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纪之交时段诞生的Z世代，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规定了它的核心身份特征:互联网原住民的第一代;数字化场域中新媒体文化的创作者;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先行者;多重风险与压力的直面者;迈向民族复兴强国世代的主力军。这些复杂的身份特征赋予他们诸多丰富而又矛盾的特质，他们时常处在两歧性情境的交织之中。而要实现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则需要生命原理产生的自我完善驱力与先进价值观产生的引领作用所共同达成的建构。

关键词：Z世代;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文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国世代

作者简介：沈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引言 时空规定性下的世代特质

任何一个世代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换言之，任何一个世代都有其时空规定性。所谓时空规定性，是指对一个世代具有最重大形塑作用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特征，即使一个世代成为特定世代的历史进程阶段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或者说时空交织形成的规定性便赋予了一个世代具体的内涵和外延。

如果说任何世代都是处在时代和社会的坐标系当中的世代，一切世代都有其时代和社会的规定性，这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关于世代的第一个层面的观点。此外还要强调的是，虽然世代有其时空规定性，然而，世代也有其自身能动性。世代既受特定时空所限制，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超越时空限制的潜能。假如没有自身能动性，一个世代就难以登上时代和社会的舞台，就难以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的理想和创造的印迹。因此，上述两种因素的合力便具体地塑造了一个世代。

首先必须指出，Z世代(Generation Z)这个称谓，即以外文字母代表的世代，是外来词语，国人在借用时，就世代的年代或年龄跨度以及基本特质上，也有着相似的意涵，即指1995—2009年之间出生的人们，其主要特质就是数字化时代的土著。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中国在1995年至2009年之间出生的人口数约为2.62亿人。

一般而言，“Z世代”主要是“X世代”的孩子，然而，其中也有更年轻一些的“Y世代”或是更年长一些的“婴儿潮一代”的孩子。

“Z世代”又被称为“M世代”[多重任务的世代(Multitasking)]，“C世代”[联结的世代(Connected Generation)]，“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或者“英特网世代”(the Internet Generation)。这些林林总总的名称表现了“Z世代”的特征，即蕴含着多样性、复杂性、变动性。如果从总体性特征来描述或概括“Z世代”，它的一个关键点就表现在，这一代人从出生之日起以及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无一不受到互联网、即时通信、手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深刻影响。因此，“Z世代”的价值观念、工作方式、生活风格成为时代和社会所发生的最敏锐和最新颖变化的一个缩影。

到2022年，在Z世代当中，最早出生的人们已经27岁，有的硕士毕业了，有的更早便就业了......大部分人进入了社会。最晚出生的人也有13岁了，大致小学毕业了。

按照笔者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世代谱系划分方法，Z世代属于第五代人与第六代人之间的交叉人群，具体属于第五代人中的第二个世代单元和第六代人中的第一、第二个世代单元。(在一个世代中都可能存在一些次一级的世代单元，例如，“60后”和“70后”可以看作第四代人中的两个世代单元;“80后”和“90后”可以看作第五代人中的两个世代单元;21世纪的“00后”“10后”“20后”可以看作第六代人中的三个世代单元。)

从世代类型上来看，Z世代最明显的特质是其是一种复合型世代，很难用原有的或已有的世代类型学来划分，即很难归属于某种理想类型。第一，Z世代是一种年龄世代，即同期群或同批人，被赋予了十分明确的年龄段的规定:1995年至2009年;第二，Z世代主要是社会世代，但同时也兼具文化世代和心理世代。青年文化及其演变成的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是其主要的标志性符号，其成员之间也具有比较鲜明的世代认同。

之所以说Z世代是社会世代，根本原因在于，它处在一种独特的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及其相关阶段上。这种进程和阶段的复合因素塑造成了Z世代。

在Z世代出生的时期即1995年至2009年，以GDP指标来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上升状态，1996年增速为9.9%，2001年即入世当年增速为8.3%，2003年增速为10%，之后增速一直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2007年增速更是高达14.2%，2010年增速是10.6%。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看，1996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39元，到2010年已经增长到19109元，翻了整整两番。

可以说，Z世代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生和成长的，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得社会成员的物质条件呈现不断的改善。当然，除了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外，Z世代还享受社会发展的红利。2004年中国发展从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期进入一个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的时期。

2004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简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按国际标准，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进入一个重要阶段的转折性标志。换言之，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便意味着国民的消费结构开始升级，由衣食主导的消费进入住行主导的消费，房地产和汽车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国民的个人资产有了比较迅速的增加，而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带来产业结构升级。

当然，经济升级转型阶段也是社会问题频发和社会矛盾增多的时期。因此，“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成了中国发展的新主题词。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建设成为未来发展进程中一个新的重要目标。“人”的地位在发展理念、发展政策中提到了新的高度。

一、互联网原住民的第一代

1994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在这一年份之后出生的人口属于互联网原住民范畴，而在该年前出生的人口属于互联网移民范畴。在中国当前的时空下，互联网原住民和互联网移民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具体和明晰。

说Z世代是互联网原住民的第一代，既指他们的外在规定性，又指他们的内在规定性。Z世代出生与中国互联网落地几乎同时，Z世代成长与中国互联网发展几乎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对于Z世代来说，他们不是接入互联网，而是嵌入互联网，不是在“上网”，而是在“网上”。当互联网成为了Z世代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场域和界定他们生活的一种重要内涵时，他们全面地拥抱这个世界，深刻地嵌入这个世界，多维地融入这个世界。

在Z世代与互联网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方面，最受关注的是两个维度的问题:一是互联网对于Z世代的塑造;二是Z世代运用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

最值得探讨的是所谓“虚拟社会化”这一问题。一般而言，虚拟社会化是指在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环境中所进行的人的社会化的特质，主要表现为:社会化施教者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强，以及社会化受教者的主动性和选择性的增强，互联网所构建的“第二现实世界”已经使人的社会化发生了范式变迁:人们从与传统意义上的真实社会的互动，变成了与当前意义上的虚拟社会的互动。人的社会化运行机制似乎呈现出两个层面:在原有社会基础上的真实社会化和与传统社会化相对照并存在的虚拟社会化。

对于“虚拟社会化”的内涵，可以这样理解:它具有双重效应:一是真实社会对于网民的影响，即互联网上所呈现的现实生活情况;二是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呈现的“虚拟”社会对于网民的不切实际的影响，或者说，互联网制造了某种影响网民的社会幻象。

Z世代运用互联网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似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果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经带来一种新的生存样态，那么，这种样态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严峻挑战，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网络社会研究中心所指出的那样，一种最持久性的变化，不是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和算法，而是互联网原住民与互联网移民之间的代际鸿沟。代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媒介素养差距，正是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更新换代引发代际数字鸿沟的具体表现。互联网原住民与互联网移民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与生俱来的数字鸿沟。

互联网成为了丰富而复杂的互动平台:在一个层面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代际数字鸿沟;而在另一层面上，这个产生于互联网时代的代沟现象，又必须借助于互联网作为消除的途径。

在今天，互联网原住民向互联网移民传授互联网知识和技能的代际学习现象日益增多。“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项目2013年的结果显示，当父母上网不知如何操作时，56.1%的人“有时”、22.7%的人“经常”向其未成年孩子进行请教。而这一项目201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当父母上网不知如何操作时，“有时”“经常”向其未成年孩子进行请教的父母比例分别为61.6%、24.1%。将两个年份的有关数据比较后可以发现，向孩子请教的父母比例在上升，而“从不”向孩子请教的父母比例大幅下降(从2013年的21.2%下降到2017年的14%)。[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合作实施“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2013年，2017年)]

发生于互联网原住民与互联网移民之间的代际学习，不只有助于填平代际数字鸿沟，促进社会整合，还会进一步产生更多的社会功能，其中之一则是由这种代际学习机制所催生的新的代际形构。

二、数字化场景中新媒体文化的创作者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种亚文化的青年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节律之间始终存在内在关联。大致经历了80年代的愤青文化、90年代的顽主文化、(21世纪)00年代的嘲谑文化、10年代的参与文化这样四个阶段，也是四种形态。当Z世代在历史社会中登场时，他们正好是第四个阶段和第四种形态的新生力量。

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于1992年提出“参与文化”这一概念，其实质意涵有几个方面:作为一种全新范式的文化，媒介技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者的门槛和作品的水准较低;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受到高度关注。因此，我们可以把詹金斯所谓的参与文化更具体地表述为新媒体参与文化。

Z世代作为新生力量所兴起的新媒体参与文化，与此前三个阶段、三种形态的青年文化之间，不仅在文化产品制作的技术手段和表现形式上，而且在文化产品的传播速度、扩展范围上，都呈现出程度不同甚至性质不同的区别。

十分有趣的是，Z世代的一个关键性特质就是与互联网或数字化的重要联结。在我们社会发展进程的当下阶段，Z世代的自我表达需求的骤增与新媒体的涌现在时间点上正好相遇。于是，Z世代不仅产生了自我表达的内容，而且拥有了自我表达得以实现的平台—多种新媒体、自媒体及其应用。

可见，在2010年前后，Z世代便与主要新媒介全面相遇了......这样，Z世代成为了独特的时代和社会场景中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的最早融合者。青年文化正处在由于文化上世俗化和社会中消费主义的燃料而加速变形为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时期，加之得益于技术上新型传媒的鼎力支持而大行其道。于是，Z世代成为了数字化时代新媒体版本流行文化的首批玩家。他们借助或者说一定程度地生活于这些新媒体世界中，制作着、表达着、参与着、娱乐着......

举例来说，“微整”、“快闪”、“云养宠”、COSPLAY等成为Z世代所热衷的流行文化的表征符号，形成了基于他们价值观念和心理偏好的标新立异、吸引眼球的五花八门的形式。Z世代借助于与他们相伴相生的微信、抖音、知乎、快手、哔哩哔哩等新媒体作为平台，以迅速广传的方式制造文化样态、流行时尚、风行潮动。他们制造出的各种新异性、另类性、边缘性、疏离性的青年文化、流行文化，以张扬他们的自由、个性和激情。

除了语言符号，Z世代对各种新传媒的技术手段和表意策略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越来越高，而这往往决定了文化产品所能引发的轰动效应。因此，对各种新传媒技术手段的运用和对流行文化产品的挪用，使得Z世代青年文化显现出更加鲜明的新媒体风格，由原来的“语言控”“形象控”变成了“技术控”。

青年文化的形成有其多重原因，这些原因往往通过青年文化所具有的功能表现出来:一是成为青年独特的生存样态及其心态的表征符号;二是间接地表达了青年的独特需求和主观愿望;三是在现实层面上有助于青年对所处环境的调整和适应。总之，所表明的是生命历程中特定年龄阶段的重要特征。如果说青年文化有其独特年龄或生命阶段的规定性的话，那么，青年文化变成一种流行文化则又有其一定的社会燃料，那就是消费主义的助力，尤其是在一个日趋富裕的社会中，消费主义不仅是经济激素或助燃剂，而且是心理激素或兴奋剂。

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技术提供了更广大、更便捷的表现平台的时代，青年文化变形为流行文化的进程呈现出以下特征:从出现到扩散，从形式到内容，从过程到结果，无不渗透着新媒体参与的构建、传播和表达。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是Z世代达成了对新媒体和流行文化融合体的选择，而是新媒体和流行文化融合体达成了对Z世代的选择。

Z世代作为新生力量的新媒体参与文化，对于青年主体自身具有以下方面的功能:形成为满足消费和娱乐需求的一种新途径;生长成表达个性与感受的一种新场域;构建出交流信息和情感的一种新平台;开拓出进行社会参与的一种新渠道。

尤其应该指出，由于Z世代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的日益增强，以及随之必然带来的社会参与意愿和实际行动的增长，作为新媒体和青年文化的融合体，他们创作的一些流行文化产品表现出了特定的社会参与功能。换言之，成为他们表达社会关怀和公共意识的一种形式，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渠道。

Z世代通过各种新媒体作品对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表达持续关注和积极发声，最终可能影响和改变对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处置方式，同时结合现实层面上的社会实践、公共服务等取向，Z世代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等特质也会对社会运行环境和人们日常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别有感触地改变着社会大众的某些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等。

有趣的是，Z世代的另一个称谓即“虚拟一代”。“虚拟一代”并不“虚拟”，“虚拟一代”的实名是“数字一代”，“网络一代”，“参与一代”。“参与一代”更加名副其实。参与的工具主要是新媒体，但又不完全局限于新媒体，时常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即线上与线下两种空间的融通。而当运用新媒体创作并进行信息传播、意愿表达和行为实践时，就是进行文化活动，当他们的文化活动围绕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而展开，并以改善这一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而努力时，就是参与，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正是从Z世代开始，青年文化存在方式经历着由现实化生存到数字化生存的变迁。对于Z世代来说，新媒体不仅是工具，不仅是渠道，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先行者

社会科学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社会变得高度富裕之后，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对这一现象作出最有代表性揭示的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哈特。他根据世界价值观长期调查的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000美元之后，就可能开始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生的基础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

然而，如果从时空特征来考察中国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生机制，则会发现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今天中国社会所处的时空与同时代的西方发达社会所处的时空是不相同的，因此，中国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生机制将是非常独特且更加复杂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权威数据: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410美元。首次突破10000美元大关，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2019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连续八年下降，已达到联合国20%~30%的富足标准。

根据英格尔哈特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生之间关系的观点来加以分析，中国社会成员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2019年之后才可能开始出现。然而，这是西方发达社会(二元时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生机制，而且英格尔哈特对于这种机制的分析主要表现为经济决定论的视野，或者说，在阐明了经济决定作用所具有的基础性的同时，却一定程度地忽略了经济之外的多重因素共同发生重大作用的复合性或复杂性。

笔者认为，对于新型文化或价值观的发生来说，时空状况和特征是极其重要的现实动力机制，也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正因为如此，应该强调，与西方发达社会在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生时期所处的时空不同，今天中国社会有其自身所处时空的独特性。

西方发达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生时期的时空特征是二元性，其核心内涵是从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化。而当今中国社会的时空特征则是三元性，其核心内涵是传统维度因素、现代维度因素和后现代维度因素的同时并存，中国社会的主流性变迁方向是从传统迈向现代，但同时存在后现代维度因素的影响—已经达成现代化目标的西方发达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心理等各种成分都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环境层面或影响因素。

最简要地说，第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或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效应是关键性的或决定性的;第二方面，中国社会所处的三元时空或复合时空对于新型社会价值观的发生而言是强有力的激发机制。这两方面构成了中国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生机制具有独特的复杂性。

第一，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或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生的最重要的物质层面的基础。第二，中国的后发优势效应预先提取了以往现代化道路或模式的各种经验和教训作为前瞻性的提示和预警。第三，时空压缩效应所内含的直接示范作用对中国发展提供了有效经验的简明操作方式或践行路径。第四，社会心理的自反性(尤其是对工具理性扩张所导致的过度化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感)成为一种被动或自发反思结果的积极或自觉选择动因。

正是在这种特定时代和社会背景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复合机制作用下，中国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已经孕育和逐渐生长，首先在其身上得以发生的主体是新生代青年。[我国学者张永杰把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相互接替的社会成员划分为四代人:第一代人是缔造新中国的一代;第二代人是迎接解放的一代;第三代人是上山下乡的一代;第四代人是成长于改革开放环境中的一代(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延续张永杰的世代划分，我们把出生于改革开放伊始及其之后的人称为新生代，即指“80后”及其之后的人。“80后”“90后”“00后”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世代或一个文化世代，而“80后”“90后”“00后”这三个“十年世代”或“年代世代”又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世代或一个文化世代中的三个世代单元。]具体而言，“80后”“90后”“00后”是最早表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症候的中国社会中的一代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变迁的总方向是现代性的成长，但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变迁具有复合的动力机制并呈现复杂的表现形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们身上开始孕育，在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们身上逐渐萌发，在21世纪头10年出生的人们身上显著生长。换言之，Z世代是中国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先行者。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青年新生代身上的发生，是多元现代性或复合时空背景下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心理变迁的一个独特表现方面，既涉及本土的或内在的生成机制的作用，又涉及非本土的或外在的他塑机制的作用。

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起飞阶段，从一个匮乏型社会向一个富裕型社会迈进，社会成员的主导性需求结构层次呈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而在心理层面上则正在发生一种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即从更主要追求物质保障或经济安全转变到更主要追求自我表达和主观幸福，从而引起价值优先性及其取向上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上述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中国青年世代身上最先表现出来并越来越向其他世代播散开来。至今，在Z世代身上呈现得最突出。

在价值观及其取向上，表现出从注重追求生存层面的目标，逐渐向着注重追求发展层面的目标，再到向着注重追求主观幸福的目标迁移。中国青年世代身上的需求结构从基本层面到高级层面依次表现为这样的结构层次特征: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沟通的需要、参与的需要和表达的需要。可以说，参与的需要和表达的需要越来越成为中国青年价值选择和社会行动的最重要动力。而这些层次的需要无疑都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表现。

Z世代主要涉及“90后”和“00后”，新生世代中的两个世代单元。“90后”(1990—1999年出生的人)在中国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背景下出生。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理性意识更加明显，而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效应也逐渐呈现，物质生活层面上升所带来的心理层面主导性需要上升效应也逐渐呈现。因此，与“80后”相比较，“90后”作为一个“十年世代”的核心特征表现为:更加理性化、更加世俗化、更加娱乐化、更加人本化、更加个性化。

“00后”(2000—2009年出生的人)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浪潮这一重要背景下出生。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步入全球化进程，而强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又成为中国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与“90后”相比较，“00后”作为一个“十年世代”的核心特征表现为:心理上开始有许多新的生长。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最早呈现者。

基于一些调查结果我们将Z世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表现概括为以下方面:在社会维度上的主要特征有，强烈的社会参与动机;对公益事业的热心;有公共服务意识;对不同价值观的宽容;有自觉的环保意识。在个体维度上的主要特征有，强调个性的价值;珍爱生命的意识;开放、透明的心态;直率的情感表露方式;广泛的非功利的兴趣爱好;积极的休闲态度;不愿扭曲个性，厌恶形式主义。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并且强调的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只是物质发展结果在人们主观层面的能动反映，是发展的辩证逻辑结果的再现，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过度化或极端化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如物欲膨胀、拜金主义、消费至上、终极关怀缺失、精神贫乏等弊病所产生的反拨。然而，它并不是一种完全具有前瞻性、超越性、升华性的精神体系。因为这种精神体系在根本上需要新的理论来构建，并需要相应的社会机制来加以塑造。

四、多重风险与压力的直面者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用他创造的概念“风险社会”来表达当今时代潜在着危险和不确定性这一重要特征。在他看来，风险所引发的危机或灾难常常不再局限于发生地，而可能产生更大范围甚至全球性的破坏。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乃至无法加以确定，所以对于风险无法进行测算。风险的严重性常常超出了事前预测的程度和事后处置的能力。总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效应所导致的风险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风险的源头，既有来自自然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而且进入当代时期以来，社会方面的原因显得更加突出。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综合性的原因似乎更重要，所导致的风险也是复合型的。

一般而言，在具体层面上，社会风险主要就是指由于突发性的局部事件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或社会灾难。这种范围可能涉及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

对于Z世代来说，首个最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可以提到2003年的SARS暴发。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颇具风险社会特征的事件。于2002年年底出现的被称作“SARS”(俗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又称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在持续扩散近九个月时间内，导致全球患病人数8422例，死亡人数919例。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确诊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治愈出院4959例)。

2003年，Z世代最早(1995年)出生的人8岁，他们处在生命进程的儿童期，而儿童期的经历对于人的一生尤其是心理或性格都会产生特定影响。如果说SARS事件只是Z世代童年时期的一种隐约记忆，那么，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于Z世代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重大并且是全方位的。

2020年这一特殊年份，或许会成为当代历史阶段的某种分水岭。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于整个世界的生产状况、生活风貌、运行机制等都造成了从未有过的冲击，导致的危害难以估量。仅以美国为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5月18日0时20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82680909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1000004例。另据路透社当地时间16日的统计数据，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2688179例，死亡病例达到1001217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拥有先进医疗技术和丰富医疗资源的美国，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均居世界首位，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最大抗疫失败国”。

这一史无前例的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峻地考量着中国的危机治理方式、机制和成效。面对如此危重的风险情境、危机局面和灾难规模，全国的医务工作者、基层工作者、各类志愿者、军人，实际上是全国人民，都从各自角度全面深入地参与了这一场斗争，而在“战疫者”当中，充满了Z世代的身影。2019年，Z世代最早(1995年)出生的人口已经24岁，最后(2009年)出生的人已经10岁。新冠肺炎疫情，或者说，这一重大风险事件跨越了三年时间，对于正处在价值观、性格成型时期的Z世代来说，必将对他们的一生形成全方位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痕迹将表露在他们未来的价值观念、社会性格和行为方式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形势的某些危机对于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上的连锁反应已经形成消极效应，最为明显的是经济呈现低迷状态，这将会进一步导致就业方面的严峻势态。

当Z世代的第一批人满怀期待准备全面迈入社会的时候，社会变迁则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中国GDP增长2010年为10.3%，2011年为9.2%。也就是说，2010年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位数的高增长时期已经过去。2011年经济增长率呈个位数，2017年之后进入经济新常态。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经济发展又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与此同时，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屡创新高，仅从大学毕业生数量来看:2017年795万人，2018年820万人，2020年874万人，2021年909万人。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一举创下两个历史之最:毕业生人数最多，毕业生人数增量最大。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大，失业率有所提升，就业的前景显得更加不容乐观。

新增就业人口中Z世代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要找到工作尤其找到好工作，必须付出更多倍的努力、经受更激烈的竞争、承受更巨大的压力。就业压力中所潜在的不确定性是另一种类型的风险，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可能导致危机的情势。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Z世代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中成长的一代。同时应该看到，置身在这种时代和社会情境中的Z世代的人们身上，风险素质也得以相应地生长，包括面对风险的心理和处理风险的能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Z世代已经成为一支充满活力的主力军，展示出他们的防预专业知识、公共服务意识、助人自助能力。在风险社会情境中，Z世代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更加全面的提升。

五、迈向民族复兴的强国世代主力军

当Z世代最后一批人出生之后的第二年，即20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20年，当Z世代第一批出生的人25岁时和最后一批出生的人11岁时，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切都成为Z世代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对他们成长成才和精神变化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小康社会”建设这一视角来看，Z世代出生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温饱阶段迈向总体小康阶段，成长于从总体小康阶段迈向全面小康阶段。建设小康社会这种社会发展进程已经完成，这一进阶式的进程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标志性事件也同样会构成Z世代生命历程中的一些独特体验。

从中国发展进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阶段视角来看，Z世代出生于“富起来”阶段，成长于“强起来”阶段。而这一包含了更多进阶的进程，更加成为Z世代生命历程中的关键经历、深刻体验和重要记忆，这些经历、体验和记忆还将会更加丰富，因为这种社会发展进程的目标达成还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而且需要Z世代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承担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角色，所以，对于Z世代的自我确证则成为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机遇。

Z世代出生于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期，成长于中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时期，换言之，在他们生命历程的黄金阶段，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开启并且稳步前进。

在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世纪时间范围内，中国社会几个重大发展阶段与几代人代际接替进程的关系中，在“站起来”阶段:第一代人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立国世代;在“富起来”阶段:第二代人、第三代人、第四代人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富国世代;在“强起来”阶段:第三代人、第四代人、第五代人、第六代人(21世纪的“00后”“10后”“20后”)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强国世代。

Z世代作为第六代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中所将扮演的历史性角色是强国世代中的一支主力军。

从纵向角度看，Z世代涉及“第五代人”和“第六代人”。“第五代人”，大体上包括了日常所说的“80后”“90后”这样两个“年代世代”或“十年世代”。Z世代具体涉及“95后”。“第六代人”，大体上包括了“00后”(2000—2009年出生的人)、“10后”(2010—2019年出生的人)这样两个“年代世代”或“十年世代”。

如果从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这三个时空维度的文化和人格特征来分析，以社会世代和“年代世代”来看，“60后”有着较浓厚的传统特质和开始生长的现代特质;“70后”带有一定程度的传统特质和更多的现代特质;最明显的转折发生在“80后”身上。“80后”身上在保存一定程度的传统特质的同时，现代新质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90后”则开始发生了某种更明显的变化，传统特质更少、现代特质更多，并且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后现代特质;“00后”在国家“富起来”阶段的环境中出生并且在国家“强起来”的最初阶段的环境中成长，优秀传统特质依然保留着，但现代特质日趋强盛，而后现代特质开始生长;“10后”在“富起来”阶段的更新环境中出生，并且在“强起来”阶段的更新时期中成长，他们身上保存着优秀传统特质，但现代特质日趋强盛，而后现代特质逐渐明显。

可以说，在Z世代身上，优秀传统特质依然持存，现代特质日益强盛，而后现代特质开始生长。这里所说的特质，包括了价值观念、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等要素。

从2020年算起的未来30年，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达成目标的决胜时期或冲刺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2049年时，中国将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换言之，在鸦片战争爆发两个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愿景将要实现。

Z世代在中国社会代际接替进程中将于2050年中期以后开始逐渐退出职场，到2070年以后完全退出职场，开启新的生活模式。他们被时代和社会赋予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性角色是强国世代的一支主力军，另一更具体层面上也可以表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冲刺者。

结语：以开放心态面向复杂时空中的Z世代

Z世代正处和将处的时代和社会情境更加复杂，或者说，Z世代带有更加复杂的时代和社会规定性。而这种特征将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可知性，因此，需要以更具开放性的心态来面对。正如人们如果继续用英文字母来表征接下来的世代，那么，在Z世代之后应该用哪个字母，则成为一件未知的事情。而这未免不是一种值得期待和饶有趣味的事情。

如果说Z世代有比此前世代更具独特性的特质，那么无疑在于:数字时代或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文化反哺者，超越物质主义文化局限性的社会文化的创新者，反向社会化或社会青年化的重要力量，他们从新科技产品运用和社会价值观更新这两个重要层面促进着社会变迁和社会更新。

任何世代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特色，也会存在难免的劣势与通病，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有时又是辩证统一体的两面。Z世代可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在于:技术的极大进步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弱化，工具理性扩展所带来的人文精神的损毁，消费社会所带来的文化的平面化，娱乐文化风靡所带来的瞬息化，等等。

如何在高科技的时代避免变成机器的奴隶?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避免变成经济动物?如何在消费主义的时代避免变成丧失反思性的消费者?如何在娱乐化浪潮中退化成无意识的玩具?这些都是Z世代在未来时期所要面对的最重大问题。

Z世代在未来发展进程中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将会更复杂。虽然由于生命原理的作用，Z世代基于新陈代谢规律也会绽放出自身的潜在光芒而在世代更替进程中获得具有一定历史新高度的社会地位，然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和社会复杂性，生命原理是有限的，Z世代若要希望预先或前瞻式地防范或避免前行之路上的外在风险和自身问题，则应该以自觉的理论来武装，需要靠先进的社会理论来构建未来取向的价值观。

对于总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舞台登场的任何一个世代而言，不可避免地面临一项固定大考:进行自我确证。因为每一代人总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时代和社会的关注和检验。尽管此前对于Z世代似乎没有出现社会舆论上的质疑。然而，自觉以优越表现进行自我确证仍是一个合格世代的一种必须的修行。更何况Z世代正身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键期?!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新华文摘》2022年第22期/《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