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成员间共享家庭环境与资源，行为生活方式相似，有可能出现疾病风险的代际相关性。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居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率不断上升，生活节奏加快也致使居民压力感知度增高，慢性病与压力感知度往往同时出现，给家庭与社会发展带来了挑战，有必要关注慢性病与压力感知度的代际相关性，以减轻家庭疾患风险的聚集。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15年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与多元线性回归，探究了亲代与成年子女间慢性病、超重/肥胖及压力感知度的代际传递。研究发现，我国成年子女与亲代间呈现出慢性病、超重/肥胖以及压力感知度的代际相关性。建议以家庭为单位，尽早开展慢性病以及情绪健康干预，以减缓慢性病、高压力感知度在家庭内部的聚集与传递，促进健康老龄化。

关键词：代际传递/慢性病/超重/肥胖/压力感知度/成年子女

作者简介：和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健康科学研究所

一、引言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长至13.50%，老年人口规模仍不断攀升，预计205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增长到4亿左右。然而，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上升并不代表健康状况的改善。据估计，自2030年前后起，我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将因老年人口高龄化而逐年恶化, 表现为身体健康者占比下降，而生活无法自理的占比上升。其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慢性病”）是导致我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日常生活能力损失，乃至致残的首要原因。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情况下，慢性病不仅影响人口的健康寿命年与生命质量，给居民家庭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更会导致国家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居民慢性病患病/发病呈上升趋势，2019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88.5%，慢性病患者基数仍在不断扩大，因慢性病死亡的比例也持续增加。预测到2025年，我国居民心血管疾病、缺血性心脏病及脑卒中的患病率将上升。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居世界首位，也是糖尿病患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是老年人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亟须有针对性地减缓慢性病的发生与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人群慢性病死亡率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老龄化不断增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中年人即将迈入老年人行列，罹患慢性病的风险逐年增高。慢性病的发展具有累积性，尽早对高风险人群进行防控，关口前移，从中青年时期开始干预，是降低慢性病发生率的有效手段。慢性病与行为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家庭成员共享家庭环境与家庭资源，具有类似的行为生活方式，对医疗服务的利用及药物依从性等也具有相似性，故尽管慢性病在生物学上不具备传染性，但也可能由于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如不健康饮食、缺乏体育活动和吸烟等的代际相似性而出现家族聚集现象，慢性病的代际传递路径更可能源于社会因素而非生物因素。慢性病在代际间的传递，也可能是我国居民慢性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慢性病在亲代与成年子女间的传递，为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慢性病防治工作，及阻遏与减缓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而愈发严峻的慢性病的发生提供一定的依据。

本文旨在探讨慢性病在亲代与成年子女间的代际传递现象，促使中青年子代及时识别慢性病风险，监护自身健康状况，预防慢性病。考虑到成年人超重/肥胖是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本文也探究了亲代与成年子女间超重/肥胖的代际传递。此外，有研究显示，心理健康障碍与慢性病高度相互依赖，很可能同时发生；慢性病患者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压力感知度，高压力感知度也容易引起慢性病的发生发展。近年来居民压力感知度普遍较高，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居民较高的压力感知度也不容忽视。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我国11%～15%居民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显示出较高的压力水平，尤其是银行业、互联网行业人群报告出极高的压力水平。压力感知度是情绪健康不佳的重要危险因素，家庭成员间的情绪也会相互影响，故本文也分析了压力感知度的代际相关性。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国外较多学者探究了健康的代际传递，主要关注母婴健康，以及父母与未成年子代的健康相关性，并集中于探究身高、体重、体质指数的代际传递性。国外少量研究关注了亲代与成年子女间健康状况的代际传递，如Kim等人基于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库探究了中老年人的健康代际传递，结果显示父母健康和成年子女健康间存在代际相关性，且存在地区差异，即在较发达地区出生和成长，因拥有更好的基础卫生设施，可弱化亲代不良健康的代际传递。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慢性病风险不断上升，亲代与成年子代间慢性病的代际传递也值得关注。

关于慢性病的代际传递研究，以往大量研究集中于分析家族史的影响，显示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家族史是罹患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亲代与子代间也呈现出躯体化症状的代际传递。近年来，研究显示家族史也是阿尔茨海默症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述研究均显示慢性病家族史显著增加子代罹患慢性病的风险，事实上，除去生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也很可能呈现出代际传递现象。

对于心理健康状况的代际传递现象，一项基于南非纵向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若父母中有一方患有抑郁症，则1/3的青少年子代将出现抑郁症状，亲代心理健康状况是子代心理健康的主要决定因素。基于1970年英国一项队列研究，Johnston等探讨了母亲、子女和孙辈之间心理健康的代际相关性，结果显示代际间心理健康状况显著相关，代际传递系数约为0.2，若母亲在20年前出现过抑郁症状，则子代抑郁的可能性上升63%。然而，另一项基于澳大利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同期效应还是跨期效应，均未显示母亲心理健康状况对子代心理健康状况有影响。Hammen等人的研究显示，亲代与子代间的压力、抑郁状况存在关联，人际压力是抑郁代际传递的重要中间机制。

Bowers与Yehuda综述认为，若父母暴露于压力或创伤经历，则子代也有较大风险出现高压力感知度，认知能力也会受到负面影响。若母亲产前遭遇近亲死亡的影响，则对子代幼年及成年后的心理健康产生持续不良影响。Hammen等人的研究显示，祖母抑郁导致母亲生活于压力环境，进而影响母亲抑郁；青少年因长期暴露于压力环境而导致抑郁风险增高。有研究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与家庭慢性压力是情绪管理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抑郁症状、慢性压力与急性压力均呈现代际传递现象，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强化。

可以看出，前人较多研究探讨了健康的代际传递现象，但主要集中于母婴、亲代与未成年子代间，相对较少关注亲代与成年子女间的健康代际相关性。此外，前人多以身高、体重等作为健康代际传递指标，较少考察其他健康指标的代际传递现象。然而研究显示，慢性病，如冠心病，尤其在生命早期出现的冠心病，往往在家族中传递，且由诸多相似的危险因素界导，如高血脂症、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很可能由于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和吸烟等不良行为习惯而在代际间传递。当前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严峻，慢性病患病率不断上升，有必要探讨慢性病的代际传递现象，进而阻遏慢性病的代际传递。慢性病与压力感知度往往相互依赖、同步发生，尽管国外少数研究探讨了心理健康的代际传递现象，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居民的高压力状况，但其结论并不一致，也较少同时考察慢性病与压力感知度的代际传递，有待进一步分析。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发严峻，居民慢性病患病率不断提高，高压力感知度、焦虑症频发的情况下，有必要探讨我国成年人口的慢性病与压力感知度的代际传递现象，对成年子代健康状况提前预警，及时监护，也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疾病防控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研究假设

个体早期经历的不利因素，如宫内营养失衡，引发成年时期发育不良、超重/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即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表明子代健康受亲代的影响大，尤其受母亲孕期营养状况与所处环境因素的影响。Manski认为，人与人之间会互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个体行为倾向与群体中该行为的盛行程度正相关，该现象被称为同群效应（peer effects）等。在家庭系统中，子代行为与父母行为高度相关，尤其是健康相关行为生活方式。健康行为的同群效应模型为解释亲代、子代健康状况的相似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亲代与子代共享营养、医疗保健等资源，互相影响各自行为偏好，如饮食习惯、锻炼行为等，进一步强化慢性病风险的代际传递。基于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学说以及健康行为的同群效应模型，本文提出：亲代与成年子代间存在健康状况的代际传递现象，即亲代罹患慢性病、超重/肥胖以及高压力感知度，均会导致成年子代出现相应状况的可能性上升。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的大型调查项目，始于1989年，每2～3年进行一次，旨在了解中国居民的营养与健康现状及其变迁情况。CHNS包括社区调查、家庭调查与个体调查，涵盖个体特征、健康状况、营养状况、健康认知与行为、医疗保险等，其以家庭户作为单位，家庭户成员均参与调查。最近一期调查开展于2015年，调查数据已于2018年6月向公众开放。压力感知度，即个体对压力的感知程度。在CHNS 数据库中用压力感知度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进行测量。PSS是心理学领域常用的评估压力大小的专业量表，其不关注特定的事件，而是侧重评估个体在生活中感到不可预测、无法控制或负荷过重的程度。

本文旨在探讨亲代与成年子女间慢性病、超重/肥胖以及压力感知度的代际传递，因CHNS仅在2015年的调查中开始包含对18岁及以上被访者压力感知度的测量，故本文使用2015年CHNS调查数据，进行成年子女（≥18岁）与其父亲、母亲样本匹配后，并合并子数据库，删除子代样本关键变量缺失、不适用后，有效子代样本量为1189。因部分子代样本只有父亲或母亲参与了CHNS调查，因而父亲样本与母亲样本存在缺失，在各模型中参与回归的有效样本量有所差异。

（二）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成年子女慢性病。CHNS中询问6岁及以上被访者疾病史，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本文选取高血压、糖尿病、心肌梗塞、中风、哮喘，作为慢性病指标，若被访者被诊断为上述5类疾病中的至少一类，则定义为患有慢性病，赋值为1，若被访者不患有上述疾病中的任何一种疾病，则定义为不患有慢性病，赋值为0。

成年子女超重/肥胖。CHNS中由专业调研员对被访者进行身高（cm）与体重（kg）的测量，所有被访者均被测量两次取平均值。以BMI 定义被访者的超重/肥胖状况，依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针对我国居民的《成人体重判定》标准，BMI= 体重（kg）/身高（m）2，24.0kg/m2≤BMI＜28.0kg/m2为超重，BMI≥28.0kg/m2为肥胖。本文以被访者BMI≥24.0kg/m2 定义为超重/ 肥胖，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成年子女压力感知度。CHNS中于2015年首次引进压力感知度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对18岁及以上被访者的压力感进行测量。PSS量表由Cohen等人开发，由14道题目组成，以评估被访者的压力感知状况，该量表被翻译为中文并引入对我国居民的压力感知度进行测量，也显示出较好的信度与效度。PSS-14包括7道积极问题与7道消极问题，积极问题如“上个月，你成功地解决了令人烦恼的生活琐事吗？”；消极问题如“上个月，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时，你感到烦躁吗？”回答项均为5等级李克特量表（从来没有、几乎没有、有时、经常、通常），对于积极题项，5等级李克特量表分别赋值为：4、3、2、1、0；对于消极题项，5等级李克特量表分别赋值为：0、1、2、3、4，加总14 道题项得分作为被访者的压力感知度，取值范围为0～56，分值越高，代表被访者压力感知度越大。本研究中子代样本的压力感知度得分量表克朗巴哈系数为0.81，显示出较好的信度。

PSS-14量表并无公认的分界点，考虑到多数心理健康相关量表均以界值点重新定义水平与程度，本研究辅以压力感知度得分平均值（28分）为界值点，若被访者压力感知度得分小于28，定义为低水平压力感知度，赋值为0，若被访者压力感知度得分大于等于28，定义为高水平压力感知度，赋值为1。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亲代相应的健康特征，包括父亲与母亲的慢性病、超重/肥胖，以及压力感知状况。上述健康指标的定义与子代相应的健康状况指标定义一致。对于PSS-14量表，父亲样本的压力感知度得分量表克朗巴哈系数为0.82，母亲样本的压力感知度得分量表克朗巴哈系数为0.82，均显示PSS-14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3. 控制变量

前人研究显示，男性与女性罹患慢性病的风险存在差异，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以及家庭收入均是影响个体慢性病风险的因素；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罹患慢性病的风险也存在差异。个体层面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等也影响个体超重/肥胖状况。个体的压力感知度状况也往往与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有关。为减少混杂因素对健康状况代际传递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子代样本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状况、居住地、年收入水平进行了控制。性别分为女/男，女为参照；年龄组分为18～34岁、35～49岁、50岁以上，以18～34岁为参照；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婚姻状况分为不在婚与在婚，以不在婚为参照；职业状况包括有无职业，以无职业为参照；居住地包括农村与城市，以农村为参照；年收入以被访子代收入的三分位数作为界值点，分为低、中、高水平。前人研究表明吸烟、饮酒与居民罹患慢性病相关，故本文也对被访者的吸烟习惯、饮酒习惯进行了控制。

（三）研究方法

首先描述了样本基本组成情况；其次对亲代与子代样本慢性病、超重/肥胖、压力感知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与Chi-square分析；最后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了亲代与子代间慢性病、超重/肥胖、分类压力感知度水平的代际传递，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亲代与子代连续性压力感知度得分的代际传递。对于分类变量，如慢性病、超重/肥胖，以及压力感知度水平，汇报频率（%），对于连续性变量，如压力感知度得分，汇报均值。本文使用Stata SE 16.0（StataCorp LLC, College Station, Texas, USA）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性水平定义为P＜0.05。

四、主要分析结果

（一）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共纳入1189名成年子代样本，年龄介于18～68岁，平均年龄为34.95岁，其中54.33%位于18～34岁年龄组；73.68%为男性，这符合我国父辈多与成年儿子居住在一起；8.41% 的被访子代仅接受小学及以下教育，27.84% 具有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65.77% 被访子代处于在婚状态；87.47% 有职业；60.13% 的样本居住于农村地区；被访子代人均年收入为42369.17 元。

（二）代际间慢性病、超重/肥胖、压力感知度相关性分析

在被访样本中，5.30%的被访子代患有慢性病，25.42%的父亲样本及25.30%的母亲样本患有慢性病。高达44.96%的子代样本超重/肥胖，52.51%的父亲及54.51%的母亲超重/肥胖。子代样本压力感知度得分位于4～43分，平均22.95分，压力感知度得分≥28分占25.74%，为高压力感知度水平；父亲样本压力感知度得分位于2～39分，平均22.65分，高压力感知度占25.33%；母亲样本压力感知度得分位于0～44分，平均23.52分，高压力感知度占29.99%。

表1为亲代与成年子代间慢性病、超重/肥胖以及压力感知度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慢性病、超重/肥胖、压力感知度水平方面，父亲、母亲与子代间均显著相关，P值均小于0.001；在连续性压力感知度得分上，父亲、母亲与子代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9 及0.55，均显著相关（P＜0.001）。

（三）慢性病、超重/肥胖、压力感知度的代际传递

表2分别显示了父亲、母亲与成年子代间慢性病代际传递的Logistic回归结果，在父亲-子代以及母亲-子代回归中，模型1 控制了子代的基本社会经济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状况、居住地以及年均收入水平，模型2增加控制了子代的吸烟与饮酒习惯，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控制了子代超重/肥胖状况。对于父亲-子代的慢性病代际传递，模型1、模型2与模型3均显示父亲患慢性病情况与子代慢性病显著相关（OR1=4.20，P＜0.001；OR2=4.17，P＜0.001；OR3=2.80，P＜0.05），且在控制了子代超重/ 肥胖后，父亲-子代间慢性病代际传递系数减小。对于母亲-子代的慢性病代际传递，模型1、模型2 与模型3 同样均显示母亲患慢性病与子代慢性病显著相关（OR1=3.33，P＜0.001；OR2=3.

41，P＜0.001；OR3=3.36，P＜0.001）。整体看来，在控制了子代基本特征，吸烟、饮酒习惯，以及超重/肥胖状况后，母亲-子代间慢性病传递系数高于父亲-子代间慢性病传递系数，表明若母亲罹患慢性病，则子代患慢性病的可能性更高，这可能源于母亲孕期宫内环境与子代成年期健康状况的关系更密切，符合健康与疾病的起源学说。

表3分别显示了父亲、母亲与成年子代超重/肥胖的代际传递，其中模型1 控制了子代的社会经济学特征，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控制了子代吸烟与饮酒习惯。父亲-子代、母亲-子代均呈现出超重/肥胖的代际传递，即相较于父亲（母亲）不超重/肥胖，若父亲超重/肥胖，则成年子代超重/肥胖的可能性高（OR=2.61，P＜0.001），若母亲超重肥胖，则成年子代超重/肥胖的可能性高（OR=1.87，P＜0.001）。整体来看，父亲-成年子代超重/肥胖传递系数高于母亲-成年子代间超重/肥胖传递系数。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父亲对子代健康状况的影响，本文结果显示父亲不仅影响子代的超重/肥胖状况，且影响程度稍高于母亲；前人也有研究认为父亲对子代肥胖风险的影响被低估了，建议未来研究应关注父亲对子代健康状况的影响。

表4为亲代与成年子代间压力感知度的代际传递，在模型1与模型2中，压力感知度得分以连续变量形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父亲-成年子代以及母亲- 成年子代间均存在显著的压力感知度代际相关性（β1=0.58，P＜0.001；β2=0.52，P＜0.001）。在模型3与模型4中，压力感知度水平以二分类变量纳入Logistic 回归，结果同样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后，父亲的压力感知度程度高，则成年子女也更倾向于具有高压力感知度（OR1=5.20，P＜0.001）；同样地，母亲的压力感知度程度高，则成年子女也更倾向于具有高压力感知度（OR2=4.04，P＜0.001）。整体来看，父亲- 成年子代间压力感知度代际传递系数与母亲- 成年子代间压力感知度代际传递系数较为接近，即父亲、母亲对子代压力感知度的影响程度相似。

五、小结与建议

本文基于CHNS 2015年数据，探究了我国亲代与成年子代间慢性病、超重/肥胖以及压力感知度的代际相关性，结果显示亲代罹患慢性病、超重/肥胖以及压力感知度均提高了成年子代出现慢性病、超重肥胖以及高压力感知度的可能性。本文结论与大多数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家族史对慢性病发展的影响早已被证实；一项Meta分析显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存在代际相关性，亲代患有该疾病的子代罹患该疾病的概率是父母不患有该疾病子女的1.57倍。Abu-Rmeileh等人的研究显示，父母肥胖是成年子代肥胖的极强预测因子。在心理健康方面，一项基于南非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亲代患有抑郁症的子代比亲代没有抑郁症的子代罹患抑郁症的风险高7倍，且父亲-子代的抑郁症代际传递风险高于母亲-子代的抑郁症代际传递风险。Kim等人的研究也显示心理健康症状在代际间显著传递，且在子代不同发展阶段（幼儿期、青春期和成年期）均可发生。Federenko等人基于双胞胎数据的研究也显示，压力呈现代际相关性，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导致了压力的代际传递。有研究认为，共享环境而非基因是慢性病风险的重要因素；Liang等人研究显示分遗传因素在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中起到重要作用，认为加强孕产妇心理保健，改善饮用水质量，获得充足的营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可降低冠心病的发生。本文显示亲代的慢性病风险、压力感知度风险强烈影响子代相应的疾病风险，其他因素，如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职业状况、年收入水平等，对成年子代疾病风险的影响较小或没有影响，这可能由于本文并未考察后天家庭客观因素或个体行为生活方式，如家庭卫生状况、饮食模式、锻炼习惯等，故无法理清共享环境对子代健康风险的影响，未来研究可继续探讨。

介于家庭成员生活于同样的家庭环境，行为生活方式也时常互相影响；慢性病作为常见行为生活方式病，代际传递性已被证实；代际间的压力感知度状况，也被证实具有代际传递性。在我国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建议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慢性病与情绪健康干预行动，同时促进亲代与成年子代的健康状况，遏制家庭成员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尽管遗传因素是慢性病发生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因素，其他因素，如生活方式、生活压力等，也与家庭成员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慢性病多属于生活方式病，与饮食、锻炼、吸烟、饮酒等关系密切，可通过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然而有研究显示，有慢性病家族史的个体并未表现出更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这表明个体并未意识到提前干预对降低其疾病风险的重要性，很有必要开展家庭慢性病防治相关的健康促进项目。国外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行动模式被证实能有效改进家庭成员的超重/肥胖状况，我国也可借鉴该健康干预模式，即以家庭为干预单元，强调家庭内部因素，同时改善亲代、子代及整个家庭系统的健康状况。

应重视家庭单元的重要性，以家庭为干预单位，充分考虑健康的代际延续性，开展覆盖亲代与子代的健康促进，以提高家庭健康生产效率，最大化干预效果。家庭单元在预防疾病与维护健康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为家庭成员提供住所、饮食和休闲娱乐等基本物质需求；在家庭系统中，饮食习惯、锻炼行为、家庭规范、家庭成员间行为生活方式的互相影响等，都是可进行健康干预的机会。当以家庭干预单位时，也可借助家庭内部的信息传递，提高健康认知及健康技能的改善效率。

应同时干预家庭内部中老年人群的慢性病与情绪健康问题。慢性病与情绪紊乱有诸多共同点，如均为慢性发生发展，需要持续的监测和管理，贯穿整个生命过程；二者均与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以及社会和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最终结果也存在诸多共性，如导致严重残疾，进而减少社会经济机会等；心理障碍和其他慢性疾病高度相互依赖，往往同时发生，如肥胖和抑郁，哮喘和焦虑等。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更容易出现焦虑、孤独、压力感知度高等状况。曹文静等建议在对慢性病患者开展健康干预时，应同时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本文也建议应共同关注、干预家庭成员的慢性病与情绪健康问题，提高干预效果。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基于2015 CHNS截面数据，并不能探讨出亲代与子代间慢性病、超重/肥胖及压力感知度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应尽可能基于追踪数据，以深入分析亲代与成年子代间慢性病、压力感知度等的代际传递；也因数据所限，无法获取双胞胎、收养研究数据等，不能有效区分慢性病、压力感知度代际传递中先天因素、后天因素等。其次，本文并未探讨亲代与子代间慢性病、压力感知度代际传递的内在机制，如行为生活方式、医疗保健服务利用、药物依从性、家庭氛围等，更多研究应致力于探讨慢性病、压力感知度代际传递的内在机制，进而为针对性的家庭健康干预政策建议提供一定的依据。最后，本文并未考虑三代间的健康代际传递。祖辈越来越多承担照料孙代的责任，这可能影响孙辈的健康状况及生活习惯。一项Meta-analysis显示祖辈照料可能对孙辈的饮食与体重产生负面影响。Deng Suo研究显示多代同堂家庭中的青少年具有较不健康的食物偏好。有研究显示，祖辈罹患慢性病，如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等，导致孙辈低出生体重；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辈健康状况可能产生影响。未来应深入探讨祖辈-孙辈间的健康相关性。

(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