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少数民族医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视角

赖立里 

《思想战线》2020年第2期

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国范围推广的中草药运动，与当下方兴未艾的西南各地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项目关系密切。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怒江地区少数民族医药的田野实际展现出，少数民族医药的形成，不仅与国家主导的大型传统医药运动相关，更与基层医生坚持因人因地制宜、从而形成富于地方用药特色的医疗实践及经验密切相关。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的本体论视角，少数民族医药的形成，是一个聚集了物与实践、富含历史性与地方性的生成性过程。

关键词：历史本体论；物；中草药运动；少数民族医药

一、历史本体论：少数民族医药的形成

本文意图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讨论少数民族医药的形成，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普及中草药运动，对今日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的深刻影响。诚然，当时普及中草药运动的目的，并非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医药，而是由于西医西药匮乏、尤其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在全国所有地区，包括边远民族地区开展充分利用本地中草药资源来普及农村基层医疗的活动。但今天看来，这项运动尤其倚重对本乡本土医疗人员进行医药诊疗基本实践的培养，以及对本地传统医药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样的历史背景，为如今在西南民族地区持续进行的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项目笔者曾专门撰文介绍过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的项目也是在认识到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少数民族医药形成的关系之下，笔者提出，从历史本体论的视角来进一步思考，人、事、物的多方汇集而生发出少数民族医药这一新生事物的过程。

历史本体论是受到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一篇同名文章的启发，同时沿用了哈金对本体论的一个相对宽泛理解，即探讨一切类型的事物如何成为当下的存在（come into being）。哈金这样论述：“历史本体论可以提醒我们，一切事物都是历史形成的，包括物、分类、思想、人类、人、体制，这些都可以置于本体论的笼统框架之下。”可以看到，哈金以唯物主义的视角，将物、思想，人、人类，分类、体制，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并置在了一起。而今天正在进行的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项目，以促成“少数民族医药”这一事物为目的，正是包括所有关涉少数民族医药的物、分类、思想、人/身体、体制等等。

回顾发展少数民族医药项目的历程，大多将198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以下简称“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印发的《关于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的意见》作为开端。因为这份文件明确提出了，“民族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的1984年，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上，正式将民族医药发掘整理工作上升到中央主导的层面。自此民族医药发展的工作逐步铺开。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至今已经整理出传统医药资料的有30多个民族，其中历史上有文字、文献记录的民族医药，如藏、蒙古、维吾尔、傣、朝鲜、彝等民族医学在发掘整理中进展迅速，先后建立了藏医、蒙古医、维吾尔医的高等教育，壮医也从2002年起开始招收本科专业学生。瑶族、土家族医药等也在筹备本科教育。藏、蒙古、维吾尔、傣、朝、壮等民族医药目前可以授予执业医师资格，纳入全国医学执业医师范畴。各省、自治区或民族自治州都建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或设在中医药研究单位之内），开展社会调查、文献整理、临床观察和药物研究等工作。

可以说，少数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是“成为少数民族医药”的必经之路。具体来看，尽管目前呈现的民族医药，从内容到实质都与中医不同，但收集民族医药信息的过程，却与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倡导下对中医的“发掘整理、总结提高”非常相似。主要在这样几个大类之下进行：理论基础、诊断方法、疾病分类、处方、用药，而且基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统一指导下，以同样的方法整理各民族医药的知识与实践。如果将当年深入到各民族地区、全国范围的中草药运动与今天的发展少数民族医药项目并置在一起考察，可以看到，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发现的民族草药，被按照中医本草标准进行分类后，成为了国家中医药典的组成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地方民族民间医疗以及用药实践，被整合到了全国性的“中草药运动”中。也即，借着“中草药运动”之名，各地的民族医药都被收集整理。同时，随之而生的地方中草药手册（基本各省甚至地区都有自己的“中草药手册”），则成为当地民族医生几乎人手一册的重要工具书。很难贸然断言，当时的“地方中草药”没有民族医药的元素，而“地方中草药”是民族地区基层医生当初所接受的较为系统的医药培训之重要组成部分。

再看今天的发展少数民族医药项目。其倚重的是本民族医生及其医疗实践和以此为基础开展的社会调查、文献整理、临床观察和药物研究等工作。如何发掘整理本民族医疗特色，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本民族医药，成为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工作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尤其像傈僳族这样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及其书写历史的少数民族，与已然成形的藏、蒙古、维吾尔、傣等早已确立正式地位的四大民族医药有所不同，因为它并没有四大民族医药本身具备的文字书写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发掘整理，是在医者、地方医疗管理者、文化历史学者、乃至民族学人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成形的，主要依靠的是已在本民族地区从事中医中药实践工作多年的老民族医生。这样的发掘整理，将不曾划分为“少数民族医药”的地方中医药、民族民间医疗乃至文化实践，整合为系统的少数民族医疗知识，以供将来在学校讲授、在临床运用，强调的是形成的过程。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医药与中医药相互交错、互为生长的背景下，既可以看到其中蕴涵的民族医药与中华医药的一体性关系，更凸显出“少数民族医药”这一新生事物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存有。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历史本体论可以较为准确地揭示少数民族医药的客观存在及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如哈金所述：“我们之所以是此时此地的我们，正是因为形构我们的物质基础本身所具备的独特历史性组成。”形构少数民族医药的物质基础，也本身具备独特的历史性组成。而“独特的历史性”不仅有时间意义，同时涵有对空间或“地方”的强调，即哈金所说“特殊的、本地的、历史的方式”。此处专门提出的“特殊、本地、历史方式”，可以理解为哈金对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异之生产过程——如少数民族医药与中医药逐渐形成的差异——的强调。而对于“本地”或者说地方性的关切，正契合笔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医药的田野调查中，对于“民族的”与“地方的”二者之间相互夹缠、互为生成关系的深刻感受。

从本体论层面来说，“少数民族医药”作为新生事物，接近于海德格尔强调的“聚集”（gathering）以成“物”之本体论意涵。很长时间以来，物被当做静止、客观、被动的存在，只能作为认识/表征的对象，物自身（Thing-in-itself）是独立于文化、意识之外的。而“发掘整理”的说法，也容易让人误解为“少数民族医药”好似一个宝物，一直静静待在某个民族的文化土壤深层，等待着被研究者挖掘出来。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散文《物》中这样质疑：一直以来，我们将物作为一个完成物、被当做对象来认识，而“物之为物依然是虚无的……不仅物不再被允许成为物，而且物根本上还决不能作为物向思想显现出来”，“物之物性始终被遮蔽、被遗忘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少数民族医药”作为一个完成物来对待，就容易忽视其之所以成为“少数民族医药”这样一个事物之“物性”。

如何理解物之为物？海德格尔提出，“物”这个名称，应是以“聚集—居有”为“物之本质”来思考，也即“物”通过“物化thinging”或者说“物化聚集thinging-gathering”成其本质。这里对“物化”“聚集”的强调，意在提醒“物性”并非固定，而是动态、持续的过程，“聚集”尤其说明物的形成不会是个体的、孤立的（与康德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相对）。海德格尔以壶为例，指出壶的物性不仅仅在于它的制作过程、制作材料、其容纳作用，更在于异质多样、广布各处的不同元素（天地人神）的聚集，以及暂时的成形（自身可站立的壶）和保持（具备容纳和倾倒的功能）。这样的一个过程，与民族医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聚集各方力量而成形、以致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近似的。其中各方力量的运作，包括（药用）动植物、组织行政（相关地方部门）、文本（课本、病案）、道路、田野、微风、阳光、雨水、政策法规、实验室研究、各种人群（医者、患者、家人、研究者），所有这些异质多样的事物，以各自的方式往复交织、聚合分散，亦都经历着不断成形、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样的物与实践的地方汇聚，深植于具有地理特殊性的地域与身体，是一个需要从海德格尔式本体论意义上把握的过程。而且并不抽象，能够在少数民族医生上山采药的具体实践中得以体现。

二、上山采药：身体与实践的地方性

上山采药，是我们在西南地区进行少数民族医药调研时最常听到的词汇。这一词汇出现在包括那些因为年事已高，身体条件不再允许，或者临诊病人过多而抽不出时间，以及由于环境改变，不再容易采集药材等各种情况而不再去采药的医生口中。几乎每一位医者都会提到自己曾经、正在、将要采药的记忆、经历和期许。当然，上山采药不一定真的要上山，田间地头就可以找到很多浑然天成的药材。也有乡村医生在房前屋后、林间空地自己种上一些常用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医者对于上山采药的一致认同，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于离开人群聚居地、进入大自然、了解其他物种的栖居习惯，以将人类的需求和欲望与山中各种“野物”的可供性（affordance），如药性和药味，联系在一起的探索与热爱。大部分医家对于他们所能采到的东西是非常认真的，因为它们既是治病救人的材料，也是他们作为医者的权威及疗效的来源。他们每年都有几次长途跋涉进山采药的活动，每次进山基本都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秋季是一定要去的）。除了一些常用的药材，采药人各自掌握着一些只有自己才知晓的“秘径”，从那里可以采到珍稀的药材。那些药材有其特殊的季节、气候以及地势条件的要求，这是在多年进山、与大山熟悉起来交了朋友之后才探得的。这也是每当谈起上山采药，总会激起作为我们访谈对象的医者的兴趣，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们难忘的经历，难以抑止地透出他们对上山采药深厚情感的原因。他们懂得大自然的赠予与回馈，从来不会一次性把药材采光，一定保证来年再来还有同样茂盛的老朋友在等待着他们。

采药一定要认药，而认药不是仅凭看就可以分辨的，尝药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草医必须以自己的身体参与这个采集的过程。有经验的草医通过口尝，来判断某一植物是否就是那个来自过去的用药经验或书本介绍的药用植物。而随身携带的解药，则是帮助他们避免中毒的必备品，一般来说，是具有催吐功能的草药。医者在介绍自己的采药经历时，都会强调尝药的必要性。我们不妨在脑中勾勒一下这样的画面：采药人俯下身去，在土地与植被的包围中捻摸、嗅闻、口尝草药，身体及其生理活动与周围生物及其环境生态汇聚，通过密切关注身体与药植的反应，得以了解其药性及强度。采药人通过自己的身���，将过去不曾知晓的野生药用植物纳入其用药的资源库中。如此一个认识草药的行动，明显不同于先习得知识再来指导实践的过程。这不仅是一个由身体直接参与的认知行为，也是一个共时的、物与实践在地方汇聚的过程。

上山采药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说是民族医生将药用植物“切近”到他们及其病人的身体/体验的过程。这里的“切近”，来自于海德格尔讨论“物”时使用的“切近/near”。“物”在“切近”中存在，因为“物”意味着聚集，“物化thinging之际”，物居留于天地人神之中；居留之际，物使这四方相互趋近，这一趋近即是近化nearing。“近化乃切近near的本质……切近在作为物之物化的近化中运作。”

海德格尔关于“物”的思考，也来自于他对现代性的反思。这里关于上山采药的讨论，同样受益于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性的批评（不难想到传统医药在当代中国的处境）。上山采药，显然是民族医生权威性得以树立的传统来源之一。民族民间医生们并不完全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尽管他们也买书看），他们更在乎的是上山采药这样真实、直接的接触，他们喜欢谈论如何在山里、林中、路边找见了一个不容易找到的地方草药。有好几位医生在访谈中，一边出示他们在市面上购买的地方中草药书籍，一边表示这些书都是没有经过亲身实践的“一大抄”。他们对于不经过由远及近、“切近”植物的“无距离”知识，态度是鄙视的，认为这些出版物不真实、不可靠（“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包括古代药书，“上面的四气五味也不是绝对的”。恩施的老杨医生每年九、十月份都在周边山上采药，他住的镇子上有一个废弃的药园子，里面有某位过世的老医生曾经种过的药，老杨时常去“收拾”那些药用植物，自己用。爬山、认药、挖药、采药，民族民间医生们将自己的身体切近植物：他们仔细观察草药，触摸、嗅闻、品尝草药，以判断药性、体察药效。

上山采药是临床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也是地方民族医生们的专长。他们通过自身的身体与实践，将四散在各处的草药与病人的身体联结起来，这并非单纯地采集天然药物，而是医者将各方资源汇聚在自身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上，组装(assemble)成为疗愈实践的过程。如前所述，很多草药，尤其是常用的草药，在田间地头即可找到，但医生们一致将“上山采药”作为自己医疗实践中值得骄傲的部分，他们声称，这是自己医疗权威的重要来源。同时，仅靠少数民族医生个人的医疗权威，并不足以形成“少数民族医药”，后者的形成离不开多重决定的历史进程与集体实践。下文我们将以两位傈僳族医药考察的参与者作为具体案例，讨论中草药运动这段历史与今天，如何“成为傈僳族医药”之间的关系。

三、成为医生：医疗实践的历史性与在地性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以下简称“国家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立项“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项目，其中对10个尚未开展研究的少数民族医药文献知识进行了收集整理，包括傈僳族医药。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共卫生资金项目立项“民族医药文献整理与适宜技术筛选推广”项目，对28个少数民族的150部民族医药文献进行整理，其中再次涉及傈僳医药。由于傈僳族虽有民族文字但没有历史文献，傈僳族医药的全面调查和资料收集相对困难。如专门收集整理傈僳族医药的学者所言，研究方法是以大量的口述资料为主。基于这样的背景，2014年夏天，我们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怒江大峡谷地区，以田野调研的方式考察了当地傈僳族医药的具体情况。这次调研发现，几乎我们访谈的所有医生（均在65岁以上），都对他们年少时被生产队选拔出来接受培训、成为赤脚医生的过程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开医生是其中的一位。他现在是当地非常受尊重的一位村医，住在乡下一个半山上的村子里。我们第一次见到开医生，是在一个周末，正逢县城的街天，大家都出门上街赶集，也是集中看病的好时机。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站在中国移动的一个临街门面房外，给一个号啕大哭的3岁小男孩接骨。随后我们跟着他到县城的一个出租屋里，复诊了两位租住在那里的病人，其中一位女病人在从缅甸打工回来的路上遇到山体滑坡出了车祸，造成大脚趾骨折，这次是开医生第三次给她换药。结束两位病人的出诊，开医生又在街市边接待了一位慕名找到他看病的病人家属，也是一位骨折错位的病人。作为当地闻名的接骨大夫，在我们见到他的7月，开医生当年已经给大约60位病人接过骨。接骨之后敷贴的药膏，是他自己采药、配方、调制的，按功效分为消炎止血、活血化淤、通络止痛等多种。除外伤接骨外，开医生也开方治疗腰痛、尿路感染、膀胱结石、肾结石等内科病症。

开医生今年71岁。他1958年上到小学四年级之后没有再读，在家劳动。1960年当上村里的卫生员，1965年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六库学习中草药，之后回村做赤脚医生。1967年去丽江地区卫生学校学习了3个月的草医，回来后在大队继续做赤脚医生。1968年伤寒医疗队来到乡里，他跟着一起学习了6个月的伤寒防治，了解了西医。1969年县卫生局选派他去昆明学习了1个月，当时有来自山西、福建、丽江等地的老草医办班培训，也上山采药。1974年碧江县组织山区赤脚医生在卫校学习了1年半，主要是西医知识包括解剖、生理、药理、微生物寄生虫等，1976年回到本村做村医，直到现在。

这一段个人史来自我们对开医生的家访，他家住在怒江峡谷边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在倾盆大雨中，我们几乎“冒着生命危险”才到了他家。而作为一名老村医以及本地知名的接骨专家，这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是开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的，也由此可以想见病人很难自己去到开医生在山上的家里看病。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之下，开医生通过自身的长期医疗实践，成为今天的怒江地区傈僳族医生的代表人物之一。

开医生告诉我们，早年的那些培训为他的医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他认为，接骨的方法是在各个培训班学到的知识综合，六库、昆明、丽江的学习都有收获，但他认为，自己收获最大的是1965年被选拔去参加的六库中草药培训班。他依然记得当时培训班的两位老师，尤其李盛堂老医生。开医生回忆，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一边挖药一边学习，收获很大。现在他治疗肾痛、小便困难的方子，就是从六库班的李盛堂老医生那里学的配方，有2~3种配方，视病情不同加上消炎、排水的药。方子基本固定，他治疗肾结石、膀胱结石、尿路结石也都用，只是用于小孩和大人的方子用量不一样，但基本是同一个处方。同时他有一个综合各方学习经历的实践过程：“大理、丽江的学习也结合起来，根据病人主诉的症状。”他还提到，有一个肠癌病人被自己给治好了，虽说是“自己想出来的方子”，但主要结合了以前的笔记加上“看草药书”。

我们将开医生把他常看的“草药书”拿给我们看一下。出乎意料地，他拿出来的是50多年前、1965年六库中草药班的影印教材和自己当时的傈僳文笔记本，这弥足珍贵。尤其影印教材，让我们确切知道了六库班两位老师的教学。翻看开医生当年学习的教材，非常工整的手写字体，将最基本实用的知识介绍给学员。比如关于“四气”“五味”的解释：

气是药物的性质。四气就是寒热温凉四种药性；其中寒和凉二种药性是相接近的，温和热二种药性是相接近的，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五味，味是药物的滋味，五味就是辛、甘、酸、苦、咸五种不同的滋味。

平实且简明扼要，直中要领。后面在具体的药物介绍中，统一按照这样的分类：产地、采集加工炮制、性味、功用、主治、用量进行分行标记，扼要清楚。虽然这样的形式与一般的中药教科书差别不大，但是我们从“产地”一栏看到，列出的皆为怒江本地的药品。如：白芷，产于怒江各县高山；白果，产于怒江泸水半山；苏子，产于怒江各地家种。

我们还注意到，在一些药名后面直接打了括号署上了两位老师的名字。比如：斑窝（黄佐明，李盛堂）；产地：产于怒江各地；采集加工炮制：全科入药，7~8月采后洗净晒干备用；性味：苦涩寒；功用主治：腹泻痢疾，发热；用量：1~2钱（发烧退热加生姜葱煎服）。可以推测，这些药物为黄、李两位医生在本地所发现，且没有出现在任何之前的地方药志中，所以会在药名后面直接署上发现者的名字。但是药名，包括药物的功用主治及加工炮制，不会凭空而来，应是出自两位老师在怒江本地的中草药调研（包括考察本地民族民间医疗）以及他们的亲身实践。

开医生小心保存至今的笔记本，也让我们印象深刻。笔记本的第一页写着日期：1965年10月10日。用了50年的笔记本，虽说红色的塑料封皮有些磨损，依然可以看出本子的使用得到了细心的呵护。虽然大部分笔记都是用傈僳文记录，药名却都是用汉语。可见培训班所教授的内容，尤其那些正式的书面名称，对于学员来说是相对外来的知识，但是开医生自己的理解则是“傈僳的”。从笔记上可读的汉语内容也可以知道，学习的大致流程是先认药、再组方。比如标记为1965年12月20日的笔记，即开班2个多月后，内容是关于风湿病的处方。

虽然只有3个月，显然这是一个相当系统的训练。据另一位参加过同期培训班的普老医生介绍，两位老师非常重视实地学习，白天上山采药，一边认药一边教会他们各种药的功能。晚上再将标本摆在桌上让大家一个一个地认药并说出功能作为考试。老师们带着采药的时候也很认真，有时候要跑1~2天去到很远的地方，仅仅是为了一味药。这3个月的培训，教会了年轻的学员们如何在当地找药、认药、采药，记住药味和功效，将生药加工成饮片，以及将不同药物配伍组合为治疗常见病的方剂。大家还学习了基本的技术，如临床接骨等。

由两位老医生带着学员上山采药而编写的教材，以及开医生用了50多年的深红色笔记本，让我们得以窥见一段珍贵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历史。正是那段经历，开启了开医生和他的同学们上山采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地在当地行医看病的长期实践。虽然他们接受的也许是中医中药的培训，但是包括他们的老师在内的医者，都秉承以当地药物资源和用药经验为基本的原则。在经年累月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基本原则指导下，已经很难断定他们的医疗实践一定是“中医”而非“傈僳”的：他的笔记大都以傈僳文写就，他医疗实践的对象基本都是本地傈僳族居民，他所医治的疾病与傈僳族居住地区的气候、地质、生态条件相关，他对自身从医经验的理解也是“傈僳的”。我们告别开医生的房子往山下走的那天，大致估算了一下，山上到山下的距离大概有10千米，我们要一直到山下的公路上才能搭车回到县城。开医生几乎每天都是在这样的路上奔忙着。而且他不是特例，我们在怒江地区碰到的医生，几乎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年轻时做卫生员或赤脚医生，接受过各种中医药培训而成为当地受尊敬的老医生，依然接待着远远近近的病人。这段历史深深烙在这些医生的记忆中，体现在他们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

四、体现的历史：民族地方医疗群体的形成

我们来到普医生在福贡县城的家里时，他和夫人刚刚去丽江参加完“丽江卫校十四班（中医士）同学四十年聚会”。拿回来的聚会小册子上写明了时间：1973年~1975年。从福贡县城去丽江并不方便，大概需要1天的时间。普老医生告诉我们，当时同班有40个人学习，除去世的7人、联系不上的6人以外，大家都来了。同学聚会唤起了普老医生关于当年的鲜活��忆，他给我们看了合影照片，一群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毛泽东塑像前合影，男女比例各一半的样子，个个精神矍铄。在之后的谈话中，普医生多次提到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过的培训，引起了我们对上世纪那个时间全国规模普及中草药运动的注意。

普医生因为父亲和祖父懂医，1963年在村里被选为卫生员，很快在1965年“碰上机会”，他所在的匹河乡的9个村每个村要选出一个卫生员去六库学习。于是1965年10~12月，普老医生也在六库的中草药训练班学习了3个月，学完之后，1966年就做了赤脚医生。他1968年到碧江县部队医院培训3个月，学会用子弹壳做药片，还有做中草药糖浆等制剂技术。回村后他领着下面生产队里的卫生员上山挖药并传授给他们，自己也配方做止血粉。因为表现突出，曾经有全县赤脚医生都来普老医生所在的大队学习中草药开展的成功经验。1973年县卫生局推荐他去上了丽江卫校，学了2年半，以中医士毕业。普老医生告诉我们，他在丽江卫校主要学习的是《中医学》《诊断学》《解剖学》《方剂学》等理论书，学会了寒热虚实、四诊八纲等中医理论。同时同学之间也互相交流各种中草药。

和其他同辈人一样，学成回来之后，普老医生还参加过多次培训，最远去过昆明进修1年学习葡萄糖制剂、中草药制剂（输液）等方法。他介绍说，自己也曾经在县人民医院负责过3个月的中医中药培训班，也是带学员到山上去认药，学员同样是来自基层的赤脚医生。通过这样的培训班，他带出来许多学生，今天还有人称他老师。普老医生认为，自己最擅长的医术是接骨，这也是在六库中草药班学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比如他通过自身实践后，将中医治疗骨折常用的小夹板固定法，改为用杉木做夹板。因为杉木的渗透性强，所以不需要在外敷药膏外用夹板固定，而是先上夹板固定，在夹板外面用药膏。因为用的是杉木板，药力还是可以渗透进去，不用每次换药时拆装夹板。他还摸索出来在药膏中添加茴香止痛，同时也可以帮助药物渗透。他曾经治疗过一个5处骨折的孩子，用这样的方法治疗后，十几天就可以去上学了。另外他还自己配方做了止血粉，效果也很好。

普老医生说，家传的知识只能治疗常见病，不能治大病。而另一方面，在丽江的理论学习，虽然理论书非常有用，但有时还是应该将医生和病人的考虑都包括进来，结合实践，才更有成效。他举例说，比如腹泻，书上说要继续攻下，清除病人体内的邪气，然后再扶正，帮助病人恢复。但现实是，如果继续攻下，病人会怀疑大夫的治疗能力而不再来找这个大夫，那么大夫空有理论也发挥不了。所以结合实际情况考虑，他的治疗就不再继续攻下，而是主要帮助病人止泻，在止泻药中加入一些攻下的药，调和使用。普老医生已经总结了自己接骨、配方、配药的经验，写在本子上准备传给后人。

和开医生一样，普老医生的医术进步也是经历了年轻时的中医初级培训，后来长期身体力行地在当地实践、摸索，最终总结出自己的一套临床知识。我们的其他访谈也证明，六库中草药训练班对促进当地基层医疗保健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普老医生告诉我们，当时每个乡下辖的每个村都被要求推选一名卫生员去参加六库的中草药班，怒江州的四个县都派了卫生员。泸水县、碧江县一批，福贡县、贡山县一批，1965年和1966年各一批。从这里毕业的学员，后来都成为了赤脚医生，服务于各自的乡村。从两位医生的口述简历可以看到，当年这些来自每个乡村的年轻人，很早就接受了基本的医疗培训，掌握了初级卫生保健的技术，成为基层的赤脚医生。之后卫生部门继续多次组织培训，加上医生们自身的不断实践，逐渐成长为合格、优质的医疗工作人员。已退休的福贡县卫生局木局长告诉我们，甚至我们在县城街天见到的摆草药摊的那些商贩，也大多是当年培训过的赤脚医生。实际上，当年类似开医生、普医生接受过的那些培训，并不仅限于边远地区，那是一项国家性的运动，即中草药运动。

当时中草药运动的开展，是由于西医的费用较高，在农村很难普及，不能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中草药运动即是充分利用中草药简、便、廉、验的特点，在农村加以推广。随着合作医疗制度在“六二六指示”之后的进一步推广，开始了大规模的赤脚医生培训。开医生和普医生参加的就是这样的培训。翻看开医生保留的六库中草药班培训课程笔记，可以看到中草药应用的比例很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中草药运动，都是分不开的。根据张卫等人的梳理，中草药运动的前期形式，正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组建医疗队、科研小分队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中医药科研、开门办学等方式进行中医药的推广。后来随着中草药运动的深入，地方性的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成为中草药运动的主体，通过“三土四自”“中草药展览”以及编写帮助普及中医药知识、指导医疗实践的中医药手册等活动，极大地推广了这场中草药运动。

“三土”（土方、土医、土药）是指，培训土医生（赤脚医生），发掘利用当地中草药和行之有效的土方法；“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是指，将自种、自采的中草药制成中草药制剂加以使用。据张卫等的调研，“三土四自”调动了基层民众采药、认药、种植药材以及开发中成药的积极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医疗成本，成为巩固合作医疗的重要手段。

编写中草药手册也是这场中草药运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大量的医务工作者被派到农村与当地农民、乡村医生联合起来，开展“一根针，一把草”的群众医疗运动，一起整理了宝贵的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中草药手册。这些中草药的知识多为在实践中所获得，具有宝贵的真实性和原创性。中草药手册的编写过程，是对当地中草药物从植物形态到功能主治的一次系统总结过程，不仅起到了普及中草药知识的作用，而且总结了当地的药物，为中草药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本文来说，中草药运动最大的贡献在于：1.实用性强，大部分是根据当地环境生态的就地取材，大多数中草药及验方简便、易取、易用；2.地域性突出，因为各地所产的草药不尽相同，各民族居住区有各自不同的药物及用药特点。

中草药手册的编写，还有一个贡献是，由此在全国展开了第一次中药大普查，中药工作者和地方乡村医生、民间医生、有经验的药农一起，对当地中草药资源进行摸底调查，许多古代有明确记载而未被当时重视、民间却有丰富实用经验的药物被挖掘出来。197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就增加了大量草药新品种。类似的中草药普查一直在进行，最近的一次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导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项目，自2012年启动，目前仍在进行。我们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也参加过来由自南宁的自治区专家与金秀地方的瑶医参加的，关于生药药材如何收录进入用药名录的讨论会。

这段田野经历，既是与怒江地区民族医生的相遇，也是我们与他们亲身体验当年普及中草药运动这段农村医疗史的相遇。在我们的民族医药调研中，这些医生并非最为医术精湛、思想深邃的民族医生，但他们也与大多数的其他民族医生没有显著差别。遥想当年，这些医生只是幸运地读过几年小学或初中的青少年，因为自身的些许识字能力，被推举为卫生员，从而一步步获得从最基本的医疗常识到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技能，以此为本村本乡的老百姓服务。可以说，他们当初也是经历了与各方力量（包括地方中草药）“聚集”、进入医疗体系的过程。成为医生之后，他们一辈子的上山采药和行医实践，还是一个不断将身体、物、经验汇集在一起，组合（assembly）成其临床技术的历史进程。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三土四自”方针，土法、土方、土药，自采、自种、自制、自收，不正是奠定了今天新生的富含地方医疗实践特色的少数民族医药的基础？

五、结语：成为少数民族医药

了解到怒江地区傈僳族医生普遍经历的这段普及中草药运动之后，“土”或者“本地”的意涵在我们的少数民族医药调研中逐渐凸显出来。当年这些医生接受的培训，无疑是中草药、或者说中医培训，并非少数民族医药培训。但是他们在当地成长为医生的过程，显然也远远没有局限于当年的中医药培训。他们首先学会的是认识生长在本地的药材，以及如何上山采药，“切近”周边的山川、森林、气候等一切事物。成为医生，本身就是物（如药材、道路、病人和医生之深具历史特殊性、不断形成中的身体）与实践（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实践）在地方“聚集”、形成的过程。成为少数民族医药，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医生群体的医疗实践所具备的深刻地方性与历史性。尽管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这些傈僳族医生，也许从来没想过自己所从事的医疗实践可以被称为“傈僳族医药”，但他们在怒江地区的长期医疗实践，无疑可以为傈僳族医药的发掘整理乃至最终形成做出贡献。甚至人类学者也成了傈僳族医药历史形成中的一分子，我们见证了傈僳族医药这一事物之聚集成形的过程。

与民族医生们亲身体现的历史相遇，凸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普及中草药运动，尤其该运动强调的“三土四自”方针，对于今天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项目的重要意义。尤其在怒江地区，像傈僳族这样没有本民族传统文字及其书写历史的少数民族，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回到哈金关于历史本体论的论述，傈僳族医药所关涉的一切事物，“都是历史形成的，包括物、分类、思想、人类、人、体制，都可以置于本体论的笼统框架之下”。具体来说，傈僳族医生的上山采药及药品分类、诊疗实践、诊疗经验及其用药思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方的基层医疗政策史及其组织体制（包括地方医疗部门组织的培训），本地医疗实践包括的各类人群（医者、患者、家人、研究者），所有这些异质多样的事物，以各自的方式往复交织，成为傈僳族医药不断成形、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有机组成。

在怒江地区的调研中，关于今天发掘整理傈僳族医药的国家项目，我们请教了当地退休的卫生局局长木医生，他也经历过普及中草药运动。如何定义傈僳族医药？木老医生说：“傈僳族地区使用的中草药，叫傈僳族医药，就好比中医是指在中国进行治疗的（并不限于汉族），通称为中医药。”这样的定义，正与新近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将中医药统称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医药的说法一致。木医生并不认为有必要区隔傈僳族医药和中医药，可以区分的是地域上的特殊性。虽然他同时也用“中草药”来讨论傈僳族地区的医疗实践，但是本地医疗实践深刻的历史本体论差异，包含在他所强调的地域特殊性之中。对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这些民族医生来说，对怒江峡谷两岸草药品质和能力的把握和使用，始自20世纪60年代开办的中草药培训班，但绝不能以此否认“民族医药”知识。因为这是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切近”的知识，即便目前尚没有一个成形的傈僳族医药，对于这些民族医生来说，本地的知识体现在他们亲身的医疗实践中，也是本民族的医药知识，可以、正在、即将成为傈僳族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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