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1982年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社会学系复建起，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走过了整整40年的学科或专业建设之路。本文根据专业文献、《社会学年鉴》和亲历者的个人传记，辅以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以改革开放或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为背景，追溯了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两大时期和若干阶段；讨论了被喻为“五脏六腑”的学科建设基本框架，恪守学科建设宗旨的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实践，以及围绕专业化和中国化展开的两个基本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目标，从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学学科的建设成就。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学学科建设；五脏六腑；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胡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1978年，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大潮引发了经济、社会与文化各个领域的急速变迁。而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启动伊始，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需要，1953年后被取消的社会学等学科也重获新生。1979年3月30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即以紧迫的口吻强调：社会学等“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181）。在此后40余年里，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借助改革开放的汹涌波涛一路向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

在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历史中，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校率先建立的第一批五家社会学系不但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发展与进步。2022年，在中国大陆社会学系复建4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学科发展的专业文献、连续刊印的《社会学年鉴》、重建亲历者的历史回顾与个人传记，辅以2019年社会学重建40周年之际完成的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实录，对40年来的学科建设进行系统回顾，其中包括学科建设的历史时段和基本框架、学科建设的一个宗旨和两个议题，以及学科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

一、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学科建设的两个时期

1979年，当费孝通受命领衔恢复与重建中国社会学时，可谓困难重重。在他开出的被称作“五脏六腑”的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下，被视为“五脏”中最困难的第三项，也即“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费孝通，2015：78）比社会学重建的开启还要略晚几年，从1979年开始擘画，到1982年才宏业初定。因此，我们可以将1979—1981年的几年称作学科建设的准备时期或草创阶段，而将第一批社会学系建立直至当下的40年称作学科建设的发展时期。

（一）讲习班与专业班：学科建设的准备时期（1979—1981年）

1979—1981年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准备时期，尽管只有短短三年，但在社会学重建中却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意义。不仅因为这一时期为后来恢复社会学系及开展学科建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动员原有的社会学人重操旧业，“同时及时开始吸收新的一代进行培养”（费孝通，2015：28），建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后改称中国社会学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在1952年遭取消时被冠以“资产阶级伪学科”的社会学恢复名誉，确立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公众形象。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同向而行，甫一出发便生机勃勃。在最初几年，费孝通引领学界“主要办了三件大事：在北京主办社会学暑期讲习班；主编《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创办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杨心恒，2005：1）。这三件大事的完成为其后社会学的重建尤其是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北京举办的两期社会学讲习班，与费孝通在1979年4月随中国社会科学家代表团访美时与老同学、时任匹兹堡大学教授的杨庆堃商定的社会学重建方案有关。“在杨庆堃的建议下，费孝通先生决定借助前者在匹兹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打下的基础，在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下，组织两校的教授去中国内地开班讲学”（李沛良口述：48）。本文所使用的口述史料皆来自《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周晓虹主编，2021）。为简便起见，文中引述都只标明亲历者和书中的页码。因该书上下两卷页码连排，本文也不再标明卷次。同年12月，匹兹堡大学校长卫斯理·波斯瓦（Wesley Posvar）率霍尔兹纳（Burkart Holzner）、涅尼瓦萨（Jiri Nehnevajsa）和杨庆堃三位社会学教授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与费孝通等人商定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一步：以“现代化所需之社会学”为主题，在1980年和1981年的暑期开办讲习班。第一期前半段由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的两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创楚和李沛良担纲，讲授社会学概论和社会统计方法；后半段由霍尔兹纳和涅尼瓦萨联袂讲授社会学与现代化（李沛良口述：48；杨心恒，2005：7-8）。尤为重要的是，苏国勋记得，主持人费孝通在开班的第一节课上就申明:“恢复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宗旨是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苏国勋口述：691）。

作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标志性事件，这两次主体都由同一班年龄不等的学生作为听众的讲习班还在不久之后催生了另一个“副产品”——在费孝通的指导下，杨心恒和夏学銮等8人（夏学銮称此为“八仙献桃”，见李德斌，2000：117、156），“采用集体备课的方式为在筹备中的各大学社会学系……编写出了《社会学概论》试用本”（费孝通，2015：161）。

在两次讲习班之间，费孝通谋划出另一项后来同样关系到社会学重建的大事。1980年8月10日，费孝通借着去天津“宣传社会学”之便访问南开大学，“询问南开有无承担培养学科建设急需人才这一任务的意向”（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编，1995：56）。在得到滕维藻校长的首肯后，时任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苏驼提出，为缩短人才培养的时间，可以从教育部直属高校选拔三年级（77级）学生入读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苏驼口述：716）。1981年2月23日，18所高校的43位来自哲学、经济、中文等专业的学生和14位旁听生、进修生汇聚天津。到12月13日毕业时，专业班共开设了社会学概论、社会学说史、社会调查、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经济统计等9门课程。在整个学年中，这些专业各异的学生不仅确立了对社会学的认同，也赢得了老师们的赞誉（林南口述：75）。

应该说明的是，享誉学界的“南开班”其实并非南开大学一家的专属，它的功绩也应归于费孝通及由其担任所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不仅南开大学办社会学的历史始于费孝通1980年夏的“天津之行”，而且“南开班”的擘画和申请、教师的聘请、经费的筹措以及结业后旋即开张的研究生班，都与费孝通及社会学所休戚相关。因此，“社会学专业班，无论在文件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南开大学联合举办的”（杨心恒，2005：11）。

（二）从社会学系的创设起步：学科建设的发展时期（1982—2022年）

1979—1981年，围绕中国社会学会及多省市社会学会的建立、讲习班和专业班的开办、《社会学概论》的编撰以及日渐频繁的国际交流，社会学的各项重建工作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中包括为办社会学系而在多所高校先期开办的社会学专业。1980年，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捷足先登，率先设立社会学专业，第二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专业也在教育部的批准下次第成立（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1995：20）。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所高校都正式成立了社会学系，由此，可以将1982年视为中国大陆社会学系的复建之年。

随着五家社会学系的成立，社会学专业教育也铺展开来：复旦大学分校继1980、1981年将原政治学专业部分学生转入社会学专业之后，1982年开始正式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于1983年、中山大学于198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81年，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率先招收硕士生；1982年，社会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也开始招收硕士生。1984年，费孝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了博士生沈关宝（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编，2019：154-158），1985年在北京大学招收了博士生周拥平。至此，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建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1986年北京大学还设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

40年的历程不算太短。在此期间，社会学的专业教育和学科发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大业的逐步推开，也呼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鲜明的回应。如此，我们也可以将这40年的学科建设发展历程依序分为四个阶段。

1.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1982—1992年）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1982年最初的五家社会学系的建立以及1986年完整的社会学专业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现代化大业的快速推进，山东大学（1986年）、华中理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1988年）也成立了社会学系。1987年9月，在淄博举行的首届高校社会学理论研讨会上成立了“高等学校社会学专业（系、所）联席会”（徐经泽主编，1990：327）。到1992年底，全国高校已有社会学类专业18个（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编，1995：21）。

2.学科建设的成长阶段（1993—2002年）

随着国内社会学系及专业的快速增长，系科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此时前述“联席会”的活动不仅开始常规化，而且在国家教委的指导下，以此为基础，1996年成立了由郑杭生担任主任的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当然，专业建设的快速成长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发生了朝向市场化的变化，当年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就提出：“社会学要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在本科阶段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编，1995：24）。

3.学科建设的巩固阶段（2003—2012年）

进入新世纪后，为配合“985”工程提出的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目标，自2002年开启了学科评估工作。尽管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增长速度自此后开始减缓,但随着学科评估工作的开展，社会学专业建设水平得以巩固。同时，围绕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学学科的重点尤其是应用领域也从投身富民实践、参与市场经济转向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4.学科建设的提升阶段（2013—2022年）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习近平，2022：7），中国社会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接续前一个十年开展的每四年一次的学科评估，到2022年已经完成五次的学科评估和2018年开始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尤其是2016年后推动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使得社会学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博士学位授权点单位也增加到20余家。另一方面，围绕十八大后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2019），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应用重点也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继续延展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

二、五脏六腑：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后来接了“帅印”的费孝通一开始并非“就欣然从命，‘下决心’来参与这件事”。对一个在1949年前后都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接近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所悸的倒不是又来了次不白之冤，而是任重力薄，怕自取其咎”（费孝通，1999，第7卷：479）。确实，“由于中断了近三十年，教研工作全部取消……过去学过社会学的人，最年轻的也已经50岁上下，而且都已经长期改行，业务生疏”（费孝通，2015/1979：27-28），更不要说学科建设所需的各项制度、条件及赖以运作的基本框架一无所有，重建工作确实是勉为其难。

所幸的是，费孝通作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精通社会科学规律的智者，面临困难，还是很快找到了切入重建工作的路径。一方面，基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认识，费孝通意识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过去在高校中讲的社会学也就必须要发生改变。“我们现在所要的社会学决不是解放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不能把那一套旧东西拿出来教学生，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尽量用正确反映新中国的社会实际来充实社会学的内容”（费孝通，2015：73-74）。另一方面，费孝通形象地用“五脏六腑”勾画出了社会学重建或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五脏’是指一门学科的结构中应该包括的五个部分——学会、研究所、学系、图书资料中心、书刊出版部……我想一门学科至少有了这‘五脏’方能正常发展起来”。另外，“至少要先准备好六门基本专业课程的师资和教材。这就是我说的‘六腑’……一是社会学概论；二是社会调查方法；三是社会心理学；四是城乡社会学；五是比较社会学（即过去的社会人类学）；六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介绍”（费孝通，2015：78-79）。

在国家支持、费孝通本人的智慧和社会科学知识之外，他的信心还来自30年前在海内外打下的坚实的人脉基础。其中，最靠得住的是将近50年前在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与其同窗三年的室友杨庆堃。1951年，时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杨庆堃离开中国抵达美国，辗转数地后，担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杨庆堃一直对重建中国社会学充满期待。1979年春，当他得知大陆要重建社会学时，就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协助重建的意向。当年4月费孝通访问匹兹堡大学时，杨庆堃与老同学达成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最初规划。费孝通后来说：“没有他的帮助，我当时的起步不可能那么快”（费孝通，2005：8）。此外，费孝通还访问了许多老朋友，并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了美国大学里面人类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费孝通，1999，第7卷：312）。

虽说费孝通在美国大学中的访问属于“仓促起行”，这一趟也使他感到由于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跟不上他们在这30多年里的变化”（费孝通，1999，第7卷：265、356），但他还是很快恢复了和海外学界的联系，并形成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基本学科框架。回国后不久，在费孝通的张罗下，1980年1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这与先前已经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一道成为社会学重建的重要基地，“五脏”的建设由此开始推进。如果考虑到在他担任所长期间还创办了《社会学通讯》杂志（1981年创办，1985年和1986年先后更名为《社会调查与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费孝通在重建中的影响超过了斯莫尔（A. Small）在美国社会学和孙本文在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中的作用。此后不几年，除了社会学系陆续复建外，社会学研究所及高校“图书馆添置了社会学书籍”（费孝通，2015：165），除《社会学通讯》外，《青年研究》（1978年）、《社会》（1981年）、《国外社会学》（1982—2003年）、《社会学与现代化》（1983—1994年）等杂志也先后创办；2000年后，《社会学评论》《社会发展研究》《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专业杂志更是蜂拥而出，大多成为CSSCI来源期刊。尤其是《社会学研究》30多年来“为推动中国社会学的规范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尉建文等，2016）。

在“六腑”即六门课程中，最重要的是：（1）社会学概论。这是社会学学科最基本的入门性知识体系，应该由“最有名气的教授讲”（费孝通，2015：338）。虽说1903年严复便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但在课堂中正式讲授社会学概论的中国人当属留日归来的康宝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2：2）。自社会学重建起，较早开设这一课程的有刘创楚（1980年夏）、庞树奇（1980年秋）和杨心恒等8人（1981年春）……现在则成为近300家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必修课和文科各专业的选修课。（2）社会调查方法，或更广义的社会研究方法一直被视为社会学所独有的“金刚钻”。1918年，留英归来的陶孟和便提倡社会调查，创办北平社会调查所；1926年，留美归来的李景汉在燕京大学开设了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毛泽东、张闻天和陈瀚笙也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阶级分析的立场从事过多项社会调查（阎明，2010：60-68，231-238）。1979年，费孝通更是将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的调查”视为重建的“抓手”（费孝通，2015：26）。随后，先是李沛良（1980年）在讲习班，后是林南（1981年）在南开班开设社会调查方法课程，而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不仅社会学人用来研究的路径朝向定量和定性两种手段，相关的专业教育也开始分设实施。

除了社会学概论和社会调查方法，另外四门课程在重建中也获得了较多的重视，包括：（3）社会心理学。作为关注人的微观社会行为研究的学科，社会心理学一直与关注宏观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相对应。1949年前社会学家孙本文和心理学家陆志伟等有过突出贡献；1979年后，林秉贤（1981年在南开大学）和美籍华人学者陈郁立（1982年在中山大学）率先开设社会心理学课程，现在相关的专业教育在社会学系、心理学系及社会工作系展开，尽管侧重点多有不同。（4）城乡社会学。最早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学就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此后则因罗伯特·帕克的来访促成了燕京学派对都市社会学的关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2022：16），而始自杨开道等人的农村社会学至今仍属高光显学。除了中山大学“社区研究”课程兼容并蓄，现时大多院系皆分设两课，尽管都会涉及城市化或农民进城等共同议题。（5）比较社会学。尽管除包智明的《比较社会学》外，现时一般不再沿用这一课程名称，但建制完备的社会学系都会开设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课程。（6）西方社会学理论。这一课程在社会学重建之初便由吴泽霖、杨堃（1980年）在讲习班起头，更由彼得·布劳在南开专业班（1981年）亲执教鞭，不可谓起点不高。尽管该课程主要涉及欧美社会学理论，但在教授过程中却带动了对社会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及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讨论，也激发了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和话语体系的生产（谢立中，2016；周晓虹，2022）。

像费孝通最初设想的那样，专业课程建设按“先有后好”的原则，经40年努力日益丰富。随着学科的发展、海外交流的便捷、资讯的畅达，现时主要的社会学系都能够开设出数十门专业课程，基本囊括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主要领域。1999年，社会学教指委也制定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3，2004）；2013年又进一步制定了《社会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这使得费孝通当年设定的学科建设框架更为完善。

三、面向现代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宗旨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向经济建设的成功转移，也使1949年后几度欲断的中国现代化再度扬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步，使得它在其后40余年中的发展都与后者同频共振。几乎从中国社会学重建伊始，费孝通便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或者说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确定为这门学科的根本宗旨。

费孝通在北京讲习班的第一讲上就开宗明义，号召通过“更好地认识中国”来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在此前后，他都不断强调“社会学对现代化是有用的”，“必须科学地去认识我们中国的社会，并不断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费孝通，2015：41）。杨庆堃一直深信，只要中国进行现代化，就不能缺少社会学（李德滨统稿，2000：8）；“一生都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早年凭一部《从传统到现代》蜚声海内外的金耀基也深信，“社会学在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上应有当仁不让的贡献”（金耀基口述：18、24）。受前辈学者的影响，在社会学重建过程中，现代化研究及发展社会学同样也一直都是第三代学人的关注重点（孙立平，1988；张静，1990）。

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对邓小平远见卓识的一种呼应，费孝通1981年就敏锐地意识到，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洋化’，那是因为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用自己的人，来掌握世界上一切新的科学知识，发展自己的生产技术”（费孝通，2015：39）。同样，身处境外的金耀基也反对单纯以“西方现代性”为模型建设中国现代化，因为中国千百年的文化基因和当代中国人主观的价值性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有自己的面貌”（金耀基口述：24-25）。一直到不久前，李培林也依旧强调，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李培林，2021）。现在看来，费孝通为中国社会学确定的学科建设宗旨不仅使得这一学科的发展始终沿循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而且为使其能够成为真正“中国的”社会学奠定了基础。

（一）以倾情于富民实践作为学科建设之起步（1982—1992年）

1979年社会学重建之时，由于“文革”时期政治路线的错误，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缘，加之“上山下乡”运动和人口不断增长，不仅农民生活困顿，城市居民在就业、住房、医疗、求学等各方面也颇为艰难，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就从自家住房紧张谈到“研究中国社会”及社会问题的必要性。第二年他鼓动南开大学办社会学专业时，更是以“现代化与社会问题”开题，希望“为我国的现代化做贡献”（费孝通，1999，第7卷：256-264、470）。

其实，解决包括温饱和贫穷在内的各项社会问题一直就是费孝通投身这一学科的重要动机。1990年，年及耄耋的费孝通谈及自己一生的志向时重申“志在富民”（费孝通，2015：166）。他解释当年弃医学文的动机就是“自觉地认识到‘为万民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费孝通，1999，第12卷：43）。他多次号召社会学人：“从具体的问题调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去认识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李培林主编，2011：52）。我们曾提及，传统中国的“经世致用”思想、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性质，加上改革开放之推动，使得费孝通“志在富民”的情怀及倡导的方法在社会学重建的过程中自然成了后辈学人或知青社会学家的学术信仰（周晓虹，2022）。1979年后，受到费孝通激励的社会学人虽然能力不一、学术水准参差不齐，但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了直接与民众生活之改善关系密切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

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后仅仅两个月，他就带了17位年轻人四访江村，以开启45年前江村调查的追踪研究（张静，2019：16；李友梅口述：390）。在江村调查轰轰烈烈开展之时，改革开放之初就在山东陵县挂职、通过支持“包产到户”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的陆学艺，1983年趁势推开了陵县调查；几年后留法博士李培林也去陵县“蹲点”将近一年，“算是补了接地气的一课”（李培林口述：342），同时协助陆学艺为此后开启的“百县（市）调查”和“百村调查”奠定了基础（谢寿光口述：804）。在那些年里，因当年“上山下乡”而积累了丰富底层体验的“知青”社会学人追随着费孝通等前辈学人的足迹奔赴大江南北，深入到田间巷陌和工农群众之中，积极参与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宋林飞，1982）、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马戎等，1994）、农民工和人口流动（王春光，1995；项飚，2000）以及少数民族和边区开发（马戎口述：510；邱泽奇口述：573）。这一切不仅为重建中的社会学开了好头，而且使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几近成为一场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富民实践（周晓虹，2022）。

（二）以服务于市场经济促进学科建设之发展（1993—2002年）

1992年后，改革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既为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也向起步不久的这一学科提出了新的挑战。继1992年社会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提出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合格人才之后，第二年的联席会议主题就是社会学应用型专业方向的改造和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1996：402）。

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它在带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赋予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活力。对于社会学界来说，其学科建设和学术活力最为充分的表征之一就是这一时期无论学系还是专业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社会学人以自己各自不同的方式投身这一伟大实践：在1993年的年会上，赵子祥率先讨论了社会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贡献，并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向社会、面向实际和面向市场的社会学的改革方向（赵子祥，1993）。面对扑面而来的热潮，雷洁琼“在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敏感地发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雷洁琼，1995）。

很快，上述问题陆续引起学界的关注：（1）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包括市场过渡理论、转型的私营企业以及刚刚开始的住房制度改革（王达伟、景天魁，2001；李路路，1998；辜胜阻、李正友，1998）成为新的热点；（2）因市场转型而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包括企业职工内部关系的变动（冯同庆、许晓军，1993）、社会公平问题、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丘海雄等，1998），以及同样由市场经济带来的“欠薪”、失业与社会保障（程乐华、董曙辉，1997）引起关注；（3）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的社会心态秩序及其嬗变，在费孝通提出社会学研究应该“从生态领域社会领域进入心态领域”（费孝通，2015:154）的同时，年轻一代也意识到，“对社会心态尤其是物价等极易迅速导致社会动荡方面的心态进行测量与分析，对于从根本上保障社会稳定具有突出的意义”（冯伯麟，1995）。

（三）以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完成学科建设之巩固（2003—2012年）

进入新世纪后，得益于中国经济过去20余年的高速增长，温饱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党和国家开启了社会建设的伟大尝试。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增添了社会建设的内涵，陆学艺直言“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陆学艺，2011）。探讨和谐社会建设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学人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学术实践，而同期开始的学科评估也使社会学学科建设成效得以巩固。

有鉴于社会建设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属性，社会学人从一开始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积极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去。在理论上，郑杭生看到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孙本文当年的思考，但今天我们强调的“社会建设”并不是对过去的单纯重复（郑杭生，2011）；在社会建设理论的建构过程中，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磨合空间（周晓虹，2012）；重要的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中国经验的产生，共同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李培林等，2007；陈光金执笔，2012）。

同理论研究相比，实践面向或经验研究更为丰富。孙立平意识到，应该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变革（李培林等，2007）；而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富有活力，除了改善民生外，各方关系的调整是重要的制度环节，包括：（1）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社会转型中，国家政策的制定、控制的收缩和方式的改变都会对社会抗争或社会稳定带来影响（黄冬娅，2011），因此研究政治信任和信访制度也不无意义（胡荣，2007；冯仕政，2012）。（2）阶级与阶层关系。市场转型带来了较为深刻的阶级阶层分化（陆学艺主编，2002；李春玲，2005），由此不仅连带产生了有关中产阶层的研究，而且催生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李路路、边燕杰主编，2008）。（3）城乡劳动者与国家或市场（资方）的关系。从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陈光金，2010）、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及精神健康（蔡禾等，2009；刘林平等，2011）到城市业主维权（陈鹏，2010），包括群体性事件也落入了研究视野（应星，2009）。（4）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开始将与环境相关的议题视为中国经验的必要部分（包智明、陈占江，2011），并运用CGSS数据（洪大用、卢春天，2011）或具体的个案（周晓虹，2008）对公民的环境意识做出了分析。

（四）以投身于社会治理完成学科建设之提升（2013—2022年）

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进一步确定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7）的历史使命。不仅十八大后一直将包括“社会文明”在内的“五大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加以推进（中共中央，2019），而且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大也继续强调，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习近平，2022：54）。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同前述和谐社会建设都与现代社会学的标准题域相吻合，十年来获得了整个社会学界的积极回应。

考虑到社会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学人的学术贡献。显然，第一个方面关联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等专业领域，原本就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常规主题，“是其他领域替代不了的”（关信平口述：241）；而社会学人也陆续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李小云、徐进，2020；周飞舟，2021）、弱势群体帮扶与共同富裕（邓燕华等，2020；邱泽奇、乔天宇，2021）、小康社会建设（王春光，2020；张翼，2020）及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关信平，2022）等领域做出了贡献。在第二个方面，人们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方式呈现从总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的转变（渠敬东等，2006），十八大后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更加繁荣（杨典，2013；田毅鹏，2021），使得中国社会高度稳定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历史线索也成为社会学领域探究的重要主题（李友梅，2018；周雪光，2019）。

借助由教育部主导的学科评估的继续推进以及新启动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上述研究进一步提升了这一阶段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水准。加之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有效推动了社会学人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思考（李友梅、耿敬，2020；李培林，2021；洪大用，2021；杨典、向静林，2022；周晓虹，2022），也将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讨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四、专业化与中国化：学科建设的两个议题

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将面向现代化或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确立为学科建设的根本宗旨是必要的，它不仅厘清了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基本性质，而且为这一实践性或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在改革开放的大变革时代如何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划定了疆域。接下来，这一来自西方的学科怎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则成了投身其间的社会学人必须直接面对、思考的现实问题。由此，产生了学科建设不能回避的两个相互掣肘又相互依托的核心议题，即社会学的专业化与中国化问题，它们直接派生于费孝通在社会学重建之初便提请学界予以警惕的两种倾向——庸俗化和中心外倾问题（谷迎春，1987）。

（一）专业化，或朝向学科化的一种努力

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上，不要说重建之后，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社会上“肤浅空虚”的指责，以及泛用社会或人口调查使之“惟其极亦不过是‘警察局’或‘公安局’工作的指导”的乱象（费孝通，1999，第1卷：523），反对非专业化或庸俗化、提倡专业化或学科化就一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非专业化或庸俗化倾向并非中国社会学的独疾，它多少与社会学学科面对社会问题时“照单全收”的剩余学科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联；同时，重建后人才奇缺、外行进入过多，而蓬勃向上的中国现代化大业及市场经济大潮对社会学人才和知识的渴求又十分旺盛……这在在加重了中国社会学在重建过程中出现非专业化甚至庸俗化倾向的隐患。

众所周知，源自欧洲的社会学最初的萌动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此后，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虽然为社会学的诞生提供了旺盛的生命力，但也因此向这一学科过早地提出了解决随工业社会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的要求，令其不堪重负。早自19世纪上半叶起，面对城市膨胀、人口高速增长、阶级分化、贫困加重和犯罪率的不断上涨，欧美各国行政机构、各类公司、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以及怀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工程师或记者都带着各种信念投身到经验社会研究之中（Oberschall，1972）。尤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调查增长之间的关联甚至比英国更为直接”（Bulmer，1984:65），社会改革运动一方面使大批的社会工作者、调查与行政人员以及慈善家们急切希望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提高职业声望；另一方面也使刚刚成立的芝加哥等大学的社会学系教职人员急切地投身到火热的社会改革之中，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在学术上都不是出类拔萃的（Oberschall，1972:233）。直到罗伯特·帕克时代，芝加哥社会学人才意识到“社会学系如果想作为一个整体立足于大学，它就必须超越无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Coser，1977:383）。

几乎各国社会学都是在朝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发展起来的。部分是因为转型或急剧的社会变迁为人们提供了自觉思考社会运行的可能，部分是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欧洲是这样，美国是这样，重建时代的中国也是这样。如前所述，1978年后的中国百废待举，而此时开启的改革开放对社会学提出了急迫的需求，人们也以更大的热情涌入这个刚刚重获新生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自然会再度出现种种非专业化甚至庸俗化倾向：王康将这类倾向归纳为“乱（混乱）浮（浮躁）低（水平不高）旧（知识陈旧）”四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1994：7）；1992年后，为迎合市场经济大潮，曾有人建议将社会学专业改为市场调查、劳动就业、公共关系甚至人寿保险（何肇发，2001：226）。

中国社会学重建中的庸俗化或非学科化倾向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87年在首届高校社会学理论研讨会上，有人就意识到“社会学研究的非学科化倾向会阻碍我国社会学的发展，也会造成人们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的误解”（孙自俊，1987）。袁方也呼吁，“要坚决杜绝社会学教学研究中的‘庸俗化’倾向”（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1995：16）。此后，更有人追根溯源，指出庸俗化倾向源于将社会学视为大口袋学科、剩余学科、无规范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的学科（曹志刚、雷洪，2014）；也有人提出这与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过度提倡联系实际，甘愿充任“应用研究和实践的附庸、尾巴”（苏国勋，2005：162）有关。

为了促成社会学的学科化，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起码在两个向度上做出了朝向专业化的努力：其一，不断申明“学术研究是有规范的，这就像开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一样”（胡荣，2006）；而要实现规范化，就要具备完整的学科体系、对话与交流的共同语境、特有的学科意识与学科视角（吴忠民，1999）。其二，在加强师生专业训练的同时，各机构积极创建起各类规范化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库，以降低社会调查及数据处理的随意性。除了前述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外，近20年来还陆续建立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等数据库及联民村（个案）数据库和南京大学口述史料数据库等。李路路等人通过分析《社会学研究》1986—2015年所发论文证实，这本最重要的学术期刊逐步“偏重于从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部门的研究者中选取优秀论文，是我国社会学制度化与专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李路路等，2016）。

（二）中国化或本土化：贯穿学科建设始终的议题

同社会学的学科化或专业化相比，中国化或本土化更是一个长久引发社会学人关注的议题。20世纪30年代，第一代海外学人陆续归国并在大学中担任教职后，就对现在所说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跨境效度”问题产生了疑问。换句话说，“我们直接将这些东西拿过来，适不适用？如果不适用，怎么改造？”（邱泽奇口述：389）为此，孙本文和吴文藻在南北中国以各自的方式上演了一场旨在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双推磨”（周晓虹，2020）。这场运动虽谈不上声势浩大，但产生了包括《江村经济》《金翼》在内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学术影响的作品；而它的无疾而终自然与社会学1949年前的整体孱弱及1949年后的命运多舛有关，但从整个学科如何与我们民族的文明对接并从中汲取原料，尤其是揭示一个文明古国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意义上说，导致其流产的根本原因还是促成中国现代化的大规模转型尚未到来（周晓虹，2022）。

第一代社会学人未能实现的上述宏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有了回声。海峡对岸以及旅居欧美的第二代中国社会学人不仅由于孤悬于外萌生出民族认同焦虑，而且受二战后日渐高涨的世界本土化运动（indigenization）的鼓舞（Atal，1981；Alats，1993），率先开始反思他们早前跟在美国人后面开展的具有模仿性质的诸多研究（比如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下杨国枢等人发起的“中国人性格”研究）。金耀基在1982年举行于台北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上提出：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一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性格；二要使社会学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金耀基，2013：27）。

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两岸三地学人参加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并在后来20年间连续举办八届。会议一直聚焦于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化能否“形塑‘中国社会学’的性格”（金耀基口述：31）。受台港地区的影响，在1987年举行的高校理论研讨会上，社会学的中国化和社会学的专业建设问题成为两个主要议题。费孝通担心重建中的社会学“中心外倾”或过于西化，在贺词中将中国化的源头追溯到30年代杨开道、许仕廉的清河实验，并将田野研究视为“做到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徐经泽主编，1990：1-2）；而主办者也将中国化界定为建立“植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土壤之中，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社会学体系”（徐经泽主编，1990：42）。不久，杨心恒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是“压在中国社会学家肩上的一项历史重任”（杨心恒，1989）。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或许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某种结构性的力量，一直在持续刺激社会学人提出或萌发本土化的意识，以致继杨心恒之后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议题在近30年中一直处在活跃的状态。一些有留学背景的学人也以欧美各国为例讨论过本土化（陈心想，2019；郑作彧，2021；王苍龙，2021），而近年来的讨论更是掀起了理论旋涡：先是边燕杰认为中国经验如需在国际上获得完满的表达，首先需要实现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边燕杰，2017）；王宁提出，80余年来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之所以筚路蓝缕却成效不足，“源于我们的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不健全”导致了“知识创新力不足”（王宁，2017）。在此之后，谢宇的论文又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他断言：“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谢宇，2018）。文章本身的尖锐及因尖锐而导致的某种疏漏都给本土化的赞同者与反对者留下了充满张力的争论空间（翟学伟，2018；周晓虹，2020；贺雪峰，2020）。有人发现，不同的讨论者在这一空间中呈现了不同的理论姿态：在周晓虹的“调和主义”的右侧，是谢宇欲图突破“民族国家界限”的立场，左侧则是贺雪峰捍卫的“民族国家立场”（王苍龙，2021）。这些观点的对错姑且不论，但能够肯定的是，如欲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或话语体系，与其相关的争论在未来相当时间内不会偃旗息鼓。

五、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借社会学系复建40周年的标志性时刻，我们讨论了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系科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大业扬帆启航一路走来的学科或专业建设历程。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一开始就获得了海内外社会学人的共情与帮助，并依据费孝通擘画的“五脏六腑”构架步步推进；40年来，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始终围绕着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宗旨展开；在实现专业建设学科化的同时，它力求完成知识体系的中国化使命。至此，还有两个能够彰显社会学学科建设成效的问题值得一提：其一，我们在前文注脚中曾提及社会学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卡明斯基·穆哈将“教席”（chairs）视为“五脏”之一，费孝通没有专门提及教席，他将此包含在“学系”（department）之中。显然，在费先生眼中“为重建社会学搞基本建设，就是培养高等院校及研究机关里的社会学教研队伍”（费孝通，1999，第8卷：137）。其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或人才的培养。这是学科建设的目的或者根本，其中一部分人将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以充实教师队伍；另一部分人则奔赴各行各业，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当然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讨论第一个问题，有必要再次提及社会学重建之时师资极度缺乏的窘迫。我们不断提及的第一次北京讲习班主讲教师是李沛良、刘创楚、霍尔茨纳和涅尼瓦萨四名“外援”，而国内的老社会学家因长期脱离专业，只能在他们开课的缝隙“见缝插针”开些讲座，“为讲习班正式开课进行热身运动，不是系统地讲课”（杨心恒，2005：7）。因为师资奇缺，早期投身社会学重建的人来源多样，动机也各不相同：比如，1979年“归队”的杨心恒原先毕业于哲学系，因为去同事家串门，被鼓励去“新学科，有前途”而改行从事社会学；而与其同期改行的政教系教师吴铎，则“因为对一篇中学生的文章发表评论”，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使他对社会学感（了）兴趣”（杨心恒，2005：1、4）。曾任现时已声名俱佳的《社会》杂志首任编辑的胡申生1980年被调入复旦分校，担任刚转入社会学专业的78级学生的辅导员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沈艺、张文宏主编，2021：7）。为解决上述窘迫问题，费孝通等人“穷则思变”，开讲习班、专业班、研究生班、函授大学……并积极推荐有才华的青年学子去海外留学。1986年，费孝通借陪同中央领导访问欧洲之便，为李友梅找到了去法国攻读社会学的机会（李友梅口述：392），后来又为包智明和邱泽奇落实了留学的去处（包智明口述：151；邱泽奇口述：574）；而任教南开专业班的林南同样竭力提携后学，为诸多有志青年负笈海外及后来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边燕杰口述：1108；周雪光口述：1119）。

很多年里，社会学学科人才的培养都是费孝通心中的大事。1981年，社会学重建之初，他曾设想这一学科至少需要1000名专业人才，并提出要以“三年之病犹求七年之艾”的心理，“为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及早准备它所需要的”（费孝通，1999，第8卷：137-138）人才。1993年，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形成的对社会学人才的迫切需求，他也感到“怎样充实和建设好这支年青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任务还是十分紧迫”（费孝通，2015：154）。今天看来，改革开放后，正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及时部署，加上费孝通、杨庆堃等人的殚精竭虑、未雨绸缪，经过40年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单单现有的93家机构社会学专业（不含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总数就达1261人，平均每家14人（教育部社会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2017）；其中，在排名前10尤其是沿海城市高校的主要社会学系中，专业教师总数都在30人以上，并且许多拥有海外或境外博士学位。

第二个问题自然与学科建设更为密切，它直接关涉如何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各级社会学专业人才。第三代即知青社会学人以及现在活跃的“后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大多在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各院系获得博士学位，属于自主教育体系培养的“药笼中物”。尽管对于欲实现民族复兴的当代中国来说，“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一直是高等教育必须回答的带有共性的“根本问题”（习近平，2022：34），但从专业教育的角度，其中的“怎样培养人”则因学科不同而各有洞天。因与社会现实有较强的关联性与实践性，在如何培养人方面社会学学科确实有自己独特的门径。这个门径就是在这一学科近200年的发展历史上形成的秉承实证传统的经验研究信念和田野调查方法。这一整套研究传统及由此形成的专业训练模式，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通过罗伯特·帕克的亲授、吴文藻的力主，以及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等人的身体力行，尤其是更为艰苦的抗战环境的逼迫，终使得深入中国社会“从实求知”成了以燕京学人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稍后也“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风气”（费孝通，1999，第5卷：413）。这与大体同一个时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指导下的对中国社会尤其是阶级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共同组成了1949年前理解中国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的宝贵知识遗产。

1979年社会学重建后，跟着费孝通进入这一学科的知青一代学人因为年轻时“上山下乡”或做工、当兵，大多有过深厚的“底层体验”，甚至比基本出生于士绅阶级家庭、投身社会学前对中国的理解主要凭幼时懵懂乡村体验的第一代社会学人（周晓虹，2022）更能理解“基层生活现实”（边燕杰口述：993），也因此形成了对社会调查的酷爱。杨善华1981年曾追随费孝通参加“江村调查”（张静，2019：15-17），而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他“带着学生搞调查像着了迷一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2022：101）；年轻一辈的刘玉照也推崇社会调查训练对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同社会上流行的铁杆友谊标准“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相比，“‘有没有一起做过田野’可能是检验同学关系是否亲密的一个重要指标”（沈艺、张文宏主编，2021：91）。就像在苏南和温州两个迥然不同的田野地做过研究、写出《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2006）的周怡所说，“做扎实的田野工作会让人有一种接地气的、踏实的存在感”（周怡口述：977）。

如果说对选择以社会学为志业至关重要的底层体验，以及因此形成的与自己人民共情的能力使得知青社会学人经过“土洋结合、多元杂糅”的学术训练（周晓虹，2022），热爱甚至痴迷上了作为自己学科“金刚钻”的社会调查，支撑了自己成果丰硕的学术探索，那么，在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们也通过课堂教学尤其是田野实践将这种热爱有效传导给了自己的学生，并使其对自己国家的国情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理解。在我们近年来开展的口述史研究中，那些年轻的学生们被带到了他们原本不熟悉的工厂环境和陌生的人群中，连续几年上千位亲历者的口述史访谈使他们通过对国家工业建设史和普通民众生命历程的了解不但获得了历史的补白能力，也获得了理解历史中的人民及其行动意义的能力，并因此获得了“挑战杯”两项全国特等奖。

其实，这种“从实求知”的训练并非孤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自1982年重建以来，“不仅以田野研究作为学术研究和服务国家战略的主要手段，也将田野研究作为立德树人、涵育学风的基本做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自1994年项飚在王汉生指导下凭《北京有个“浙江村”》开创了“挑战杯作品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传统”并获一等奖之后，一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不到30年间先后有146篇挑战杯获奖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编，2022：编者序），而除了王汉生，杨善华、张静、刘世定、邱泽奇也都担任过挑战杯的指导教师。我们可以说，一个大学社会学系培养人才能力的高低不仅在其教师的学术训练与研究水准的优劣，也在于承担教书育人重任的“大先生”们是否愿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愿意将学生们带入社会现实，一如当年的罗伯特·帕克将费孝通们带入中国社会的田野一样。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