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进行序次 Logistic回归，探讨老年人数字鸿沟影响因素及以数字反哺为表现的家庭支持对于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效果。数字反哺效果可分为习得效果和代理效果，研究发现: 低龄 (60—65岁)、居住在城市、社会经济地位高、认知和记忆能力强等因素正向激励老年人互联网应用。子女的数字反哺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影响不同;如果亲子见面联系频繁，将促进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增加数字反哺的习得效应，缩小数字鸿沟；如果亲子存在照料关系或亲子同住，将增加数字反哺的代理效应，扩大数字鸿沟。因此，政策制定与执行应兼顾不同群体需要，提供 “适老化”通道，为老年人选择数字与非数字生活方式提供支持。

关键词：年龄/老年人/数字鸿沟/数字反哺/互联网应用

作者简介：于潇、刘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目前我国数字化快速发展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并存。截至 2020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0.4%，网民规模 9.89 亿，其中60岁以上网民占11.2%，互联网普及率年年攀升。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64 亿。据此估算，60岁以上网民约1.11亿人，近 1.5亿老年人没有进入互联网。以往由于无法自如应用“扫码支付”、手机预约买票、软件约车等智能手机功能，老年人难以享受信息社会带来的便利。近期新闻报道反映出老年人数字歧视问题已切实影响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老年人无法通过传统的非数字化生活方式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老年人现金购物遭到超市拒收；老年人不懂出示健康码而被司机拒载。老年群体正在逐渐成为“信息孤岛”，边缘于数字化社会。老年人数字鸿沟已不是老年人自行审度选择传统的非数字化生活方式还是数字智能生活方式，也不是哪一种生活方式更适合老年人自身需求，而是在传统生活方式逐步被数字智能生活方式替代的背景下，老年人自身状况与被迫接受并适应数字化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错位与矛盾。因此，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迫在眉睫。年龄是影响数字生活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依据生理年龄以及与年龄相联系的身体和认知状态，按照数字资源的接受与应用能力，80 后、90 后等被称为数字原生代或是 E 世代，40后、50后相对为数字难民世代，其间为数字移民世代。为缩小由于年龄产生的数字鸿沟，Bailey＆Ngwenyama 提出子女将知识传递给父母，能够鼓励亲代学习并克服代际差异。周裕琼指出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能够有效降低数字鸿沟的影响，增进亲子关系。因此，以数字反哺为表现的家庭支持，通过提高老年人数字素养，应能成为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本文主要研究中国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具体包括探讨由年龄导致的数字鸿沟是否存在; 老年群体内部不同年龄层是否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 影响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因素以及老年人接受子女数字反哺的效果。基于实证结论，笔者拟从宏观政策、微观家庭、社会与企业四个层面提出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提出: “数字鸿沟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家庭、企业及地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可及性以及互联网使用方面存在的差异。”数字鸿沟通常划分为“是否接入互联网”的第一道鸿沟和 “互联网使用差异”的第二道鸿沟；目前，研究重点已由接入鸿沟转向使用鸿沟。DiMaggio ＆ Hargittai 指出，因为存在接入用户比使用用户多的情况，所以以数字接入范围的扩大表示数字鸿沟的缩小是不可取的。互联网接入是由物质设备驱动的，而

使用的强度则受用户需求决定。vanDijk＆Hacker认为数字接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数字接入不足应包括缺少初步的数字经验，如缺少兴趣和情感焦虑、缺少物质设备、由于受教育程度限制和社会支持缺乏导致的数字技能欠缺以及缺少使用机会四个方面。目前，数字接入问题正向技能和使用层面转变。DiMaggio＆ Hargittai提出设备接入方式、是否自主使用、互联网胜任能力、是否获得社会支持和使用目的差异五种数字不平等表现形式。Riggins＆Dewan 总结了数字鸿沟的具体表现，包括由人口特征导致的利用互联网搜寻信息困难的信息沟，缺乏计算机能力的技能沟，无法获取教育或工作机会的经济机会沟，无法参与电子政务的民主沟和无法体验电子商务功能和服务的数字支付沟。周裕琼指出，在新媒体时代，数字鸿沟具体表现在新媒体采纳比率、使用程度和借助新媒体获取知识水平的差距。关于“互联网使用差异”的第二道数字鸿沟分析，多以互联网使用时的目的、技能和内容以及使用后的效用和阻碍利用互联网获益的因素为研究对象。李红文指出，研究应关注互联网使用的比例数量以及信息的强度和质量。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和教育，或是进行能够提升经济生产力和政治社会资本的活动，与利用互联网进行娱乐活动相比，将有助于使用者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李升进一步指出，信息资本来源于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能力差异，当信息资本与其他资本结合，能够拉大社会阶层差距，并最终强化了不同阶层地位。韦路和张明新在两道数字鸿沟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道数字鸿沟——“知识沟”，即由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导致的知识差异。但周裕琼和林枫认为知识沟不能完全解释效果沟，目前多数研究更倾向于应用数字使用素养指标来衡量互联网使用效果。

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又被称为银色数字鸿沟，具体表现在老年人接入可及性和接入后的运用差异。目前老年人与互联网关系的研究较为缺乏，具体表现在: 1)此类研究较少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2)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障碍的实证研究以及老年人群体间和群体内部各年龄段在计算机应用方面具体表现、对策和影响研究相对缺乏。3)缺乏针对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代际互动研究。年龄是影响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重要因素。周裕琼指出，多数研究已经证明

   不同年龄层群体有显著的数字鸿沟差异。进一步指出老年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数字接入和使用存在不同阻碍。分析了年龄与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关系，提出年龄与互联网接入是负相关关系，但年龄与互联网的使用关系不确定。个人衰老和慢性病等健康问题成为阻碍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重要因素。刘勍勍等指出，身体健康与否影响互联网接入，但并不影响互联网的持续使用。互联网认知能力包括数字逻辑能力、信息应用能力和识字能力。随年龄增长，老年人认知和记忆能力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学习变得困难，同时，对互联网信息的甄别能力缺乏，最终影响了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而负面的心理因素，比如对学习失败的焦虑和恐惧，导致老年人缺乏参与互联网生活的动机。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决定互联网获取和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知识沟”假说指出，当大众信息媒体发挥作用，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会首先做出反应，并不断拉开群体差距，导致群体间知识沟的形成。受教育程度更高和经济状况更好将激励老年人对互联网的获取和使用。然而，用户在收入困难时会考虑用网成本，无法支付互联网月租费用阻碍了互联网使用。Freese et al.驳斥了网络费用对于网络使用的影响，认为网络使用主要由受教育程度影响，而教育的影响是间接的，需要通过认知能力或是职业类型间接发生作用。有效的社会支持同样是鼓励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支持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参与者影响不同。Ihm＆Hsieh 指出，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参与者不需要获取社会支持，而较低地位的参与者即使想要获得社会支持，却很难找到合理途径。Bon- fadelli 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获得的家庭支持，能够使其互联网参与效果更加明显。而家庭因素的积极作用，是缩小数字鸿沟最可行的路径。人会观察模仿同伴，因此具有面对面亲密关系的家人和邻居成为主要的模仿对象。代际间互动积极带动了老年人学习互联网知识的主动性，鼓励老年人参与使用互联网，最终提高了老年人互联网利用率并增加了使用网络的能力。20 世纪中叶，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传递知识的现象出现。为解释这一现象，Bell 指出亲子间文化影响方向并不确定，子女能够影响父母。Ward 首先提出“反向社会化”概念，并定义为 “子代在消费方面对于亲代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影响”。玛格丽特·米德以 “前喻”“并喻”和“后喻”来区分文化类型，其中 “后喻文化”指长辈向子辈学习的现象。对于反向社会化这一现象，周晓虹从文化传递角度，首次提出 “文化反哺”，并定义为亲代从子代吸收文化的过程。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受孩子的影响非常普遍，影响领域非常广泛，在新器物的使用上尤为明显。年轻人通常认为他们的互联网应用技能高于他们的父母。因此，在新媒体时代，文化反哺体现在数字资本由子代向亲代的传递，这一过程被称为数字反哺。亲子间在新媒体采纳、使用和知识的差距，即代际间的数字鸿沟，是文化反哺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反哺也是缩小数字鸿沟的有效路径。影响亲子双方参与数字反哺的因素中，年长一辈年龄低、文化程度高、社会经济地位高以及良好的家庭支持有助于接受数字反哺。年轻一辈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数字反哺发生。亲子关系程度是影响亲子数字反哺的重要因素。亲子间维持好的关系，沟通质量高，子女能够定期回家，维持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数字反哺发生。亲子间更紧密的联系，如父母与子辈同住，能够正向影响数字反哺的发生，但正向影响的程度受年轻一代的耐性和投入时间决定。对于反哺的效果，周晓虹在其后续研究中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存在父母对子女反哺形成依赖并导致父母生活能力下降的问题，从而提出父母需要儿女在身边的时候，应利用反哺尽可能多地学习并养成与社会相吻合的行为模式。黄志坤等总结数字反哺的内容包括正向态度反哺、生活便利反哺和代理反哺。前两者是指晚辈分享资讯，或协助教导长辈进行网络实践，而代理反哺指晚辈代理长辈处理事务，长辈不用直接接触网络。晚辈因工作繁忙或没有耐心，更乐意采用代理反哺方式，这与长辈期望的反哺方式存在差异。刘勍勍等指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对老人的互联网学习和应用不是绝对有利的，存在家庭成员越多，老人越降低互联网应用的情况。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于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关注度不高，缺乏体系化的探讨，对老年群体内部各年龄层差异亦缺乏充足的实证分析。多数研究指出数字反哺是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但周裕琼认为数字反哺分析缺少量化数据支持。因此，本文提出老年人数字鸿沟研究框架，实证分析老年人数字鸿沟影响因素和数字反哺效果，为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提供一种可行方案。

二、研究框架

结合目前学术研究现状，本文提出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框架，包括表现形式、影响因素、问题后果和解决方式四个层次。按照 OECD 提出的数字鸿沟概念，将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表现形式总结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差异，表现形式具体差异由影响因素发生作用，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公共政策因素三个层面。老年人数字鸿沟将进一步拉大群体间差距，使得老年人群体饱受数字歧视，最终导致数字不平等的后果。可行的解决方式包括顶层差别化政策设计、企业 “适老化”产品提供、社会支持和家庭支持四个方面。通过 “两步走”最终形成一个 “交点”，即保护老年人生活方式选择自主性和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建设相称于数字化发展的老年数字友好型社会，兼顾效率与公平，既满足数字化发展的要求，也关注不同群体的诉求。基于以上研究框架，本文将集中分析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以数字反哺为特征的家庭支持能否作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一种方式。本文着重分析三个问题:第一，不同年龄段是否存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差异，即由年龄影响的数字鸿沟是否存在。第二，60 岁以上各年龄段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是否存在差异，并且何种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老年人数字鸿沟。第三，子女数字反哺对于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效果如何。由于学界并未对数字反哺效果进行明确界定，因此，本文将数字反哺效果区分为两类，即习得效果和代理效果。习得效果指年长一代亲自参与网络活动，直接接入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并依靠互联网来获取信息。代理效果按照黄志坤等的研究，表示晚辈代理长辈处理互联网事务，长辈不需要直接接触互联网。最后依据 OECD 提出的数字鸿沟定义，数字反哺的习得效果加强，将缩小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而代理效果由于没有直接激励老年人应用互联网，将拉大数字鸿沟。

三、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文利用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进行分析，以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剔除未成年受访者和城乡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样本为 28989 名受访者。为研究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保留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缩小样本至 7927 人。最后为研究子女反哺行为对于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影响，将 7927 名老人子女受访编码与原始样本匹配，获取了子女的个人信息。7929 名 60 岁以上老年人平均子女数为 0.92 人，其中51.86%老年人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孩子和有两个孩子占比分别为 30. 38%和 13. 94%。因此仅保留老人第一个孩子的有效信息，最终形成 2716 个样本，每一个样本包括老人及其第一个子女的个人信息。

2.变量

因变量包括接入问题和使用问题两大方面。在接入问题方面，将 “是否使用移动设备，比如手机、平板电脑”和“是否使用电脑上网”合并成 “是否使用网络”的二元变量，并赋值1为使用网络，否则为 0。在使用问题方面，首先，以上网时间划分网络使用程度，将 “每周业余时间有多少小时上网”按照受访者比重转化为序次变量，并赋值0为不上网；1为每周上网少于7 小时；2为每周上网 7 至 14 小时; 3 为每周上网多于 14 小时。其次，按照网络使用功能的不同，将学习、工作和商业活动归纳为资本增值功能，将社交、娱乐活动归纳为消遣功能。使用频率取值范围为 0 至 4，分别表示从不使用、几月一次、一月多次、一周多次和几乎每天。最后，将利用不同媒介获取信息渠道的重要性，取值为 1 (非常不重要) 至 5 (非常重要) 。媒介包括互联网、传统媒介中的电视、广播和报纸以及他人转告。在模型二和模型三中，以“是否使用网络”作为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指标、“每周业余时间有多少小时上网”和 “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渠道的重要性”，作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指标，共同分析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模型的核心自变量为年龄。模型一探讨数字鸿沟的接入问题和使用问题是否在年龄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年龄按照数字原生代 (18—38 岁)、数字移民 (39—59岁)和数字难民 (60岁以上) 进行分类。模型二和模型三探讨 60 岁以上老年人群体内部的数字接入沟、使用沟和数字反哺效果，因此将年龄进一步划分为低龄老年人 (60—65 岁) 、中高龄老年人 (66—75 岁) 和高龄老年人 (76岁以上)。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1) 人口学变量 ( 性别、居住地、婚姻状况) ; 2)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是否有养老金、退休后是否继续工作)；3) 健康与认知能力变量 (自评健康状况、是否有慢性病、情绪、记忆能力和认知能力) ; 4) 家庭结构变量 (家庭总人数和数字原生代子女的数量)。在模型三中，探讨子女的数字反哺对于老年人数字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包含子女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子女是否数字原生代、子女性别、子女婚姻状态、子女受教育程度)；亲子关系与联系程度变量 (亲子关系程度、亲子间是否存在经济联系和照料关系、亲子见面和联系频率、亲子是否同住)；子女互联网应用变量 (子女是否使用网络、子女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程度、子女上网时间)。

（二）方法

模型中因变量为序次变量，因此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建立实证模型: Ym = a+bAGEm +cCXm +e (1)Y为因变量，AGE为核心自变量年龄，CX为控制变量，m 取值 ［1，3］ 分别表示模型一、二和三，a、b、c 表示系数，e 为随机误差项。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方式，分两层纳入变量。老年人数字鸿沟影响因素模型 (模型二) ，第一步纳入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和反映社会经济状况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是否有养老金三个变量; 第二步在以上三个变量基础上，纳入退休后是否继续工作、认知情绪变量和家庭结构变量。子女数字反哺模型 ( 模型三) 中，第一步纳入老年人及其子女的人口、社会经济变量; 第二步进一步包括了反映亲子关系和子女互联网应用能力的变量。本研究以省份变量进行聚类稳健标准误估计，以剔除不同省份社会经济状况差异对分析产生的影响。

四、主要研究结果

不同年龄段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上具有显著差异。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一纳入核心自变量年龄，并包括性别、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与18—38 岁的数字原生代相比，60岁及以上老年人接入网络情况更少，上网时间更少，而且互联网不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仍然更多依赖传统媒介电视和广播来获取信息。因此，以年龄为差异的数字鸿沟存在。

模型二分析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内部差异，老年人按照年龄分组为低龄老年人 (60—65 岁) 、中高龄老年人 (66—75 岁)和高龄老年人(76 岁及以上) 。逐步回归增加了模型的解释能力。截至 2020 年 12 月，网民职业结构中 6. 5%为退休人员。然而，目前研究多从教育、收入和养老金的角度探讨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退休后是否继续工作的情况关注较少。农业工作不受劳动者年龄和单位管理限制，因此相对自由，在样本中有近一半的低龄和中高龄老年人退休后继续从事农业工作。同时三个年龄层次中，年龄越大不工作比例越高，参与农业或非农工作比例减少。

  回归结果表明，年龄低、居住在城市和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方面具有优势。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结果不显著，但也反映了互联网接入和使用中的男性优势和婚姻的正向作用。在经济能力变量中，有养老金能够提高物质设备接入可能和增加入网时间。个人收入水平越高越能显著提高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能力，对互联网使用内容和功能上有更多诉求。第二步回归后，老年人居住地和受教育程度对于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影响显著减少。退休后继续工作阻碍了互联网的应用，继续从事农业工作相对减少了 55%的入网可能性。老年人乐观情绪对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时间的影响不显著，但却显著降低了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评价。可以推测，具有积极情绪的老年人有一定的社交圈，习惯于传统的与人交流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健康与认知能力变量中，自评健康影响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评价，健康和不健康的老年人都会通过互联网来获取健康知识，但自评健康和是否有慢性病不影响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时间。记忆能力和认知能力越好的老年人越能够接入和使用互联网，这一结论与多数研究一致。家庭结构中，家庭规模显著反向影响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同时，出生在数字原生代的孩子多，即年龄结构较为年轻的家庭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的互联网应用。在考虑家庭结构变量对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影响时，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家庭支持对于老年人数字反哺的作用。家庭总人数多，老年人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更多，相对于体验数字生活有更多替代品，利用互联网进行感情维系的社交需求不强烈; 同时，家庭总人数越多，能够代理老年人处理数字问题的家人越多，即反哺的代理效果更明显，老年人实际应用互联网的意愿不高。具体而言，家庭总人数超过 3 人在低龄、中高龄、高龄老年人的样本比重分别为 50. 46%、46. 14%和 40. 80%。低龄老年人的互联网学习意愿和能力更强，但照顾家人的压力使互联网应用的时间降低。中高龄和高龄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更多地选择代理反哺，不需要直接切身参与互联网应用。这一结论符合刘勍勍等提出的家庭成员越多，老年人互联网应用越少的观点。进一步而言，家庭总人数变量考虑家庭内部的人员数量，忽略了年龄结构的影响。因此，数字原生代的子女多，侧面反映老年人年龄层相对较小，学习能力和意愿更强烈，有利于老年人应用互联网，增加子女数字反哺的习得效果，为老年人学习和接触互联网提供机会。(详见表 4)

   模型三分析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是否受到第一个子女的影响，探讨数字反哺的可能性。当缩小样本至 2 716 名老年人后，77. 9%的老年人为已婚状态，所以模型中不包括老年人的婚姻状态变量。数据结果表明，逐步回归增加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在补充了子女信息后，如果子女在 1980 年后出生，属于数字原生代，能够积极影响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反哺的习得效果明显，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评价。女儿比儿子更能帮助老年人实现互

联网应用。子女的婚姻状态结果不显著，但系数为负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子女结婚离家阻碍了数字反哺，不利于老年人的习得效果。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会给予老年人越多的正向反哺激励。亲子关系程度和是否存在经济联系的结果都不显著，但如果存在亲子间的经济联系能够增加老年人互联网应用的可能，为老年人切身进行互联网实践提供机会。存在照料关系和与父母同住阻碍了老年人互联网的实际应用。照料关系存在或亲子同住，增加了子女与父母直接相处的机会，亲子联系更为紧密，老年人可以更多地通过子女的代理反哺，在不直接接触互联网的前提下进行数字生活。若亲子的见面和联系频率高，老年人将通过反哺的习得效果直接应用互联网。因 此，如果亲子间存在社交距离，老年人需要借助手机或互联网维系感情，将激发老年人互联网应用的社会需求。最后，子女使用网络能显著带动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增加老年人的习得效果，但无法正向影响老年人对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评价，而这一评价受到子女自己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评价高低的影响。因此，子女的互联网应用行为能够影响父母的互联网接入和使用。(详见表5)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得出以下结论: (1) 年龄导致的数字鸿沟存在。不同年龄群体和同一群体内部各年龄层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差异明显，呈规律性梯度下降，随年龄增大，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减少，数字鸿沟不断扩大。(2)老年人居住在城市、低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及认知能力和记忆能力较好能够更多地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缩小数字鸿沟。(3)子代对亲代存在数字反哺。亲子见面和联系频率高及子女为数字原生代并且熟练接触网络能够鼓励老年人应用互联网，增加反哺的习得效应，缩小数字鸿沟。相反，亲子间存在照料关系、亲子同住或家庭规模较大，为子女进行代理反哺提供了机会，阻碍了老年人切身接入和使用互联网，扩大了数字鸿沟。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重大自然灾害频发，老年人数字鸿沟更为明显。这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导致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应从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解决这一问题。在数字化高速发展趋势下，“自上而下”的顶层政策制定: 一是要兼顾不同群体，实施突出重点群体的差别化政策，避免 “一刀切”。应当支持和保护老年群体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与权力，为有能力且有意愿接触数字生活的老年人提供政策引导，为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的老年人提供 “适老化”服务通道。在鼓励老年人数字化学习的同时也要重视为老年人选择非数字化生活方式提供便利。二是要制定符合数字化发展要求的社会规范体系，帮助和支持不同群体参与数字生活，保障不同群体利益。通过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虚假信息识别等方式，逐步消除老年人对于互联网安全问题的恐惧，营造能够激励老年人数字参与的政策环境。三是政策应落实并切实关注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保留传统服务方式，对有行动不便等困难的老年人采取上门服务、简化办事流程等便利措施。“自下而上”的解决方式包括家庭、社会与企业三方面。企业应设计并提供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智能化设备，其界面与应用设置应当充分考虑老年人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的客观情况; 同时，适老化设备也应保护老年人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社会层面应提供老年人线下数字教育和普 “网”教育支持，以此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增加老年人入网和自如使用的能力。传统公益机构如图书馆也应同社区紧密联系，为老年人线下教育提供专业帮助。

在家庭支持方面，鼓励子女向父母进行数字反哺。受疫情防控影响，民众居家时间增多，还有部分年轻一代选择居家办公或居家生活，因此代际间联系极为紧密，为老年人学习接入和使用互联网提供机会。同时，若亲子间存在社交距离，老年人为达到与家人沟通的目的，会主动选择接入互联网并学习操作方法，为习得式的数字反哺创造了条件。由于老年人认知能力和记忆能力的差异，可以对不同年龄层老年人采取不同的反哺方式。鼓励低龄老年人习得式数字反哺，逐步

学习互联网知识，培养数字素养。对中高龄和高龄老年人进行代理式数字反哺，即使老年人处在互联网的边缘地带，也可以通过这种间接方式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生活便利。本文仅探讨了子女数字反哺对其亲代的作用，黄志坤等指出由于年轻人有反哺意愿但行动力不足，导致数字反哺不一定会发生。若依照库利提出的初级群体概念，初级群体是指具有面对面且亲近特征的群体。可以将数字反哺的提供者，由子女扩大至陪护者、亲近的邻居或养老院社工等，增加老年人获得数字反哺的机会。同时，鼓励年轻人多选择习得反哺方式，帮助提升老年人的数字能力。

通过宏观层面政策兼顾不同群体需求、微观层面企业适老化产品投入市场、社会支持和以数字反哺为代表的家庭支持，这两方向四方面共同努力，支持传统与智能服务方式并存、非数字化与数字化生活方式并存。针对不同老年群体，既可以帮助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亦可以为选择传统服务方式的老年人提供便利，最终促进不同群体平等地享受数字红利。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共享共建与高速数字化发展相称的老年数字友好型社会。本文将数字反哺效果分解为习得效果和代理效果。然而，受限于数据，仅通过互联网是否接入、使用时间和对于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评价三个指标反映老年人经数字反哺后的习得效果，即是否鼓励了老年人切身参与互联网生活，没有直接量化体现代理反哺效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拓宽对受访者互联网应用范围的界定，不仅包括直接互联网接入和使用，也包括间接互联网参与，以此来更全面地研究数字反哺的实现效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新华文摘》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