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老龄少子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面临一老一小照顾需求叠加的新图景。本文从三代框架视角出发，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城镇家庭照顾资源的代际分配与后果。本文发现，家庭照顾资源存在代际竞争；家庭普遍采取儿童优先原则，对老人仅作危机响应，老人端出现照顾赤字；社会照顾资源无法有效填补家庭老人照顾赤字，家庭存在难以兼顾老与小的焦虑。本文认为，照顾政策的支持不足加剧了儿童端对老人端家庭照顾的资源挤占，应完善政策支持系统，帮助家庭实现养老、养小和工作三者平衡。

关键词：照顾赤字；代际竞争；代际分配；三代框架

作者简介：钟晓慧（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彭铭刚（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文献梳理与研究问题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家庭老人照顾需求增加。成年子女是中国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和疾病康复护理的主要承担者（杜鹏等，2016；陆杰华、张莉，2018）。可是，在加速老龄化与长期少子化背景下，中国家庭正面临一老一小照顾需求叠加的照顾图景。一方面，老人预期寿命在延长，家庭需要增加老人照顾的投入；另一方面，家庭规模缩减，能够提供老人照顾的家庭成员人数在减少。同时，婚育延迟意味着家庭照顾儿童与照顾老人的时间很可能出现重叠。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最新数据显示，约有27%的中国城市家庭同时有14岁及以下子女和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这一比例比起2008年增加了2.95%，意味着相当数量的中国家庭未来可能会面临一老一小照顾需求叠加的压力。随着“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儿童数量增加，老年人和未成年子女照顾需求叠加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加（闫萍，2016），家庭照顾资源日益匮乏。

照顾资源匮乏又称作照顾赤字（care deficit），意指一个社会或者家庭满足儿童、老年人和其他个体照顾需求的能力下降（Benería，2008；Williams，2010）。社会政策领域围绕家庭照顾赤字积累了丰富研究，主要考察福利制度和照顾政策产生的影响（吴小英，2020；岳经纶、方萍，2017）。但是，中国照顾研究存在明显的“割裂”倾向。一方面，老人照顾与儿童照顾被看作两个单独议题来讨论，假定家庭只面对养小或者养老单个照顾压力，但是中国家庭照顾观念包含老小两端（彭希哲、胡湛，2015；王跃生，2008）。另一方面，家庭照顾与社会照顾也被分开讨论，忽略了两者的互动（肖索未、简逸伦，2020）。但是，中国城市市场化的社会照顾服务发展迅速，作用仅次于家庭照顾（石人炳、罗艳，2017）。因此，将中国照顾实践置于亲代和子代的“两代框架”内考察，不符合中国社会对家庭照顾责任的理解，也难以反映家庭照顾在老小两端的差异。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三代框架，以便更全面地考察老人和儿童照顾需求叠加时中国家庭组织和分配照顾资源的过程。狄金华和郑丹丹（2016）曾用“三代框架”来考察农村家庭养老中的经济资源代际分配。受其启发，本文将照顾实践置于“老龄祖辈—成年子代—未成年孙辈”三代链条中，考察中国城镇家庭养老和养小需求叠加时中间一代的照顾资源分配。同时，本文将社会照顾纳入分析框架，将其看作家庭解决照顾资源不足的方式。

从社会政策角度来考察家庭资源分配，特别强调政府行为对家庭照顾决策的影响。国家通过制定与照顾相关的政策来塑造家庭照顾观念和家庭照顾安排，处理其与家庭的照顾责任划分；家庭成员也根据自身经济社会条件、家庭结构、认知观念等情境性约束，能动地作出照顾安排（Daly & Lewis, 2000；岳经纶，2018）。既有研究通常从津贴、假期和服务三类照顾政策来考察国家对家庭照顾决策的影响（Bettio & Plantenga，2004；Daly & Ferragina，2018）。这三类政策工具对应着家庭组织照顾活动的主要资源：金钱、服务（人力）和时间(Daly，2021)。下文从这三方面就我国照顾政策对家庭照顾的影响进行简要文献梳理和评述。

金钱是最重要的物质类照顾资源。国家通过提供经济支持来增加家庭购买社会照顾、教育、医疗等服务和商品的能力，或者弥补家庭成员因投入家庭照顾而损失的工作收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提高了老人经济独立性，对子女的经济投入具有一定挤出效应（刘西国，2015）。但是，由于社会保险地区差异性较大，而且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尚处在试点阶段，养老服务补贴也仅限于低保或三无老人，老年人经济能力仍然有限。研究发现，除了养老金之外，成年子女是老年人生活的第二大经济来源，子女经济支持越多，越有助于提高老年人购买社会照顾服务的能力（杜鹏等，2016；刘晓婷、侯雨薇，2016）。在儿童这一端，托幼服务和儿童教育市场化同样得到国家鼓励并快速发展，托幼和儿童教育的费用迅速增加（岳经纶、范昕，2018），然而国家对普通家庭父母的津贴支持却很稀薄。尽管近年来国家在儿童照顾上增加了财政投入，但主要是针对3~6岁学前教育阶段，不是0~3岁婴幼儿照顾（马春华，2020）。研究发现，年轻父母投入大量金钱购买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而且这一消费具有明显的阶层差异（林晓珊，2018；王晓磊，2017）。

时间是照顾资源里最重要的非物质类资源。家庭成员需要投入充足时间提供陪伴、协助和看护，因此，家庭照顾资源匮乏被认为本质上是时间贫困，而不仅是缺钱（Harvey & Mukhopadhyay，2007）。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妇女）工作与照顾需求的冲突，福利国家普遍推行工作与家庭平衡措施。这些措施主要与儿童照顾相关，针对老人照顾的假期非常少（Bettio & Plantenga，2004）。我国一些省份确立了独生子女陪护假，但假期很短。研究发现，我国60%的城镇失能老年人主要的照顾者是成年子女，但是约55%的失能老人每周得到子女照顾的时间小于36个小时（李运华、刘亚南，2019）。在儿童照顾方面，我国规定女职工生育享有98天产假，男性有10~15天陪产假。最近各地将女职工产假延长至约180天，但照顾0~3岁儿童的育儿假几乎是空白。研究发现，中国城乡家庭联合老人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照顾儿童（钟晓慧、郭巍青，2017；Chen et al.，2011）。

服务（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与照顾劳动的特殊性有关，照顾涉及身体的亲密接触和情感投入（肖索未、简逸伦，2020）。因此，确保照顾质量不仅需要充足的照顾者，还需要照顾者具备专业水准和道德责任感。中国照护行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而且离职率很高，特别缺少专业的护理员。研究发现，我国90%以上失能老人主要依靠家庭照顾，使用社会照顾较少（苏群等，2015）。老年人对社会服务的使用受到老人失能程度、家庭经济水平、成年子女人数等因素的影响（张文娟、魏蒙，2014；杜鹏、王永梅，2017；杜恒波等，2016）。在儿童照顾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起，带有福利性质的0~3岁单位托儿所渐渐消失，公办幼儿园转制或者关闭，民办幼儿园迅速发展却良莠不齐。进入21世纪以来，0~3岁公共托幼服务仍然非常匮乏（岳经纶、范昕，2018）。研究发现，我国0~3岁儿童的照顾者主要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其次是双方老人，接着是育儿嫂，托儿所或幼儿园占比最低（张航空，2016）。市场化以来，母亲被看作儿童的“理想照顾者”、父亲则是“理想工作者”的文化规则逐渐形成（陶艳兰、风笑天，2020）。

已有文献提示我们，我国现有照顾政策对普通家庭的支持较为缺乏，家庭主要依靠自身资源照顾老人和孩子。这意味着当养小和养老需求叠加时，家庭照顾资源很可能出现代际竞争。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中间一代处于既要照顾高龄父母也要照顾未成年子女的困境（刘汶蓉，2021；Saraceno, 2010）之中。如果出现代际竞争，中间一代会如何选择和分配照顾资源呢？

尽管很少研究从三代框架来讨论家庭照顾资源分配，但是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提示我们，照顾资源分配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重小轻老”的取舍论。研究指出，中国家庭伦理文化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家庭主义，关爱、物质等资源向下一代倾斜，出现“倒立的中国家庭”（the inverted family）（Yan, 2021）。代际失衡在学者们描述的农村地区“恩往下流”、城市地区“啃老”等现象中均能找到注脚（贺雪峰，2009；伍海霞，2015）。据此推论，面临代际竞争时，中间一代可能将主要的照顾资源投向儿童，不利于老年人照顾。

另一种是“老小并重”的兼顾论。研究发现，养老和养小对于圆满人生同样重要，不存在顾此失彼（刘汶蓉，2021）。学者们认为，在个体化进程中，奋斗的个体被置于风险境地，家庭为个体抵御风险提供保护，因此，中国家庭对个人的重要性增强（阎云翔，2016）。回归亲权、孝道和代际亲密正是个体化进程的反思性机制，年轻一代的孝道责任得到强化（刘汶蓉，2016；刘汶蓉、李博健，2020）。因此，即便出现优先将资源供给（成年）子女而非老人的趋势，这只是伦理转向而非孝道沦丧（杨菊华、李路路，2009；Croll，2006；狄金华、郑丹丹，2016）。据此推论，面临代际竞争时，中间一代可能将部分资源分配给老人，或者寻求老人社会照顾服务来补充家庭照顾资源，从而使养老与养小得以兼顾。

究竟是“重小轻老”，还是“兼顾老小”？本文用三代框架视角考察中国家庭照顾赤字下的资源代际分配决策，具体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家庭照顾资源是否存在养老和养小的代际竞争？第二，如果存在竞争，中间一代会如何考虑，如何做出照顾安排？第三，如果家庭照顾资源不足，中间一代如何寻求市场化的社会照顾服务，解决老人照顾需求？本文将揭示家庭照顾赤字的风险群体，讨论在“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国家应如何调整与家庭之间的照顾责任划分。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将从三代框架来考察家庭照顾资源的代际分配过程和后果。第一，在三代框架下，要分析家庭照顾与社会照顾之间的关系。在照顾压力叠加时，家庭内部资源可能出现严重匮乏，需要引入社会照顾资源，但很少研究考察家庭照顾与社会照顾之间的关系。因此，要考察中间一代如何理解照顾政策提供的机会和约束，进而做出资源分配决策。

第二，在三代框架下，要分析多个维度照顾资源的分配差异和转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经济资源的代际分配，但在照顾压力叠加时，人力和时间也是资源的构成要素，而且经济资源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换为社会照顾服务。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父母掌握了一套科学育儿的知识和技能，但很少研究关注中间一代对老人照顾知识的了解。老年学的研究表明，掌握老人照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可以提高照顾质量，缓解家庭照顾者压力（Given et al.，2008）。因此，需要从不同维度来考察家庭照顾资源分配，尤其是对老人照顾知识资源的储备。

第三，在三代框架下，要特别分析家庭照顾赤字下可能隐含的性别和阶层不平等。老人是重要的儿童照顾提供者，缓解了工作母亲的照顾压力。老人失能不仅意味着家庭儿童照顾资源减少，也意味着中间一代需要增加老人照顾的资源，这种压力可能会堆积在女性身上。因此，要考察老年人身体状况对资源分配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和女性的处境。

（二）混合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家庭如何处理儿童与老人两种照顾需求叠加的问题，以避免单一方法在研究深度和代表性等方面的不足（Mason，2017；Lieberman，2005）。具体到本研究，定量分析部分基于大规模的调查数据，研究城镇家庭的照顾资源是否存在代际竞争以及家庭代际分配的基本特征。定性分析部分则对家庭的分配过程和后果加以深入分析。例如，家庭照顾者（主要是中间一代）应对养小与养老需求有何差异，他们如何理解家庭照顾对老人、孩子及自身的意义，他们如何看待社会照顾与家庭照顾的差异，等等。这些“过程性问题”和“意义类问题”更适合采用定性研究，有助于探究事情发生的动态过程以及受访者对照顾意义的建构（陈向明，2020）。

在三代框架下，家庭照顾资源分配受到照顾政策的影响，当老人和儿童照顾需求叠加时，在不同情境下中间一代可能会做出不同的照顾资源分配决策。基于中间一代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意愿，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一老一小两种需求叠加时，家庭照顾资源分配存在代际竞争关系，并呈现“儿童优先”的分配策略。越支持家庭照顾儿童配套措施的中间一代越倾向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

当家庭照顾需求叠加时，“儿童优先”的分配策略将会凸显，中间一代可能将主要的照顾资源投向儿童，不利于老人照顾。同时，由于中国家庭普遍采用隔代育儿的方式，在“儿童优先”的分配策略下，原本作为被照顾者的老年人可能转变为照顾的提供者，而且，未成年子女数量增加会使得老年人照顾孙辈的时间增多，家庭代际资源分配也随之变化（刘慧君、王惠，2022）。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照顾儿童意愿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的正相关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定量分析试图揭示需求叠加时儿童和老人是否会对中间一代的照顾资源形成竞争，家庭资源分配是否遵循“儿童优先”分配策略。在定性研究部分，本文将从时间、人力/服务、知识和经济四个维度进一步分析竞争格局下家庭代际资源的分配过程，关注中间一代在照顾政策环境约束下的考虑，考察中间一代对一老一小资源投入的差异，以及中间一代如何寻求社会资源解决老人照顾需求。

（三）数据来源及操作化

本文的定量数据来自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21年在广东、江苏和陕西三省开展的“全国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该调查以三省18岁（含）以上的居民为总抽样框，采用多阶段、分层和随机的抽样原则，在三省44个地级市进行电话调查。最终成功调查8868人。该调查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本土化改良，本文的数据来自其中“工作伦理”“社会照顾”“受访者个人资料”三个部分，根据研究的主题，排除了农业户口、未婚与60岁及以上受访者，共包含2439个城镇居民样本。

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意愿主要通过问卷中关于老人照顾社会支持和生育配套政策的公众态度问题进行测量。本文使用问卷中第四部分第一题“对家里老人的照顾，您觉得最需要哪些社会支持？（可多选）”以及第二题“对于‘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您觉得最需要哪些配套措施？（可多选）”。第一题提供了社会支持常见的9个方式，第二题提供了政府报告和媒体报道中常出现的11类配套措施。参考陆杰华和张莉（2018）的研究，本文采用“需求”维度来测量个人“意愿”。在福利态度研究中，基于“个人利益路径”（self-interest of individual approach）的理论视角指出工具理性和个人得失与个人偏好及意愿密切相关（岳经纶，2018）。由于意愿是一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概念，需求是意愿构成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受访者的照顾意愿更可能是对自身或家庭在面临一系列客观现实限制条件下的需求表达，具有“情景理性”的特征。基于数据可获得性以及可行性，这是当前较佳的变量操作化方式。在生育配套政策的态度测量问题中，“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支持度最高（75.93%），其次为“增加母亲享受的产假和育儿假”（73.88%）和“增加父亲享受的陪护假和育儿假”（72.04%）。在11项生育配套措施中，与中间一代家庭照顾相关的选项排序较靠前，表明受访者在儿童照顾方面倾向于父母照顾的方式。这符合现有文献的结论，即现代社会人们认为母亲是最理想的儿童照顾者，其他照顾方式是次优选择（吴帆、牛劭君，2019）。在老人照顾社会支持的态度测量问题中，支持度最高的是“陪同看病”（72.08%），其次为“为老年人解决线上、手机端等互联网养老服务的技术问题（如网上挂号）”（65.68%）和“上门探访”（59.40%）。支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的方式社区居家养老不完全等同于子女照顾，也可包括配偶相互照顾或自我照顾。排序较靠前，当前结果与现有文献关于老人居家养老意愿的研究结论相呼应（杜鹏等，2016）。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因变量为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并以是否选择“日托站或托老所”来测量。托老所和日托站的养老服务区别于传统家庭照顾，是与机构养老（养老院）相类似的社会化照顾模式（杜鹏等，2016；陆杰华、张莉，2018）。本文在分析时将因变量处理为二分变量，赋值为1和0。本文选取了两类自变量。第一类为家庭照顾儿童的意愿，以是否选择“增加母亲享受的产假和育儿假”和“增加父亲享受的陪护假和育儿假”来测量，均处理为二分变量，赋值为1和0。第二类为家庭现有未成年子女数量。未成年子女数量会影响家庭照顾在金钱、时间、服务和知识上的分布，继而影响家庭照顾资源分配。调查问卷涉及受访者未成年子女的数量，并将其纳入统计分析。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家庭性别分工观念、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区。需要留意的是，受访者的年龄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因为年龄意味着不同生育政策节点下适育的可能性，影响家庭照顾资源的分配。与此同时，家庭性别分工观念会影响照顾意愿，因为生育孩子数量更多的人可能持有更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观念（Torr & Short，2004；Cooked，2004），进而影响其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家庭性别分工观念变量使用“工作伦理”部分的三个问题，即：“男主外，女主内”；“如果需要一个人照顾家庭，女性更合适”；“如果妻子比丈夫挣钱多会产生更多家庭问题”（里克特5分量表），包含家庭内部分工的态度以及性别意识。通过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量(Bartlett球型检验Prob>chi2= 0.000；KMO="0.714)。主要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本文定量部分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项logistic回归。

定性研究部分的数据来自对两类群体的深度访谈。一类是城市中产家庭，一类是养老院护理员和住家老人保姆。选取中产家庭是因为这类家庭相对更有能力使用市场化的照顾服务，有助于考察家庭引入社会照顾资源的过程。选取养老院护理员和住家保姆则是考虑到这是城镇家庭经常采用的老人社会照顾方式，该群体的择业考虑以及工作经历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家庭使用社会资源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产家庭数据来自2021年9—11月对广州12个家庭的深度访谈。作者选取的受访家庭均是既有60岁及以上老人也有14岁及以下未成年子女，而且在本地至少有两套住房。城市家庭访谈共访谈中间一代10人及2位老年人。养老院护理员和老人住家保姆的案例来自2016—2021年在上海、北京和广州三地对16名养老院护理员和老人住家保姆所做的访谈，其中北京6名、上海8名、广州2名。定性研究部分合计28位受访者。每次访谈平均约为一小时。研究采用三代分析框架对访谈资料开展主题分析，并对不同类型照顾方式和家庭案例进行比较。

三、研究分析结果

（一）双重照顾压力下的代际竞争

为了挖掘照顾资源的代际竞争关系，本文采用了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表2模型1以“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为家庭照顾儿童意愿的测量指标。二项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未成年子女数、性别、收入水平、家庭性别分工观念、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区的基础上，家庭照顾儿童的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选择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的受访者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是不选择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受访者的3.199倍（e1.163）。

表2模型2以“增加父亲陪护假育儿假”作为家庭照顾儿童意愿的测量指标。与模型1的结果类似，家庭照顾儿童的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选择增加父亲陪护假育儿假的受访者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是不选择增加父亲陪护假育儿假受访者的3.655倍（e1.296）。模型3同时加入了母亲、父亲的育儿假、产假、陪护假作为家庭照顾儿童意愿的测量指标，结果与模型1和2类似。选择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和父亲陪护假育儿假的受访者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分别是不选择增加上述假期的受访者的1.696倍（e0.528）和2.611倍（e0.960）。

综上可知，表2结果表明，以母亲产假育儿假及父亲陪护假育儿假作为家庭照顾儿童意愿的测量指标，家庭照顾儿童的意愿对其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越支持家庭照顾儿童配套措施的受访者越倾向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可推断，面临照顾需求叠加时，儿童和老人的家庭照顾资源存在代际竞争关系。

年龄、未成年子女数量和收入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受访者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模型3结果显示，在出生于1975—1984年、1985—1994年的受访者中，其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分别是出生于1975年前的受访者的1.211倍（e0.192）和1.033倍（e0.033）。这部分年龄段的受访者还处于适育期，随着“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其一老一小照顾压力叠加的可能性还会增加。因此，相对于出生于1975年前的受访者，他们更倾向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来缓解双重压力。相对于低收入受访者（年收入2.2万元以下），个人年收入15万元以上的受访者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明显更强，而其他收入类别受访者则无显著的差异，这表明经济维度的因素影响着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同时，在有2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受访者中，其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是没有未成年子女受访者的77.49%（e-0.255）。这可能源于“儿童优先”的照顾资源分配策略：当未成年子女数量增加时，本应作为被照顾者的老年人转变为儿童照顾提供者，家庭内部形成代际合作育儿格局。此外，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其余控制变量在模型3中并未发现显著影响。

为了加强上述统计推断的稳健性，避免问卷回答“同高同低”所带来的统计偏误，本文进一步分析采取儿童社会照顾意愿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之间的关系(见表3)，并以是否选择“加大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这一选项来测量采取儿童社会照顾的意愿。模型4为全样本的分析，模型5为已婚且有小孩的样本分析。结果显示，采取儿童社会照顾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本文所讨论的照顾资源代际竞争的“场域”在家庭内部，而非社会支持领域；第二，家庭在选择儿童社会照顾时考虑得更多的可能是服务质量、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并不直接相关。

（二）代际分配策略：儿童优先，对老人仅作危机响应

为了进一步分析照顾资源分配策略的可能性，本部分挖掘未成年子女数对家庭照顾儿童意愿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表4模型6和7的结果显示，在加入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照顾儿童意愿的交互项后，“只有1个未成年子女”类别及其交互项的显著性均未通过5%水平的检验。而家庭照顾儿童意愿。“有2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类别和其交互项显著性均通过了5%及以上水平的检验，其交互项系数均为负值，这表明随着未成年子女的数量达到2个及以上时，家庭照顾儿童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的正向关系有所减弱。本文将未成年子女数的调节效应进行可视化，图1表明，比起子女较少的受访者,有2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数的受访者其预测线较平缓，斜率降低，结论与假设2相符。

由调节效应结果可进一步推断，“儿童优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庭照顾资源分配的原则。具体而言，相较于没有未成年子女或者只有1个未成年子女者，在有2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群体中，家庭照顾儿童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的正向关系会减弱。当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增加时，本应作为照顾对象的老年人容易成为家庭照顾提供者，建立代际合作育儿。但是老年人在照顾对象和照顾者之间的转换也与其健康状况有关，因此“儿童优先”的照顾资源分配原则仍需在不同的家庭及照顾具体情景下进一步识别。

1.儿童培养的时间紧迫性与老人危机驱动的应急响应

访谈发现，中间一代最缺的是时间，有限的时间又大部分给了孩子。受访父母们谈及对孩子的时间投入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三岁”“六岁”“十岁”“小升初”“高中”是被反复提及的时间点。这是长期规划而非临时安排。父母们将孩子从出生直到上高中这段时间都理解为儿童成长发展的关键阶段，涉及孩子安全感、自我表达、与人沟通、学习兴趣和能力培养以及价值观形成。在跨度长达十多年的规划里，每个节点犹如工程验收日期一般，对父母提出不同的任务和要求，时间的紧迫性浸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母亲们通常高度认同自己是儿童照顾的第一责任人。受访母亲表示，如果母亲不在这个关键阶段给予充足的陪伴（包含看护、引导、督促等），孩子以后很难获得成功，甚至身心会出问题。案例1的妈妈在孩子出生后就辞了职，她表示家庭有经济压力，但是她没有出去找工作的想法。

我作为母亲，自己首先是育儿的责任方……孩子最需要的就是陪伴，给他安全感，特别是3岁、6岁之内……很多父母忙于工作，孩子十几岁得抑郁症、空心病。一年多赚20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孩子成长来说，时间过去就回不来了，没有办法走回头路。（案例1访谈记录）

在关键时间给予充分的陪伴还关乎亲子关系建立，满足孩子和母亲彼此的情感需求。对孩子成就和身心健康的期待、对亲密关系的诉求使得受访的父母们（尤其是母亲）对儿童照顾有高度的责任感。因此，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母亲会在职业发展、经济独立、休闲自由等方面做出妥协。

这种妥协看似女性或夫妻的协商和选择，但却与我国父母育儿假政策的空白有密切关联。案例5的妈妈表示经常加班，不敢请假照顾家里，怕影响晋升，男同事则没有这方面负担。案例4的妈妈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也感到时间缺失。

最缺的是时间，不是给我几千块或者几万块，我就能免掉这些责任。养大一个小孩没有太难，只是我希望她成才。小孩最主要的成长阶段是3岁到读初中之前，很难委托家人带。产假现在顶多增加一两个月，还是解决不了最缺的陪伴时间。（案例4访谈记录）

母亲第一责任人的身份要求她本人投入大量时间陪伴孩子成长，但是育儿假政策的缺失使得女性工作责任与孩子照顾责任发生严重冲突。儿童照顾对女性具有刚性约束，高于男性的时间投入又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

相反，中间一代对老人照顾的时间投入表现为危机驱动的临时响应。大部分人坦承“平时照顾得很少”，我们在访谈中也听不到老年人身心发展进程的时间节点叙述。在老人身体状况良好的家庭里，“没想那么远”“还没去想”“到时候再说”“看情况决定”是受访者反复提及的话。这表明中间一代并没有为老人照顾作规划，缺乏明确方案。这与儿童照顾的长期规划形成鲜明对比，“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间紧迫感并没有在叙述中呈现。

尽管受访者认为子女有责任解决老人的照顾问题，但是与儿童照顾第一责任人的认识不同，许多受访者表示，将来很可能要把至少一方的两个老人送到养老院或者请住家保姆。但是，在老人能自理时，几乎没有受访者付诸行动，去实地考察养老院或者了解相关信息。这种犹豫与老人对机构养老服务的排斥有密切关系。总的来说，受访家庭的老人不接受入住养老院，更希望居家养老，与配偶或者与子女住在一起。养老院虐待老人、护理员素质差的新闻报道又进一步增加了成年子女的犹豫。因此，除了照顾儿童花费大量时间外，老人意愿低、市场化养老服务质量良莠不齐，都导致成年子女为老人照顾的规划不足。

当老人出现重疾急症后，受访家庭（案例2/3/5/7/9/10）的中间一代快速响应，紧急抽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给老人。部分家庭（案例5/11/12）危机解除后，因老人无法自理需要长期照护，呈现出从家庭照顾向社会照顾发展的趋势。我们发现独生子女家庭的中间一代陷入了严重的时间赤字。案例5为独生女，家中有一位老人失能，另一位老人患有癌症，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尽管雇请了住家保姆照护老人，她也仍难以摆脱工作、老人和小孩“三头烧”的时间贫困。

2.高质量的儿童陪伴与依赖亲属网络的老人照顾

中间一代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陪伴，老人则通过配偶、老人的兄弟姐妹获得紧急状态的照顾，子女承担的是医疗代理人角色。受访的中间一代，尤其是母亲在儿童照顾和教育上均亲力亲为。这些父母相信投资于孩子的教育、技能和兴趣以及亲情是有回报的，父母的陪伴、督促和引导将确保投资在未来得到兑现。

这种高质量的陪伴需要密集人力投入，使得工作母亲分身乏术。在“一孩”政策阶段，中国城镇家庭通过父母负责社会性事务、老人负责生理性事务的代际合作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工作母亲育儿上人力/服务赤字问题（肖索未，2014）。这与大部分家庭正在或者曾经采用的隔代育儿方式相呼应。但是到了“全面三孩”政策阶段，随着老人步入高龄，孩子数量增加，即便动用两边家庭的老人参与儿童照顾,也难以解决人力赤字问题。

大部分受访父母表示，增加0~3岁托幼服务是家庭最需要的三项儿童照顾措施之一。但父母们均强调托幼服务安全的重要性。这些中产家庭父母以高质量的母亲照顾为参照系（吴帆、牛劭君，2019），对托幼服务有很高的安全要求。这也呼应了前文0~3岁托幼服务选项的排序较低，以及表3关于采取儿童社会照顾意愿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关联度较低的结论。

相较而言，自理的老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自我照顾以及配偶互相照顾。中间一代对此的普遍理解是老人“不需要我（照顾）”，这跟孩子与父母在情感上彼此需要形成鲜明对比。中间一代在考虑是否参与老人照顾时主要以老人能否自理为标准。他们对老人照顾有两种理解，一种偏重生理的需求，另一种偏重救治康复护理的需求。受访的中间一代并非没有意识到老人有精神情感陪伴方面的需求，但是他们认为，老人的精神情感需求可以通过配偶、朋友或者老人的兄弟姐妹解决，自己不需要承担这个角色。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在老人发生紧急事件时，成年子女承担着与医疗专家系统打交道的代理人角色。案例2的爸爸说：

之前我妈心脏病发做搭桥手术，手术当天我们肯定是要去的，手术前要跟医生沟通，我妈也会问我意见，做不做，用进口还是国产……幸好我妈的妹妹在，她们感情很好，她留下来过夜，之后请了护工。现在我爸陪我妈复查，每次我会看她的检查结果。（案例2访谈记录）

从案例2中可以看到，成年子女承担的具体职责主要是：联系医院、与医生商量手术方案、与老人沟通、安排术后护理和长期照顾等社会性事务。尽管受访家庭子女亲力亲为参与照顾老人的情况很少，但是在多子女家庭中，中间一代有轮值照顾老人的经历或者打算。在危机应对状态下，多子女家庭表现出人力动员的优势，而高龄老人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照顾的人力缺口更严重。

3.丰富的儿童抚育知识与贫乏的老人照顾知识

尽管成年子女代替老人承担与医疗系统打交道的代理人角色，但是在受访者叙述中，大部分成年子女不了解老年人照顾的知识。这种知识缺乏表现为不了解急救知识和技能，不知道老人心理精神问题如何处理，不清楚社区养老服务和养老院的信息，也没有学习过如何寻求医生帮助。许多受访者通常是在自家老人重病或失能后，通过询问医生护士以及亲戚朋友后才对相关知识有所了解，边问边学，慢慢积累经验。

此外，子女对老人照顾的知识匮乏还体现为缺乏日常共同生活体验，在两代分开居住的家庭中尤其明显。与老人同住的案例3谈到了她带爸爸看病的经历。

陪老人看病是不能假手他人的。因为老人家言语沟通已经有障碍。医生会问家属一些老人家日常的发病情况，如果你不是长期陪伴老人家，或者跟他一起生活，陪他看病其实没什么意义。（案例3访谈记录）

这段叙述强调了共同生活所体验的日常生活知识对照顾老人的重要性。中间一代对老人照顾缺乏与医疗系统打交道的社会知识，也因为分开居住而缺乏日常共同生活的亲密知识。这可能会影响紧急状态下的判断和处理。

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父母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在谈及儿童照顾时非常了解科学知识和政策信息，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反思。在许多妈妈的叙述中可以发现，父母对育儿知识的了解从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了，并不是紧急状态下临时抱佛脚。他们多渠道主动学习，努力掌握儿童照顾的科学知识和政策信息。而且，父母叙述所呈现的儿童照顾知识可学习，可交流，旁人可帮忙；相反，老人照顾被认为具有特殊性、专业性，子女们认为不容易习得，旁人也很难介入。

4.对儿童照顾的经济投入高，同时补贴老人市场化社会照顾服务

中间一代的经济资源主要流向儿童，但是大部分受访者有意愿且确实为老人长期照顾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受访家庭的经济条件普遍不错，部分家庭拥有三套以上房产。受访者将大部分经济资源投入到了儿童健康和教育中。这种高花费不仅降低了年轻父母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了经济压力，在二孩家庭、单亲家庭、一方全职家庭中尤其明显。受访者表示，儿童照顾能够获得的经济支持很少，仅有孩子上学的每月1000元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相对于儿童照顾所需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升幅，目前额度太少。因此，即便是中产家庭，培养孩子也有经济压力。

与儿童照顾的经济投入不同，受访家庭的成年子女为老人日常生活提供的经济支持更像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但是，当老人重病急病或者需要长期照顾时，所有受访者都愿意承担费用，部分人也支付过老人的住院费、药费、医院护工费、住家老人保姆费等。案例2的爸爸说：

我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七千多，又有医保。我妈做手术费十万左右，经过医保报销后才付两万多，我岳母有些抗癌药一针原来上万、几千，现在医保改革只要几百，一年变成几千，我们当时给她治病预留了十几万，现在可能都用不上。（案例2访谈记录）

从这段叙述可见，我国的养老金和医保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成年子女在老人日常生活和疾病治疗方面的经济负担。但是，如果老人失能，仅靠养老金难以支付长期照顾成本，需要子女共同分担。案例12的配偶患有脑梗，需要雇请住家保姆照护。这位高龄老人说：

我先生退休金一个月11000，我自己有9400，光保姆费就要8300。我先生的钱用来请保姆，自己的用来吃饭，还有医药费，如果没有医保报销就更凄凉……两个儿子能搞定自己就可以了，小儿子4000都没有……先生病之前我存了50万，现在剩不到两三万，都花在他身上了。（案例12访谈记录）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到，即便是经济条件很好的老人，只要有一方失能失智，仅依靠个人存款、养老金和医保是难以支付长期照顾的服务和药物开支的。若子女经济条件较差而无法提供支持，老年人及其配偶就会陷入照顾风险。在多成年子女家庭里，老人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案例11是一位低龄老人，她91岁的妈妈住在养老院，其退休金不足以支付每月两三万元的费用，需要四个子女一起分担。案例11表示，即便兄弟姐妹共同分担，也无法长期应对。

（三）市场化服务难以解决家庭老人照顾赤字

我们发现，成年子女愿意为老人长期照顾提供经济支持，主要用于购买市场化的社会照顾服务。这与已有文献结论相互呼应。但是市场无法提供充足的、价格可承受的服务来满足对失能老人的照顾需求。这点在三个有失能失智老人的受访家庭中都得到了体现（案例5/11/12）。中产家庭尚且如此，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更难通过市场化服务解决老人照顾需求。

我们进一步分析照顾市场难以满足家庭老人长期照顾需求的原因。访谈有两个主要发现：第一，工资是家政工群体择业的主要考虑。家庭对自理老人照顾服务支付能力低，使得老人照顾细分领域的劳动力严重流失。北上广三地受访护理员和老人保姆的叙述呈现高度相似性，勾勒出我国城市社会照顾行业的薪酬秩序。处于收入顶层的是照顾孩子的月嫂和住家育儿嫂，其次是医院护工，接着是家务家政工，最后是养老院护理员和住家老人保姆（照顾自理老人）。“一老一小”的工资差距使得家政工群体更愿意从事照顾孩子的工作。只要语言能力、技能和资质能达到儿童照顾工作的应聘要求，她们就从养老院护理员、老人保姆或者家务工转为育儿嫂或者月嫂。上海案例ZL在2003年从事老人住家保姆工作，每月工资1000元，离职时涨到1500元，属于当时老人保姆较高收入水平。2007年她一考到家政服务师资格证就立刻转做育儿嫂，工资涨到3000元。

其次，相较于老人照顾，家政工会优先选择更有尊严的儿童照顾工作。老人照顾的工作价值经常被社会乃至护理员自己的家庭所贬损，将其与疾病、疼痛、肮脏、死亡相联系。地域和阶层不平等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贬损。相反，儿童照顾工作则与希望、成长、愉悦、尊严相联系。

市场化的社会照顾资源同样遵循“儿童优先”的原则，老人社会照顾资源的短缺反过来抬高了失能老人的照护费用。因此，受访家庭很难找到价格可承受、专业的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成年子女期待用社会照顾替代家庭照顾的方案并不容易实现。

四、结论与讨论：照顾赤字与支持系统

本文的主要发现有三个方面。第一，老龄化与少子化相叠加，使得家庭面对一老一小双重照顾压力。一方面，在城镇家庭中，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都有提升，老年人对获得照顾与子女陪伴的期待也在提高。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促成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文化。在长达十几年的培养中，对于孩子的照顾和教育要耗费父母大量的时间、精力与心血。因此，作为中间一代的父母，需要面对养小与养老的双重压力。

第二，城镇家庭的照顾资源不足以同时处理双重压力，从而形成了照顾赤字。它主要出现在老年人一端。在老人与孩子的照顾需求叠加时，两者围绕家庭照顾资源展开代际竞争，而中间一代采用“以儿童为中心”的分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家庭将时间、人力、知识和金钱等照顾资源优先用于儿童，对老人照顾更多是危机响应。即便是中产家庭，用于老人照顾的投入也有许多不足，尤其在情感陪伴和知识储备两方面。在经济条件较差、有失能和高龄老人、独生子女家庭中，老人的照顾赤字更为突出。在同时有失能老人和幼儿的家庭中，中间一代女性的生活工作机会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家庭在老人一端的照顾赤字很难通过社会照顾服务的方式得到缓解。这主要是指缺少发育成熟的、多元细分的照顾服务市场。能够提供社会照顾服务的人力资源长期处于短缺，其中育儿服务相对充足，老人照顾服务的供给能力则缺口很大。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社会对一老一小职业评价有别，育儿嫂职业比老人护理员、老人保姆的职业地位更高。二是家庭对一老一小的支付意愿和能力有差异，家庭对老人照顾服务的支付意愿比对育儿的支付意愿要低，老人养老金也不足以支付长期照顾服务费用。市场化社会照顾资源无法弥补家庭照顾资源的不足，使得很多家庭处于难以兼顾小孩和老人照顾的焦虑之中。

综上所述，照顾需求叠加、照顾赤字、照顾焦虑三者相互作用，成为老龄少子化社会背景下中国城镇家庭面对的一种困境。本文揭示了照顾政策对家庭的支持不足，加剧了儿童端对老人端家庭照顾的资源挤占。这一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需要关注其中的老人和女性群体。本文最后以社会政策与照顾研究为基本视角，从两个方面提出延伸思考。

（一）超越核心家庭的照顾赤字

从涂尔干开始，西方社会学传统将“核心家庭”看作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在此传统下的社会政策研究非常关注工业化进程中福利国家与家庭功能的相互匹配关系，解决女性就业与母职承担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关注焦点。“二战”后30年的改革基本思路是“去家庭化”，主要表现为国家提供托幼与教育服务，建立退休金和医疗服务，减少家庭对老人和孩子的照顾责任。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再家庭化”的新思路构成了对“去家庭化”的反拨，重新调整了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照顾责任划分。“再家庭化”的路径重新强调家庭的价值与功能。它假定家庭成员的照顾，特别是其中的陪伴与情感纽带自身具有重要价值，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完全去家庭化的方式来实现。在此路径下的政策方案可以统称为“工作—家庭平衡”。在托幼服务以外，它还包括母亲和父亲育儿假制度、弹性工作制度，同时提供津贴、税收优惠、消费券等措施，以配合市场化发展的路径。这样做的目的是支持家庭更好地在照顾中投入时间、陪伴和情感，同时不损害家庭成员个体的发展目标。

中国家庭研究中一直存在“重小轻老”还是“老小并重”的争论。本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的理解。中国城镇家庭从照顾的维度来看是一种三代结构。照顾是一条贯穿的线，把三代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何强化照顾意识、分配照顾责任、调节照顾资源、提供照顾服务，是三代人共同的家庭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家庭观念实际上包含两面。一方面，要有小家庭的私人成就、乐趣与舒适性，主要表现为财富积累和争取生活机会。另一方面，也要有大家庭的责任意识，主要表现在对一老一小的关爱与照顾上。因此，从方法论上说，以三代框架为分析视角更适于研究中国家庭，尤其是考察中国家庭的照顾实践。西方国家讲的核心家庭的范式是一种两代框架，由此发展出来的问题意识与政策讨论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家庭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情境下，工作父母不仅要养小，还要养老，其照顾压力多了一个层次。我们相信，三代框架是一个更加适用的重要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重新检视和推进中国老龄化进程中与照顾有关的真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照顾政策表现为明显的“无支持家庭主义”。一方面，国家几乎没有为普通家庭提供替代性的公共照顾服务。另一方面，也很少提供津贴、退税等配套措施帮助家庭购买市场化的照顾服务。在“一孩”政策阶段，家庭通过代际互助等方式较好地解决了照顾需求。但是在老龄少子化的阶段，代际互助方式已经难以维持。中间一代既有养老的责任意识，又感觉力有不逮，照顾政策也没有为家庭提供足够的支持，焦虑由此产生。其中，处于工作、孩子照顾、老人照顾“三头烧”的双职工家庭和女性焦虑感会更重。

（二）完善对于家庭的政策支持系统

本研究说明，照顾政策对家庭照顾资源支持不足，加剧了家庭的照顾资源向养小倾斜，对养老形成家庭照顾资源挤占。同时，现有文献与本研究均指出，大部分中国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模式（杜鹏等，2016）。从三代框架来看，家庭照顾资源分配始终存在结构性的紧张。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展一种政策支持系统缓解这种紧张。总体思路是既要改变中国照顾政策“去家庭化”程度较低的短板，也要重视家庭照顾在陪伴和情感方面的独特价值。

首先是建立知识支持系统，主要是针对缺乏老人照顾知识进行完善。当我们用三代框架比较家庭在养小与养老方面的努力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个方面的差别。家庭在育儿方面多表现为预先规划型，在养老方面则多表现为危机应对型：出了问题再想办法。在这个意义上，老人照顾赤字也是知识赤字。无论是老年人本身还是为人子女者，对于如何识别老人照顾需求（尤其是精神心理）、如何应对紧急事件、如何预防疾病等，都缺乏预先储备的知识。社会层面的知识储备缺失不利于对老年人的照顾，也加大了子女的照顾压力。国家在推行积极老龄化战略的过程中，应当构建适用于家庭的关于养老的知识支持系统，协助老年人和成年子女掌握老人照顾知识、技能和信息，对于必将到来的老龄化生活建立积极老化、健康老化的心理和知识准备。

其次是完善公共资源支持系统。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应基于三代框架视角，综合性地评估家庭在养小养老方面的需求与能力，其形式可以是专项用于老年护理的补助、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第二，应大力促进社区层级养老机构的发展，拓宽专业化和与个人需求适配的照顾服务的供给能力。这两点目的是帮助双职工家庭在必要时能够以可支付的价格获得符合质量标准的老人照顾服务，从而将更多时间用于陪伴老人。

本文所用的定量数据为三省城镇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定性数据主要基于广州市中产家庭的调研，因此研究结论的外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未来研究可以在三代框架下拓展调查范围（尤其是农村地区、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对家庭照顾资源的代际分配特征和机制做进一步论证。其次，对于家庭照顾老人/儿童意愿，以及采取老人/儿童社会照顾意愿这四个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最后，本文初步观察到，不同维度的照顾资源对照顾老人和孩子发挥着不同作用，未来可以进一步挖掘照顾资源分配的复杂性，更好地调整国家和家庭关于一老一小的照顾责任划分。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