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给我们的三个启迪

丁元竹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70年前，费孝通教授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深入的实地研究，并在两年后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这一被国际上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奠定了他在人类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江村经济》也成为当代学者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虽然时间已经跨越半个世纪又二十年，今日重读《江村经济》，品味20世纪初期先辈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的调查和思考，对探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备感启迪，思源致远。

启迪之一　应当用农业来促进工业，以工业来维护农业

重读《江村经济》，回顾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民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种种艰难探索，深感中国农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农村建设的艰巨性。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单独成篇，全面阐述，成为“十一五”规划的鲜明特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考虑了农村生产发展，也考虑了农民生活、乡村文明、村容建设、基层民主等，是一个农村全面发展的规划。而且，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城”和“乡”一并考虑，缺一不可。科学发展观在这里得到了全面体现。

农村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症结。70年来，这个症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基本内核似乎变化不大，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农民现状一直是核心问题。费孝通教授在《江村经济》的最后结论中对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总结道:“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针对这个判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在后来的探索中，他更加从发展农村副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城乡一体化寻求解决之道。

费孝通教授对于农村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学术领域的反映，特别是对当时乡村建设经验的反映，尤其是对他的姐姐费达生开展乡村建设经验的总结。费达生长费孝通7岁，早年从苏州女子蚕校毕业，1920年赴日本学习缫丝，1923年回国，指导和帮助当地蚕农用新法养蚕缫丝。1929年，在开弦弓村成立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时为国内外各界所瞩目。1936年夏天，费孝通在其姐的丝厂进行实地研究。秋天，他赴英伦留学，在英伦期间，他整理这次调查的笔记，并不断与姐姐沟通，进一步明确了在调查中不能确定的问题。从此，费孝通在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息地跋涉直到去世。

费孝通教授于1938年学成回国，就职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在当地继续开展他的农村研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完成了《禄村农田》的调查。不管是在江村还是在禄村，费孝通教授总是把乡村的发展与城市联系起来，认为农村的发展，不能离开城市。可见，城乡关系问题在20世纪前期已经是中国农村发展关注点之一。

基于城乡关系的分析，费老把视角拓展到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上。1943年，在准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战后经济座谈会上，他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城乡协调发展的建议:“我主张今后的政策不但要使乡村和都市的发展不相冲突，而且应当用农业来促进工业和以工业来维护农业。”这样，在整个20世纪初期，基于实地研究和调查，费孝通及其他先辈对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对于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路径，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提出了基本的对策。这些判断和对策在我们现在看来依然具有鲜活的价值。

启迪之二　“三农”问题依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有了快速发展，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和大部分农民的小康问题。但是，农村问题依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农民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是城乡差距仍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并没有很好地享受改革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民工问题，依然是我们目前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尚不完善的城市化政策，使他们缺乏接近基本公共服务和完全融入城市社区的机会。今后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在农村强大推力和城市强大拉力下，大量农村人口别无选择地迁移到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由于体制分割，迁移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纳入城市体制还有一段路要走，过去的二元分割造成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新的分割还将造成新的问题，社会不平等，甚至不平等程度加剧在一个时期内是存在的。大量迁移人口进入城市，基本的公共服务供应不足，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既不符合公平与公正原则，还将会产生若干严重社会问题。在人口规模继续扩大，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的背景下，处在这个阶段的工业化特征是，重化工业不能大量吸纳就业，城市建设不断进行，但不能从根本上安置迁移人口。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15－30年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挑战之一。针对这些问题，必须综合考虑农村发展，富裕劳动力迁移和就业，实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改良运动。其主要的倡导者、参与者是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展乡村建设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民国政府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资金支持。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则不同，经过5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初步达到小康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奠定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乡村建设运动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是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放在农村。

启迪之三　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必须跨越式发展

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打下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农村问题放在整个民族在21世纪将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上看，我们面临的挑战仍是严峻的，甚至不亚于上个世纪。2005年9月，我访问美国，在华盛顿参观了美国历史博物馆，参观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城市化历史进程，当我看到1900年美国城市化程度为40％时，我为之一惊，因为当时我在做中国可持续城市化战略研究，2004年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也在40％左右。从1900年至2004年，美国走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用一百多年。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我国现代化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我国将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的现代化，最关键还在于农村现代化，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农村现代化实现之日，也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是否能够在本世纪剩余的94年里，走完美国用了一个世纪走过的道路？如果进行一些历史比较，我们应当有信心，因为历史上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国家的确不少，英国在19世纪通过工业革命和改革，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强国，美国通过新技术革命等实现了跨越发展，成为20世纪的世界强国。我国要在本世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除非实现跨越发展，别无选择。

我国实现这种跨越发展面临的国内挑战和国际环境已经根本改变，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都不是英国和美国在几个或一个世纪前所面对的。要实现这种跳跃，中国不仅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要把这些转移的劳动力培养成现代产业工人，在劳动技能和知识掌握上也要实现跨越。仅就此一项，我们不难看到我们所面临任务的艰巨性。说白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农村现代化，要求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即通过实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在未来的94年中，实现发达国家需要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的目标。说到底，我们需要创新技术，而支撑这些技术的是人才。这些人才不仅是部分科学家、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而且还包括大量掌握先进技术和技能的劳动力，包括由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

新农村建设仅仅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第一步。中国农村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农民收入提高、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统筹问题，更是一个农民和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文化水平、劳动技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要使7亿多农民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成为有现代技术和技能的产业工人，实现从农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中国农村现代化面临的任务不是一般的艰巨。正如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看到的，“乡村工业是可以有前途的”，“除非乡村工业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变了质，它才能存在，才能立足在战后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现在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不从这个目标考虑问题，我们就不能实现中国的农村现代化。

从《江村经济》到现在，70余年，弹指一挥间，未来94年，也是如此。在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空前艰巨，但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却十分有限。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