽然是一个好地方，但却不是我们这些农民工说能长期呆的地方，城里人总是好像是高人一等似的，可以说上至领导下至街头扫地的，对我们这些外地人，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更加瞧不起，他们认为乡下人无知，读书少，态度也十分恶劣，言语里总透出不屑和藐视的样子，很让人反感，我实在很难忍受这种鄙视的态度，其实我们和他们不是一样吗？我们也是凭自己的劳动吃饭，自己养活自己，城里又不是他们的。他们没有理由瞧不起我们，我看这些城里人，特别懒，说得多干的少，所以，我不敢也不愿意和城里人交往，自己找气受，去自找没趣。当然，现在我们只能忍忍，等攒足够钱，我就准备回家去，再也不会出来受气。”

郭星华、储卉娟运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2年所做关于“海淀区流动人口生活方式研究”的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并以此与城市生活产生隔离……对城市居民生活的向往程度，新一代民工表现出更加冷淡的倾向。当被问及是否经常与城市居民一起娱乐、日常交往、共同居住以及谈恋爱时，与上一代民工相比，新一代的肯定性回答比例都有所下降。……新一代民工在这些交往上的冷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明他们对于城市居民生活主动介入程度的减弱。……新一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要大于上一代，而不是像某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缩小。与上一代民工相比，新一代民工更加不愿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他们中更多的人拒绝与城市居民共同分享私人空间(娱乐或者居住)与情感交流(比如谈恋爱)，对于城市居民对自身的排斥有更强烈的感触和预期,对城市居民抱有更多的偏见,并且形成了对于城市居民疏远隔膜的整体印象^[21]。

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受到隔离，居住在企业的围墙或被半遗弃的老城区或城市边缘区，这些村落在陌生人的现代社会中搭建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为村落内部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谋生路子，能够实现社区认同的共同体情感。

三、社会网排斥之后：一种发展的困境

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城市正式居民的主观意愿，被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排斥现象破灭之后，城市流动人口的内心产生出对城市社会的反感和排斥，他们很少与城里人交往，担心被城里人看不起，觉得与相同身份、相同境遇的人在一起才是安全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较为封闭的生活圈子，即形成狭小的社会交往的社群组织以及较为封闭的心理结构，这就加剧了一种社会关系的排斥性生成，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网络的排斥性特点会给流动农民工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困境？

首先形成是一种孤立化的、相互隔离的、封闭性的群体存在，形成孤岛经济效应，陷入一种严重的发展困境。由于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遭受社会排斥，存在一种排斥性壁垒，流动农民工失业者参与的社会活动多以局限于老乡或建立在传统的那种血缘或地缘关系，交往的圈子亦多是与自己相似的流动农民工，参与的活动多以老乡之间的可接触“生活半径”为主，大都集中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且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愿性的隔离区”或自我交往的封闭群体。这样，流动农民工就好像生活在一个不受保护的孤岛上，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产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信息贫乏、信息的贫乏和分化、与主流社会脱节，由于缺少金钱，流动农民工缺少参加社交活动；由于耻辱感，流动农民工较少与有工作的人来往、被技术和信息社会所抛弃，处于一种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由于流动农民工作为穷人在城市的集中，且与主流社会脱离，使得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陷入发展的困境。

在中山小榄镇实地调查中，一位来自建筑工地的张姓流动农民工说：

“我们这里住的都是流动农民工，平时交往的对象主要是聚在这里的流动农民工，平时交往的主要是在这里的老乡，平常工作很忙，老乡之间也很难聚在一起，只是在有时实在无聊，在晚上和几个同乡、同村的人一起逛街，但是这种机会很少。和本地人基本上没有任何交往，不存在与邻居和居委会的联系，和城里人相比，自己的文化低，穿着又很寒酸，和城里人交朋友是不可能的，本地人一般都住在那些比较高档一点的社区里，有铁门，我们不可能进入，即使住在一个社区，也都通过围墙和我们隔离开来，和我们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和当地人也很少交往。”

在东莞市长安镇实地调查中，一位来自一家外资企业肖姓农民工这样告诉我们：

“和本地人没有任何交往，本地人瞧不起我们，而且对我们很霸道，坐公交车，你如果碰一下外地人，说声对不起就没有事了，要是碰见本地人（东莞人），就没有那么简单，上次我们有个老乡，不留神睬到了一个当地人的脚上，那个人张口大骂，骂我们是乡下人，大家都看着我们，我当时真想找个洞钻下去，那个老乡不停的说对不起，还是不行。最让人生气的就是，你给城里人干活，他们还瞧不起你，他们瞧不起我们这些乡下来的出苦力的，有一年夏天，我给一家人从一楼搬家具倒六楼，家具太多，我背了好几趟，背得我眼前发黑。眼睛发花，我担心自己回中暑，就跟女主人讨水喝，当时可能女主人家里没有一次性杯子，她忧郁了很久，就用玻璃杯给我喝水，我只用了一下她那玻璃杯，喝完我就放在桌子上，没有想到，就在我出门时，发现她把这个杯子扔进了垃圾袋。我穷，可是我没有病呀，干嘛这样，消消毒不就行了吗？”

这个隔离区或狭小的生活圈子与主流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很少，处于一种弱联系的状况，带来的后果就是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世界，与外界联系困难的加剧，这种现象带来的是该空间的信息的城市分化和贫乏。威尔森在其贫穷集中理论中指出，由于有工作的中产阶层的迁出，使得集中在旧城区的大量失业者和穷人缺少与就业者的联系。这样，失业者或穷人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与主流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减少，尤其是缺乏就业的信息和机会，导致弱劳动力联系，进一步恶化了失业者或穷人再就业的可能性。莫瑞斯和加利称这种现象为社会分割或社会网络分割，威尔森称之为社会孤立。由于失业者和穷人的集中，且与主流社会脱离，使得整个地方社区也逐步衰败，形成社会空间排斥，而这种空间排斥反过来又影响个人层面上的社会排斥。比如，居住于被排斥社区中的个人，无论他们的个人特征如何，都会遭受“地方歧视”。斯尼兹和罗森伯格对美国布鲁克林的红地角街区(贫民区)的研究发现，由于歧视以及缺乏联系，即便是当地的私人企业主也不会雇佣这个街���的居民^[22]。流动农民工同样也是处于这种困境，由于流动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边缘区、老城区的集中，且与城市主流社会脱离，使得自己的生活半径局限在自己的、具有同质性的空间中，形成空间排斥。而这种空间排斥反过来又影响了个人层面上的社会排斥，而且，由于社会分割或社会孤立的原因，流动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获得的有效社会支持不多，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的机会比较少，所获得的信息也就只是局限在寄寓在同一个空间的老乡圈子里，具有信息的同质性，且信息质量不高，只能获得过剩的工作信息和市场，不利于职业的流动，而且在地位获得中，难以联结不同的等级地位层次，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累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的向上流动。

其次，流动农民工同样也难以在流动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建立一种类似于传统的那种互惠的、相互信任的、具有承担风险和困难的的保护性功能的关系，他们来到城市，损失掉了传统的亲友网络关系和危难共济关系，失去了原有的个人归宿感、认同感，从而陷入了发展困境。不像以往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是个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帕克曾芝加哥城市对移民集居区和隔绝地区有过一段阐释性说明，“所谓贫民窟中的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与世隔绝，以及隔离地区中的人口的孤立状态，都会继续保持，……由同一种族或同以职业的人口集居而形成的隔离地区中，共同的种族意识或共同的阶级利益会把邻里情感熔炼得十分紧密。”但流动人口却不然，在流动人口所寄寓空间中，由于人口流动比较频繁，人口分布的差异性比较大，加上职业不稳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基本生成机理，而且这些地区往往还是城市中的“恶习地区（Vice district）”，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聚集地带，缺乏一种基本的本体性安全和归属感，在流动人口寄寓的空间中，邻里之间也存在很明显的差异，在这里，不但经历了从城市发展整体中被隔离，而且还继续被再次分隔，有来自不同地域的流动人口之间的互相隔离，有不同职业类别之间的隔离，还有不同血缘、地缘类属上的人为的隔离，形成一些新的封闭隔离区，形成一些道德秩序日益解体的空间。

在实地调查中，流动农民工是这样说的：

“虽然这里都是打工的，但这里的四川人，很团结，他们打架很狠，我们不敢与他们打交道。”“我们这里经常有人流出，经常出现一些新的面孔，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交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短促和肤浅，最多只是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接触关系。”“我在这里，很孤独，没有人听我说话，记得刚来，我没有找到工作，可是没有人愿意帮忙，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这里我没有老乡，当初来这里只是因为这里的房租便宜，离工厂很近。”“我每个晚上都要加班，10点多种才回家，又没有休息日，所以和邻居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偶尔碰见了，只是点点头。”“虽然这里住的都是流动农民工，但我认为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不重人情，人际关系以利益和金钱为重，有点受不了，邻居之间很少往来，这样下去，人都会疯掉。”“这里的人互相孤立、分割，不相往来。”“对于这里的空间环境，比以前差点，一直有一种漂泊感，没有一种归属感，这里的邻居来自五湖四海，邻居一般从事经商，做小生意，楼上的人以打工为主，从事建筑业，小包头，来这里租房子住的都还是混得不错的，很多都是企业里面，一个月有几千元收入。在这里，你不能相信别人，最多只有比较信任的几个老乡，邻居之间素不相识，都互相提防，流动比较大，互相信任度都不高。”

这里的流动农民工，在乡村是基于一种家族纽带和地方情感的邻里社会组织，进入城市后的空间，虽然具有乡土社会的某些相似性，但源于乡土社区的那种功能实质已经解构，最多只能是一个乡土社会的“仿制品”；而且在这里，并没有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建立一种基于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新的社区组织，人与人最多只是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接触关系，根本不可能建立一种亲密的、稳定的人际关系，人们对地方的依恋情感被破坏，乡村秩序中本有的抑制作用和道德训诫被削弱，带来城市流动人口环境中各个分割的、隔绝的群体中的道德变化和歧异，不良习惯和犯罪现象的增多就是必然的。

城市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是他们不认同体制给他们设定的农民身份，他们大多不满足于被当做是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已做好在城市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打算，并希望被城市接纳，早日融入到主流社会，成为城市的正式居民。但来自城市空间的策略和污名化的叙事和和话语系统，来自社区的消极评价，即城市流动人口带来了城市的动荡与混乱，占用了城市中有限的公共资源，使得城市缺乏安全感，这又使得城市流动人口不为城市所接纳，既受到当地人的歧视，也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欺负^[23]，排斥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之外，从而为主流社会所区隔，具有游离特征，就更不用说参加流入地社区的交际活动，这样，他们便缺乏明确的社会归宿取向，在社会结构中缺乏明确定位，未来归属不明产生社区的认同危机和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

最后，更加严重的是，市民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排斥和不友好态度映射在农民工的思想中，转换成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甚至怨恨，进而转化为农民工与市民在生活交往中的互不谅解、互不认同甚至到发生剑拔弩张的冲突的地步，这种冲突的加剧，进一步恶化了流动农民工的处境，陷入一种发展的困境。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农民工亚文化，即犯罪的孽生、对现实社会的反感、不满及敌对情绪、背离城市所推崇的社会道德、欺诈、行骗、及时行乐的个人主义，具体表现为严重的放荡不羁、松弛的道德观念、流氓行为、诈骗行为、打劫行乞行为，也有沦为娼妓和窃贼等。这种现象在进城农民工的新生代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也就意味着存在着一种跨代性的罪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集体罪恶”，即存在着罪恶、耻辱和伤痕的迁移现象，那么第二代及第三代人也许有责任为我们父辈的罪恶或遭受的伤害负责，暴力周而复始的危险就存在于这种伤痕的跨代迁移。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进城农民工群体意识的不断发育，可能导致进城农民工与市民两大群体的群体性对立与暴力冲突。同时，城市流动人口与政府和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政府和城市管理组织往往代表城市合法居民的利益，因为他们本身是作为城市代言人而被城市选举出来的，城市流动人口没有权利参与他们的政策制定，这直接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城市流动人口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恶化，城市流动人口感受到被歧视与被欺负，缺乏对组织与管理的认同，进一步意识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产生边缘化的感觉，一旦产生对社会的认同危机，就会产生对权力资本集团和权力资本经济充满对立与敌意，这种敌意的积累是异常危险的。

总之，基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关系网络的社会排斥、一种自愿性隔离的策略、群体内部的那种缺乏信任和互惠的防卫性的浅表关系以及不断加剧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冲突，导致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形成是一种孤立化的、相互隔离的、封闭性的群体存在，也难以在流动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建立一种类似于传统的那种互惠的、相互信任的、具有承担风险和困难的的保护性功能的关系，他们来到城市，损失掉了传统的亲友网络关系和危难共济关系，失去了原有的个人归宿感、认同感，加上，市民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排斥和不友好态度所诱发的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甚至怨恨，进而转化为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社会冲突，这种境况，使得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一种发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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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