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测量维度与城市社区创新

——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李　勇　徐延辉　兰林火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摘　要：社会质量理论是目前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最新视角之一。社会质量理论及其所蕴含的测量维度和政策向度，为以定量分析鉴别哪些因素对社区创新起阻碍或促进作用提供了分析工具。通过对深圳市问卷调查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在社会质量的各个要素中，社会经济保障对社区创新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会凝聚的社会信任因子与社会认同因子对社区创新具有显著影响；社会包容的社会接纳因子对社区创新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当前的社会赋权状况对社区创新具有负向的显著性作用。基于此，可以提出基于社会质量理论在社区场域中实现社会创新的政策思路。

关键词：社会质量　社区创新　社会凝聚　社会包容　社会赋权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摩根认为，一个稳定的、需求都被满足的社会是不需要创新的，而当社会问题严重，且当前的系统不再有效时，社会创新便迫在眉睫。在未来几十年中，更加重要的创新将会出现在社会部门中而不是出现在诸如信息科技或者商业部门中。① 鉴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和社会需求的激增，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应对策略。从创新领域和创新内容来看，创新可以分为社会创新与经济创新、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等等。就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而言，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创新都需要新思想的产生、都受需求拉动、都需要各种资源支持、都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等等；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创新的动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资源渠道、创新成功的评价标准等等，① 而更为直接的不同则是创新成功的贡献率。伯特和维亚斯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解释了创新成功的２５％，而社会创新则解释了创新成功的７５％。② 这也赋予本研究更为重大且迫切的意义。

一、社会质量理论的政策向度与社区创新的效用问题

（一）社会质量理论的缘起及测量维度

社会质量理论是目前研究社会问题的最新视角之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降，针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欧洲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一些欧洲学者提出了社会质量理论。１９９７年６月，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法律和经济领域的７４位专家共同签署了《欧洲社会质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标志着社会质量理论正式诞生。《宣言》指出：“考虑到所有公民的最根本的尊严，我们声明：我们不想在欧洲城市中看到大量的不断增加的乞丐、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人员，我们也不想看到一个这样的欧洲，即有着大量的失业人员、数目不断增长的穷人，以及那些只能享有有限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群体。这些以及其它许多消极的指标都表明当下欧洲为所有公民提供了不够充分的社会质量。相反，我们希望欧洲社会是一个经济上获得成功同时又能为其公民提供社会公正与社会参与的高社会质量的社会”。③

欧盟在当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目的是为了分享欧洲委员会的两个观察机构（关于社会排斥和老年人）的工作成果。这些会议达成的主要结论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社会政策日益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庸，由经济政策界定社会政策的内容和范围的倾向日益严重，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复兴及其经济价值观对社会问题的简单化处理是导致欧洲社会政策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④ “在欧洲的具体情境之下，社会政策通常被民族国家、地区与地方当局视为与社会管理、社会行政等同，将社会政策等同于通过收入转移的方式以维持社会经济保障，起初只限于雇员的社会经济保障，后来便扩大到所有公民。”在这种社会政策处于弱势的情况下，“经济系统运行中所引发的问题被方便地界定为‘社会问题’并被化为‘外部性’（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问题”。① 因此，社会质量理论的提出，为欧洲社会模式的可能内涵提供了一种新的愿景，并力图通过使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服从于社会质量这一目标，彻底改变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②

在社会质量理论的开创者贝克等人看来，社会质量指的是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参与其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程度。③ 社会质量的宗旨是提高人们的福祉和促进其潜能的发挥，在集体认同中完成个体自我实现。欧洲的理论家认为，社会质量的本体论基础在于人的“社会性”，即社会质量理论假设人是社会人，人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社会网络而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性”最终通过个体的自我实现与集体认同之间的相互依赖得到实现。④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假设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决策都是自主决策而不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些原子化的个体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实现了社会效用最大化。而社会质量理论则把个人福利和潜能的提升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勾连起来，认为福利和潜能源于人们能否获得社会经济保障———这是人们生活质量好坏的物质基础；能否获得来自社会关系的支持———这是人们生活是否幸福的精神基础。一个好的社会，必须是公民“实际好”和“感觉好”的完美统一，因此社会质量既关注社会的客观环境和硬环境建设，也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软环境建设，比如价值标准、社会凝聚和社会诚信等等，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对社会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给予同等程度的关照。社会质量理论的创新或突破就在于促进了以往单纯谋求经济增长和创造价值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把人们引入到一个公平的、高质量的社会应该具有哪些品质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社会的思考。判断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如果着眼于社会体系、制度和组织体制等社会环境因素，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人们生活所提供的社会经济保障的水平和程度反映出来。但如果着眼于个体，该社会的社会质量也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个人提供的进入社会体系的机会、开放度，以及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性来反映”。⑤

沃克认为，社会质量的高低主要由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来测量，这四个维度是衡量社会质量好坏的条件性因素。其中社会经济保障，是指使人们免于贫困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物质保障。在欧洲的具体情境下，社会经济保障要求高质量的就业以确保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获取收入、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环境、公共卫生和个人安全等资源。社会凝聚，是使社区和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共同的规范和价值对于促进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进而保障社会发展和个人的自我实现来说非常重要。社会包容，是指人们必须在关键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比如劳动力市场）中免于社会排斥，或者将其中的社会排斥降到最低限度，使人们体验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社会赋权，是指人们能够充分地参与到当前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当中，进而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增能。社会赋权指涉的是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进而增加自由选择的空间。①

根据社会质量理论，条件性因素对于测量社会质量特别重要。为此，欧洲学者对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将每个维度（即每个领域）当做一级指标，每个维度又包含了次级领域和一些具体指标，四个维度共包含９５个指标。社会质量理论目前在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实证研究和经验检测阶段。而在中国大陆，社会质量理论刚刚勃兴，目前尚处于引介和利用西方理论进行实证分析阶段，以其为分析工具进行深入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本文尝试使用这一理论工具来分析城市社区创新，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社会创新研究及概念界定

一个高质量的社会，除了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关系之外，还应该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整合和自我创新的能力。为此我们将社会创新概念引入社会质量研究视野。社会创新是最近２０多年来得到广泛发展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首先由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提出。德鲁克认为，创新正在经历一个由政府转向社会、从管理创新走向社会创新的历史过程。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而且还包括社会创新。就新主体而言，创新不仅是企业管理者的重要任务，其他主体也可以进行广义上的创新；就创新领域而言，教育、医疗保健、政府和政治等领域进行社会创新的空间远比企业和经济领域要大得多。②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社会创新进行了更深入的诠释。查普夫认为，“社会创新是达到目标的新的途径，特别是那些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它们能比以往的实践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值得模仿、值得制度化”。① 加拿大学者司徒·康格从社会程序和社会组织的角度对社会创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社会创新就是创造新的程序、法律或组织，它改变着人们相互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它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或使迄今为止还达不到的社会秩序或社会进步成为可能”。② 摩根认为，社会创新是指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并且大多是在一些社会机构进行的、模式扩散的创造性行动和服务。③ 随着社会创新实践和研究的深入，菲尔斯等人从社会价值的维度出发，认为社会创新是对社会问题更加有效、效果更加持久的新的解决方案，其价值需要从全社会出发来考量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体。④

社会创新可以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不同视角进行探讨。经济学探讨的社会创新关注社会福利的改进。道森和丹尼尔认为，社会创新是一种新观念的运用，是伴随着那些通过满足社会目标和改进社会福祉、发现问题并利用机会成功解决社会挑战的过程而发生的，所以社会创新是一个集体观念的产生、选择和实现的过程。道森���丹尼尔强调社会创新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为了改善社会福祉而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学习的过程，他们给出的社会创新概念包括了四个基本要素：参与者、面临的挑战、协商过程和增进社会福祉的目标。⑤

管理学视角下的社会创新注重创新的实效性，比如有学者将社会创新定义为：对实现社会目标起作用的新创意以及人们在社会系统中的互动。芒福德和莫特尔通过对科学管理的发展与大学录取标准化测试的使用这两个２０世纪著名的社会创新案例的探讨，阐释了以实效为特征的社会创新。⑥ 政治学视角下的社会创新强调社会创新与市民社会的构建。同时，“将治理和善治理念引入社会领域、推动社会创新是２１世纪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生活与社会事务实现社会自治，这种社会自治实践为我们政治生活中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⑦

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创新强调在服务供给过程中对弱势群体需求的满足和权利的保护。毛拉特等人认为，社会创新应该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１）在内容／产品维度，满足还未被满足的人类需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２）在过程维度，改变社会关系（特别是关于治理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以满足上述需求，同时提高公众的参与度，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参与度；（３）在赋权维度，增强人们的社会—政治能力以及获取资源的能力，用以提高他们在满足需求和参与方面的权利。①

最近几年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创新理论，并在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创新进行了界定。② 虽然社会创新目前尚无统一概念，但在众多的界定中存在一些共同点，即使用一种新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实现社会价值。综合已有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创新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以追求社会秩序、社会进步为目标导向，以解决社会领域的问题、满足社会需求为宗旨，通过社会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参与、获取社会资源，进而实现新的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提升人们的福祉、实现社会价值的一套长效的、可持续的制度化的方案。

（三）社区创新与社会创新：区别与联系

已有的研究认为，社区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社会管理体制有序运行的基本依托。微观的社区是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场域；是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优化投资环境的重要平台；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居民素质的重要的公共空间。③ 社区与社会在结构方面具有同构性，微观的社区是社会结构制度化延伸的场域，微观社区制度是宏观社会制度的承接，也是宏观社会建构的切入点。社会创新虽然内容广泛，但其载体必须具体明确。在当代中国，由于自组织型社会尚不发达，所以社区便成为社会创新的主要载体。社会创新与社区创新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社会创新是社区创新的宏观背景，社会创新可以包含社区创新；而社区创新则是社会创新的微观基础和载体与手段。社会创新与社区创新的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满足居民的社会需求，因而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征。由于社会创新的目标是满足社区居民的社会需要，社会创新的功能需要通过社区创新来实现，为了研究的方便，更为了社会创新有着力点和突破口，本文将社区创新作为研究对象，将社区创新定义为：社区行动者以社区发展为目标，创造性地采取各种手段动员社区内外部资源，以便解决社会问题、满足居民社会需求的一系列行动和方案。社区创新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宏观社会创新在微观场域中的发生机制及作用，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调和社区矛盾、提高社区发展和社区资源动员能力，最终提升社区社会福利，促进社区和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社区创新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

社区创新对于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到底具有哪些影响？罗伯茨的研究证明，社区创新对于促进社区政治经济稳步发展、实现社区成员有组织参与具有重要积极的作用。在英国利物浦的艾多尼安村，当地居民反对政府的贫民窟拆迁计划，反对把拆迁居民分散迁移到城市外围，因为这样会导致家庭、朋友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断裂。当地居民不想离开他们的邻里，也不想他们的社区遭到破坏。他们最初与自由党控制的地方当局达成了协议，先到临时住处、而后原居民再迁往新住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艾多尼安村居民不得不寻找当地资源自下而上建立了一个新社区，并成立了隶属于社区管理的艾多尼安住房协会组织，这个组织又发展了社区福利以及社区商业。艾多尼安社区的社区创新不仅维持了当地的社会关系，而且还获得了“世界人居奖”提名，成为英国社区重建的典范。①

一些金融创新不仅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创造社会效益。作为金融创新的小额信贷通常是指为穷人，或者为那些受到传统银行服务所排斥的群体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在某些情况下也为他们提供非金融服务。安托希的研究表明，小额信贷服务能够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建立，即使是最脆弱的客户也能被接纳，进而使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小额信贷有助于恢复边缘群体的尊严、提高公众认可度，并且极大地提升了接受信贷服务者的自信心。以社会团结为基础的小额信贷满足了穷人、受到银行排斥的人以及微小企业的需求，这一社区创新还能促进地区社会资本的积累。②

社会组织在社区创新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南荷兰高达（Ｇｏｕｄａ）东部的案例中，高达东部被地方当局视为问题区域。当地面包师瑞池德·泰格窦伊尼和经济学者麦尔池奥·沃斯特根于１９９７年发起了“Ｒ＆Ｍ活动中心”这一志愿组织，主要目标是改善高达东部地区的生活条件。虽然Ｒ＆Ｍ 活动中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邻里的重组计划中居民从来都没有明确的参与，因此，Ｒ＆Ｍ活动中心创建了“设计工作室”，通过“设计工作室”项目，组织居民参与到社区发展事务当中。这个志愿组织通过组织居民参与、讨论和协商公共事务，有效地加强了居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地区重建中居民之间的合作。①

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社区创新理论，在区域发展模式的构建及治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毛拉特等人探讨了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创新，提出了地方创新替代模型（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作为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探讨市民社会、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等问题，内容涉及社会排斥与社会包容的动力以及社区创新的过程。② 还有学者在欧洲城市社区创新研究中提出综合区域发展（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理念，并从文化角度探讨了基本需求的满足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③ 诺维和利博尔特对巴西阿雷格里港城市发展中的公民参与式预算（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进行了研究，该预算的主要目标是使公共预算的优先权转向社会边缘人群，通过这项研究探讨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地方治理中的社区创新。④ 杰罗梅塔等人通过对社区创新与包容性城市策略的探讨，分析在新城市治理安排中市民社会对于反社会排斥的作用，探讨市民社会与社区创新之间的关系。⑤ 另外，德鲁等人探讨了城市复兴中社区创新面临的各种挑战，并且通过社区创新理论的分析以及众多案例研究，为城市区域的发展和治理提供了各地的经验和方法。①

由于社区创新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重建社区生活、改善穷人及微小企业融资环境等方面均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社区创新，相关研究涉猎了社区认同与社会信任、社会包容与反社会排斥、社会赋权与市民社会的培育等因素对社区创新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社区认同和信任度的提高有利于社区整合、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实现社会团结。关于社区发展的研究表明，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能够促使社区成员产生很强的归属感，进而有利于当地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② 还有学者从国际层面，利用世界发展报告中５９个国家的二手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创新的关系，认为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信任，部分支持了其对创新的积极作用。③

社区创新与社会包容及社会排斥密切相关。社会包容是社会结构中的制度和关系的融入，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排斥。社区创新的目标是克服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是被排斥边缘群体的需要。何增科认为，社会创新是一个将受到社会排斥的、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包容性是社区创新的内在要求。④ 此外，社区创新还包含对那些热衷于加强或保留社会排斥状况的保守力量的对抗，因此，社区创新与社会公正的伦理立场相关。⑤ 杰罗梅塔等人认为，在福利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且正在向后福特主义的（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ｔ）转型的背景下，当前城市出现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排斥，而社区创新正是抵制社会排斥和培育社会包容的关键。⑥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同为关注社会领域问题并且为了实现社会需求、提升人们福祉的社会质量理论与社区创新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目前虽然有部分学者对社区创新的概念、创新的重要意义、创新的研究视角以及创新的影响因素做过一些探讨，但是，还没有系统的定量分析来鉴别哪些因素对社区创新起阻碍作用，哪些因素起促进作用，也没有明确分析政策制定者、基金会和大学在支持社区创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① 在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学者利用社会质量理论来分析社区创新问题的先例。因此，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来探讨社会质量与城市社区创新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分析方法及模型

（一）研究假设

本文研究社会质量与社区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出发，考察其对社区创新的影响。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分别是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根据社会质量理论以及前文关于“社区创新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中所探讨的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认同及社会信任、社会包容、社会赋权与社区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假设１：社会认同度越高，越容易实现社区创新；社会信任度越高，越容易实现社区创新；社会凝聚程度越高，越容易实现社区创新。

假设２：社会包容度越高，人们越容易融入到社会关系当中，越容易实现社区创新。

假设３：社会赋权程度越高，越容易实现市民社会，公民的参与程度越高，越容易实现社区创新。

假设４：社会经济保障越好，越容易实现社区创新。

（二）分析方法

本文的数据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与社区创新的相关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旋转，然后根据因子负载提取因子，社会经济保障的经济保障因子与家庭负担因子；社会凝聚的社会信任因子与社会认同因子；社会包容的社会接纳因子与社会机会平等因子；社会赋权的社团参与因子与公开表达自由因子；社区创新因子。第二部分，以社区创新因子为因变量，以社区类型以及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三）分析模型

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质量与社区创新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Ｙ ＝Ｂ０＋ Ｂ１Ｘ１＋ Ｂ２Ｘ２＋ …… ＋ ＢｋＸｋ＋ε

Ｙ代表社区创新水平。

Ｘｋ分别代表影响社区创新的各因素，分别是社区类型、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与社会赋权。

Ｂｋ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ε为随机误差。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概况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作者之一的徐延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课题组于２０１１年７—１０月在深圳市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在深圳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课题组共发放问卷１３００份，回收１１４９份，其中有效问卷１０１０份，有效率为８７．９％。调查抽样结合深圳各区人口比例、各区人口结构特点与社区类型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第一阶段，先根据产业类型或发展特点与人口构成对深圳现有八个区做了一个划分和归类，选取罗湖、福田、南山、宝安和龙岗５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行政区来调研；第二阶段，在选取的这５个行政区里，按照立意抽样法，即按照老城区、城中村、单位社区、商品住宅社区（包括高档商品住宅区）和保障性住房社区五种类型社区抽取了１３个社区；第三阶段，根据社区工作站提供的辖区内住宅小区名单进行随机抽样，对抽中的住宅小区，选取各楼层单号房间入户调查，入户选取家中生日靠近７月１日的成员进行问卷调查。

（二）变量设计及其测量

本研究主要考察社会质量与城市社区创新的关系。社会质量理论以“社会”为导向，强调人们在团体中、社区中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反映公民在社区和社会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关注社会整体的状态。社会质量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① 本研究以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为自变量，以社区创新为因变量，探讨社会质量四个维度与城市社区创新之间的关系。

１．自变量

（１）社会经济保障

社会经济保障，主要指经济（收入）保障和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该维度反映了社会质量的物质基础。贝克等人认为，社会经济保障一方面涉及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安全（收入、社会保护和健康）、日常生活的基本安全（食品安全、环境问题、安全工作）以及涉及自由、安全和正义领域的所有福利供应，其焦点是处理人们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涉及人们的日常机会，其目标是扩大人们的选择领域。① 一个具有高质量的社会必须使“人们能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不管是来自就业还是来自社会保障———以免于贫困和各种形式的物质剥夺”。② 这一维度包括那些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经济保障条件及其相关制度，如收入保障、工作机会、居住条件和住房、教育、卫生、社会网络及可支配时间等。③

为了测量社会经济保障水平，我们向被访者提问：您个人每月（包括底薪、分红和其他津贴）平均收入多少元？您家庭每月（包括您和您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例如：工作收入、利息或股息、房地产收入、租金、退休金、福利资助或其他人的金钱资助）平均总收入多少元？相比您的收入，你家花费在以下各项的负担有多重？主要包括：教育费用（子女学费）、住房费用（买房贷款等）、医疗费用、父母和儿童照顾方面的费用、基本的日常维持开销五个问题。答案分为“负担很重”、“有些负担”、“还可以”、“没有负担”、“完全没有负担”五级，并赋值１—５分。运用主成分法将以上７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提取两个因子，根据因子负载分别命名为经济保障因子和家庭负担因子，ＫＭＯ值为０．８２１，巴特利特球度检验ｐ＜０．００１。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如表１所示。

（２）社会凝聚

社会凝聚，指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社会凝聚主要包括了社会团结、社会信任等核心价值观。社会团结可以通过与社会信任和与社会整合相关的其他规范和价值以及通过社会网络和身份认同这些要素来反映。① 林卡认为在社会质量的国别研究中，需要考察各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社会信任的类型、程度以及人际信任与制度性信任之间的联系。②因此，本研究的社会凝聚通过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的指标来反映。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社会信任以及信任产生的机制、信任的社会经济作用进行了研究。大多数西方学者将社会信任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尤斯拉那把人们划分为普遍信任者和特殊信任者，③ 中国学者也对社会信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陈捷等人在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信任的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社会信任从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方面进行操作化。④ 关于社会信任，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访者对家人、邻居、朋友、陌生人等１１个不同对象的信任来了解个体对不同群体的信任程度，答案分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完全信任”四级，分别赋值１—４分。为了对变量起降维作用，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社会信任进行因子分析，并且采取最大方差法旋转。根据因子负载可以从社会信任中提取三个因子，并命名为一般信任因子（医生、商人、雇主、老师、记者）、普通信任因子（陌生人、外国人、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特殊信任因子（家人、朋友、邻居）。ＫＭＯ值为０．８３０，巴特利特球度检验Ｐ＜０．００１。社会信任因子如表２所示。

社会认同也是反映社会凝聚的主要指标之一。社会认同包括的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身份的认同，因此我们向被访者提问：您对以下身份的认同程度如何：作为当地社区居民、作为居住城市的一员、作为中国人、作为亚洲人、作为世界大家庭一员的认同，答案分为“非常不认同”、“不太认同”、“认同”、“十分认同”四个级别，分别赋值１—４分。我们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根据因子负载，提取国际认同因子（作为中国人的认同、作为亚洲人的认同、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的认同）和地区认同因子（作为当地居民的认同、作为居住城市一员的认同）。ＫＭＯ值为０．７２４，巴特利特球度检验Ｐ＜０．００１。社会认同因子如表３所示。

（３）社会包容

社会包容主要反映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成员如何通过各种制度融入社会生活中。社会包容也称社会融入，是指个体融入到社会关系当中，免于社会排斥。① 社会包容有多个层面，包括人际关系、社区和邻里关系的包容，以及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包容等等。提高社会融入程度能够强化已有的社会结构，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并促进社会赋权。② 社会包容关乎公民之间权利的平等，只有把全部社会群体尽可能地纳入社会体制中（如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才能创造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团结精神的社会。③ 社会包容的对立面就是社会排斥，人们必须体验到社会包容性，或者让人们感受到来自如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关键性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排斥被限定在最低限度内。④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社会接纳因子和机会平等因子来反映社会包容程度。社会接纳的具体测量包括：您能否接纳以下人士做您的邻居，这些人包括吸毒者、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等等。答案分为“不能接受”、“无所谓”和“能接受”，分别赋值１—３分。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社会接纳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根据因子负载命名为普通接纳因子和特殊接纳因子。ＫＭＯ值为０．９０３，巴特利特球度检验Ｐ＜０．００１。社会接纳因子如表４所示。

关于机会平等指标，我们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您是否同意：外地人如果有能力，应该有机会与本地人一样成为政治领导人；来自外地的借读学生，应该有在当地参加高考的权利；外地人如果有能力，应该有机会与本地人一样成为深圳企业主管；外地人应该享受与本地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答案分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同意”和“非常同意”五级，分别赋值１—５分。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将机会平等问题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根据因子负载命名为机会平等因子。ＫＭＯ值为０．８０７，巴特利特球度检验Ｐ＜０．００１。机会平等因子如表５所示。

（４）社会赋权

社会赋权即增能，主要是指通过给予个体培训和选举等各种机会，使个体能够利用这些机会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它关注的是社会为个人发挥自身潜能而提供的生活机会是否公平。社会赋权主要包含了民众获得政治资讯、信息的容易程度以及民众的参政议政权力等指标，考察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意愿与积极性。① 社会赋权也指通过社会关系的增进来推动人们社会行动能力的提高，① 包括在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中，个体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个人对自己行动能力的认知程度。②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社团参与因子和公开表达自由因子来反映社会赋权状况。在社团参与方面，通过向被访者提问：“是否参加过以下团体：艺术、音乐、教育或文化团体；体育或娱乐团体；职业协会（例如教育协会、作家协会等）；非政府机构；与学校有关的团体（如校友会、家长会等）；宗教团体；宗教组织”。答案分为“从未参加”、“偶尔参加”和“经常参加”，分别赋值１—３分。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将社会参与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根据因子负载命名为娱乐、协会型社团参与因子和宗教社团参与因子。ＫＭＯ值为０．７２８，巴特利特球度检验Ｐ＜０．００１。社团参与因子如表６所示。

在公开表达自由度方面，我们通过向被访者提问以下问题来反映：“如果参加在**书上签名、参与抵制行动、参与游行、参与罢工／罢市／罢课、在网上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与建议、上访活动，您是否担心会受到官方惩罚或威胁？”答案分为“否”、“难以回答”和“是”，分别赋值１—３分。运用主成分法对被访者的问题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因子负载提取公开表达自由因子，ＫＭＯ值为０．９２３，巴特利特球度检验Ｐ＜０．００１。公开表达自由因子如表７所示。

２．因变量：社区创新

社区创新是在工业化、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虽然社区创新概念的提出只有２０多年的历史，但是社区创新的历史却已有百年。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丛生，许多无法通过市场获得满足的需要及各种社会问题都需要社区创新。有的学者认为，社区创新强调三个相互作用的维度，即满足人类需要、改变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政治能力并获取资源。① 本研究根据前文对社区创新概念的界定对此变量进行可操作性评估。关于社区创新，我们向被访者提问以下情况（“社区有意识地培养居民解决问题、寻找资源的能力”、“社区有明确的、大家认可的发展目标和蓝图”等等）与您所在社区是否相符？**括“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合”５个等级，分别赋值１—５分。将以上提问进行因子分析（见表８）。

根据表９中的因子负载，可提取社区创新因子，ＫＭＯ值为０．９６１，巴特利特球度检验Ｐ＜０．００１，原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社区创新因子如表９所示。

四、研究发现

为考量社会质量与社区创新之间的关系，根据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分别从社会经济保障（经济保障因子、家庭负担因子）、社会凝聚（社会信任因子、社会认同因子）、社会包容（社会接纳因子、机会平等因子）和社会赋权（社团参与因子、公开表达自由因子）四方面进行操作化，综合因子的计算根据每个因子的特征值所占的比率乘以因子值。① 在模型１中，我们把社区类型作为控制变量，并对其做虚拟变量处理。在模型２中，考察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对社区创新的影响。表９表明，在控制了社区类型这一变量之后，社会质量各预测变量的加入，使得调整后判定系数从２．９％提高到１３．３％，模型２的拟合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表９　影响社区创新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括号内为标准回归系数）

根据表９中的两个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有如下发现：在控制变量方面，本研究所调查的样本来自六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我们以城中村社区作为参照变量，只有老城区和高档商品房住宅区对社区创新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１表明，相对于城中村社区，老城区的社区创新得分低了０．４分，而高档商品房住宅区则高出０．２８７分；而在模型２中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我们发现老城区、单位社区和保障性住房社区在社区创新方面与城中村社区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普通商品房住宅区和高档商品房住宅区则表现为较强的显著性差异，尤其是后者，Ｐ值小于０．００１。这两类社区的社区创新得分分别高出城中村社区０．２３６分和０．３８８分。作为控制变量的社区类型在模型中对社区创新有不同显著的影响，那么作为社会质量的各维度对社区创新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一，社会经济保障维度中的经济保障因子和家庭负担因子对社区创新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并且标准回归系数也较小。回归系数表明这两个因子对社区创新具有负向作用，但无法做进一步的推论。深圳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可能是人均收入较高掩盖了贫富之间的差异，导致经济保障因子起到负向的作用；而家庭负担选项的均值也表明，总体处于“有些负担”和“还可以”之间。

第二，社会凝聚维度中的社会信任因子对社区创新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统计显著性，并且标准回归系数高达０．１２４。有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收入增长时认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通过培育创新发挥作用，① 还有学者认为，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一般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创新有显著的影响。② 同样，社会凝聚维度的社会认同因子对社区创新具有显著的影响，且标准回归系数高达０．１５６。社会凝聚这一维度表明，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每增加一分，则社区创新得分相应地增加０．２０３分和０．２０９分。

第三，社会包容维度中的社会接纳因子对社区创新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即社会接纳程度越高则社区创新得分越高；而机会平等因子则对社区创新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会接纳每提高１分，则社区创新相应地增加０．０９８分。社会包容作为社会质量的重要维度之一，强调人们在日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中的融入程度。如果人们越能够融入到社会关系和制度当中，那么实现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的社区创新越有可能。社区创新是一种制度性的改变，这些制度能够使在不同社会空间范围中被排斥的个体和群体被更好地包容。③

第四，社会赋权维度中的社团参与因子和公开表达自由因子对社区创新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统计显著性。但是，通过回归系数我们发现，这两个因子对社区创新的影响却是负向的。这说明当前的赋权状况不会对社区创新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国家—市场”二元结构之中，因此社会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虽然近年来我们开始关注社会建设，但是市民社会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

五、结论与讨论

在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实现社会价值不断引发人们的思考。社会质量理论作为当前研究社会发展的新视角，旨在使人们在参与共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中提升福祉和潜能，这将有助于从更广泛的视角来审视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促进和实现社会发展范式的转变。要理解这一社会发展范式的转变，我们需要认清并厘定市民社会、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过去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关系已被突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三元格局正在形成，即产生所谓的“市民社会”、“社会经济（社会企业）”。① 这样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既能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弥补市场失灵的社区创新就显得越发重要。基于前文社会质量与社区创新的实证分析，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

（一）假设检验结果

首先，假设１得到证实。社会凝聚中的社会认同对社区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社会信任也对社区创新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会认同对社区创新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这与希尔曼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希尔曼认为，外来移民通过获得地方社区的认同，从而成为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促进城市地区社区创新。② 在社会信任方面，本研究结论与以往的研究也基本一致。③④

其次，假设２得到部分证实。社会包容维度中的社会接纳因子对社区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越容易融入日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中，就越容易实现社区创新。这与已有的研究认为社会包容是社区创新的内在要求一致。⑤ 社会包容使个人通过社会关系和制度的融入免于社会排斥，而社区创新也是一个将受到社会排斥的、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⑥

再次，假设３没有得到证实。社会赋权维度中的社团参与因子和公开表达自由因子对社区创新均有显著影响，并且是负向影响。这一发现与已有的研究不一致。社区创新指涉基于赋权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社会赋权是社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回归模型中所表明的负向的统计显著性，这与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够成熟有关。

最后，假设４没有得到证实。社会经济保障对于社区创新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经济保障因子和家庭负担因子对社区创新具有负向作用，但不能做进一步的推论。虽然社会经济保障是一项基础性的民生社会事业，但是回归模型中社会经济保障对社区创新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回归系数是负的，这说明当前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并不足以支撑社区创新，因此，要想提升社区创新能力还需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二）进一步的讨论

以往的研究认为社区创新应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社区创新与经济、技术、知识等具体的创新不同，它具有综合性、整合性特点，① 但是过于强调系统性而又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时，社区创新的目标就会显得模糊而难以达致。我们认为在社会质量的框架之下，既可以明确社区创新的目标，也可以通过社会质量的指标来衡量评估社区创新的结果。

那么如何实现社区创新？基于前文的分析，从社会质量视角入手，我们认为社区创新必须以社区为空间载体。在现有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开展了大量的以城市社区发展及治理为基础的社区创新研究。②③④⑤ 但是，地方或者区域发展的社区创新，不同地区之间缺乏整合和协作，更重要的是城市结构中脆弱的或弱势的社会群体的需求被边缘化。⑥ 因此，强调社区基础上的创新需要注意不同社区之间的整合和协作，重视城市社区的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建设。总之，要促进社区创新需要扎根于社区这一场域，以社会质量理论的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作为考量社区创新的目标和衡量标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 （项目批准号：１１ＡＳＨ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勇，国家行政学院副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徐延辉，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兰林火，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参考文献：

杰夫·摩根：《社会硅谷：社会创新的发生与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孙启贵、徐飞：《社会创新的内涵、意义与过程》，《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艾伦·沃克：《２１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还是社会质量？》，杨团、葛道顺主编：

《社会政策评论》（第１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页。

彼得·德鲁克：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蔡文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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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查普夫：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陆宏成、陈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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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摩根：《社会硅谷：社会创新的发生与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参见何增科：《社会创新的十大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王名、朱晓红：《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王雅林、晚春东：《论社会创新》，《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冯鹏志：《社会创新：发展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臧雷振：《社会创新概念：世界语境与本土话语》，《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的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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