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永佳，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3年第4期/《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

【内容提要】利奇在1982年以四位中国人类学家为例，批评“本土人类学”方法，认为这种研究难以逃脱文化偏见，虽然《江村经济》是一个例外。费孝通回应说，自己的意图在于通过类型方法逐步接近整体中国，而且自己有“学以致用”的关怀，希望超越“价值中立”的承诺和“消磨时光”的艺术追求。何况，研究本文化和异文化分别有“出得来”和“进得去”的问题，难分伯仲。实际上，利奇未必问过“微型社会学能否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也未必主张人类学家要秉承“价值中立”展开对“异文化”的艺术阐发，两人的分歧体现了中英传统学人的不同立场。真正的升华体现在费先生的暮年之作《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先生此时不再追求逐步接近整体中国的实证主义方法，转而通过中华文明的思想探索各文明的共性，探索一种可以称为“多重普遍性”的文明互鉴。该文立意高远，包含着对利奇的某种认可，可谓与利奇当年的主张殊途同归。

【关 键 词】“利费之辩”/整体/本土人类学/文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