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争取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学给予了三大主题引领：一是自强，救亡图强的民族抗争，促使中国社会学从逆境求生中寻求学术自强；二是自觉，发展道路的曲折探索，促生中国社会学在思想交流碰撞中走向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三是自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社会学也迎来在古今贯通和中西会通基础上的学科自信。中国社会学以往既坎坷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学科历程启示我们，在新时代，欲要崛起于世界学术之林，中国社会学必须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所引领的主题，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出的时代之问，在总结丰富的民族复兴实践经验基础上，大胆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学术自强/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学科自信

作者简介：刁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欲兴其学，先正其史。”不了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就无法得到关于未来学科兴盛的正确认识。本文回顾了过去的120多年里中国社会学走过的历程，梳理归纳了中华民族争取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所提出的学术主题，从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中，研究主题引领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以期获得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有益启示。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社会生活变动不居，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间段，这种变动的深度和广度都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剧烈和深刻，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同样伴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兴盛和崛起，同样决定于其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需要的程度。

社会实践是社会学发展的最深厚的源泉和动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社会学研究者提出了紧跟时代需求、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众多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将为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提供丰富资源。富足的资源是否能够促成学术这棵大树的茂盛，还要看时代主题是否得到了科学解答。

有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学崛起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看，一般来讲，国家兴盛可以有更多资源提供学术方面的资助，从而带来学科兴旺、学人辈出、学术繁荣。随着国家富强，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完善，学术顺势而生、开枝散叶，这是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般的变化规律。但这只是理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方面的线索。本文的研究焦点是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另一面，即主题引领这个线索，循着从实践到理论的方向，找寻中国社会学崛起背后的动力。为此就需要梳理引领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的主题。

一、学术自强主题：救亡图强引领群学复兴

救亡图强，是清末民初的广大进步党派和人士的共同呼声，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内外交困，民生灾难重重，进步知识分子从修己和治国两个方向发出的最强声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一个是“救国”，一个是“开民智”。知识分子为“师夷之长”大量翻译转介西方各学科门类的最新成果，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受到来自社会进化论思想影响，认识到西方列强在竞争中胜出，强大到足以在全世界范围鲸吞掳掠，中国与之相比欠缺的是促进社会民族进化的“群学”，中国人需要克服“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的弊端。内忧外患之间只有自强才能保国保种，是这一时期具有引领性的中国社会学的主题。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救亡图强的精神感召之下，对西方社会学抱着经世致用的态度，要从发达国家的社会学等学科里面，寻找出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密码。

1.“群学”是在中国几近沦亡的危急关头，维新派知识分子找到的民族自救和国家自强的良方

群学在清末民初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背后的推动力是保国保族。甲午战争之后，来自西洋、东洋的列强对中国的劫掠把中国推向亡国亡种的深渊，众多仁人志士从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提出救国救民的对策。其中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从引介和发扬“群学”中寻求救国之道。严复撰写《原强》、翻译《群学肄言》，章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倡导“合群立会”“敬业乐群”，他们认为西方的强大不仅依靠器物而且来自其科学，群学作为有助于社会民族进化的科学，是“优胜劣汰”的国际社会竞争中的不可或缺的科学。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迫切需要“以其能群”来谋求生存。梁启超在《说群》自序里讲，他师从康有为所讲“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天下之道，学习严复译介的《群学肄言》和谭嗣同所讲的“仁学”，发愿作《说群》十篇，要发扬“群术”、祛除“独术”，医治各私其私最终“无国”的弊病。梁启超指出应当学习西方国家强大的根源——治群以群。群学被视为国家得以强大的精神密码。

发扬群学，是维新派知识分子找到的中国古已有之的群学与西方进化论社会学两相互通、体用结合的学术自强道路。严复指出：“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既往测方来也。……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厚生之事操其本耳。”严复1895年在《原强》中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推重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所讲的“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认为判断民种高下、国威奋亡的标准是以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为征验，而通晓群学才可能查知治乱盛衰的根源，才可能达至修齐治平的功效。

群学的倡导者还通过办学、办报来教育和唤醒民众，把救国的事业与民众的生活联系起来。谭嗣同在《治事篇》第九篇《群学》中提出，没有群，就不能兴办开矿、采矿、劝工、务农、戒鸦片、戒缠足；有了群，则可以自奋而事成；他还在报刊上撰写多篇倡议书，呼吁民众结成群(会/社)。

群学倡导者将论道与立身躬行相结合，立言与立功并重。章太炎于19世纪末与曾广铨合作译述《斯宾塞尔文集》，于1902年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行动中他投身革命“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后人评价他能“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当时维新派发扬群学，为的是找到医治现实痼疾的良药，为的是存续民族国家的国本。

2.中国的出路要从东方寻求，中华复兴和学术振兴都应如此

自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看到一味学西方救中国是不太可行的，不论是19世纪从西方引入坚船利炮，还是20世纪初尝试西方的立宪君主制、议会民主制等政治制度，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内部军阀纷争、封建割据，对外屈从帝国主义经济压榨的依附型社会。梁漱溟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提出与全盘西化论截然相反的观点，要往东走，从“全然不同的新方向”在东方文化中找到中国的出路。

梁漱溟的学问是中国式的进路，从问题出发，寻找解答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他的问题是“东方化”的中国怎样面对西方化的压迫。与严复所讲引入西方枪炮、练兵是治标而非治本的观点相通的是，梁漱溟认为西方的枪炮和制度与“东方从来的文化不相容”，从长远来看照搬西方器物和制度，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先后撰写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民族救国》《中国文化精要》，都是从东方的伦理文化和人生问题出发为中国复兴找出路，探索解决中国社会痼疾的长远办法。从伦理本位的观点看，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财富不属于个体而属于伦理单位(家)。中国的长子没有独家继承权，诸子分产不会带来世袭的财富两极分化；中国社会有职业分途，所以有社会流动，工农商学兵之间的流动打破了阶级代际间传承。作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同于西方。

梁漱溟从民族精神培育出发为中国探路，从中国社会历史脉络的梳理中，提出中国人有比西方优越的民族精神。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中有一种人心向上的力量，因而在他看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受西方化笼罩的城市而是在乡村。知识分子进入乡村建设乡村学校，从教育乡民、帮助乡民修己开始，梁漱溟身体力行，用乡校教育的办法开拓出乡村变革所需的人、制度和环境。与晏阳初的扶助“贫愚弱私”相比，梁漱溟更强调人的教化之功。虽然梁漱溟的向东方寻求出路受限于军阀割据和日军入侵的现实环境，而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在中国积弱、全盘西化论盛行的时期，他用中国学术的进路，以文化关怀贯通人心—人生—团体—国家—天下这一脉络，从民族精神的培育出发找寻中国的出路，在当时具有旗帜性和标识性的意义。

3.认识中国社会特征，走中国独立自强之路

20世纪初，在各类救中国、求富强的尝试里面，那些复辟封建帝制的闹剧草草收场，那些完全诉诸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国的努力，不论英式和日式的立宪君主制，还是美式和法式的总统议会制，都宣告失败。历史证明，要探索中国富强的道路，需要在认清中国社会特质的基础上，寻求适合中国的路径选择。当时大量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历史分期的争论，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纳。但可以肯定地说，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不能照搬西方社会历史的现成框架。在如何看待中国几千年传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虽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理性地分析兴衰利弊，为在东西方列强环伺下的中国找到出路，是符合历史大势的选择。

当时的社会学者大多持有介乎全盘西化与复古之间的折中观点，主张融合中西文化，把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之中。这一代学者既受到较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了解西方的社会学，故结合东西文化所长，找寻有益于中国人民生活的经验，破除阻碍中国人民发展的弊病。陶孟和、朱有渔、李景汉、陈达、吴泽霖、言心哲、杨开道、潘光旦、吴文藻、吴景超、费孝通、雷洁琼、严景耀等人，都接受过西方学术训练，均以关心中国社会为己任，致力于为中国富强寻找出路。

总之，以救亡图强为目标，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中国社会学(群学)历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复兴，从译介西方强国的社会学著作入手，寻求民族国家的自强密码，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与西方学术相合的学术资源，探索以学术自强通往民族国家自强，从学术的革新进步争取民族国家的革新进步的道路；从中华民族的认同到群学复兴期间的独立、自强、革故鼎新的进步话语，这些如同基因编码一般烙印于中国社会学的传承之中，为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打下了基础。

二、自省自觉主题：重新创建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中国社会学

1952年前后，中国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人类学、社会学等专业被从科研和教学机构中取消，社会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被否定。直到1979年，那些认为社会学没有存在必要性的认识才得以改变。可以说，中国社会学从1979年得以重建是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中国社会学是为了满足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规律、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变迁的需要而重建的。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作为一门服务现代化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学，中国现代化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引领与被引领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指出：“我们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采用对人民生活漠不关心的贵族态度。处在社会变迁中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努力为社会现实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素质的改善，付出不懈的劳动。”

重新创建中国社会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密切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重建的内容和取向。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费孝通提出应重建社会学的五脏六腑，社会学的重建和补课，不是简单的缺什么补什么，而是从重建社会学的系统工程出发，既不能照搬外国学校教的社会学，也不能恢复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大学里讲的社会学，而是要补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学基础理论，批判地继承中国、外国社会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尤其要深入实际、做社会调查，从社会变革的现实中吸取养料。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的重建承载着一代学者的自省和思考，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现实观照与对社会学自身的自我省思，是贯穿社会学重建的主题。

1.费孝通：“三级两跳说”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是经历农业社会(第一级)向工业社会(第二级)、向信息社会(第三级)同时跳跃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个阶段。西方是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之后，再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而中国却是在没完成第一跳的时候就必须跳第二跳了。怎样看待在“三级两跳”的中国社会的大变迁背景下，社会学的学术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呢？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跳与第二跳相互叠加，是时代“接二连三”地给社会学的发展提出的挑战。虽然中国不少地方还没完成工业化这第一跳，虽然准备不足，但时代不容许我们有“任何的犹豫和迟缓”，研究者需要思考“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站稳脚跟，继续发展(的问题)”。

基于中国社会实际选择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费孝通先生提出发展小城镇和乡镇工业的策略。在改革开放之初，苏南地区有社队工业的积累，有获得工业技术的便利，“离土不离乡”是当时最为可能开启的一条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初期，统筹重工业和乡土工业发展，从而避免汲取过度、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的隐患。《小城镇、大问题》提出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与费孝通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乡土重建》中对乡土工业发展的预判如出一辙，成为中国农村在资本短缺限制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稳健道路。乡镇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改变了工农对立、城乡对立的两元结构，成为协调差别、促进融合的城乡之间的建设力量，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在工业化的“第一跳”跳得稳之后，社会学还要研究“第二跳”跳向信息社会的跳得远的问题。针对这第二跳，费孝通先生指出应当加强“文化自觉”，要有“自知之明”，要研究自己的社会文化，同时认识其他社会的文化，要提倡和而不同，“要把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古训带上”，“把对新人文思想、新人文精神的追求带上，获得更高的起跳位置，才能跳得高、跳得远”。

中国的现代化，正如费孝通先生强调的，必须有自己的模式，要发挥中国的强点和优点，“中国是有组织的，人民觉悟高。然后去学别国的、别文化的优点和强点。……重建社会学是为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以《江村经济》描绘的吴江县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社队企业带动小城镇发展，乡镇工业促进农民富裕，环绕上海周边已成为“超越行政区划的、金字塔型的经济区域结构……从塔顶到塔基，纵横交错的‘血脉’延伸到每个基层单位”。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高度概括了中国不同经济区域实现现代化的独特经验。

费孝通先生的“三级两跳说”，微言大义地揭示中国百年来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和趋向及其可供现代化的资源。第一跳要走得稳，要站稳脚跟，要发挥中国农村的组织优势。第二跳要以中国古训为扶翼，去弥补现代化初期就潜伏其间的缺憾。由于缺失东方的“中和位育”“天人合一”思想，西方现代化过程因此出现了严重问题。费孝通先生预见到，中国的现代化要想实现，乃至世界的现代化要想成功，需要“道义秩序”这一中国智慧去弥合西方开启现代化道路时的缺憾，缺失道义的强权公理导致少数国家在汲取和掠夺基础上的富裕和多数国家遭逢压制的贫穷停滞；唯有“道义秩序”的扶持加护，世界现代化方能行稳致远，中国现代化才能跳得稳、跳得高、跳得远。

2.陆学艺：“得天独厚说”

中国社会学人在历史性的变迁中亲身体验到跨越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共时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历史性的变迁，中国社会学人相比西方同行，拥有贴近观察和体验社会巨大变迁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可以亲身经历从小农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多个发展阶段。“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欧美历史上是历时性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却是共时性的关系。”跨越时代的共时性，是中国社会学人拥有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同行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时机。

以陆学艺先生为代表的“三农问题”研究学者，充分利用了时代赋予的贴近观察和体验社会变迁的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他们长期跑农村，切近地体验农民在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变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小城镇、农民工成为中国特有的新生事物，农民逐渐超越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务工经商，在改变经济地位的同时，改变其收入结构、分层结构。农民与工人之间的二元身份，在农民的生活实践中得以结合起来，亦工亦农是农民依靠土地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依靠务工实现更高生活需要的有效的实践，涉及广泛的社会学分支领域，包括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分层、城乡社区、基层组织、城镇化、区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农村扶贫等等。

从“共时性”的视角来看，陆学艺先生指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度并不合拍，中国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已经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可是城镇化率明显偏低。由此陆学艺先生提出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并且分析其原因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二元体制，限制了资金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要消除阻碍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制度壁垒，改变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改变社会事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落差，就要深化改革、解放束缚。陆学艺先生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推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等，从而提升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中国社会学学者抓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机遇，研究成果记录反映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巨大变迁中的社会整体性的变动，有关实地调研报告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关注，提出的政策建议进入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直接为社会建设事业服务。社会学知识的普及还增进了社会大众对生活方式的认识，提高了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3.郑杭生：“理论自觉说”

郑杭生先生在“文化自觉”基础上提出“理论自觉”，强调中国的研究者要“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总结“中国理念”，探索“中国道路”，对其研究的理论具备“建设性的反思”。他又将其概括为“两类挑战”，提出要开发“传统资源”、借鉴“西方学术”、提升“中国经验”。他指出理论自觉(主体性和反思性)是中国社会学面临的重大紧迫的时代主题，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入世界学术中心的必由之路；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避免成为西方流派的中国翻版的必备前提；是中国社会科学增强软实力，取得学术话语权的必要条件；是立足中国丰富的转型实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备要素；是推动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内涵、团队凝聚、学派氛围形成的必然要求。

理论自觉需要克服边陲思维，“‘边陲思维’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精华用来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还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子上。要改变这种多年潜移默化养成的理论失觉和理论自卑的定势，不是很容易的”。所以需要增强主体性，减缩依附性，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保持反思性、责任性、竞争性，总结中国经验和模式，提升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从文化自觉到理论自觉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社会学人处于被西方主导的学术境遇下发出的强烈呼声。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潜移默化影响着西方社会以外的研究者，因为西方学术所拥有的领先优势和中心位置，非西方学者要基于学术传承实现学术创新，难免受西方主导学术话语的笼罩而不自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学术发展，都是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东西方的学术发展所处的优劣位势不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更需要主动地求自知、求自觉，以自省之心，体察自身所处的时空位置，阐发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三、学科自信主题：在继承和创新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

学科自信的提出是在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键。学科自信与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一脉相承，是提高文化自觉、增强理论自觉的必然要求。学科自信是悠久的学科历史传承和学术研究积累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上结出的硕果。

1.古今贯通、中西会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

景天魁先生上溯中国古典社会学——荀子群学，梳理选取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基础概念和命题，指出群学要义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是“中国社会学的基因”；由群、伦、仁、中庸4个基础性概念体现出4个基本特质，即人本性、整合性、贯通性和致用性，构成学科的基础性；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个层次上，梳理出30个基本概念，加上基础性概念共同形成群学的概念体系，这一概念体系与修齐治平4个层次相合转化为群学的命题体系。“纵向上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这条主线，与横向展开的修身(合群)、齐家(能群)、治国(善群)、平天下(乐群)4个层次，就构成了群学元典‘一线四层’的基本格局。”

合群、能群、善群、乐群这“四群论”是刻在中国社会学内核中的“群道基因”，是中国社会得以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根脉和文化密码。“‘群道’之基因，贯通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个层次，规制于君臣、父子、长幼、夫妻、亲朋、邻里、族群等等各种关系，体现于礼、法、家训、乡规、民约等各种制度和规范，融会于家国、朝野、士农工商，发挥于族群间、民族间、国家间、天下世间，‘群道’之理至大至微，群学之功至高至伟！”景天魁团队细致梳理历朝历代文献、撰写出的《中国社会学史》6卷专著，近来将陆续出版，其运用从群学元典得出的群道基因，为两千多年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作解码工作，用系统性、专业性的语言，把中国社会学的先天优势讲出来，为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打下学科的历史基础。

2.学科自信是在中国本土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

在当今西方主导的世界社会学话语体系中，各国社会学研究者使用西方主流社会学的分析概念、研究方法、移植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议题，用本国的实证资料印证西方社会提出的理论，是一种通行的学术进路。这种用西方的概念研究本国社会，再进行国别、区域之间比较的做法，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的学术话语普遍化，而缺失的是本国学术话语的特殊性。普遍使用的西方学术话语，在分析各国丰富的社会实践时，往往需要熟知西方和本国社会情况的“译者”作解码和编码的工作。即便有专门的跨文化“译者”帮助，他国研究者在使用西方概念、命题、方法来解读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现象时，也经常会有削足适履、方枘圆凿的疑惑。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是延承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反对西方学术垄断的自觉，是拒绝做西方翻版的中国社会学精神。费孝通先生在首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曾经讲过，“在中国人的地方，用中国话，讨论中国人的事情”。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应当在中国本土，用中国视角和概念，解读中国走过的独特发展道路，并在解读中国道路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景天魁先生指出，“中国社会学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路子走……很难有真正的崛起”。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必须有自己的概念、命题和学术体系，必须有自己的特质，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要么能够弥补西方社会学的重大不足，要么能够彰显新的视野、开辟新的领域、回答和解决西方社会学未能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因此，作为后来者，应借鉴先贤，基于本土经验，提炼概念、形成理论，与西方的概念和理论相会通。比如梁漱溟、潘光旦、费孝通，他们提出的“伦理本位”“位育”“差序格局”，就是聚焦以“人伦”为基础社会关系视角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社会的典范概念和命题。景天魁先生提出，学科自信是接力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致力于为系统、科学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开创新篇章。

3.自信之“气”是涵育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学养秘籍

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研究者热切地关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持续的实地调研为社会学提供了新鲜丰富的滋养。理论建构的素材因之日益丰富，在社会学多个领域里不乏论点鲜明、论据扎实、论证精当的精彩成果。可是要论超越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地提出源自中国社会研究的独创性研究，还存在不少困难。究其原因，有中西学术分科与整合的差异，有中西社会发展阶段和运行逻辑的不同，有中西方在世界学术生态中的位势和话语权的差异等原因。这里想讲的一条容易被忽视的要素，就是学界缺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气”。

景天魁先生在论述学科自信时提出五种“气”：要在学科起源上有底气，确认中国社会学的元典是荀子群学；要在学科历史上有勇气，确认中国社会学有独立且绵延不断的学科史；要在学科性质上有志气，确认社会学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要在学科建设道路上有锐气，确认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综合创新之路；要在学科使命上有豪气，确认中国社会学能够回答21世纪及其后时代的重大课题，并且平等参与创造人类道义新秩序。

涵养底气、勇气、志气、锐气、豪气，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学养秘籍。中国社会学崛起，离不开每一位中国社会学学人的参与，要在世界学术界取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就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霸权，摆脱西方主导的学术话语。为此，中国社会学学人迫切需要涵养学科自信之“气”。这样，中国特色社会学才能继承中国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用中国的话语，广泛吸收借鉴来自多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解答中国社会的问题。

“文化自信源于我们对己身文明的系统了解与正确认识，没有对自己文化的了解，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是不可能产生的。”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振兴，需要“古今贯通”“中西会通”，树立学科自信，涵养自信之气，发挥创造力，回答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社会变迁及其引发的实际问题。

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生产与其所处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社会学兴起于西欧，要解答工业化冲击下的英国、法国、德国资本和劳动的异化问题与社会整合的问题；美国社会学从美国国内战争之后逐渐兴盛，伴随着一战前后美国经济的繁荣，社会学针对诸多社会问题开展经验研究，二战前后大都市发展中出现的复杂社会问题，带来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垄断地位；美国二战后跃居世界一极，美国的社会学成为世界社会学的中心。这表明，其他国家社会学的崛起，都是因为紧扣了时代提出的学术主题，这应该具有普遍性意义。

中国社会学在认识他国社会学的同时也推进对其自身的认识。中国社会学所处的时空节点，在20世纪初是从群学里面寻求民族自救的学术指引，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中找寻自强的出路；21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处在中华民族日益走向伟大复兴之际，此时再亦步亦趋地跟从西方社会学的主导话语，安逸于被西方解读的位势是难以为继的，如何传承百年来学术自强的主题，在学术自觉的基础上夯实学术自信，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不可回避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与之相伴的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三大体系，是中国社会学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学人应尽心竭力，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需要有深厚的学科积累、开拓的时代精神和缜密的专业研究精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社会学崛起提供机遇，给社会学提出需要解答的学术主题。梳理百年来的社会学主题，中国社会学具备学术自强、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学科自信的宝贵精神财富，完全有底气和勇气回应中华崛起面对的“全球地方性”问题。中国社会学人当有砥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社会学崛起作出贡献的志气，涵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社会学崛起而书写的锐气和豪气，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3年第2期/《人文杂志》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