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时代：特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陆杰华 

原文发表于《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摘要：本文客观地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发展脉络的三个阶段历程，在总结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概念剖析的基础上对人口负增长概念做了进一步的界定，勾画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预判了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并前瞻性地提出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与应对策略，即尽快建立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和超前预案、加强人口老龄化监测预防和适时放开生育政策、重视超低生育率陷阱与人口发展理念转变、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及其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来开发人口红利等。

关键词：人口负增长  特征  风险  应对策略

一、引言

21世纪来全球人口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向，波兰、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人口逐渐呈现负增长态势。而中国人口发展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同性逐步凸显。改革开放40年来，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完成人口转变，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口迁徙流动日益活跃，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多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也是促进20世纪90年代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关键性动力。生育率转变完成后，我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此后21世纪以来的生育水平下降幅度更为明显。毋庸置疑，每年人口增量的不断减少使得增长一亿人的周期被延长到14年，预计2029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42亿的峰值，人口峰值被大幅削减，从而推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更早到来（张车伟，2018）。2019年之后，伴随育龄妇女规模的持续缩小、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预计中国人口拐点即将到来，我国或将在2020-2030年之间进入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人口问题始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持续加速减少，人口抚养比尤其是老年抚养比将逐步提升，人口发展面临从以往人口数量压力到人口结构性挑战的历史性转变，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并持续处于偏低水平、人口面临负增长危机等人口发展的结构性挑战势必日益突出。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但人口增长动力在不断消耗，持续性的低生育率和人口正增长力量的不断削弱，很大程度上会加速人口负增长动力，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届时我国人口规模的缩小趋势不会因生育水平的提升和新出生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抑制。回顾我国人口增长历程梳理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脉络，剖析总结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潜在风险，有利于明确未来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进而提出有效应对的战略构想。

二、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脉络及其内涵界定

（一）发展脉络

事实上，我国人口负增长惯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之后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人口发展开始积累人口负增长惯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大体上经历了初期萌芽、逐步推进和潜在加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期萌芽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发展快速完成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口负增长现象在上海、沈阳、延边州等地陆续出现。1993年上海市成为全国第一个人口负增长的省区市，常住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为负值，但后期由于人口流入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影响，人口负增长现象对上海市人口发展未造成较大影响。上海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更多是低生育率下处于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的大幅度减少，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桂世勋，1996）。在全国人口压力日益严峻下，上海市人口负增长成为未来全国人口由低增长到负增长转变的一个典型缩影。

第二阶段：人口负增长趋势逐步推进时期（2000-2012年）。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生育水平的转变及计划生育政策的稳步推进，全国有多个省区市的更多城市开始产生人口负增长惯性，区域内人口总量呈现负增长趋势。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处于偏低水平，我国人口正增长的惯性大幅下降，而人口负增长的惯性正在潜在积累，人口正负增长惯性的转折点在逐步前移。

第三阶段：人口负增长趋于潜在加速发展时期（2013年之后）。这一阶段，我国生育政策迎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的双重调整，生育政策不断被完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鼓励生育政策的出台并未如预期那样有效促进生育率的大幅回升，相反人口负增长趋势日益显著。根据各省份公布的人口数据，2017年，全国共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个省区市的常住人口增量进入负增长区间，另有5个省区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在10万人以下。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仅为1523万，比2017年减少了200万。未来一段时期内，预计我国将会有更多的省区市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有更多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维持超低水平，人口负增长的潜在风险正在逐步被增强。

（二）内涵界定

人口负增长概念伴随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率先被人口学界所提出。不考虑人口迁移因素，如果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人口总量便会下降，这在人口学上便被称为人口负增长。事实上，人口负增长并非新词，人口的负增长也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顾宝昌，1994）。如前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的起点。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人口进入加速增长区间，从6亿增加到7亿经历10年，而从7亿增加到8亿乃至增加到9亿均仅用5年，意味着平均每年净增长2000万人口；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每增加一亿人所用的时间逐渐被延长，预测2019年左右我国人口突破14亿大关，则从13亿增长到14亿大约需要14年左右。

人口负增长建立在人口零增长基础之上，人口零增长一旦实现后，由于缺乏一种有效保持零增长的机制，人口发展很容易由零增长转变为负增长状态。当人口内在增长率降至零以下后，便会形成人口负增长惯性，这种惯性的强度受到人口内在负增长率大小和负增长持续时间的影响，持续低生育率和负增长率会加速积累人口负增长惯性（王丰等，2008）。当然，人口负增长的实现，最重要的是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人口结构老化密切相关。因此，根据以往学者的相关概念阐释，本研究将人口负增长界定为人口再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即在一定时期内，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偏低水平且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加速，每年新增出生总量低于死亡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加剧老化，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为负增长状态。人口负增长惯性越强，越会加速推动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

三、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是大势所趋，人口总量下降的形势不可改变。未来一段时期，我们不能忽视对人口负增长前景的担忧，而应重视人口负增长时代下生育率变化、人口增长趋势、老龄化加剧程度等人口发展重大转折时期的主要特征。

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人口再生产模式发生重大转向、人口结构面临严峻挑战的时代，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数量呈负增长趋势，但规模高峰与负增长的时间节点不同。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数量规模较之前有显著下降，但并不是人口数量规模达到高峰后就快速转变为负增长趋势，也就是说不是人口总量下降就是人口负增长。根据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对中国人口规模“中方案”的预测，人口将在2029年前后达到14.42亿的峰值，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时代。另外，基于总和生育率1.6的推算，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这个水平，我国将在2027年出现  人口负增长（张车伟，2018）。基于总和生育率高（1.8）、中（1.6）和低（1.47）三种方案中，我国人口将分别于2030年、2026年和2023年达到14.41亿、13.82亿和13.50亿的峰值（王丰等，2008），随后随着新增人口数量的下降，我国会迎来人口负增长时代。

第二，人口增长模式发生逆转，粗死亡率超过粗出生率。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类型模式演变的最后阶段，推动着人口转变的减退态势，人口正增长惯性遭到有效抑制，人口增长模式发生逆转。有研究表明，2010年我国已经趋近人口惯性的正负转折点，“十三五”末期将成为我国人口惯性转为负增长的拐点，人口负增长惯性会逐渐被强化（茅倬彦等，2018）。人口负增长时代，我国人口总体粗死亡率超过粗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进入负值区间。

第三，人口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前期，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少儿人口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而老年人口比例则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据《2007年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7年-2017年间，我国少年人口（0-14岁）比例由19.4%下降到17.8% ，老年人口（60+）比例由11.6%上升到17.3%。2018年，我国60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已达17.9%。伴随社会经济条件和医疗卫生技术的改善，我国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77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平均每年提升0.25岁，未来平均预期寿命将会继续提升，人口老龄化将愈发突出高龄长寿的鲜明特征。现阶段，我国家庭结构日益趋于少子化和空巢化，据2016年第二轮家庭追踪调查结果，超过一半的家庭为2-3人的家庭，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28人，老年家庭中近四成为空巢家庭。

第四，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力老化加剧。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逐步被终结，我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数量从2011年开始比上一年减少，其中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数量同比减少548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现阶段，我国劳动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由于当前执行的退休年龄仍为60岁，意味着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队列将在2020年前全部退休完毕，我国劳动力很可能在2018或2019年左右出现负增长（张车伟，2018）。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劳动力老化现象日益加剧，劳动人口红利也在逐步缩小。

综上所述，形成人口负增长主要特征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现阶段生育率长期偏低。长期偏低的生育率成为促使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原因。早在1992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便已经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生育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梳理2000年以来测算中国总和生育率的研究，多项研究表明2000-2010年间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1.5-1.6左右，部分研究证明生育率甚至在1.5以下，但这些结果均表明我国已经长期处在低生育率水平。未来，我国妇女生育率在大概率上仍会持续走低，甚至有可能进入低生育率陷阱。长期偏低的生育率增强了人口负增长惯性，如果生育率持续走低，将会加速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提前到来。

其次，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近年来育龄人群总量和比例显著降低。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前，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施了40多年，受政策影响，我国育龄妇女年龄结构逐渐呈现“老龄化”趋势。并且，据原国家卫计委官方发布，我国育龄妇女的总量已经在2011年达到3.8亿的峰值，近年来在逐步减少。此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此后每一年将新满50岁女性人数剔除掉并加入新满15岁的女性人数，2011年育龄妇女人数达到峰值3.82亿，此后逐年降低，到2018年减少至3.46亿（定军、王雅靖，2018）。妇女育龄总量的降低，伴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增长，其在总人口的比例也会快速下降，这不仅使低迷生育水平“雪上加霜”，并逐渐积累人口负增长的风险。

最后，社会经济发展带动生育观念转变，人口迁移流动出现拐点。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社会经济长期在“快车道”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口生育观念由“多生”到“少生”甚至“不生”的转变。尽管2016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虽然二孩生育意愿较之前有所提升，但总体上我国已婚夫妇的生育意愿还处在偏低水平，低水平的生育意愿直接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并会对人口负增长产生潜在影响。此外，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我国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已在2015年迎来拐点，从2015年起开始由长期快速增长进入缓慢下降的调整期，2016年、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分别同比减少171万人、82万人，未来流动人口规模将会继续走低。但人口迁移流动的趋缓，并不能抑制中小城市常住人口的净流出，因此也会对本地人口的增长产生影响。

四、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潜在风险分析

人口负增长时代下，人口负增长现象具有隐蔽性、渐进性、累积性、爆发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配置要素，现阶段我国部分区域人口的负增长现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隐性的，不是直接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产生影响，更多地是通过影响劳动力投入来对经济总量和不同产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产生影响，人口负增长将会加剧劳动力紧缺程度，公共财政债务风险提升，国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活力。人口负增长的渐进性与累积性影响则表现在对社会和文化方面，人口负增长会对我国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环境带来一些潜在的挑战，如养老负担会进一步加重，社会劳动力成本提升加剧社会保障压力，政策兜底人群规模扩大，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不生育思想观念不断被崇尚等。当然，人口负增长现象在某些方面也会产生爆发性的影响，快速缓解劳动力就业压力，也能直接引发“用工荒”、“人才荒”问题，危及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快速减缓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能加剧少子老龄化困境，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的人口负担。人口负增长的影响将是长期伴随着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国家安全。

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是多重的，不仅会有隐蔽性的影响，还有渐进累积性、爆发性的影响；不仅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也会对文化、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产生影响；不仅有短期的显在影响，也会有长期的潜在风险。尽管人口负增长可能会对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对冲劳动力就业的持续压力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人口负增长更大程度上也会带来较强的潜在风险。

第一，未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将会对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和应对机制带来强大冲击。由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生人数、死亡人数、迁移流动人数具有一定不可控性，人口负增长时代很有可能会提前到来。如果不适时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体制机制，继续依靠鼓励二孩生育、提高平均预期寿命、降低死亡率等传统方式来缓解人口负增长压力，可能于事无补。当前，我国在迎接人口负增长时代方面，尚未做好充分的预案，包括出台相关的应对策略与缓解措施、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及相关配套政策等。

第二，人口是国家稳定的重要要素，人口负增长趋势必然会对国家总体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近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尤其是21世纪来长期处于偏低的生育水平，而低生育率是人口负增长的必要前提条件。当人口负增长惯性日益增强时，人口负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会引发人口发展的长期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人口负增长的速度无法想象，这会严重影响到国家和国防安全，不利于社会的整合稳定，同时也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第三，人口负增长趋势会引发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动力机制的突变，加速我国的老龄化和超级老龄化趋势，人口的潜在支持比会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左学金，2012），对人口年龄结构带来巨大的人口风险问题，非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老年人口比例加快上升，人口抚养比也会随之提升。同时，也会影响家庭结构，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变，未来会衍生出更多的少子家庭甚至无子女家庭，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家庭照料人力的紧缺，会增加纯老年家庭的比例，青年劳动力的养老负担和社会化养老压力会加重。此外，人口负增长会加快老龄化动力机制由依靠老年人口增加到高龄、长寿的转变，会进一步加剧少子老龄化、独子空巢化、无后高龄化等多重养老挑战，未来我国很有可能将进入高度老龄化和超老龄化社会。

第四，人口负增长压力的存在，将会冲击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劳动力总量决定社会总供给，人口总量决定社会总需求，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决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人口负增长趋势，导致人口增长越来越慢甚至于快速转入负增长，直接引发的便是社会劳动力紧缺问题，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并且会降低中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之间代际社会福利的平衡度，社会中供给与需求的失衡程度会逐步被拉大，同时也会放大不同区域内社会保障内容的差异，不利于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五、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及其战略抉择

人口负增长反映未来人口漫长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的必然现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生育观念转变、社会现代化的象征，但人口负增长会更多地引发社会经济问题，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其负面风险不容忽视。尽管当前中国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但中国多年来的低生育率已经形成并将继续积累未来人口负增长的巨大惯性。如果等到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再采取措施来提高生育率,则为时太晚（王丰等，2008）。因此，鉴于人口负增长是未来我国人口转变无法规避的趋势及其严峻性，需要尽快研究出台和制定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主要思路及其战略抉择。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应基于更加完善、切合实际的发展思路，一是要突出对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宏观把握和预防，明确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重大发展任务；二是明确重点和优先解决议题，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人口有序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良性运行；三是重视人口结构思维方式，转变控制人口观念；四是积极研究借鉴，吸取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当前人口负增长现象及其可能的潜在风险，从以下几方面总结未来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战略抉择。

（一）制定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建立人口负增长超前预案

面临未来人口负增长的长期趋势，综合性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是有效应对这一趋势的战略路径。现阶段，应先于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未来人口转变形势，尽快研究制定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统筹协调与人口发展相关的各项政策措施，动态监测全国各地区常住人口、流动人口、老龄人口、劳动力人口、少儿人口等各类人口的变化，积极营造服务人口、尊重人口发展的政策支持性环境。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负增长趋势，可积极谋划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超前预案，明确预案的重大议题与具体举措，有效缓解和降低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消极风险。

（二）建构人口老龄化监测预防制度，适时推动人口政策适时调整

人口负增长趋势下，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在现阶段，建构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监测和预防制度，显得十分必要。一方面，要针对即将面临的“银发浪潮”严峻形势，探索建立人口老龄化监测机制，切实掌握老龄人口的变动情况，采取多方面的举措来预防人口深度老龄化，如进一步加强社会化养老保障、支持多种养老方式来强化老年医疗保健、完善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等；另一方面，为预防人口负增长时代过早到来，国家应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还育龄夫妇自主生育的权利，推动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三）重视超低生育率陷阱，转变人口发展理念

人口数量的变动会影响到人口年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穆光宗，2013）。为此，必须要重视超低生育率陷阱的潜在风险，正视人口负增长惯性积累的现实，切忌因表面的人口增长而忽视人口内在缩减的趋势，采取措施及时提升妇女生育率，避免中国陷入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同时，还要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促进家庭生育意愿的稳定可持续。

（四）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稳定我国劳动力资源

针对未来全国劳动人口逐步减少的现实，可以通过弹性适时延迟退休政策等途径，来稳定我国未来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部分身体健康、热衷所从事职业、有继续就业需求的老年人不愿过早退休，国家可以综合考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岗位情况等实施弹性化、可浮动的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部分老年人的积极性和再工作动力。此外，在弹性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对再工作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工作照顾，可以考虑避免安排劳动量较大的工作或者缩短老年人工作时间。

（五）完善配套政策内容，开发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

目前我国可能面临生育率丧失弹性、人口负增长惯性进一步强化而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双重危机，“十三五”期间将是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战略窗口期，应尽快构建鼓励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体系，增强生育政���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衔接程度，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茅倬彦等，2018）。应对人口负增长，应该着力完善与生育政策配套的就业政策、教育政策、老龄政策、托幼政策等经济社会政策，尤其是在面临劳动力人口紧缺、老龄人口增长压力的驱使下，注重劳动参与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积极开发人力资本，促进更多的劳动人口适应新时代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力要求，进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一定的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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