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费边主义的思想遗产》一文中,萧延中教授用唯美的史论笔法阐释了费边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文中在论述中国知识阶层“如何改造中国”时指出:“这是一种缓进式的、非暴力的合法渐进的理性路径”，对此，本人就这一说法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见。

　　我们知道，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自由主义者在以胡适为核心组织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的议政组织----“平社”的创设，标志着一个中国式的“费边议政”的开始。“费边”，可以理解为“迟缓”和“渐进”的意思，源于古罗马著名的拖延战术家费边.马克西姆。“费边社”则是成立于1884年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一个团体。事实上，究其“平社”的缘起和实质,是以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为主导架构的政治社团, “平社”在当时几乎辐射和掌控了各大学科的“话语霸权”，然而，“平社”的活动方式和议政参政的特点极其富有书斋色彩和渐进色彩，因此，以胡适、罗隆基、王造时、梁实秋、徐志摩、潘光旦等人在商议“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时，总是无法淡化掉“书生议政”所带来的这份浓厚的书斋色调。

　　如果说精英特质和书斋色调是“平社”的主要外在形式，那么，政治主张的温和渐进改良色彩则必然是其具体内容的特性。胡适在1928年5月19日 出席南京举办的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时对政府提出三个要求：“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正是为求得这“一点点自由”的“梦想”，胡适在创办《平论》周刊和组建“费边议政”组织“平社”时慨叹：“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多少不合适宜的书生”发表“偶尔想说的‘平’话”，在平时之中，“平心而论”政治。

　　尽管“书生议政”采取了缓进式和非暴力式的话语抗争,但在当时国共两党对峙的局面下,这是否为理性的路径,还值得考究和商议。“费边社”曾公开声称其信仰的是“自觉的渐进主义”，并坚信“循序渐进”才是社会的常态和社会进化的正轨，这种宣扬社会改良主义的主张被恩格斯识为“有教养”的资产者的幻想，但遗憾的是，“平社”仍沿着“费边社”的改良主义路线图，重蹈覆辙。显然,这种“理性的路径”让中国早期的自由主义运动昙花一现，中国“费边式”的“书生议政”实践的宣告失败，也应证了自由主义大师波普尔的注解：“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在一块无传统的白板上合理地设计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幸运的是，在这场徒劳的精神幻想之外，真正代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已经在南方诸省悄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