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
流动经历与社会融入：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流动经历与社会融入：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姚烨琳
《福建论坛》2019年第9期
摘要：外籍流动人口能否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取决于其能否在大城市长时间居留。分析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大城市制定吸引外籍人才的相关政策、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利用上海外籍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流动经历和社会融入对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流动经历对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居留意愿，居留时间与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U型”关系，在中国其他城市的居住经历能显著提升外籍流动人口在上海的居留意愿。在经济融入方面，自雇外籍流动人口更不愿意长期居留在上海，而房屋所有权对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在社会文化融入方面，本地社会网络是影响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心理融入方面，外籍流动人口对城市和社区的满意度越高，对上海的适应程度越好，其长期居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越大。
关键词：居留意愿；外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流动经历
上海集聚着我国近四分之一的外籍流动人口，近年来，上海相继制定出台了《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人才20条”）和《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人才30条”）等政策优化外籍流动人口尤其是外国人才在沪的工作生活环境。但是，以往研究表明全球精英的本质就像候鸟，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他们一般以3-5年为一个周期更换城市和公司，以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他们的工作特征是以项目为主选择公司和城市，等项目结束时，自身价值得到升级便会流向其他地方[1]。外籍流动人口能否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取决于其能否在大城市长时间居留。居留意愿虽然不代表最终的迁移结果，但它能够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迁移行为。相关研究表明居留意愿不仅代表着微观个体决策还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其流动的方向，并且个体意愿与流动行为的协同性越来越高[2]。因此，分析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大城市制定吸引外籍人才的相关政策、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
外籍流动人口是我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关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主要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研究对象以国内流动人口为主，涵盖了农民工、城市白领、流动老年人、少数民族等群体，但针对外籍流动人口的研究并不多见；其次，研究地域从个别城市扩展到全国各地；最后，关于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不断细化和深入，包括经济因素（例如收入水平、生活成本、住房条件等）、社会因素（例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融合等）、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迁移因素（流入地和流出地特征）等。已有研究为我们分析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知识图景和认知框架，本研究尝试运用2015年在沪外籍人士工作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基本情况，并从流动经历和社会融入两个方面分析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迁移经历与居留意愿
国内外相关研究均表明移民的迁移经历对其居留意愿具有重要影响，迁移经历来自迁出地和迁入地两个方面。在迁出地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移民的生活环境和市场机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对流动人口的“推力”越大[3]。梁玉成等人在分析广州回流外籍华人时发现，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籍华人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华人有着更强的居留意愿[4]。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能够为外籍流动人口提供较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尤其对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其次，流动人口在外流动的时间越长，其在流入地的长期居住意愿也越强，这是国内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得到的一个重要结果，也是许多其他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5]。
在迁入地的居留时间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发现居留时间体现出一种较强的路径依赖性特征，时间越久越不容易迁移[6]。杨雪等人指出流动时间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工作等经验，流动时间存在一种累积效应，居留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长期居留意愿愈强[8]。也有学者认为，个体在居留地的居留时间越长，在本地建立的社会关系网越稳定，与当地人在文化、经济、行为等方面的差距越小，相比于居留时间短的流动个体来说更容易与当地人融合，其在当地长期居留的意愿也相应增强[9]。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1：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
研究假设1.2：与没有在中国其他城市居住过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在中国其他城市居住过的外籍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
研究假设1.3：外籍流动人口在上海的移居时间越长，居留意愿越强。
（二）社会融入与居留意愿
有学者认为传统的推拉理论相对忽视了流动人口自我决策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社会融入理论的视角则能够弥补这一不足[9]。流动人口在移居地不仅仅追求就业机会和经济回报，他们还有情感、归属和认可的社会心理需求，希望得到社会支持和社会接纳。如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缺乏社会交往和社会接纳，不能得到情感、认同和心理上的满足，即使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无法摆脱孤独感、被排斥和边缘化的状态，也就不会产生明确和长久的居留意愿[10]。外籍人口在流动人口中属于高层次群体，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经济收入状况较好，因此社会融入的视角对于分析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融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融入主要是指社会关系方面的融入[11]，而广义的社会融入则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维度，例如戈登的“二维度”模型、杨格·塔斯的“三维度”模型和恩泽格尔的“四维度”模型[12]。本研究主要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即包括外籍流动人口在上海经济融入、社会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这三方面的状况。
1.经济融入与居留意愿
经济融入涉及到流动人口在就业身份、住房状况、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境况。在就业身份方面，有较多研究显示自雇者和受雇者两个群体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差别，自雇者打算居留的比例高于受雇者[13]。住房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发展的生活资料和物质保障[14]，是否在移居城市拥有自有住房是影响国内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孟兆敏等认为，那些拥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构成事实上的永久定居人口。可以说，是否拥有自主产权的住房不仅代表流动人口的生活是否稳定，也是其真正拥有自己的“家”的重要体现[15]。对于国内流动人口而言，住房对其心理暗示的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体现的是“生活安定与稳定”，大量针对国内流动人口的研究都表明，拥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比租住房屋的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烈的居留意愿[1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1：与受雇于他人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自雇的外籍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
研究假设2.2：与没有自有产权房屋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外籍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
2.社会文化融入与居留意愿
社会文化融入指涉的是流动人口在语言能力、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融入。会讲本地话是文化融入的重要指标，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重要影响[17]。迁移网络理论认为，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会促进外来人口对当地社会的融入，在流入地建立的社会网络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会强化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18]。孙立强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流入地拥有更多朋友的外来人口更可能有长久的居留意愿，因为更多的本地朋友会增强其归属感并提高其社会支持[19]。刘于琪等对智力型新移民的研究表明与本地人交往是影响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20]。此外，较多研究表明亲属陪伴人数或随迁结构对国内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显著。随迁家庭结构主要考察的是在流入地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的情况。例如，申秋红发现，随迁人口数越多，居留的可能性越小，这是因为随迁人口越多，导致在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越高，进而降低了居留意愿[21]。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有正在受教育的孩子、已婚但配偶不在同一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2]。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3.1：与没有学习过中文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学习过中文的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研究假设3.2：与朋友以外国人为主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朋友以中国人为主的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研究假设3.3：与独居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与亲属或朋友居住的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3.心理融入与居留意愿
心理融入主要是指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认同，通过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各项满意度以及适应程度来反映。杨凡等人对北京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对工作的满意度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意愿，工作满意度越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23]。还有较多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对移居城市的满意度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例如，梁士坤对国内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城市生活满意度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评价为“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极为强烈[24]。林李月等指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城市居住环境感知提升，能促使其定居意愿提高[25]。湛东升等的研究则验证了城市宜居性感知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26]。刘琳对国内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社区类型、社区环境满意度、居住隔离、社区社会资本等社区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27]。丛玉飞等人对青年白领移民的研究则发现，青年白领移民在新的居住地能否长期居留，决定因素在于青年白领移民能否很好地适应新的城市生活[28]。但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城市适应状况、生活满意度等不对居留意愿构成显著影响[29]。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4.1：外籍流动人口对职业满意度越高，居留意愿越强。
研究假设4.2：外籍流动人口对移居城市满意度越高，居留意愿越强。
研究假设4.3：外���流动人口对社区满意度越高，居留意愿越强。
研究假设4.4：外籍流动人口对移居城市适应程度越好，居留意愿越强。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针对18岁至65岁在沪常住外籍人员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共获得有效问卷1207份。该项调查中的外籍流动人口仅指外国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居民；常住是指在上海居住三个月以上或能够确定将居住三个月以上的外籍流动人口，不包括在沪留学生群体。本研究剔除居留意愿为“无所谓/不清楚”的样本，另外由于缺失值的影响，最终依据658个样本进行分析。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将居留意愿操作化为“您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在上海”，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程度，“愿意”赋值为1，“不愿意”赋值为0。
2.自变量
流动经历包括来源国、居住时间和在中国其他城市的居住经历。来源国为虚拟变量，发达国家赋值为1，欠发达国家赋值为0。居住时间单位为月，分为3-6个月、7-12个月、13-24个月、25-60个月、60个月以上，并根据以上分类生成一组虚拟变量。在中国其他城市的居住经历为二分变量，有居住经历的赋值为1，没有居住经历的赋值为0。
社会融入包括经济融入、社会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经济融入包括职业地位和房屋所有权2项指标。职业地位，将其操作化为二分变量，雇主（即老板）赋值为1，雇员（包括各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财务人员）赋值为0。住房来源，将其操作化为二分变量，自有住房赋值为1，租用、借用（亲戚或朋友）、公司职工住宅和酒店式公寓赋值为0。社会文化融入包括“中文学习情况”“社会交往情况”和“亲友同住情况”3项指标。中文学习情况，操作化为“您是否学习过中文？”，“学习过”赋值为1，“没有学习过”赋值为0。社会交往情况操作化为“您现在在上海的朋友当中，哪国人比较多？”，“外国人比较多”赋值为1，“中国人较多”赋值为2。亲友同住情况操作化为“在上海您现在和谁住在一起”，分为“单独居住”“与朋友同住”和“与亲属同住”三种程度，根据以上分类生成一组虚拟变量。心理融入方面包括“城市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居住地满意度”“城市适应度”4项指标。“城市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居住地满意度”均为态度测量指标，分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5级。其中城市满意度操作化为对上海各方面的评价，包括交通、气候、环境、医疗、治安、教育和食品安全7项具体指标。职业满意度操作化为对工资薪酬、工作时间、晋升空间、工作稳定性、工作自主性和人际氛围6项具体指标。住房/居住地满意度操作化为社区安全、社区环境、邻里关系、物业管理、健身休闲设施、消防设施、社区卫生7项具体指标。城市适应度，包括不适应、基本适应和完全适应，将其操作化为一组虚拟变量。
在统计模型中，我们引入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4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样本的基本情况参见表1。
3.回归模型
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因此采用Logistic模型(二分类)进行分析。该模型函数的表达式为：
三、结果与分析
表2为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模型1纳入了流动经历的相关变量和控制变量，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了经济融入、社会文化融入、心理融入的相关变量，模型3为全模型，纳入了全部自变量，模型拟合度最好。
（一）流动经历对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1可以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特征的情况下，与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更不愿意长期居留在上海（p<0.01），研究假设1.1成立。曾在中国其他城市居住过的外籍流动人口更愿意长期居留在上海（p<0.5），该项系数为0.37，在中国其他城市居住过的外籍流动人口愿意长期居留的发生比是没有在中国其他城市居住过的外籍流动人口的1.455倍（p<0.1），研究假设1.2成立。居留时间对外籍流动人口具有显著影响，并呈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在沪时间3-6个月的外籍流动人口愿意长期居留上海的发生比是在沪时间为2-5年的2.587倍（P<0.01），在沪时间5年以上的外籍青年愿意长期居留上海的发生比是在沪时间为2-5年的外籍青年的2.043倍（P<0.05）。可见，在沪时间与居留意愿呈现“U”型关系，研究假设1.3不成立。
（二）社会融入对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从经济融入、社会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层面考察社会融入对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在经济融入方面，模型2显示与受雇于他人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自雇外籍流动人口更不愿意长期居留上海（p<0.01），该项发生比为6.704。模型3显示，在控制了流动经历变量之后，就业身份对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仍然具有显著影响。而在上海拥有自有住房的外籍流动人口则和租房居住的外籍流动人口在居留意愿上没有显著差异（p>0.1）。因此，研究假设2.1和2.2均不成立。
在社会文化融入方面，中文学习情况、亲友同住情况对外籍流动人口是否愿意长期居留在上海没有显著影响（p>0.1），研究假设3.1和研究假设3.3不成立。模型2显示，朋友以中国人为主的外籍流动人口愿意长期居留上海的发生比是朋友以本国或其他国家为主的外籍流动人口的2.264倍（p<0.01）。因此，研究假设3.2成立。
在心理融入方面，外籍流动人口的城市满意度、住房/居住地满意度和城市适应程度对居留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2中，城市满意度和住房/居住地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外籍流动人口愿意长期居留上海的可能性就分别提高11%（p<0.01）和37%（p<0.05），而职业满意度则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p>0.1），因此研究假设4.2和研究假设4.3成立,研究假设4.1不成立。在城市适应度方面，基本适应和完全适应上海生活的外籍流动人口愿意长期居留上海的发生比分别是不适应上海生活的外籍流动人口的3.886倍和6.704倍，也就是说外籍流动人口越适应在上海的生活越有可能长期居留上海。因此，研究假设4.4成立。
（三）控制变量对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首先，外籍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在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上没有明显差异（p>0.5）。在针对国内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中，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其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0]，然而这一影响在外籍流动人口中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沪外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全模型中，年龄对外籍流动人口是否有长期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其中，30岁以下的外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最弱，31-40的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最强。这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20-30岁年龄段的人更具有流动性，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刚开始工作，总想在还没有社会经济束缚之前抓住最佳机遇[31]。
四、结论与讨论
外籍流动人口是我国大城市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显示这一群体的居留意愿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本研究主要从迁移经历和社会融入两个层面分析影响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概括而言，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流动经历对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居留意愿，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自2012年以来，上海连续七年被评选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不管是在城市生活环境等方面还是在人才发展环境和机会等方面上都优于欠发达国家，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对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居留意愿。居留时间与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U型”关系，居留时间在半年以下和五年以上居留意愿更强。在中国其他城市的居住经历能显著提升外籍流动人口在上海的居留意愿，这可能是由于上海的人才发展环境更优于中国其他城市，对外籍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第二，自雇外籍流动人口更不愿意长期居留在上海，这与国内关于自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李树茁等人认为自雇和受雇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使得自雇和受雇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上大相径庭，从而导致在是否居留城市的抉择上出现差异，自雇者比受雇者更愿意居留城市[32]。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自雇比受雇就业显得更具有吸引力，能够使移民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能够提高社会地位[33]，并且为族裔群体中的个人乃至整个群体的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34]。例如，科尔曼就认为选择自雇就业对少数族裔以及他们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一条通向富裕的可能途径[35]。本文认为，自雇外籍流动人口更不愿意长期居留上海的原因可能是自雇外籍流动人口与其他受雇与他人的外籍流动人口相比，有着更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更强的个人能力，能够支持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流动而非定居在某一城市，这也是与国际人才的“候鸟式”流动特征相符合的。本研究发现房屋所有权对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也与国内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并不一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上海拥有自有住房的外籍流动人口比例较少，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外籍流动人口不管是在自有住房还是出租屋居住，其住房条件往往都比较好，差异不大。
第三，本地社会网络是影响外籍流动人口居住意愿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发现那些朋友以中国人为主的外籍流动人口更愿意长期在上海居留，这与国内流动人口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当地的社会网络以及与当地人之间的互动能够加快其在移居地的融入，较好地提升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中文学习情况对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认为这与其在上海的工作、生活的环境有关。调查数据显示，超过70%的外籍流动人口在外资独资或中外合资单位就职，而超过60%的外籍流动人口主要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因此外籍流动人口在工作场所使用中文的频率较低。而从居住场所来看，相当数量的外籍流动人口都在国际社区居住，目前上海已经形成了碧云、联洋、古北等国际社区，配套设施完善，中文能力强弱不会为其生活带来诸多影响。
第四，心理融入能够显著提升外籍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外籍流动人口对城市和社区的满意度越高，对上海的适应程度越好，其长期居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越大。良好的城市环境、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可以享受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的便捷，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全国最优质的资源[36]。这启示相关部门既要通过优化城市及社区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提升外籍流动人口对城市居住环境感知，也要采取各种措施使外籍流动人口更好、更快地适应移居地的生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研究结论是基于上海外籍流动人口的数据分析，由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并非均质的，往往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相关研究结论有待其他地区或者是全国性外籍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注释：
[1]Beaverstock J.Transnational elites in global cities：British expatriates in Singapo’s financial district，Geoforum，2002：33(4),pp.525-538.
[2] 盛亦男、孙猛：《农民工返乡的经济学分析——以托达罗模型为视角》，《人口研究》2009年第6期；韩淑娟、颛慧玲、武汉祥：《基于Order Probit模型的家庭化流动影响因素分析》，《经济问题》2017年第1期。
[3] 赵卫华：《居住压力与居留意愿——基于北京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的调研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4] 梁玉成、黄柯劼：《在穗回流外籍华人研究》，《青年探索》2018第4期。
[5] 任远、戴星冀：《外来人口长期居留倾向的模型分析》，《南方人口》2003年第4期；蔡玲、徐楚桥：《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 Adda J，Dustamnn C，Mestre J.A dynamic model of return migration.Preliminary Version March，2006(3).
[7] 杨雪、魏洪英：《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人口研究》2017年第5期。
[8] 黄晨熹：《城市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苏州市为例》，《西北人口》2011年第6期。
[9] 李振刚：《社会融合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3期。
[10] 孙力强、杜小双、李国武：《结构地位、社会融合与外地户籍青年留京意愿》，《青年研究》 2017年第3期。
[11] 黄晨熹：《城市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苏州市为例》，《西北人口》2011年第6期；胡陈冲、朱宇、林李月、王婉玲：《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项在福建省的问卷调查》，《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3期。
[12] 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3] 李楠：《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与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6期；李树茁、王维博、悦中山：《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研究》，《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2期。
[14] 杨巧、陈诚：《经济集聚、住房支付能力与流动人口城市迁移意愿》，《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15] 孟兆敏、吴瑞君：《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3期。
[16] 卢小君、王丽丽、赵东霞：《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分析——以大连市为例》，《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张华初、曹玥、汪孟恭：《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西北人口》2015年第1期。
[17] 李振刚：《社会融合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3期。
[18] 张华初、曹玥、汪孟恭：《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西北人口》2015年第1期。
[19] 孙力强、杜小双、李国武：《结构地位、社会融合与外地户籍青年留京意愿》，《青年研究》 2017年第3期。
[20] 刘于琪、刘晔、李志刚：《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地理科学》2014年第7期。
[21] 申秋红：《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六城市的调查》，《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2期。
[22] 李珍珍、陈琳：《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南方经济》2010年第5期。
[23] 杨凡、林鹏东：《流动人口非正规就业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人口学刊》2018年第6期。
[24] 梁土坤：《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社会》2016年第2期。
[25] 林李月、朱宇、许丽芳：《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福州市的调查》，《人文地理》2016年第1期。
[26] 湛东升、张文忠、党云晓：《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10期。
[27] 刘琳：《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居住因素分析:居住隔离抑或社区社会资本？》，《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8] 丛玉飞、程琳：《青年白领移民社会适应实证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4年第3期。
[29] 黄匡时：《流动人口留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0] 李楠：《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与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6期；申秋红：《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六城市的调查》，《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2期。
[31] D.托马斯：《迁移差别研究实录》，《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会报》1938(47)。
[32] 李树茁、王维博、悦中山：《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研究》，《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2期。
[33] Zuiker,V.S.Hispanic Self-employment in the Southwest:Rising above the Threshold of Poverty.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98．
[34] Waldinger B R.Primary,Secondary,and Enclave Labor Markets：A Training Systems Approach.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56(4):432-445.
[35] Coleman S.Is There a Liquidity Crisis for Small Black-owned Firms?.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2008,10(01):29-47.
[36] 申秋红：《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六城市的调查》，《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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