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的新趋向

田毅鹏

内容提要：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鼎盛于战后，到20世纪末叶，以世纪交替、人类文明走向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为背景，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在比较研究参照系选择、比较研究路向、时段选择、研究单位选择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值得认真分析的新的研究趋向。本文试图对这些新趋向加以概括总结，评价其学术贡献及研究缺憾，并对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未来的发展走向做出前瞻性预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以世纪交替、人类文明走向全球化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为背景，战后以来勃兴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而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尤其成为其中的热点。除了中国学者外，欧美和日本的一些研究者也对此课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密切关注，使之迅速演化为一个国际性学术话题。一些研究者大胆打破传统研究模式的束缚，从新的研究视角出发，陆续推出了一些份量厚重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宏大的研究视野和新的比较研究价值取向，使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发展趋向。

一、比较现代化研究“参照系”选择的前提批判

清末民初，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为背景，国人在探究中国问题时，往往以西洋为参照系，进行类比，渐开比较研究之风气。其中，甲午战后兴起的以“中日比较”为中心内容的研究热潮堪称是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的起源。[1]当时的学界以西洋为参照系，视西洋为现代，中国为传统，逐渐养成了“以外国事例来证明中国某一举措的正当性”的共习，[2]对此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西方学界，将现代化这一特殊的社会变迁纳入比较研究视域内更是较早的事情。早在19世纪下半叶，滕尼斯、迪尔凯姆等社会学家即根据西方早发现代化经验，围绕着“社区”与“社会”、“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等核心概念，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进行区分和辨析。他们虽然没有使用现代化概念，亦未展开系统的现代化比较研究，但其观点实已奠定现代化理论“传统”与“现代”两分的传统，为经典现代化理论“两分法”之嚆矢，为后来的现代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20世纪初，韦伯为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独特性，选取中、印等国为比较参照系，展开系统的比较研究，其观点不乏灼见。但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研究是单面向的，其目的并不在于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隐秘结构，而是以中国为“他者”，试图更为深刻地突显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独特性。“当韦伯问道，为何中国或印度或世界其他文化领域未曾产生西方式的理性资本主义时，他只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从他自己的‘价值关联’出发，来为世界史的既成事实寻求解释。这中间，韦伯念兹在兹的，并不是去诊断其他文化‘欠缺了什么’，以致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他所真正追问的，毋宁是透过文化间可资对照的‘比较点’，系统地检证西方近代以来在经济、政治、法律、科学、技术、艺术乃至建筑与音乐等方面的‘理性化’进展，是否融会成独具风格的‘现代文化’，且具备了普遍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意义和效果。”[3]可见，韦伯的比较研究具有严格的学术规范和限定，他特别强调了其研究工作的“有限定的目标”以及它们的“全然是暂定性的特点”，决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一种综合文化分析。[4]因此，虽然韦伯理论中亦包含有明显的“两分法”，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观点打入“西方中心论”的阵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独执牛耳的时代，当时的学者直接承袭了古典和近代时期社会学家对现代化的分析传统，循着“传统—现代”两分的分析思路，将现代化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它地区的传播过程。”[5]很显然，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就是按着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构筑而成的现代世界发展图式，所谓现代化就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以上述认识为前提，那一时期的西方学者在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研究时，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普遍模式”，他们以“西方”为绝对的参照系，视“西方经验”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在他们的比较现代化著述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运动的发生，不过是对西方文明刺激性“挑战”的被动“回应”而已。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缺少中国自主“内发式发展”的现代化研究，与其说是科学的比较研究，还不如说是按着“西方模式”简单地对号入座。即拿西方来看中国和它相同或不同，凡是相同的，即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凡是不同的，则为现代化的阻碍因素。以近代制度史研究为例，“一些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假设：每个近代国家都会拥有与近代西方国家相似的特征，如民主政治、大规模的官僚机构等等。然后再根据某些特定的制度之有无，去衡量一个国家的近代性程度如何。我们通常能够更多地谈论一种西方的制度为何未在东方运作，而较少解释东方的制度为何运作。”这致使“近年来的研究著作，几乎都以欧洲经验为模式，以致中国国家似乎成了反常的事例。”[6]“在西方的大多数理论文献中，无论是维护现存体制的理论还是革命的理论，中国从来就不是主题，而仅仅是‘他者’，他们研究中国与其说是为了中国，不如说是把中国当做一个陪衬。”[7]甚至在中日、中印这些非西方国家之间进行现代化比较研究时，也往往是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对非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自身特色和规律视而不见，一味地向西方看齐，致使比较现代化研究进程中充溢着极大的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外学术界对比较现代化领域内这种“西方中心”的论调率先提出激烈批评，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非西方化”的浪潮，对比较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们普遍意识到，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将中国问题置于世界文明体系中进行比较研究思考时，往往基于逻辑优先的原则，以从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来剪裁中国历史，遂导致概念使用问题上严重的矛盾和错位，其结果是难以发现人类文明多元、真实的历史图景。殊不知，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概念、范畴、规律，当初主要是从欧洲狭小地区、短时段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往往缺乏普遍意义。放诸欧洲历史尚不能说“皆准”，更何论成为世界通则。[8]因此，在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必须融入“非西方化”的理念，一方面，要“对西方的相关理论有真确的理解，一方面又能掌握住本土社会中某些特定的社会现象，然后才能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建构适用于本土社会之理论。”[9]主张在反思从西方引进的传统理论学说的基础上，重建植根于本土经验之上的历史理论，以确立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理论解释体系。

根据比较理论的基本要求，比较研究的第一个步骤是确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比较研究对象。在这些比较对象中，有一个是主要的、重点研究对象，其余则是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参照系”。没有恰当的研究参照系，比较研究根本无法进行。但是，应该明确，以“西方”为比较研究的参照系，决不意味着简单地一切以西方的模式和经验为基准，来随意解说、剪裁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西方国家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系”时，既要注意揭示西方经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更要注意发现西方经验的局限性。近年来，很多研究者试图探索一种有效的方法或模式，以克服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的“西方中心情节”，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主张在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进行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时，除了通过比较研究认识其“异同”外，同时还要注意超越中西社会的具体差异，选择具有“世界性”的普遍规律和特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以避免抹杀中国特性，堕入“西方中心论”的误区。此说的代表者是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