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讨激发中老年人口性别—年龄红利的思路举措。结果表明，中老年女性的人力资源充足且稳定，资本禀赋大大改善并将持续改善，由此构成性别—年龄平等红利的生发基础。激发性别—年龄平等红利，必须突出“积极”意涵，扭转以“养”为主的政策思路，延伸生活领域的积极“保障”至生产领域的“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必须关照全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消除媒体和社会文化对她们的偏见、歧视等负面认知，充分激活中老年女性的生产性潜能和多维价值，为她们提供全面参与社会的友好环境；必须努力剥离已然内化的性别—年龄刻板印象，提升社会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带动中老年男性人力资源的更充分利用，由此将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从一些服务性行业中置换出来，从事与其资本禀赋更匹配的行业和职业，形成更大且正向的经济社会效应。

关键词：中老年女性；性别红利；年龄红利；性别—年龄红利；积极老龄化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联手，极大地催发了人口的劳动潜能，引发了长达30多年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然而，随着出生率断崖式降低且长期处于低位、再加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人口红利”逐渐消解，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当社会各界谈论“人口红利”时，关注的多是青壮年劳动力以及他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聚集带来的“人手效应”，而中老年人潜藏的人力资源，尤其是较男性早5～10年退休的中老年女性的劳动力资源多被忽视。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而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持续攀升，分别占到总人口的18.70%和13.50%。受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增速将因过去几十年的低生育率而持续放缓、1962年后出生高峰期出生之人将渐次步入老龄阶段、老龄人口绝对数量“爆炸”的影响，十四五期间将成为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之期。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从国民经济社会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长期均衡发展。要达成这一目的，既要有长远眼光（如适度提高生育水平），也需对现有人力资源进行充分挖潜。大量闲置且长期被忽视的中年和低龄老年女性就蕴含着巨大的劳动潜能。重新认识、合理利用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可丰盈逐渐缩小的人力资源库，形成“性别—年龄平等红利”（本文也简称“性别—年龄红利”），推动新征程上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普查和小普查数据为支撑，描画当下和未来二三十年中老年女性人力资源的变动趋势、开发现状与困境挑战，探讨激发中老年女性生产性价值与家庭支持价值（即性别—年龄红利）的思路与举措。她们的价值体现在公共和私人双重领域，本文聚焦于其直接或间接的生产性潜能，回应以下研究问题：性别—年龄红利的理论支撑和意蕴内涵是什么？在资本禀赋持续改善的情境下，中老年女性具有怎样的生产性潜能？如何通过理念转变和制度创新，更好地激发她们的生产性潜能，形成性别—年龄红利？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一项重要国策。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正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加深、老龄人口更新换代之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老龄人口有着与此前老龄人口明显不同的资本禀赋，故不仅要关注老有所养的民生诉求，亦应注重低龄和健康长者“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价值实现。女性寿命长于男性，且随年岁的增长，其规模也会超过男性、总量更加庞大；而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和当下社会向上的年龄歧视，使得中老年女性兼具年龄、性别双重弱势，是社会上话语权最弱和最不可见的群体。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妇女权益，靠发展改善妇女民生，实现妇女事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迫在眉睫，有效把握十四五这一战略机遇期和战略主动性，从国家战略高度，突出中老年女性的主体性，充分认识该群体的人口和资本禀赋特征，肯定她们的社会潜能与家庭价值，充分发掘她们丰富且宝贵的生产性资源，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实现该目标的逻辑起点与重要路径。

二、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叙事与性别—年龄红利的基本意涵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后，补偿性生育带来人口出生率的飙升，出现人口增长高峰。如今，这些“60后”即将依次步入老龄阶段，中国也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最快发展期。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老年抚养比相应攀升，用工成本高昂，多地养老金当期与累计结余赤字，失能和失智人口的照护等问题交叉叠合，引发了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极大焦虑与恐慌。人口老龄化被视为洪水猛兽，老龄人口被贴上诸多负面标签，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被归因于此。然而，生得少、活得久必然带来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老龄化是21世纪多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常态，积极看待、积极利用包括中老年女性在内的人力资源，激发性别—年龄红利，无疑是对时代召唤的积极回应。

（一）对人口老龄化的认知流变

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是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在漫长的小农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底部宽、顶端小；工业革命后，其底部逐渐收缩，顶端开始变宽；20世纪中后期，更多的先发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然经历或正在经历一种全新的、长者多而低幼少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类对高生育率、长者少而幼者多的年龄特征习以为常，而对因人类孜孜以求的长寿来临所致的老龄人口“爆炸”尚不适应。国际组织对人口老龄化的态度就经历了消极恐惧、重新认识、积极看待的演变历程。1956年联合国发布的国际社会首个关于人口老龄化领域的文献《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将65岁作为老年阶段的起始标志，主张当一国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7%时，就属于老年型人口社会；报告还流露出对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不适心态与焦虑情绪。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强调老年人口的疾病负担、照料、保障问题，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前所未有的人口形态心存恐惧，将长者等同于衰弱、衰老和受助的对象。1999年，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一届特别会议通过的为进一步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采取的重大行动，再次重申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的重大后果。

然而，从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开始，这一消极视角发生逆转，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被提上日程。会议通过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战略》，提出了参与、保障、健康三个互构共生的支柱，强调有效的“参与”须以“健康”和“保障”为基础，而“参与”的成果有助于推进“健康”和“保障”；为此，必须使老年人“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其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在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中，老年人应与低龄群体同样享有学习、工作、娱乐休闲等权利。三大支柱的提出，回应了此前社会对老龄人口的负面认知及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解误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最具共识的老龄社会政策框架。“积极老龄化”也突破了老年人群体的局限，成为一个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议题；2015年，WHO《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秉持积极、健康老龄化的基本意旨，强调建立一个多样化、贡献、关爱、功能发挥的长者世界。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是中国政府对此做出的最高层次的积极回应。“应对”是基于战略的一种策略行动；“积极”应对既指身体的活动能力或参加体力劳动的能力，也指越来越多的人在老年时积极参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公民事务，蕴含丰富的赋权和平等思想，强调包括中老年女性在内之人都应拥有平等的参与和共享机会。然而，受传统性别文化规制和结构因素的制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低于男性，且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更多中年女性或因继续就业困难、或因家庭照料所需而回归家庭，故大量中老年女性人力资源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而她们丰富的人力资源，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二）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利与性别红利

“红利”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公司分配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但是，自梅森将“红利”与“人口”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后，红利开始成为学界和社会的热词，健康红利、老龄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数字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人才红利、制度红利、性别红利或性别平等红利等衍生概念相继出现。

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梅森认为，人口红利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高、需抚养的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比低，故更多资源可用于社会再生产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可粗分为三类：少儿型（人口负债）、年轻型（人口红利）、老年型（人口负债）。在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农业经济转向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工业社会过程中，劳动力人口的增速快于人口抚养比的增速，年龄结构由少儿型向年轻型转变。其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这种年龄结构，加上合适的社会制度，催生了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参与率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高而社会负担较轻的机会窗口，各类资源禀赋得以更充分释放，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增长较快，各类生产性领域的投资加大，由此加速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即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正是人口红利释放期：储蓄增加、廉价劳动力普遍存在，包括女性在内的更多“人手”加入劳动队伍中，且因出生人口减少，国家、社会和家庭都更有能力给孩子投入更多的教育和健康资源，由此改善了人口素质，提高了整体人群的创造力和生产效能。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等要素的结合，使得经济结构不同层次所需之人都能得到有效满足（既有足够的普通工人，也有科技创新所需之才），故GDP高速增长，形成中国经济奇迹。然而，随着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和人口寿命的不断延长，人口年龄结构快速向老年型转变，传统的人口红利效应大大弱化。于是，社会各界开始关注蕴含在新型人口年龄结构中的潜力，关照当下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女性的劳动潜力，开发老年人口红利和激发性别红利的研究日益增多。

老年人口红利是指老龄人口社会参与产生的价值贡献，其核心是长者的生产属性，通过对其人力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老龄人力资源、资本存量增长的情势下，（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其生产、纳税、消费和投资等能力的提升，由此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次人口红利也聚焦于长者，但偏重其消费属性，认为尽管在老龄化进程中，生产性投资相应减弱，但长者绝对数量的增加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提高包括照护服务等在内的消费水平；若消费的增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替补因投资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副作用，则会激发老龄化社会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性别红利即性别平等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不同，它强调的不是人口的年龄结构，而是性别结构，是高质量的性别平等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福祉改善，强调两性潜能的共同发挥。Pagés和Piras将性别红利界定为增加妇女就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和贫困消除，意味着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可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人口或性别视角，界定性别红利。尽管出发点有别，但理解大同小异，即性别平等是性别红利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性别红利是性别平等释放出来的福利。在微观层面，性别平等可对提高生育水平、子女教育投入、家庭生计策略、消除代际贫困传递、改善家庭成员健康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在宏观层面，性别平等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性别红利不仅意指女性的生产性贡献，且对女性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的更充分利用也有助于对男性劳动力形成带动效应，形成规模更大、活力更强、更有利于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发展的人力资源库，进而更全面和更充分地增进百姓的经济和社会福祉。

（三）性别—年龄（平等）红利

由上可知，迄今，学界分别从单一要素出发，讨论各类红利的意涵与激发路径；其中，人口红利主要关注青壮年人口，依赖劳动年龄人口的巨大总量，可被视为“人手效应”；同理，其他各类红利效应也多聚焦于教育、健康、制度、年龄、性别等各自属性或结构特征。性别—年龄红利则不然：它是由年龄（中老年）和性别（主要是女性）这两个人口属性交叠形成，具有性别—年龄复合属性。

性别—年龄红利或性别—年龄平等红利是指通过消除生命历程中性别不公的文化规制与结构制约、消除公私领域对中老年女性的年龄歧视，鼓励并支持她们更加充分地参与社会劳动，释放她们的生产性潜能后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贡献。性别—年龄红利有两个核心要素，即性别的平等、年龄的平等；其基础为中老年女性劳动力资源的充分释放，而这又以性别平等、年龄友好以及年龄歧视的消除为前提。

性别—年龄红利无疑与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利、性别红利等存在内在关联性：它是人口红利的进一步延伸，也是老年人口红利与性别红利的叠加与整合。性别平等有助于激发性别红利，而消除年龄歧视有助于激发长者的生产和消费潜能，进而带来老年人口红利或第二次人口红利。不过，与前述各类红利不同的是，性别—年龄红利是一个复合概念，该概念将中老年女性群体推到前台，要求重新审视因年龄与性别交叠而引致的最弱势群体的贡献潜能。因此，尽管该概念与性别红利、老年人口红利密不可分，但又与它们不能等同，它不是针对低龄人群，而是突出过去被忽视的中老年女性；它不仅仅强调性别平等或年龄平等，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综合检视，关注当性别与年龄在中老年女性身上交叠时可能蕴含的积极意义。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老年女性人力资源，包括作为劳动力及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都是宝贵的生产性要素，而现行制度和文化观念都在持续弱化她们的社会价值，也使得她们更早地退出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注重并发掘她们既有的人力资源，可丰富和充盈日渐缩小的劳动力资源库。与人口年龄结构深受出生率的影响而波动性较强所不同，性别结构相对稳定。尽管预期寿命的延长不意味着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长，但女性的健康预期寿命超过男性，全国如是、地方亦然。鉴于50岁以上女性人口较低的劳动市场参与率，无论是从性别—年龄结构来看，还是从劳动力要素投入来看，推动中老年女性的社会参与，不仅是激发性别—年龄红利的重要路径，而且将成为新征程尤其是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三、中老年女性生产性潜能的提升与其人力资源的闲置

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讨论性别—年龄红利，必须秉持当期与未来双重眼光、挑战与机遇双重视角，既要理解当下快速的老龄化进程规律，也要看到新时代老龄人口资本禀赋的改善和贡献潜力的提升，关注与中老年群体内在变化不相适应的外部劳动参与的制约，解决两者错位的制度和结构性问题。

（一）资本禀赋的改善及生产性潜能的提升

当下及未来二三十年内中老年女性资本禀赋的持续改善，必然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首先来看人力资本。在社会转型期，受益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人口的教育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86年开始推行的义务教育，极大地改善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国人的受教育程度；1997年高等教育的扩张，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而女性是其中更大的受益者。普查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女性，受教育水平明显不及男性，但在此后的出生队列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2019年，全国女性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占比升至50.6%，且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女性的占比分别增至51.7%和58.7%。这些数据表明，教育的性别结构不断调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来越高，更多低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

从生命历程视角和前瞻眼光看，因从2006年开始，女性专科、硕士、本科毕业生的比例先后依次超过男性，故当下低龄女性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已开始追赶男性。2015年，30～39岁年龄组两性之间的教育差距几乎消失；而30～39岁年龄组女性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依旧低于男性，是因最近的数据点是2015年，受过高等教育之女性尚未或部分未达到该年龄组的年龄；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呈现的结果或将有所不同。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虽然在短期内会降低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但从长远来看，女性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更加普及，会逐渐传递到中老年时期；当下30岁以上人口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渐次步入老年期，其巨大且宝贵的人力资本可有效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效能，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之人的劳动参与水平和劳动技能也会较高。同时，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新动能、新势能和新业态，或许会带给她们更多和更好的市场参与机会，由此进一步重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关系、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别平等；中老年女性也将成为激发、释放、充分发挥性别红利，助力未来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指征，而寿命延长本身就是健康的重要指标。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中国人口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水平随之改善且改善更快，从而使得她们的预期寿命和实际寿命均长于男性。201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表明，女性的期望寿命在2015年即已达79.4岁。

尽管延长的寿命并非完全健康，但她们依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健康地活得更久。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资料显示，60岁以上女性人口需要照顾的比例不到10%，且70岁以下之人多是活力人口，75岁以下者的日常生活也多能自理，并且可能还在照顾他人。女性较高的健康水平，使之可更长时间和更高质量地参与社会劳动；即便是中老年女性，其健康水平亦可满足新时代多数工作的要求。各地层出不穷的“暴走团”“广场舞”事件、公共活动场所内日益激化的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矛盾，折射出的正是中老年女性群体依旧旺盛的精力与较为健康的身体，其所蕴含的生产效能亟待开发。

其次，社会资本通常是指个体在群体和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关系；个体的职业地位或声望既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也是形成新的资本网络的重要路径。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业女性的职业地位也得到相应改善。就1982—2015年男性和女性作为党政机关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占比而言，性别差距也在缩小。比如，1982年，在全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男性占到90%，女性仅占10%；在专业技术人员中，男女比例分别为62%和38%；同样，超过3/4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也是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特征变化甚大：2015年，女性干部比例达1/4，虽仍明显低于男性，却已有显著改善；两性之间专业技术人员的占比差距几乎消失，女性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比例也明显上升，传递出了女性职业地位不断提升的积极信息。

声望较高职业（即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中性别差距的缩小、女性职业地位的改善与其人力资本的提升密切相关。拥有一定教育资本的女性更易获得高声望的职位；而较高的职业地位既是社会资本的表征，也有助于扩大社会网络、积累经济资本、收获政治资本，最终推动她们更好地参与市场劳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尤其是优质资本的积累，为中老年女性当下和未来更好增进劳动技能和参与社会奠定了基础，由此或可改变整体社会视之为负累的刻板印象，也为性别—年龄红利的激发提供了前提。

（二）劳动力资源的闲置与无酬劳动的被忽视

然而，与“积极”应对的倡导和中老年女性人力资本大大改善相悖的是，50岁以上女性的就业率持续降低，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被闲置。宏观数据显示，50岁后，两性的就业率都持续下降。但是，无论哪个时点、哪个年龄组，女性就业率（包括务农）的降幅都超过男性。2000年，50岁女性的就业比例为70%，2015年降低了约8个百分点；2015年，55岁女性人口的就业比例不到该年龄人口的50%，60岁人口的就业比例低于40%，表明55岁后，多数女性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包括从事农业生产人口。

Giles等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城乡、户籍和年龄的退休率，也得出类似结论：45岁后，女性就业率骤降；到50～54岁和55～59岁时，无论城乡，性别差异更为突出；其中，城镇女性退休率超过男性30个百分点。其他研究也表明，201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从49岁的75.4%降到50岁的65.8%，男性劳动参与率从59岁的74.8%降到60岁的62.9%；其中，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从49岁的59.4%急速降到50岁的39.0%，男性劳动参与率从59岁的47.6%急速降到60岁的24.6%。可见，无论是宏观汇总资料还是个案调查数据，分析结果都有一个明确指向，即中老年人口的就业率都随时代和年龄的推移而降低，且其中女性更多且更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这与同期不断延长且女性占优的健康预期寿命以及持续改善的教育禀赋明显不相适应。在个人生命历程中，代表女性社会贡献时期的工作期受到过度压缩，而退休期一再延长，必然带来生产性资源的浪费与社会负担的增加。

当然，传统的中国文化更倾向于长者尤其是女性从事家庭事务。考虑到我国悠久的隔代照料传统与现实的隔代照料需求，即便不直接参与社会劳动，中老年女性回归家庭后，对社会的贡献并未完全停止；相反，她们依旧以一种不同的、无酬劳动的形式继续贡献社会。低龄时，她们通过劳动力市场一肩担着社会责任、直接贡献经济发展，另一肩担起家庭责任，间接贡献社会；一旦正式退出劳动力市场，除公共志愿活动外，她们更是维持家庭日常运营、育幼、养老、同辈照料的主力。2010年，在40～59岁人群中，女性提供照料的比例始终超过男性，不足1/3的男性参与家庭照料，而女性的比例几乎达到一半。特别是在生育政策宽松而社会化婴幼儿照护服务严重缺失的情境下，她们成为孙辈照料的重要主体。2013年，42%的55～59岁女性提供孙子女照料；2014年，1/4的60岁及以上人口给更年长的父母提供照料。尽管不同研究得出的具体数字差异甚大，但明显的共性是，中老年女性是低幼儿童和年长父母的重要照护者。

中老年女性的家庭照料，尤其是对孙辈的隔代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子代的育儿焦虑与社会劳动参与的后顾之忧，缓解了他们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张力，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她们的家庭服务将更多子代从繁重的家庭责任及对人力资本要求不高的照护岗位上置换出来，使他们可以从事更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这无疑是对社会的间接贡献。然而，她们的家庭劳动既未得到社会的承认，亦未得到政府的支持。一方面，2018年，女性无酬劳动参与率与参与时间较男性分别高出28.9个百分点、2小时16分钟，表明其家内劳动价值被忽视的根本境遇并未改变。无酬劳动负担也致使妇女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最先失去工作和最后得到工作的群体，尤其加重中老年女性的边缘化程度。另一方面，2008年第18届国际劳工统计员会议上取得的“为了充分反映劳动世界的全貌，建议国民账户体系承认，所有的有酬和无酬劳动及其之间的关系需要得到认可、量化和理解”的重要认知突破未能在国内实现政策落实。《“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也未把消除性别不平等、承认无酬劳动价值纳入其中。

该现象除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规制及“男强女弱”的性别文化影响外，也与男女有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息息相关，是文化、制度和媒体渲染等诸多要素共同建构的结果。

（三）中老年女性“失用”的社会建构

中老年女性兼具年龄和性别双重属性。衰弱、迟钝、固执保守、爱管闲事、唠叨等是其固有标签，而积极特征如独立、效能、睿智等与她们无缘。研究发现，超过50%与中老年女性相关的研究都与疾病、养生、保健等相关，“整体而言，大部分的研究都把中年女性刻画成一个弱者，甚至病者。这里并不否认中年女性遇到的困难以及面对的挣扎，上述不同类型的话语把中年女性群体边缘化，丑化和弱化”。中老年女性的“衰弱”标签是社会性别文化与年龄观共同形塑的结果，女性以弱示人、男性以强示人成为基本的文化与行为规范。男性在外打拼，需要“强”；女性操持家业，需要“柔”。及至中老年期，身体机能的日渐退行，更加强化并推动女性自身进一步内化早年形成的“弱”的观念，且将“柔弱”的社会认知化为“衰弱”与“衰老”的刻板印象。

性别文化的这一特点得到社会政策的强化与固化，退休年龄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女工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干部55周岁，而男性不分干部和工人身份，退休年龄均为60周岁；特殊工种或身体健康不佳者，女性满45岁、男性满50或55岁即可退休。中国人的退休年龄远低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且女性比男性早5～10年退休。而且，一些企业为减轻负担，鼓励女性提前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的退休年龄或因职称而异，但因女性职称通常低于男性，故也多早于男性退休。而且随着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逐年调升，一些产能过剩、长期亏损的企业甚至出现当期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高于在岗人员工资水平的情况，倒逼中老年女性劳动者主动离开工作岗位，退出社会劳动或以低效能、非正规的方式参与社会。

性别分置的退休年龄制度的设立，最初虽有照顾妇女的意涵，但却延续和强化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分工规制以及中老年女性“体弱多病”的形象。女性早于男性5～10年退休，且干部用人制度规定，在退休前几年不再提拔，故在50岁前后，女性的职业发展很难再有突破，从而使得她们更早地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从工作岗位中撤退。可见，这一看似“好意”的政策，实则构成对中年妇女工作权利的制约，形成职场发展的“玻璃天花板”效应：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女性居于高层管理岗位的比例很低，故其收入也普遍低于男性，对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的经济依赖性更强。此外，社会话语也多赞扬退休中老年女性对家庭的无私奉献与付出，将她们对家庭责任的履行与道德相捆绑，迫使她们“自愿”地更早回归家庭（尽管回归家庭并不意味着停止对社会的贡献）。

即便在倡导积极老龄化的背景下，受制于传统的“孝”与“尊老”文化，对待包括女性在内的老年人的政策底色和社会基调都以“养”为主，多将中老年女性群体作为被扶助和照顾的对象，视之为怜悯与同情的受体与客体。现有政策措施虽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要之举，彰显了积极老龄化三支柱框架中“健康、保障”的意涵，但对“养”的过分强调，冲淡了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参与”的主体性，忽视了她们的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维持着社会对她们的刻板印象。

此外，各类媒体也在有意或无意地建构并强化中老年女性的“衰弱”标签，其健康养生、休闲娱乐等栏目，线上、线下的目标人群多为中老年女性。这类节目在向社会传递中老年女性“失用”的消极刻板印象、强化人们对该群体的负面态度和行为之时，基于年龄和性别的双重刻板印象的交叠互动，也滋长了中老年女性对自身衰老的消极和焦虑情绪，增强了她们对身心活力下降的感知以及对日渐衰老的恐惧，从个体内部瓦解她们积极“参与”的信心。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年龄结构已然倒置、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历史进程中，中老年妇女生产性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与其资本禀赋大大改善、工作技能和劳动效能的相应提升大相径庭。这也表明，资本禀赋的积累和潜在劳动技能的提升，不能直接带来性别-年龄红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以更积极、更客观的视角看待中老年女性群体，改变对她们的刻板印象，通过各种制度改革，激发性别—年龄红利，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

四、重新认识并充分肯定中老年女性价值，激发性别—年龄红利

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尤其是女性寿命长于男性的前提下，女性干部和工人在退休后平均大约还有25～30年的成活时间，多数人在这一时期依旧是活力人口；综合考虑各类资本禀赋并持以前瞻眼光，中老年女性的社会价值更为凸显。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女性，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人力资本更高、社会资本较丰、经济资本较厚，且人力资本的转化率和获取新资本的能力也得以增强。在新业态逐渐成熟的新时代，资本禀赋的改善，正在消解体力—非体力、“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分模式。因此，社会各界必须正视中老年女性人口的生产性价值，尊重她们继续贡献社会的意愿，消除视女性人力资源为蓄水池、无视其人力资本的做派，逐渐改变基于性别和年龄而形成的双重刻板印象与认知偏见，不因性别—年龄剥夺她们的主体地位，也不以“养”或“孝”之名削弱她们的社会参与机会。

（一）消除老年歧视，真正营造人人共建共享的社会环境

年龄歧视包括对老龄人口和对年轻人口的歧视。本文关注视老龄人口为生理和社会行为的弱者，并因此而歧视他们的言论与行为；它源于歧视者对长者的刻板印象。

对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人口的歧视，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资料显示，近65%的就业者称自己曾经历过年龄歧视；其中58%的人认为，一旦年满50岁，就会遭遇形形色色的歧视。美国均等机会委员会的报告也透露，在就业者提出的各类控诉中，约1/4的案例与年龄歧视相关。观念改变是缓慢的，而加强禁止年龄歧视的立法可加速推进这一进程。为此，美国在1967年就通过了禁止招聘年龄歧视的立法。俄罗斯的居民就业法明文禁止雇主在招聘启事中列出年龄限制，英国甚至禁止有年龄暗示的字眼，德国在2010年颁布了实施禁止年龄歧视法，鼓励老年人“半负荷就业”。目前，中国尚无消除年龄歧视的立法，且如前所述，退休年龄早、性别差距大的制度设计与现实情况极大地限制了女性在中老年期的社会共建，也制约着她们在晚年期平等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激发性别—年龄红利，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体自身都必须消除有意或无意的年龄与性别歧视，改变对中老年女性的刻板印象，揭掉附着在她们身上的“弱者”标签。公共政策、新老媒体都必须与时俱进，既不因政治目的而弱化她们的能力，也不因经济目的而丑化她们的形象。企业经营者需致力破除针对中老年女性劳动力的消极印象，通过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量体裁衣，延长其工作寿命，并据此发展出具有企业特色的年龄友好型人力资源实践，以求在中老年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还需指出的是，虽然中老年女性比同龄男性遭遇更多的年龄歧视，但老龄歧视不仅是针对女性的，年长男性也会遇到类似问题，故消除年龄歧视应同时着眼于男性群体。只有如联合国和WHO所强调的那样，创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世界，赋权所有长者（包括中年女性），才是真正的积极老龄化。

（二）推动两性共同发展，奠定性别—年龄红利的性别平等基础

性别—年龄红利的另一基础是性别平等。如前所言，女性的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都与男性存在差距，由此带来她们更大的依附性。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非主体性并非完全由生理因素所决定，而是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长期规制与持续形塑的结果。传统的性别文化将两性的社会和家庭分工区隔视为天经地义，故劳动力市场上职业的性别隔离与工资差异、无酬劳动及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等，也都是自然而然之事。当前，社会性别理论框架已成为国际社会通过性别平等促进公共政策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WHO向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交的《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也将“社会性别”与“文化”作为贯穿所有领域的影响因素。

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性别—年龄红利，就是要在承认并关照两性生理差别时，打破女性歧视文化制度的合理性，突破两性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突出中老年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推动两性平等、共同发展，使之与年龄歧视的消解一道构成激发性别—年龄红利的双着力点。比如，推动将“性别平等”纳入国家治理范畴，推进法律制度的层层深入，实现对中老年女性劳动权益保障的“有法可依”；特别要注重保障、提升中年女性的政治参与水平。又如，借助政策约束与企业规章，营造性别平等氛围，助力中老年女性留在职场或重返市场。再如，加深对性别平等的认识，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对两性人口发展都会带来制约，在阻碍女性潜能发挥的同时，加大对男性的压力；而更为平等的新型文化制度、两性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共担，则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各自的潜能。

简言之，性别—年龄红利取决于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的消减，它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福祉的改善，是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指征。推进性别和年龄平等，不仅有助于挖掘中老年女性的劳动潜能，提升她们的就业质量，激发性别—年龄红利，而且也会带动中老年男性劳动力潜能的进一步发挥。

（三）关注全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以积极眼光看待当下和未来中老年女性

激发性别—年龄红利，必须秉持历史与未来的双重视角，关注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历程。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通过年龄分化而体现的生活轨迹，是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该视角强调一定时空的生活、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相互关联的生活和生活的时间性。

老年期是整个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早年累积的一切均在此时交汇聚合；基于此而形成的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已成为中老年妇女研究的重要理论分析框架。过往研究主要着眼于老年女性的累积劣势，故多基于当下、回溯历史，试图阐释背后之因。的确，女性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虽主要体现在中老龄阶段，但其动因却贯穿于生命的全过程，与早年的性别不平等有关。因她们寿命更长、但早年在职场上更易遭遇不平等待遇，及至晚年，其经济独立性更差、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性更强，故老龄问题更多的是老年女性问题。因此，推进性别平等尤其是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必须落实在整个生命历程之中。

历史视角主要回溯过去，而未来视角则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在兼顾已然走过的生命历程的基础上，着眼于未来即将步入的新阶段及其新属性，以更积极和前瞻的眼光，考察当下和未来二三十年新征程上中老年女性在资本禀赋、劳动就业特征等方面的转变，及其可能给积极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机会。未来视角兼具全程眼光和全局视野，既强调全生命周期平等的性别投资，关注两性在劳动年龄期职场的平等发展、老年期人口的公平对待，也强调以积极的态度，变革制度、创造条件，挖掘发挥当下和未来中老年女性直接和间接的生产性潜能。未来将依次步入中老龄阶段的女性，资本禀赋大大提升，为她们更好地参与社会提供了可能。只要有正确的认识、合理的政策，从理念、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为她们赋权，重塑老龄化时代的新型性别—年龄观，这种可能便可化为可行。

（四）加强更积极的制度建设，以社会服务撬动中老年女性的生产性潜力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达成中国老龄事业“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发展目标，必须在强调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加大对老年福利、为老服务及其设施的投入之时，充分调动包括中老年女性在内的人口资源。

释放中老年女性的劳动潜能，必然绕不过两性有别的退休年龄制度。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其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全程性、全局性、深刻性和广远性的影响。在生育率长期低位、青壮年劳动力资源总量缩减、老龄化程度越发加深的情况下，充分认识并尊重中老年女性的主体价值、变革退休年龄（如推行两性平等的退休年龄，并在十四五时期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利用好中老年女性劳动力，是激发性别—年龄红利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机制。在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的前提下，即便男女生理有别，但女性仍有足够体力和精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

当前，社会上一种普遍的声音或担忧是，推行两性平等或推延女性的退休年龄，将使得中老年女性难以继续履行隔代照料等家庭责任，由此可能影响二孩生育。这种担忧本身，透视出的就是对女性的一种道德绑架，把本应由政府、社会和家庭成员共担之责强加到中老年女性身上。在实践中，隔代照料也可部分地由社会化服务所替代，从而将中老年女性从家庭责任的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十四五时期，中国“一老一小”服务都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这无疑将有助于消解中老年女性社会价值发挥的羁绊。设计家庭、社区、社会和企业、国家共担的赡养、育幼分担机制，减轻家庭养老和育儿负担，不仅有助于提振生育率长期低迷之颓势，缓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压力，而且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拉动“一老一小”照护服务的消费需求，相应释放出大量可投入社会生产的中老年女性劳动力，由此更好地激发性别—年龄平等红利。

（五）创造多种类型的就业岗位，加大力度转化中老年女性的生产性效能

从中老年女性的资源禀赋到生产性效能，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到产出经济社会效益，除事关劳动力供给外，也取决于适合中老年女性职业能力的岗位需求。她们“找不到活儿”的声音与“无活可干”的现实困境，透视出的是岗位供给侧的问题。“保障”是积极老龄化的落脚点，更是积极“参与”的重要基础。跳脱“以养为主”的生活性保障，提供符合中老年女性职业能力的岗位，与提高中老年人的生产效能相结合，则“保障”还可贡献于生产性领域。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岗位供给可持续的基础。新经济也正在成为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发动机”。在当下和未来二三十年中，与中老年女性资本禀赋契合的就业岗位的提供有赖于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状况。一方面，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发挥政策力量，注重培育并合理布局适合中老年女性职业能力的产业。国家统计局颁布实施的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中，将养老产业划分为包含“养老照护服务、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等”在内的12大类、51中类、79小类，便是增加新岗位供给的一个重要机遇。另一方面，必须加强行业内部的劳动与社会保障，注重发挥她们在特定岗位上的比较优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然会为照护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而受过往职场性别区隔的影响，中老年女性将会继续主导这类工作。这就要求政府和行业内部推行更为积极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将这一庞大的就业群体纳入正规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体制之中，破除其参与继续暴露于无人支持与扶持的社会风险之中的困境，改变其就业环境差、薪酬福利低，社会保障缺、就业积极性弱等困局。

当下也应尽快承认并量化以女性为主的无酬劳动，科学估算在市场化和人口老龄化时代中老年女性无酬劳动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使其家庭职业功能获得制度认同和可视化。2008年，无酬劳动的价值相当于中国GDP的25%～32%、最终消费支出的52%～66%、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63%～80%；若将市场和家庭部门的生产都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中，则当年的经济总量应是其GDP的1.25倍或1.32倍；若将无酬劳动与有酬劳动相比，无酬劳动总值相当于当年全年工资总额的2.3～2.9倍。就无酬照料劳动而言，其总价值也相当于GDP的5%～6.4%，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同样巨大。承认无酬劳动，为其践行者提供经济和健康服务支持，不仅是对中老年女性劳动价值的肯定，有利于她们更好地发挥家庭价值、贡献社会，也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生产性保障。

五、结语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期。《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约占总人口的1/3，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且远远超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6.4％）以及世界平均水平（21.4％）。即便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未来30年中国的生育率有所增长（但这依旧是个巨大的变量），老龄人口占比或有所降低，但绝对数量只会增加，老年人口爆炸的趋势不会发生本质变化；只有到21世纪中叶后，老龄人口总量才会随第一次出生高峰之人的逐渐离去而减少。不可否认，在未来二三十年，人口老龄化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但是，若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可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即老年人口红利；若同时关照全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改变对中老年女性的负面认知，充分认识她们的生产性潜能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价值，突出其主体性与生产性，尽快消除媒体、公共政策、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对中老年女性有意或无意的偏见与歧视，以公平之态保障她们的经济利益与照护福祉，为她们提供全面参与社会的政策支持与友好环境，则会形成性别—年龄平等红利。

激活并积极利用中老年女性既有的人力资源，全面推进她们的社会劳动参与，需要个体、家庭、国家、社会的共同努力，真正突出其中的“积极”意涵：积极谋划、积极准备、积极行动。在政策层面，必须扭转以“养”为主的思路，尊重、支持和鼓励中老年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意愿，并将积极“保障”由生活领域延伸至生产领域；在社会层面，必须积极营造“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氛围，形成有利于中老年女性平等就业的市场环境和产业布局，使该群体的社会效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在个体层面，中老年女性必须努力剥离已然内卷的、兼具传统和时代特色的性别刻板印象，提升社会参与的主体意识，而这也是对“积极应对”意涵的生动诠释。

当然，也必须注意到，中老年女性并非同质群体，仅就人力资本（健康水平、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意愿等参数而言，就可能形成多重组合，其间既有资本禀赋较高且有参与意愿之群体，也有健康较好但教育程度较低、且不愿继续工作之人，还有人力资本较高却无工作意愿之人，等等。这种异质性要求，必须在大的制度框架下，通过制定更加细化和富有弹性的政策，因人群而异，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体、家庭福祉，更有效地激发中老年女性人力资源的活力。

激发中老年女性人力资源潜力，除其自身直接和间接的价值外，还能形成更大且正向的经济社会效应（如带动中老年男性人力资源的更充分利用、将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从一些服务性行业中置换出来，从事更适合其资本禀赋特征的职业）。由此形成的性别—年龄红利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日渐消失的人口红利，而这既能更好地保障中老年女性的晚年生活，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新思路与新途径。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