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现状：人口流动下的家庭照顾循环

刘捷玉 

原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

摘要：既往老龄学领域关于家庭照顾的研究普遍在一个量化的二元框架中展开，区别于代际间“单方照顾”或“相互照顾”的传统解释，本文借鉴了移民学中“照顾循环”的概念框架解释了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照顾老人的过程，就农村人口流动对家庭养老与子女养育的影响提供了更详尽的认识。研究表明，照顾与接受照顾的过程不断在农村家庭内部循环，照顾的成员、地点与程度不一，并贯穿家庭各成员的生命历程。本文发现：就业状况、外出时长、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子女与父母间的家庭关系，间接影响了外出打工子女照顾父母的方式与质量。最后，本文指出了不同地区与世代间农村女性的照顾负担存在差异。

关键词：农村老龄化　照顾循环　流动人口　代际关系　社会性别

一、背景

在中国，家庭传统上被视作照顾长者的基本制度。这一“传统”的养老模式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而面临压力（Joseph and Phillips，1999）。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亿人，占总人口数量的15%，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一数字在2017年达到了2.4亿，占总人口的17.3%，并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35％）（李丹，2014；国家统计局，2017）。同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的20％）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未富先老”因此成为一个特殊、尖锐的挑战。此外，大多数老年人口（大约三分之二）居住在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农村地区（Ye and He，2008）。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人口流动潮，使农村老年人口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大量年轻农村劳动力进城，他们远离逐渐老去的父母。

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既是地理问题，更是体制问题（Yan，2003）。1958年，中国开始推行户籍登记制度，也就是所谓的“户口”：每一位中国公民被要求在出生地的户籍管理部门登记为城市或农村户口，从而把整个人口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Zhang，2001）。户口制度的实施，剥夺了很多农村户口居民应有的权利，包括国家养老和城市居民才能享受的社会福利政策，因此他们只能继续依赖长期以来建立的家庭支持体系（Lee and Xiao，1998）。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中国开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集体农业向家庭农业回归、市场管制放松以及国家降低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潮发生了。据估计，当前中国大约有2.44亿人被归类为流动人口（国家统计局，2017）。尽管这些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户籍制度依然限制了他们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与社会福利。农村流动人口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面临的社会保障不足与制度性区隔（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特殊的挑战。

（一）农村家庭：变革中的代际支持

人口快速老龄化与人口流动对中国农村养老支持体系的影响引起学界前所未有的关注，现有的研究方向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农村老年留守父母的健康与幸福感，人口流动下的代际支持结构变化，以及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中的性别分工。

在人口流动对农村留守父母健康与幸福感影响的问题上，张文娟等（Zhang，Li，and Silverstein，2005）发现，近距离的日常支持（household support）和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能显著地降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这一发现显示地理距离可能会对代际支持有负面影响。在人口流动带来的代际支持结构变化上，郭曼等（Guo，Chi，and Silverstein，2009）指出，农村父母更可能在最需要的经济、物质需求上得到外出打工子女的支持。詹合英和罗宝珍（Lou and Zhan，2012）进一步指出，子女进城打工后，父母会调整传统的孝道期待，只需要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从甄和斯文森（Cong and Silverstein，2011）认为来自外出子女的经济支持，为长辈提供了经济和福利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理距离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跳出以往从外出流动子女给留守家庭提供照顾的观点，采取了一个性别化的拓展家庭视角（a gendered extended family perspective），发现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家庭在代际间相互照顾（two-way transfer），外出子女打工导致老年父母必须承担照顾孙辈的任务（Cong and Silverstein，2012）。

农村代际支持中存在的家庭性别分工反映了两种互相影响的社会文化（Song et al.，2012；Cong and Silverstein，2012）。按照孝道，男性继承人和他的妻子负责父母的养老，而女儿则有义务照顾她嫁入的婆家（Lee and Xiao，1998）。然而，农村人口流动的性别模式（gendered pattern）使得这一分工模型更为复杂——虽然单身女性和男性都会进城务工，但在婚后，通常只有男性会再次进城（Fan，2003）。当然，在农民普遍外出打工的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出现这样的现象：当孩子断奶后，女性会把子女交给家里的老人照顾，然后自己也只身进城打工。在儿子“缺席”的情况下，留守家里的女儿在照顾自己父母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Xu，2001；Ye and He，2008；Song et al.，2012；Cong and Silverstein，2012）。尽管如此，调查发现农村老人依然偏好儿子照顾自己（Cong and Silverstein，2014；Luo and Zhan，2012）。

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两种类型化的照顾框架，要么把家庭支持理解为外出人口向留守家属单方面照顾的一元框架（a unidirectional transfer），或者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代际间相互转移的二元框架（a two-wa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然而，老年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多维度的，例如代内的照顾互动（intra-generational dynamics）在很大程度被以上研究所忽略；另外，这些研究虽然指出地理距离的远近将对代际支持造成影响，暗示外出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但研究者却未能充分呈现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哪些“情境”因素间接地对代际支持造成影响。此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支持体系的结构与功能，而忽略了研究支持的过程与照顾的质量。由于当前的农村老龄化和代际支持研究主要是基于调查数据，并且通常是老年人受访并作答，虽然调查数据可以量化代际间的照顾行为，但难以直接检视（examining）这一过程，只能推测其中的互动方式。因此，量化研究方法无法捕捉到家庭中的微妙性和复杂性；最后，现有研究未能考虑到中国农村的异质性，通常利用单一区域的数据作出推论，从而忽略了不同地区的代际支持差异。面对以上研究不足，以及当前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本文建议采用新的分析方法，以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深入的进展，并在人口流动背景下捕捉农村家庭生活的变化。

（二）流动与照顾

人口流动（migration）被认为能驱动经济增长，但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挑战，越来越多的全球学者也开始关注人口流动-照顾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些文献中，有一条研究线索关注的是跨国流动的女性劳务移民如何照顾自己的子女，家务劳动的商品化构成了女性劳动力从南半球流向北半球的全球保姆链（global care chains）（Hochschild，2000），劳务移民为她们的留守家庭提供单方面的照顾，并存在“照顾缺失”“照顾替代”等现象（Lutz and Palenga-Möllenbeck，2012）。另一条研究线索则对跨国家庭照顾有更广的定义，包括多方面、多世代（generation）的照顾关系（Baldassar et al.，2007），这些研究通过强调照顾的流动性，挑战了现有的流行观点——即地理距离会对家庭照料产生负面影响（Hoang and Brenda，2012）。

在广义的跨国家庭基础上，巴尔达萨尔和梅尔拉（Baldassar and Merla，2013：22）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照顾循环”（care circulation），从而综合当前移民研究和照顾研究。他们将“照顾循环”定义为“互惠、多方面和非对等的照顾行为，在跨国家庭网的生命历程中不断流动，同时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境相互影响”。这一概念强调流动性和不在场是现代家庭生活的常态，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家庭应由居住在附近的成员构成。虽然巴尔达萨尔和梅尔拉关注的是跨国家庭，但不难发现，中国的户籍制度与跨国家庭所面临的移民限制具有相似之处，因此这一框架也适用于分析中国的人口流动现象，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广义的照顾定义有助于理解处于不同地方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在芬奇（Finch，1989）的研究基础上，巴尔达萨尔和梅尔拉界定的家庭照顾（family care）包含以下内容：经济和物质支持（financial and material support），例如提供现金汇款、衣食住行保障、医疗保障等等；日常照顾（practical support），例如决策建议、携手互助等；情感和道德支持（emotional and moral support），围绕着如何提高心理上的幸福感；身体照顾（personal care），例如协助喂食与洗澡；以及居住空间（accommodation），提供庇护和安全保障。根据这一多维度的定义，照顾即使在远距离也可以实现，照顾者可以通过通信技术和委托他人提供以上内容，从而与需要在场的亲自照顾区别开来（Baldassar et al.，2014）。

第二，照顾遵守“互惠主义”的原则，因此人们是“在生命历程不同的时间段里，不同程度地付出与回报”，照顾因此会在“时间、距离和家庭成员之间不断流动”（Baldassar and Merla，2013：7）。当前有关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文献，主要从单方面照顾或相互照顾的视角出发，该认识有助于考察代内及代际之间的照顾互动，并作出新的视角贡献。此外，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人们有着不同的照顾需求，因此有必要关注照顾的时间点（temporal component）。不同世代在不同的时间谱中照顾他人或接受照顾，充当着独立或依赖的角色。事实上，“流动”本身也具有时间尺度（temporal dimension），因此，无论是何种照顾角色、何种照顾安排，都与整个人口流动周期与生命历程紧密相关。

第三，照顾循环框架揭示了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好坏在影响照顾质量上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照顾的形式和内容反倒在其次（Baldassar et al，2014）。这一观点强调，不能把照顾仅仅视为一种任务（task），而是要关注照顾的质量（quality of care）。在英文语境中，学者留意到照料（caring for）和关心（caring about）这两种类型化的照顾，它们之间既有差异又相互关联。照料意味着一种行动状态，通常与服务需求、特殊目标或者责任联系在一起，而关心他人是一种情感状态，与感情、亲密关系和情绪联系在一起（Thomas，1993；Ungerson，1990）。西方已有文献表明，高质量的照顾需要包含关心的情感，然而实际生活中，研究发现有些家庭照顾仅仅从算计的角度出发。中文语境下，并没有专门指代“care”的词语，但有许多术语描述这种关系。其中，“照顾”或“照料”的意思更为接近“caring for”，而“关心”的意思更接近“caring about”。由于“照料／照顾”这两个词被大量用于社会调查／访谈，现有中国农村老龄化研究文献为我们展现了照顾行为的频率与内容，但难以提供对关心与高质量照顾的理解。

最后，巴尔达萨尔和梅尔拉（2013：12）强调需要“考虑这种国际化家庭网络里采用循环照顾所具有的结构多样性、非对称性、情境化和性别特点”。��们这一观点给本文带来两方面的启示：由于中国传统家庭在性别、年龄和世代上都是层级化的，因此这一框架提醒我们，要留意研究性别和世代的交集如何影响中国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照顾。此外，“情境化”意味着需要关注地方的社会性，后者可能最终形塑了不一致的照顾循环方式。例如，已有文献指出中国不同地区具有差异化的人口流动规律（Fan，2007），但这些不同路径如何对老年社会支持产生影响却仍未被学者探索。

因此，本文应用“照顾循环”分析框架解释中国农村老年的照顾过程，这一领域过去的文献集中在一个基于量化数据“代际转移”的二元框架中展开。通过中国农村的个案研究，本文希望对当前全球的老龄化、移民和家庭研究有所贡献。几千年来，孝道（filial piety）被认为是中国子女和父母处理关系的根本性原则，孝道的关键特征是子女要服从长辈的意志。子女因而对长辈养老负有全方位的责任，不过这种伦理上的责任只针对父系亲属，因为从夫制的习俗要求嫁出去的女儿负责服侍她们的公婆。

在20世纪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孝道的含义发生了改变。孝道在当前演变成一种双向行为，代际间“相互需要、感激、支持，互助互惠和关心”。在全新的“契约”（Croll，2008）下，互惠成为维持相互支持（two-way exchange of support）的根本性原则。尽管如此，当代中国的代际关系依然被定义为一种责任感，在此其中，“爱”的情感可能包含在内，但是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没有。通过结合文化与地方社会性（local-cultural sociality）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国的伦理基础和农村物质现实，家庭责任和互惠关系如同“水泵”一样（Tronto，2011），把家庭成员牢牢团结在家庭网络之中，从而构成了中国农村家庭的循环照顾体系。

二、研究方法

当前关于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尽管数据可以勾勒一种趋势，但难以深入研究那些经历过社会变迁的人，揭示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张力、策略和期待，并呈现其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全球南方国家老龄化的政策制定特别需要了解社区、邻里亲属网、家庭关系的内部机制，需要定性研究将这些日常叙事（day-to-day living）从过往的沉默中浮现出来（Risseeuw，2001：28-29）。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方法，以期在微观层面捕捉建构人们日常经验的具体过程。研究表明，人口流动背景下，生活史（life histories）更能呈现日常经验和个体的能动性（Wengraf et al.，2002）。不仅如此，在生活史叙述中，不同家庭成员对同样的经历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这种时序上的重合对于家庭关系研究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里度过的，通过生活史访谈可以更深入了解家庭关系与相关策略之变化。

2011年，在中国学者的介绍下，笔者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两个村庄，并分别居住了两个月（1号村庄位于中国北方的山东省，2号村位于中国南方的湖南省）。笔者采用了立意抽样方法（Purposive non-random sampling techniques）（Mason，2002），从而确保受访者在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家庭规模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项目一共有17个家庭参与，共与60个受访者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访谈对象包含每个家庭两代人（有的是三代人），包括家庭成员中的男性与女性。虽然在这两个村庄进行小规模的深入研究，其代表性无疑不足以反映规模如此之巨且充满异质性的中国农村，但正如后文所言，本研究发现的代际变化过程与其他地区的量化研究结果相似，反映了一些人口流动比例较高村庄所具有的共性，可以加深对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理解。

每一个访谈都从受访者回忆他／她的童年经历开始，并由他／她主导整个聊天过程。如果有需要的话，在随后交流的过程中再向对方追问一些与其家庭成员相关的具体问题。绝大多数的访谈进行了录音，并转录出逐字稿，笔者对每一份被转录的文本进行了的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以识别每一代人的不同转录文本中出现的共同主题。此外，笔者还对每户家庭的代际关系进行了更深入分析。

在这两个村庄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3%，与当时国家老龄化程度大致相同。村里大多数家庭（70%）都有成员进城务工。笔者2011年开展田野工作的时候，山东的1号村庄尚未被国家养老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覆盖，而在湖南的2号村庄里，当时已经被列入了新农保的试点项目（当时试点覆盖了国内大约10%的村庄），满60岁的村民每个月可以收到55元的国家养老金，养老金的获取资格取决于家庭所有成年成员是否加入项目并足额缴费。

虽然两地村民均为国家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所覆盖，但正如中国其他农村一样，这种覆盖程度远远不够，因为国家的报销仅能用于住院，村民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药费（而医药是他们最主要的花销）。在国家福利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只能回归家庭向他们的亲人寻求支持和帮助，非正式的家庭支持构成了这两个村庄福利供给的主要基础。

在山东的村庄（1号村庄），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年轻男性村民开始进城务工（主要前往北京和北方的其他省会城市），但人数相对较少。2000年后，大量年轻村民看到早期的“拓荒者”赚到第一桶金，纷纷跟随进城。对于这个16岁到25岁年龄段的年轻群体，农民工的性别比例是平衡的，因为无论男女，往往会在毕业／辍学后选择进城打工。然而，在他们回乡结婚之后，大多数的丈夫继续外出打工，而妻子留守在村子里（少部分夫妻选择一起进城务工）。因此，留守在村子里的大多数村民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老一辈的人靠自己生活，留守的儿媳和／或已婚的女儿大多在附近的镇里从事非农工作，但每天都会回村子，因此可以随叫随到。小孩子晚上与母亲一起睡觉，白天由老人负责照顾。

湖南的村庄（2号村庄）的人口流动经历更长，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靠近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年轻一代辍学以后纷纷进城当建筑工。大多数人随后回家结婚，然后他们的妻子留下来照看子女。90年代后，年轻女性开始和其他男性一样在广东工厂里打工。等到子女上学时，已婚妇女也跟丈夫一起进城（一般是当街头小贩或进入工厂打工，以减轻丈夫的负担）。因此到了2000年后，2号村庄里的留守家庭大多由老人和小孩组成，与山东的1号村庄相异。

为了更深入理解不同生活经历、家庭策略、生活期待和选择偏好背后的复杂性，尤其是不同代际之间的动态关系（relational dynamics），本文选取了两个家庭个案进行深入讨论与解释，并选取了一些同村庄其他受访者的案例作为补充性讨论。访谈对象身份采用了匿名处理。

三、研究发现

（一）家庭个案1

王家住在1号村庄，这是一个由多代人组成的大家庭（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王妈妈出生于1932年，在当时的性别规范（gender norms）下，她没有去上学，而是待在家里织布。她的哥哥受过教育，并随后成为一名老师。1951年，她嫁到了大约1.4公里之外的邻村。婚后没过几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于是王妈妈开始和她丈夫一起参与田间劳动以换取工分。王妈妈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希望几个儿子可以获得好的教育，但是他们都不想读书并最终辍学。她的女儿读过一年书。王妈妈的小儿子在21岁时因为急病去世，而另外两个儿子在村子里成家，各自都有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在王氏家庭中，王妈妈、大儿子媳妇与长孙媳妇接受了笔者的一对一访谈。

2007年，王妈妈摔断了腿，继而因脑血栓导致偏瘫，丈夫开始日夜照顾卧床不起的王妈妈。夫妇二人决定，把家里的田分给两个儿子。作为回报，两个儿子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资（例如煤等）。夫妇二人的全部积蓄2000元都花在医药费上，不足部分由两个儿子平摊。2009年，王妈妈的丈夫突然因为胃癌去世，她的女儿回家照顾她将近五个月。随后，她的女儿和两个儿子三家人组成一个“轮作式”的照顾分工（caring rotation）：每个成年孩子分别照顾王妈妈五天，照顾的内容包括送餐、穿衣、协助排泄和晚上留守（洗衣服和床单留到女儿照顾时做）。两个儿子负责提供王妈妈所需要的食物等花销，不过她的女儿和孙子经常在过节的时候给她买礼物（例如衣服、食品）和给她钱。

2007年，大儿子进城打工，一年才回家一次，照顾母亲这项责任对他们家而言成为一个难题。大儿子外出的原因和他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关，因为他既要对子女的经济情况负责，又要履行对老人的孝道。大儿子的妻子（57岁）回忆道：“为啥他要进城打工？过去我们除了农活外，还做点街头小生意，我们二女儿还在读书，而儿子需要结婚，还要赡养老人。小生意的钱根本不够用，所以我跟他说，你不如进城去打工。”在妻子的说服下，大儿子和邻居在邻省一个城市里当建筑工。第一年因为老板欠薪跑路，他没有任何收入。随后两年里，他设法每年寄回1.1万元左右，这远远高于此前干农活的收入（5000元一年）。

有了打工收入，大儿子家里终于有钱给自己的儿子（王妈妈的孙子）结婚。对于他们来说，娶亲过程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支出，根据地方风俗和婚礼费用，他们需要给一万元的彩礼，同时给这对年轻的夫妇盖房子。大儿子的儿媳妇婚后不久生了一个男孩，他们又支付了与分娩和庆祝有关的所有费用（共6000元），当笔者拜访大儿子家时，他们已经负债累累。为了还钱，大儿子计划着继续进城打工。

除了大儿子外，王妈妈的孙子和孙媳妇在孩子出生之前也有过进城务工的经历。务农和务工的巨大收入差距，导致农村的年轻人也通常跟随进城打工的人外出。正如王家孙子（22岁）表示：“我不喜欢读书，所以和三十多个老乡一起出去找工作。”然而，打工并没有为他们家存到太多的钱，因为他自己花掉了大部分收入。因此，王家孙子打算继续其打工生涯，而他妻子留在村里照顾孩子。他的妻子支持这一决定：“他是有这样的想法，但还没出去，我希望他赶紧（外出打工），而不是在家里无所事事，不然我们生活花钱会很紧张。”当问及丈夫外出打工是否会影响彼此的感情时，王家的孙媳妇果断地否认：“只要有钱，感情就不是问题。”

进城打工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帮助农村家庭脱离对农业的依赖，但这样一来给留守的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当问到王妈妈的孙媳妇和她的婆婆如何应对家里男人都进城打工时的状况时，她回应道：“去年他们都进城后，我婆婆和我过得特别困难。尤其是轮到照顾卧床老人（王妈妈）时，忙到没空吃饭……家里煮好饭，婆婆送过去喂老人，我负责看着小孩，等到她回来我才可以吃饭，但这时饭菜都冷了……如果没有小孩，可能会没这么辛苦。”她的角色主要是负责带小孩，而她的婆婆则负责照顾王妈妈和田里的庄稼（面积超过1亩）。

王妈妈对大儿子进城这事并不满意，但考虑到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干涉。王妈妈回忆道：“我跟他说，你可以离开，但必须安排人照顾我。后来他进城后，他的老婆晚上睡在我这。虽然我无法阻止他外出挣钱，但我有和他说过：你都将近60岁了，还出去干嘛？但他说家里还欠着钱，需要多打一年工，之后就不用（出去）��……唉，我这几个孩子日子都不好过。”她第二个儿子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好多少，但他们家没有欠钱，因此留在村子里，除了农活，二儿子还在镇上的企业里打工。

王妈妈很自豪地谈起第二个儿子：“他没有出去，他说，妈，大哥进城了，我如果也去的话，你身边就一个儿也没有了。”回顾从儿子那里得到的照顾，王妈妈从未有所抱怨，但因为自己对孩子的依赖而感到心烦：“我很容易生自己的气，因为自己有手有脚却不能再动……儿子不能总在身边陪我吧，他们忙的时候，我不能留他们在身边，不然怎么干活和过日子？实话实说，我也不想一个人待着，所以他们一离开我就哭……我从来不在他们面前哭，因为我现在吃好睡好，子女也尽了孝，我在他们面前哭什么呢？我感到很难过，有时一哭就是几个小时，但是哭也没有用，没有用，除非我去死……我倒是很想死掉，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二）家庭个案2

陈家住在湖南的2号村庄，这也是一个跨代家庭。陈爸爸出生于1931年，从小因为家里穷，在学校读到第三年就辍学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分娩后不久去世，陈妈妈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和1号村庄的王妈妈相似，陈妈妈出生于1938年的一个农村里，从小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她的母亲40岁的时候去世了，身为长女，陈妈妈带大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陈爸爸在村委会里当干部，直到1984年因身体原因退休，陈妈妈一辈子负责家务和农活，对此，陈爸爸认为自己的妻子甚至比男人还能干。陈爸爸因为是1984年退休的，没有退休金，近几年退休的村干部才有退休金。

陈氏夫妇生了两男两女。大儿子（46岁）和他的妻子去了广东打工，在当地开了一家鞋店并生了三女一男。二儿子在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参军，后来在广东当公务员，30多岁的时候结婚，唯一的女儿刚刚出生。两个儿子都定居在广东。陈爸爸的长女（来自他第一段婚姻）住在邻镇（大约40分钟车程），她的孩子在当地中学读书。二女儿住在附近的另一个镇里，靠街头生意为生。最年轻的小女儿住在附近的城里（约90分钟车程），开了一家小型水果店。陈氏夫妇认识到教育能改变命运，但除了他们最小的儿子考上了军校，其他子女都只读完了初中（大约接受了9年的教育）。

陈家大儿子是1989年进城打工的，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子女。20世纪90年代后期，妻子跟随丈夫一起进城，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照顾四个孩子的重任落在陈氏夫妇二人身上。到了2011年，大孙女在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公司做行政，第二个孙女去了他父亲的鞋店里帮忙，小孙女在寄宿学校读高中并准备高考（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回爷爷奶奶家），孙子目前在省会长沙一家学院读书（距离村子大约5小时车程）。陈氏父母、大儿子和大孙女接受了笔者的一对一访谈。

陈爸爸退休后身体不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冠心病。妻子继续负责家里的农活，他偶尔帮忙除除草、煮煮饭。在子女的要求下，他们从2007年开始不再种地，但陈妈妈依然养鸡养鱼，种点蔬菜和果树以供日常。逢年过节，女儿和工作了的孙辈们会买礼物和给他们钱。

2010年，陈爸爸因病住院一个月，陈妈妈告诉笔者全家人照顾他的情形：

笔者：“当时谁负责照顾你丈夫？”

陈妈妈：“主要是我，有时候几个女儿也会过来帮忙，但我一个人忙得过来，不需要麻烦她们。白天她们也没有空，下班后会过来。我小女儿住得近，每天会送饭过来，因为医院的饭菜比较贵。”

笔者：“那谁负责洗衣服这些事情呢？”

陈妈妈：“还是我。这些日常的事情我都能应付得了。”

笔者：“你的两个儿子有来看你们么？”

陈妈妈：“他们住得太远了，不过有寄钱回来，让他们的姐姐照顾我们。钱是万能的嘛，寄钱就可以了，我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照顾他，（我）不在的话，他们肯定会回来。”

两个儿子分摊了陈爸爸两万元的医药费，因为小儿子的收入相对更高（月收入一万元），他出的比较多，而且他哥哥因为子女还在读书，经济压力较大。谈起子女外出，陈爸爸表示：“年轻人在城里工作赚钱，我们这些老人才能在家里享福。”当笔者问及他们这代人的情感需求时，他说：“那能有什么办法？如果子女留在村里，哪里够钱花？现在吃得好，又有钱花，（我们）孤独什么？”当然，这是他现在的感受，他向笔者回忆起当时帮忙带小孩时那段艰难的时期：“我（大）儿子和他媳妇进城打工后，把四个小孩留给我们，我当然乐意照顾他们，但经济压力很大，不仅日常生活要花钱，因为违反计划生育罚款也要花钱。我以前是个村干部，我的儿子却违反政策生了三女一男，要罚好多钱，可是我没办法呀，计生办的人过来了我告诉他们，东西你随便拿，他们连家具都带走了。任何人违反了政策都要被惩罚，是干部也没用。”

陈家的情况直到最近四年才渐渐好转：四个孙子女一个接一个长大，子女们也开始略有积蓄。陈妈妈回忆说：“我孩子说，妈你太辛苦了，我们有钱照顾你，不要下田了。”当问及未来的养老期待时，陈爸爸说：“我的妻子照顾我就可以了，否则会让子女们回来。”他认为自己的子女会回来的，因为“只要你以前对他们好，他们将来会对你好。”然而相反的是，陈妈妈比丈夫年轻7岁，认为以后自己会独自生活，她清楚地意识到让子女回来照顾自己和他们生活在城市始终是矛盾的，她在考虑自己到时会用子女给的钱请别人照顾她。

四、讨论

（一）循环式照顾

虽然王家和陈家的生命史看起来很不一样，但他们的经历在各自村里相当普遍，深受所在地方的影响。在山东的1号村庄，男性和年轻未婚女性进城打工的趋势始于2000年，而湖南的2号村庄拥有更久远的人口流动史，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含已婚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末纷纷进城打工，因此跨代（skipped generation）家庭（即由老人和孙辈构成）是该村很常见的居住安排（living arrangement）。

王、陈两家的经历表明，家庭照顾在不同成员之间、不同地方循环，贯穿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在笔者采访王家的时候，对王妈妈的照顾主要由大儿子、大儿子之妻（当丈夫进城打工的时候）、二儿子和她唯一的女儿共同承担。虽然王妈妈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但是她的两个儿子提供物质支持，包括食物、一些日用支出与买药花销。在轮流照顾的过程中，所有人对她的照顾都包括了日常照顾，不过二儿子是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王妈妈的女儿则负责身体照顾。由于王妈妈的家里没有电话或其他通讯工具，照顾过程就地完成（proximate caring practices）。当大儿子进城打工时，他有时候会吩咐妻子照顾王妈妈，以确保轮流照顾中没有发生纰漏。

对王妈妈的“照顾网”（care network）是在她丈夫2009年去世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王爸爸对妻子的照顾包含了情感支持、行动支持和身体照顾，两个儿子则提供一些物质支持，子女们在上门拜访的时候都会问候父母。王妈妈表示：“当我丈夫还活着，我不需要任何子女（照顾），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在王妈妈卧床之前，夫妻二人一起下田劳作，过着相当独立的生活。20世纪90年代，两个儿子的家庭接受了她的照顾，王妈妈照顾他们的子女直到成年。但是，在陈家，针对陈爸爸的“照顾网”则由其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和妻子共同完成。在刚刚退休那会，陈爸爸还能帮忙做饭和做一些家务活，后来他的身体状况变差，陈妈妈不仅要为自己的丈夫提供行动支持、情感支持和身体照顾，还要维持整个家的运作。不过两个儿子经常汇款，给家里提供物质支持；同时，子女都会提供情感支持，两个儿子不时打电话回家，而三个女儿则定期回娘家或者打电话回家。在陈爸爸住院期间，所有人同心协力，两个儿子委托他们的姐姐们照顾他，并且寄钱回家，承担治疗的花费。三个女儿或多或少地前往医院探望父亲，日常照顾与身体照顾主要由陈妈妈单独完成。

陈家的家庭史表明，直到大儿子家的生活有所改善，以及小儿子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们才开始寄钱回家。在此之前，一直是陈氏夫妇给两个儿子提供物质支持（例如为大儿子的超生支付罚款，资助小儿子读军校）。更重要的是，当大儿子夫妻二人都进城打工，他们的四个孩子在陈氏父母家里住了十年。这种全方位、长周期的照顾强度给陈氏夫妇带来相当大的经济压力。

照顾循环的概念同时包含了配偶之间的照顾，这是被过往关注代际支持研究忽略了的重要老年支持模式。在两个家庭个案中，来自配偶的照顾是日常照顾和身体照顾的首要来源，对其他家庭的访谈同样呈现了这一现象。正如郑父（1号村庄）指出：“子女的照顾，肯定不如夫妻两人相互照顾。”徐母（2号村庄）和她的丈夫互相照顾对方，但她很担心自己将孤独终老，她说：“我不知道谁会先走，先走的那个最幸福。”为什么配偶照顾是大家认为最好的方式，这是由两种因素驱动的：首先，日常照顾和身体照顾要求双方知己知彼（intimate knowledge）（Gabb，2008），而伴侣之间相对来说最熟悉，因为他们一辈子相濡以沫；其次，老一辈的受访者意识到，其他很多因素会影响他们子女尽孝。

（二）影响因素

衡量子女的流动对留守父母的生活究竟是产生了积极影响抑或是消极影响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具体情境中的代际互动（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是复杂的。本文辨识出四种制度性因素：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流动的时间节点与尺度（the temporality of migration），家庭生命周期，以及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家庭关系。这些因素会间接制约地理距离对老年支持系统的影响。

通过比较就业状况，可以发现陈家两个儿子（小儿子为公务员，大儿子开了一家鞋店）的经济状况要比王家两个儿子好（一个是建筑工人，一个是农民），他们对父母的照顾能力（capacity to care）也更强。因此，陈爸爸可以在医疗资源更好的地市级医院就诊，王爸爸只能用当地的民间偏方对付胃癌。

不过，陈家小儿子的公务员经历并不常见，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一辈子从事着低收入的苦力活。然而，陈家大儿子的经历则具有普遍性，它表明流动的时间节点与尺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建筑工，并从事了八年之久，但不一样的是，陈家大儿子20岁就进城了，靠打工存的钱开了一家鞋摊，并在随后的十年里发展为一家鞋店。

家庭生命周期（Baldassar and Merla，2013）同样影响子女对他们父母的照顾能力。直到大儿子的两个孩子开始工作，陈家父母的生活才有所改善，因为经济状况的宽裕，大儿子有条件寄医药费和生活费回家。然而，在2007年之前，大儿子还在承担着子女的读书开支（他认为子女读书花费最大），因此没有能力给父母寄钱。在陈爸爸2010年住院期间，两个大女儿虽然住得相对较近，但因为她们的孩子都在读书（其中一个正准备高考），她们也没有时间在日常照顾和身体照顾上出力。在王爸爸去世的时候，情况也很相似，他的大儿子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时期，一方面女儿要读书，另一方面儿子要结婚，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母亲——这给大儿子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也是影响照顾的关键因素。王妈妈更希望小儿子照顾她，她说：“我小儿子更常来家里，大儿子家离这里稍微有点远，走路要15分钟，我和他说，你留久一点吧，一走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再会回来。对他来说，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但对我而言却不容易，因为随时要上厕所。而我小儿子他住得近，步行大约5分钟，每天过来家里的次数不下20次，差不多半小时就会过来看看我。”

在访谈大儿子的妻子时，王妈妈与两个儿子间的差异化关系进一步显露出来。大儿媳对王妈妈抱有怨言，她觉得王妈妈更喜欢小儿子，对两个儿子没有一碗水端平。大儿子进城的时候，虽然大儿子的妻子也参与轮流照顾，但她的动机仅仅是避免村庄八卦说她是一个不孝的媳妇，这意味着她对王妈妈毫无“关心”可言。事实上，她向笔者透露自己并不希望王妈妈身体状况变好，哪怕这意味着她还要继续承担繁重的照顾工作。

在陈家，子女与父母间的关系虽然没有那么紧张，但从陈妈妈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和两个大女儿的关系相对没有那么亲密。大的两个女儿回家次数远远少于小女儿回家的次数。在陈爸爸住院的时候，小女儿每天送餐过来，而大的两个女儿在整个住院期间仅仅看望了几次。虽然照顾行为并不一定带有关心，但高质量的照顾必存关心之情，从王家小儿子和陈家小女儿对父母的细心照顾中，照顾质量的差异从而呈现出来。

（三）性别与世代差异

传统的中国家庭根据年龄、世代和性别区分出层级结构，然而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革命发起了家庭改革运动，通过直接挑战长辈的权力以重塑公民对国家的忠诚（Davin，1976）。虽然这些运动（例如集体化和公社化）或多或少削弱了家庭内部长辈的权威，但物质需求和劳动力的不可移动（被户籍制度强代，参见本文的“背景”部分）反而加强了毛泽东时代下农村的家庭纽带（Davis and Harrell，1993）。改革开放时期允许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政策，间接提升了年轻一代的经济实力，导致了父母权力的下降（Jing，2004；Miller，2004；Yan，2003），重塑了代际间的互动关系。过去的对父母的赡养建立在从经济与意志皆服从于长辈的传统孝道规范之上，在今天则转变为基于“相互需求、感激与支持”（Croll，2008：110）。不过，由于农村家庭内部持续存在的性别分工，这种不断变化的代际约定（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受到性别与世代的影响，因此需要嵌入地方情境中进行考察。

对于子女进城打工的农村夫妇而言，在这一代人里，妻子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顾责任。不过在不同的流动模式下，承受最重照顾负担的女性群体却不一样。在1号村庄，真正的人口流动潮始于2000年。由于村里土地相对宽裕，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模式允许男性和单身未婚女性进城，年长、已婚女性则留守在村里。因此，50岁至60岁的中年女性群体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照顾责任。正如王妈妈的媳妇所说的“上有老，下有小”，虽然她自己的儿媳妇也留下来照顾刚出生的婴儿，但她除了照顾婆婆（王妈妈）外，还要负责耕作自己和儿子家的田地。如果她的儿媳妇在未来几年随丈夫进城，王妈妈的媳妇需要负责农业生产、照顾婆婆与养育孙辈。

与此同时，50岁至60岁的农村妇女除了照顾自己的婆家，还需要照顾自己的父母，这使得她们的负担更加沉重。在农村男性人口普遍外出的背景下，女儿在父母支持网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Cong & Silverstein，2012；Xu，2001）。例如，王妈妈唯一的女儿也参与到轮流照顾之中，她负责清洗衣物。大儿子的妻子，曾在自己兄弟外出的情况下，照顾自己患有痴呆症的妈妈，直到母亲两年前去世。考虑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大儿子的妻子这样感慨道：“自己一辈子像头牛，总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有时候压力大到喘不过气。”

2号村庄拥有更为悠久的人口流动史，同时人均耕地面积更为有限，这两者促进了男性和已婚女性共同外出打工。劳动的性别分工和代际不平等产生流动的差异性结果，老年妇女（70岁—80岁）尤其受影响。这些女性肩负起农业生产和照顾孙辈的工作，她们的子女得以外出打工。和她在农村的同龄人一样，陈妈妈的生命史涵盖了农业生产、养育孙辈以及照顾自己生病的丈夫。尽管陈妈妈并没有像王妈妈的大媳妇一样，同时面临着照顾婆家和娘家的双重责任，但她的老龄化经历的的确确因子女外出而重塑。

五、结论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使用照顾循环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人口流动背景下中国农村的老年照顾过程。这一领域已有研究主要建立在一个基于定量数据、照顾在代际间流动的二元分析框架。在超越“单方面照顾”和“相互照顾”的基础上，本文揭示了在照顾他人和接受照顾中存在多方面与不对等的流动：照顾不断循环于家庭成员之间，在不同的地方，达到不同的程度并贯穿个体的生命历程。同时，这一多元框架可以考察代际内部互动与代际关系。例如，就日常支持和身体照顾而言，农村老人似乎更偏好老伴来照顾，其次是子女，最后才是儿媳妇。

当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研究，常常倾向于给出正面或负面的结论。本文希望通过采用更为细微的分析，辨识情境结构因素如何影响人口流动下的老年照顾。对于外出的子女，良好的物质条件将提高他们的照顾能力，经济状况糟糕则意味着面对照顾父母的责任时捉襟见肘。农村外出人口不同的流动时间尺度及家庭生命周期，把他们及父母置于依赖或独立的光谱之中。年轻一代的农村流动人口严重依赖留守的父母照顾他们的孩子。鉴于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只有在自身经济稳定下来后，才能够为父母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此外，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好坏也影响了照顾的质量。事实上，如果彼此间关系亲密，照顾本身不会因地理距离远近而产生重大变化（Liu，2016）。但是，如果代际间关系紧张，即使居住在同一个村庄，照顾行为也不见得包含关心的情感在内。正是由于“照顾”和“关心”之间的区别，笔者建议今后的相关研究需要更多留意照顾的质量，而不仅仅是讨论照顾的形式与内容。

通过列举影响代际支持的中介因素，本文指出在循环式照顾体系中，照顾作为责任与作为能力所发挥出的作用不同。在城乡二元分割的长期影响下，孝道和农村物质社会道德伦理把人们束缚在相互依赖的家庭义务和互惠网络之中。照顾责任驱动了中国农村照顾循环体系的运作，照顾能力则是这一体系得以运行的内在动力。如果两者皆缺乏，那么照顾循环体系则不可持续。在未来的全球照顾循环体系研究中，应该进一步关注这两者间的互动。

农村人口外出打工是将农村家庭从自然经济中挣脱出来的必要手段，同时也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改善经济的机会，这一机会在上一代农村人口中曾经被剥夺。农村家庭父权制结构和性别分工依然存在，但社会变迁正在重塑农村的代际互动，传统层级制的家庭权威结构为之削弱。由于代际不平等和照顾工作的性别化分工，留守老年妇女的处境尤其因子女外出而受影响，年轻一代的外出打工导致的农业生产劳动女性化和日益加重的照顾负担，正在重塑留守妇女的老龄化经历。本文在不同的地方情境中考察了性别和代际造成的影响。本文提请读者注意，只有在嵌入地方流动史与代际互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才能确认哪一个年龄段女性群体的照顾负担最重。

（译／余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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