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建设

——中国社会学会学党史专题会议

暨新发展阶段理论体系建设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历程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的光辉史册中。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探索的百年历史中，中国的社会学者始终深入各地开展田野调查，总结提炼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积极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概念、理论和知识体系，不断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建设而努力奋斗。以共产党人为主的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重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无论是瞿秋白还是李大钊，都与社会学有着不解之缘。瞿秋白曾担任上海大学首任社会学系主任，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占领中国大学社会学阵地的第一人;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他是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人。改革开放以后，沉寂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迅速恢复重建，从邓小平提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1979)，到习近平提出“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习近平，2020)，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与社会改革、发展和稳定密切相关的学科，一直肩负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中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2021a)。在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从外部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现实状况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正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而努力奋斗，中国发展的基本面虽然长期向好，但也面临着诸多前进中的困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

在这样一个特殊而关键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学应该如何回应这些理论与现实问题?2021年4月24日，由中国社会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承办的“中国社会学会学党史专题会议暨新发展阶段理论体系建设研究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学者从中国共产党百年与中国社会学发展、扩展中国社会学的全球视野、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发展与智能社会、学科话语与理论创新等方面，全面总结与分析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主要形势，明确了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研究议题，探讨了社会学学科话语与理论创新的着力点。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与中国社会学发展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近平，2020)，他还明确提出:“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习近平，2020)。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高度提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这一重大任务，是赋予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的重大历史使命。

作为一门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学科，社会学自引入中国之初，就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历代中国社会学人一直力图把这门西方传入的学科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体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应当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解救民族危机并寻求一条富民强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时代之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社会学被介绍到中国。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这篇文章首次介绍了斯宾塞及其群学理论，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起点。严复认为，研究群学的目的，是为了明“群之理”，以“图自强”。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批受过专门训练，并以教授、研究社会学为职业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群逐渐形成，代表人物有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阎明，2010)。他们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两大鲜明特色:一是始终紧扣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回答时代之问。二是始终立足本土实践，创造性地吸纳西方社会学的先进元素，积极推进社会学本土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人的典型代表，即始终坚持“志在富民”的现实追求和“文化自觉”的理论关怀。

进入21世纪，尤其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国社会学者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战略任务，自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指出，中国社会学在近年的发展中具有三方面突出特色。第一，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激发14亿人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活力，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永续不断的最大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是要研究怎样整合14亿中国人的巨大力量，而整合社会力量的基本途径是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社会学强调，无论是以家庭为单元，还是以社区或工作单位为单元，要让全体人民都参加到建设中来，以人民主权的原则参与管理和治理，公正公平地享受建设的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社会学的最大优势。第二，自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特别强调社会调查研究，不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社会学调查重视长期性和深入性。比如，在农村调查中，学者要与村民长期交往，进行参与式观察。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社会学是最为强调一手调查、一手数据的。社会学学位论文的写作，就将以长期实践为基础的田野调查作为基本前提。第三，我国社会学者提出很多新的基层治理模式。这些创新性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在应对重大危机中的重大社会功能。中国社会学者的责任，就是要深入研究全国各地众多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教授指出，长期以来，在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下，政党被摒斥在社会学视野之外。事实上，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无论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基本都是以政党的构建、运作和指挥为中心展开的，放眼全球，鲜有例外。在中国，近代以来，政党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启蒙、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都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华民族独立、复兴伟业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2021年是建党百年华诞，深入回顾、反思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事业的光辉历程，助力阐发新发展阶段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必由之路。只有明确历史方位，才能把准前进方向。当前中国面临的“新发展阶段”属于什么性质、具有什么特征、探寻什么前途，或者说，所从何来、现在何处、去往何方，都是中国社会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高度关心、着力揭示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中国社会学超越旧格局、开创新境界的重要历史时机。

二、扩展中国社会学的全球视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发展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以及国际环境，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研究员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罕见的巨大历史变革，它必然产生广泛、深刻和长远的世界影响，甚至会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现有的主导力量产生各种摩擦和冲突。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现代化面临巨大的人口规模。世界现代化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至今全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还不到10亿人。中国是率领近14亿人共同走向现代化，东方和西方现代化的版图将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跨越性发展。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很多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1978－2020年的42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9.2%，这在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第三，中国走向现代化对全世界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称作是和平发展的典范，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第四，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曾经伴随的大规模的世界财富资源掠夺、世界殖民奴役和世界侵略战争。

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放眼全球，拓宽视野，积极研究“中国与世界”。吉林大学邴正教授回溯了国际上有关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研究。一百多年前，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之际，马克思恩格斯集中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马克思预见到，随着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撞击、接触，工业文明进入中国，必然引发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引起中国古老社会的瓦解。此外，马克斯·韦伯、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AugustWittfogel)、乔舒亚·库珀(JoshuaCooperＲamo)和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等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给予解释，其共识在于认为中国有其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邴正教授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欧洲、美国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体现在超大型、多民族、不协调(区域不协调、城乡不协调、阶层不协调、结构不协调)、家国一体的社会关系、多层跨越和多重复合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中国模式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路径，把握中国模式社会发展道路的未来，应处理好四大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强政府模式和改进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社会发展理念中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四是要处理好非均衡发展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学主要聚焦研究中国社会，比较缺乏对其他国家和国际问题的研究。中国已成为全球性大国，在新发展阶段，国际因素会影响国内发展，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因此，要大力扩展中国社会学的全球视野。南京大学宋林飞教授指出，构建新发展阶段理论应着力加强国际视野的综合研究。目前，我国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学科的分立与隔绝现象比较明显，这种学科现状不利于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全球治理、国际社会稳定，其实质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政治协调与合作，国家之间行为观念上的共识以及共同体建设，都是社会学应该关注与研究的对象。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提到了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这一团体格局为了自己国家的团体利益，不惜牺牲世界和平与别国合法利益。这个视角对我们研究目前的国际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社会某个国家一切自己优先的极端利己本质。我们要立足于发展基础来应对世界变局，用这种“双重格局”的理论来解读，这有利于增强理性应对与走出困境的信心，排除消极悲观情绪。

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认为，有必要构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理论。他指出，经典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是西方国家兴起的过程，现代化理论致力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普遍化，在某种程度上，所谓“转型社会”很重要的参照对象就是西方社会。中国的发展是对现有发展理论的巨大挑战，总体上看，西方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初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但不太容易解释中国为什么发展起来了，因为我们的很多发展模式和路径都是对西方理论的挑战。因此，在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或者建构新发展社会学时，应该思考中国的发展社会学知识对发展中大国可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因此，我们需要:第一，加强发展中大国的比较研究;第二，加强发展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从中国的发展中形成新的发展理论;第三，在发展中大国的比较中寻求一般的理论架构。社会学也要紧扣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能只看国内，还得要看国际，因为只有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之中才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对发展社会学的知识贡献，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寻求新的理论架构，这个理论架构显然是超越了现在的发展理论的。

三、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国“十三五”时期的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脱贫攻坚通过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习近平，2021b)。华中师范大学符平教授对脱贫攻坚中的治理模式创新进行了总结与思考，他认为，相对于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当前盛行于西方社会的新治理理论，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缔造了一种治理的新形态，即以单中心治理权力和多治理主体相结合为显著特征的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其理论意涵具有发展并创新治理理论、弥补治理理论谱系的逻辑缺失的潜能。在治理结构上，党政科层一统，打破了条块分隔和部门分立，完全以共同的治理目标为中心来协同行动;在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模式上，构筑了一种功能性耦合关系，通过多种制度策略整合了市场的对称交换逻辑和社会的互惠团结机制，连通了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各自优势。从动员的角度来讲，参与动员、协作动员以及相互嵌套的动员成效稳固机制，构成了系统性脱贫攻坚的组织动员体系，为有效提高贫困治理效能奠定了坚实基础。符平同时强调，要警惕对特殊地区的贫困治理对象进行过度动员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后果，如在一些民族地区的易地搬迁、集中上楼以现代、文明、先进的名义，不考虑地方性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统一强行按照某种模式来改造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严重后果。

在新发展阶段，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对社会建设与乡村治理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乡村振兴是国家为了实现全面现代化而进行的农政转型道路的探索，旨在通过农业、农村、农民和农地等系统的优先性和综合性部署改造农村社会结构，推动城乡结构和关系的总体性变革。这种改造和变革的关键在于治理，因此，如何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命题。不同于城市社区、公司企业、机构单位等，乡村是集生产、生活等多功能于一体，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生产、生活共同体。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在于过度的行政化和形式主义泛滥，过分突出管理而服务往往不足，农民的切身利益常常被忽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他指出，在乡村治理中，应该重视社会的建设并通过社会的建设为农民提供服务。这样的社会建设在四个层面可以实现特定的功能。在个人层面，可以调动农民的参与，激发内生动力;在村庄层面，可以增加村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政策层面，可以加强政策的宣传;在市场层面，可以实现农民的自助和自我服务。叶敬忠强调，应该认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软件建设;要为社会建设留出足够的空间，很多通过乡村的社会建设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应该留给社会去完成;要构建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要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自助组织建设为自己提供很多服务;要探索多渠道的社会建设形式，借助社会建设进行政策宣传，实现社会凝聚。

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对于乡村振兴的目标、重点和难点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第一，乡村振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到2035年，重点是仍然要依托农业，依托农民进行乡村建设。第二，在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关键仍然是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和重点是城市，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第三，过于强调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鼓励资本下乡，只会加剧农业农村领域的竞争，排斥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影响土地作为农民基本保障的功能。第四，农业主要的功能还是保障粮食安全，老人农业具有合理性，农业产业化空间有限。第五，当前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地细碎化，分散的地权和地块难以容纳现有的农业生产力，农地制度需要创新，农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国有农场土地制度。第六，土地是生产资料不是财产，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土地制度要保护生产的权利而不是占有的权利和不劳而获的权利。第七，农村反贫困的关键是建立相对完善的特困救助制度，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等更加制度化、常规化的办法反贫困，好于运动式的反贫困。第八，农村建设要按农村的标准。第九，乡村振兴要量力而行，避免地方发展过度融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2020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正确认识当前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对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研究员对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在强政府的逻辑之下，国家财政收入的高低决定社会建设的进度。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质量决定于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投入。但财政投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速与财政收入增速。在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背景下，唯有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才能化解危机与风险，避免掉入发展停滞陷阱。当前，对发展停滞陷阱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人口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老龄社会、老龄政治、延迟退休和老年就业问题。二是科技发展所造成的对劳动力的挤压和替代问题，科技进步越快，人工替代就越严重，其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就越突出，收入差距就可能越大。第三，在东西之间发展差距存在的同时，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正越拉越大，这会造成很多社会认同问题，也会为共同富裕取得明显进展造成障碍，并加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第四，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在扩大，但只有少数人认同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这里存在社会大传统对中等收入或中产阶层的逻辑解释与民间小传统对同类现象的逻辑解释之间的张力。第五，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正日益演变为新三元结构:即农村、城镇、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民、城市市民与流动人口。城市空间的结构化正在转变为社会人群的结构化，这可能会形成结构排斥，或造成社会融合困境。以上问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社会治理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顺利与否，决定着我们正在推进的现代化的进程。

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指出，在新发展阶段，社会领域将会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第一，收入和财富差距将进一步缩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将越来越近。第二，中高层职业比例将会进一步扩大，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社会流动空间不断扩大，向上社会流动依然是主流。根据目前国内三大社会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社会调查和中国劳动力市场调查)以及历届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流动率和人口迁移率不断增长，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社会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大，由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升级带来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第四，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趋缓。第五，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将日益增强。国外测评机构益普索对全球27个国家进行了2020年度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93%的中国人感到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过去的一年，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上升了11个百分点，在参与调查的27个国家中位列第一。新加坡独立民调机构黑箱研究(Black box Research)发布的一项关于民众对政府抗疫满意度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23个经济体中，中国民众对于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举措的满意度在受调查的各国中最高。张文宏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科学、精准举措，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积极配合是幸福感评分较高的根本原因。

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指出，用什么样的标准判断我们是否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在新发展阶段社会学学者的作为至关重要。他认为，社会学和经济学不同，不能仅仅着眼于GDP增长等指标，而是要设定自己独有的测量指标。他提出，可从中国社会当前的四对基本关系及其演化状态入手来做判断。第一对是劳资关系。近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空前庞大的劳工阶级。过去劳资关系比较紧张，但现在有向好发展的趋势。国家多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福利制度等惠及劳工，有利于缓和矛盾。第二对是城乡关系。以前的发展过分强调城市，却往往忽略了农村。现在国家开展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扶贫解决了农村大面积贫困问题，使城乡关系产生向好趋势。但如何将已取得的扶贫成果制度化，如何解决农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都是新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三对是官民关系。现在看来，部分民众对政府信任不足，一些基层政府官员乱作为、不作为可能会激发重大冲突。新发展阶段必须着力调适、解决官民关系。第四对是族群关系。如何处理好与少数族群的关系，历来是大一统民族国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对少数民族及疆域进行持续深入研究，找到妥善处理族群关系的常规方法。沈原还提出，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巩固前两对关系取得的成果，重点化解后两对关系可能带来的张力甚至冲突。他认为，社会学关于前三对关系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论准备和学术积累，可以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但对后一对关系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准备不足，必须尽快补齐。

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定义“基本现代化”非常重要。关于新发展阶段的目标，中央文件里讲得很清楚，从2020－2035年，总括性的话语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有一些解读似乎是将人均GDP达到或超过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衡量指标。谢立中指出，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可能存在很多困难，如资源承受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趋于饱和的基础建设空间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硬性指标到底用什么来测算?他呼吁，应该构建一个综合指标，而非以单纯的人均GDP来测量，如人均生活质量或人均综合福利水平、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人均寿命、社会参与度，还有关系和谐(家庭关系、社区关系、单位关系)以及生态环境指标等。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由经济学去讲，社会学要以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回答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含义，通过社会建设、福利体系建设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

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指出，应在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背景下，客观看待民生福祉发展。第一，在新格局中，我们处理的是中国内部循环的问题，以国内循环建构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国内循环最重要的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中低收入群体问题，这里包含人民福祉问题。改善民生福祉对不同群体来说是有差异的，不同群体的需求结构不同、所需福利物不同，改善其福祉的途径也不同。第二，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和补民生短板，要从持续获得和获得感的角度看待民生福祉改善。在经济发展波动期，特别是中波(时)段波动期，要创造更多的灵活就业机会，增强人们的获得与获得感。第三，要建构和引导民生福祉的提升，增强中西部农民福祉。积极稳妥地发展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也值得关注。

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明确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十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内容，“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在新发展阶段，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大目标之一，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徐行、王娜娜，2020)。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实现共同性社会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华中科技大学雷洪教授指出，要从矛盾的背景来理解共建共治共享，理解矛盾是我们处理好共建共治共享的指导思想和基础。党的十九大有两个新的提法，一个是主要矛盾转变，另一个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主要矛盾的转变体现在多方面:人们之间或矛盾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矛盾主体地位身份的变化，矛盾主体之间互动对象的变化，矛盾冲突形式的变化，矛盾调节方式的变化以及矛盾调节主体的变化。我们需要对矛盾及其转变有着具体的认识，才能解决矛盾。为什么实现共同性社会治理会有障碍?雷洪认为，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矛盾变化的原因或者机制嵌入在现有治理的障碍之中。第二，以下几方面的障碍直接导致了共同性社会治理的困难:身份障碍、社会利益或者需求的障碍、社会心态的障碍和社会参与的障碍等。这既有客观上参与环境的障碍，比如社会组织从自愿、自主、积极变成安排、服从、迎合，也有参与者主观方面的障碍，比如身份的障碍和心态的障碍。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爱丽研究员讨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问题，可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她指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应该体现在“四化”，即制度化、民主化、协同化和高效化。制度化强调社会治理的整体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表征，突出法治是制度化的最高形态;民主化强调社会治理的合作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突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协同化强调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突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高效化强调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彰显，突出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助推决策科学化、防控一体化、服务便捷化。在实践层面，作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市域社会治理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试验探索，践行了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布局、体制、方式和能力的现代化，同时也聚焦了市域防范风险的整体性、纵横维度的协同性、效能提升的系统性制度建设。社会治理是由市、市域、市域社会和市域社会治理多类范畴构成的范畴体系。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应该遵循社会治理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逻辑。

兰州大学陈文江教授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探讨了贯彻共治理念、坚持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的国体和基本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这一基本制度必须坚持。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就在追求两个“先生”——德先生、赛先生。中国式民主未来的发展突破口，在于城乡社区的基层民主。他指出，现在许多社会学教师深入基层推进城乡社区建设，这对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实践基础。

四、科技发展与智能社会

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跃上新的台阶，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新发展阶段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新机遇新挑战。宋林飞教授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次根源是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领域的国际竞争。科技方面的竞争是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深层次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决定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实施“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加快从科技创新“跟随为主、引领为辅”向“引领为主、跟随为辅”转变。冷战结束了，当年形成的“核恐怖平衡”至今依然存在。今后，谁拥有更强大的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力量，谁就能控制科技及其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保障国家安全稳定发展，而当双方都拥有旗鼓相当的科技力量时，单边制裁就会失去威胁意义与实际价值。

科技发展不仅与国家间的竞争有着密切关联，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生活也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如何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来反思科技创新，对科学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一直是社会学学者关注的话题。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认为，新发展理念的第一条就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社会学应该比以往更加关注当代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特点，观察和分析科技创新的社会过程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日益增强。但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科技领域，我们仍长期依赖国外尤其是欧美的科技创新成果，跟踪、仿制、应用多，原创新成果少。针对这些问题，国家逐步推进了三方面战略: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发展战略科技;二是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科技创新真正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关联起来;三是培育和弘扬创新文化，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和传播。他认为，新发展阶段的科学文化建设(无论是狭义的科学共同体文化建设，还是广义的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关系到创新发展理念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能否真正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科学文化建设本身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既涉及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又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在这个领域，科学社会学大有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社会学研究有一个文化转向，对传统技术和现代科学进行文化研究，或者直接将科学技术作为文化，开展对科技文化的社会研究。赵万里强调，探究适应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要求的科学文化，应该成为我国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课题。

随着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学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清华大学王天夫教授讨论了数字时代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他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设方向是城市治理。城市空间与人类社会两者是同构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城市就是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随着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我们已进入数字时代，城市空间有了非常大的拓展和压缩。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联系非常紧密，发达的交通让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可以克服。此外，新技术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工作节奏、生活节奏变得更快、更多元、更复杂。在个人层面，在场与不在场的界限逐渐模糊，个人可以身体不在场，但是他的思想、话语、行为带来的后果都可以在场，数字时代使人的空间位置可以流动性地增加。在群体层面，人们变得有更强烈、更紧密的连接，但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离趋势也在增加。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小群体的成型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利益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新的趋势是，很多在原有的传统利益基础上形成的结构开始瓦解，新的社会结构开始产生，比如网络上出现的兴趣群体、粉丝群体等新的社会群体。社会变迁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待学者做出解释。他指出，新闻学、政治学对数字社会产生的影响非常敏感，社会学研究也应将新技术的变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考虑进去。大数据时代，我们能生产更多的数据，数据收集的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断更迭，这些都可以成为经验研究的基础。不管是人口迁移的数据、经济数据的地理分布，还是人们的关系在地理上的呈现，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理解社会变迁的现状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科技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剧变的重要推动力。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石英研究员指出，中国新发展阶段正好与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相重合。人类历史上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由早期分别发生到后来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形成产业革命，或称工业革命。一般我们认为，现在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即工业4.0。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是电力革命，第三次是信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为人工智能革命。他认为，每一次工业革命必然伴随着一批职业的消失，同时又会有一批新的业态随之诞生。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机械化、电气化替代了人类繁重的体力劳动，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则让自动化、智能化进一步替代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和熟练的技术工作。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服务业占比更大的信息社会、智能社会，这个转变意味着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解放”即将到来。石英指出，新就业形态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智能社会的就业转型，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过于悲观。从短期来看，有必要通过政策调节解决转型带来的阵痛。从长远来看，这也对现有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和体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讲的，“我所担心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思考，我更担心的是人们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没有价值观，没有同情心，没有对结果的敬畏之心”(库克，2017)。智能时代的到来，问题是现有的教育体系能否应对随之而来的变化。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创新教育都需要跟上。

五、学科话语与理论创新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2016)独特的中国经验为我们超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心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和现实依据。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研究员指出，应以新发展社会学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史起点是邓小平1979年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社会学要“补课”，它几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同步，是一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发展史。中国特色主义社会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谢寿光认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无论是帕克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社会学，还是帕森斯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都是基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新发展社会学完全有可能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学学者在现代化道路、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体制改革、城乡社会治理等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领域已经做出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探索，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同时，也为新发展社会学积淀了基本框架和内容。他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应紧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内容，开展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研究、生态与环境科学等学科的跨界对话。以新发展社会学为核心，大力发展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法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生态环境社会学、风险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等分支学科。

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指出，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发展社会学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发展理论是社会学理论中最热门的一个领域，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就是从发展社会学入门的。但是到新旧世纪交替，特别是进入了21世纪之后，发展研究却遭遇了较为明显的“研究困局”。学科体系的自我消解以及发展理论的滞后性使得学界关于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落后于国家关于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社会学亟待实现研究主题的转换与研究领域的拓展。首先是研究对象的拓展。在今天，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复兴崛起时，应该对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做进一步拓展，除了关注发展中国家大国的发展之外，还要把发达国家、早发国家在深度现代化之后所遇到的问题纳入发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其次是学科研究主题的转换。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今天我们意识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具挑战意义。包括城乡关系的体系，发达国家走的是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城乡均衡—逆城市化这样一条道路，中国的城镇化经验为新的城乡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些新的模板和经验。最后是研究主题应该予以全面更新，并形成新的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发展社会学应该研究世界体系意义上的发展问题，应密切关注发展的起点问题、升级问题、衰退问题、预测问题、格局问题、中断问题等，以系统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回应巨变的时代。

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指出，新发展社会学要密切关注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国之间的博弈由来已久。从二战以来，全球社会已开始步入社会秩序重建阶段，很多直接的社会风险正在向不确定性转变。从风险到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也在拓展。社会学对风险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让我们认识到风险与社会紧密相关，风险问题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之中。但是，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最大区别在于风险是可治理的，有一个词叫“风险治理”，而不确定性是无法治理的。发展的不确定性给传统社会学研究带来很大挑战。流动性元素的增加、各种边界的模糊化、发展的不确定性现象越来越多，这是社会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即如何在日益显现的不确定性世界当中寻找甚至创造一种确定性，这是新发展社会学或者说社会学要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指出，发展中国社会政策理论体系在以下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第一，指导民生建设实践。近十多年来，历次党代会的重要文件、政府工作报告都对民生建设提出了诸多要求。其中实践经验很多，理论研究还需要跟上，这对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第二，引领学科建设。现在很多人都在探讨建立社会政策学科，如果一个学科体系没有理论体系作支撑，学科建设就无法有效进行。第三，推动国际社会政策理论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在经济方面正在走向强国行列，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也要对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社会政策涉及很多议题，有大量问题需要进行理论研究。例如，社会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政府—家庭—社会的关系、社会政策与社会公平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政策话语体系。目前中国社会政策学术界面临两大话语之间的沟通协调，一是与国际社会政策概念体系的沟通协调，二是与本国政概念体系的协调。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理论应做到总结和学理化，将我国的社会政策理论推向世界，其中就有翻译、解释、传播与交流这样一些任务。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学术话语之所以形成，其目的不仅是让知识界能够理解，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得以理解，这是学科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中山大学蔡禾教授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学学者就在提社会转型、社会体制转型，学者们围绕四位一体的社会建设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类似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这样的话语来说明中国社会的建设、社会管理或者社会治理问题。谈转型的时候，社会学家有很多维度，例如人口、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户籍保障，都是社会转型的特点。但如此多维度的讨论，很容易将作为文明形态的社会转型与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而言的社会转型相混淆。从多维度的角度开展研究是探讨转型的基础，但是多维叙述的方式容易模糊体制转型的内涵，这种以枚举和罗列的方式来研究问题的方式，难以淬炼出一套概念性、简明清晰的话语体系。蔡禾指出，社会体制转型中的“社会体制”，指的是一个国家为实现社会领域发展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尽管社会领域的改革涉及多个方面，但要归纳到最主要的体制，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实现人的发展需求的体制问题，二是人的发展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秩序问题。如何来概括今天已经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们不能找出共性，归纳出特征，发展出最主轴的社会体系，我们就很难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体制转型话语体系，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要展现我们的贡献就很困难。他同时强调，应注意“应然”与“实然”的区分。所谓应然指的是通过整个体系的分析，逻辑上我们认为这个社会应该走的道路;实然指的是我们在转型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变化，是当下状况的转型，这是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南京大学成伯清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公平正义与改革动力问题。他指出，社会学应为社会发展提供评判标准、价值导向、理想社会的意象或调节性理想，特别是要探究中国现代化的理念与愿景。社会学应有适度的规范转向。社会学研究公平正义问题，必须围绕结构正义展开，同时需要注意对于世道的总体性评判，即世道的公平性和道义性。道义性本身就是价值、意义的问题。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成就很大，但是在国际上还经常“挨骂”，他认为这可能与道义有关，没有充分彰显中国故事的道义维度。费孝通教授很早就提到，目前全人类只是有利害上的联系，还缺少道义上的认同。成伯清指出，在建构新的道义秩序方面，中国人的智慧、理念应该有自己的贡献。不能只是挖掘中国传统的东西，新的道义秩序应该是贯通中西、朝向未来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各种文化间的交流交融、相互渗透，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如何站在新的现实起点追求更高的道义性，是今后社会学发展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指出，对于新发展阶段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设，要从重要的时代议题出发来谈，并由此对原有的现代化理论、发展社会学等知识体系进行反思，以确立我们当下的研究所要借助的相应认知和理论。这些认知和理论既要从中国实际和经验中来，又要有世界性视野和对话。首先，我们在追求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时，不能简单地去否定既往的知识体系，包括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概念工具或分析框架。其次，要明晰“话语体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还是关于“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社会学者需要通过理论反思、调查实践，尤其是跨国比较分析等知识再生产方式，将关于“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与关于“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融合在一起，并在不断地证实和证伪过程中提出对时代变迁的深刻见解和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宏观判断。最后，要突破社会学学科格局的局限来思考呼吁学术体系的构建。我们知道，过度强调学术体系的独特价值是学术精英把持知识体系并促使其学术化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封闭。我们要从扎根本土实践、拓展世界性视野、推动跨学科研究出发，围绕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话语体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