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族群民间信仰变迁的人类学考察

——以鄂西南官坝苗寨为例

谭志满 杜鹏

原文载于：《民族问题研究》2015年04期

摘要：民间信仰是当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少数民族移民族群作为一个在地理空间中不断迁徙的特殊群体，其民间信仰随着地理空间的转换和时代的变化在由原来聚居区到迁徙地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迁入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周边其他民族的深刻影响，从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本文以鄂西南官坝苗寨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移民族群民间信仰变迁的表现，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官坝苗族 民间信仰 历史变迁

少数民族移民迁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较为普遍的人口流动现象。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造成我国少数民族不断移民迁徙的原因往往有自然灾害、流行疾疫、资源紧张、军事战乱以及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招垦政策等。鄂西南地区的苗族大都是由于迁徙而形成，鄂西南官坝苗族移民的祖先就是为了躲避元末明初江西地区战乱而迁徙到相对和安定的湖南麻阳地区，后来在清代初期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实行“给地招垦”以及之后“改土归流”的招垦政策中，麻阳苗族中的一部分又辗转迁徙到今天鄂西南地区咸丰县的官坝苗寨。官坝苗族作为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移民族群，一方面，他们虽然经历了地理空间的转换和时代的变迁，但是仍然继承了大量的其祖居地民间信仰的母体形态；另一方面，其民间信仰在迁入地落地生根后，也受到了迁入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周边其他民族的深刻影响，从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官坝苗族的民间信仰由此呈现出多元形态。本文以鄂西南官坝苗族为例，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移民族群民间信仰变迁的表现，并探讨其原因。

一、官坝苗寨概述

官坝苗寨位于湖北省恩施州成丰县高乐山镇官坝村，地处忠建河流域的一个小盆地内，四周被高山环绕，被誉为“荆楚第一苗寨”。官坝苗寨是鄂西南地区的一个典型的苗族移民村落，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资料考证，“官坝”这一名称距今至少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官坝苗族是一个历史移民族群，虽然在历史上经历了数次民族迁徙，但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民族凝聚力。官坝苗寨现在居住着500多户2000余人，主要有陆姓、滕姓、夏姓等几个大姓人家，大多为湖南湘西麻阳苗族的后裔，直到今天，官坝仍有部分老人会讲麻阳话。在官坝苗寨中，陆姓是官坝人数最多的大姓，陆姓家族至少已在这里繁衍了14代人，经历了270多年的历史。官坝苗寨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其中以其民间信仰为典型代表。官坝苗族的民间信仰虽然游离于本民族祖居地民间信仰的母体之外，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本民族传统民间信仰的内核，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因此，官坝苗寨的民间信仰具有较为鲜明的移民族群文化特征。

二、官坝苗族民间信仰的历史变迁

民间信仰又称为民俗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1]。民间信仰是当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任何一种较为具体的民间信仰虽然具有相对固化的形式和内涵，但对于在地理空间中不断迁徙流动的移民族群而言，其自身也会随着时空的变换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最能体现出官坝苗族具有变迁性特点的典型的民间信仰有盘瓠崇拜、伏波崇拜、家先崇拜、龙潭崇拜和草把龙崇拜等。

(一)盘瓠崇拜：从观念到生活

苗族历来是一个具有祖先崇拜传统的民族，他们最崇拜的始祖图腾是盘瓠。盘瓠也称盘王、盘护、盘古等，是苗族神话传说中神犬的名字。在苗族的神话传说中，盘瓠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历史人物，据说在当时楚与卢戎的战争中，盘瓠杀敌立功并受封，受到苗族后人世代相传和歌颂，并被神化。后来，官坝苗族先民们把盘瓠塑造成自己的民族英雄，并尊崇其为自己的民族始祖，盘瓠从此在官坝苗族的心目中成了神奇、机智和勇敢的象征。至今，聚居在沅水流域的麻阳苗民还流传着盘瓠神话，他们把狗视作神犬，认为它们是由自己的祖先幻化而成，奉盘瓠为祖神，立庙祭拜。现在，官坝苗寨中虽然没有沿袭麻阳苗民立庙敬奉盘瓠大王的习俗，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却仍然体现出麻阳苗民盘瓠崇拜的遗风，表现在官坝苗族移民族群由原来对盘瓠较为抽象的观念层面上的崇拜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在衣饰方面，官坝苗民喜欢给自己的幼童做“狗耳帽”，即帽子上有两只狗耳朵，绣满花纹，孩子戴上就像盘瓠的头像，村民藉此以镇邪祈福；在称呼方面，官坝当地苗族通常把带有“狗”字的词语作为爱称来称呼幼童，把幼童称作“狗儿”、“狗娃”、“狗宝”等；在饮食方面，官坝苗民至今仍有部分人保留着不食狗肉的民间禁忌，官坝苗寨一直流传着“狗肉不上灶、不入席、不敬神”的民间禁忌，这些其实仍是源于苗族先民对盘瓠始祖的崇拜。尽管麻阳苗族所处的外在环境不断在改变，但是其大多数民间信仰的古风遗俗依然被迁徙而来的官坝苗族民众信奉并传承着，毕竟他们的文化根基主要在麻阳。官坝苗民的盘瓠崇拜遗风就是直接继承麻阳苗族先辈们的盘瓠始祖崇拜，只是在此基础上崇拜的具体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异，即对盘瓠始祖的崇拜由麻阳时期的注重观念层面的崇拜到如今官坝时期的更加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官坝苗寨的苗民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族群，至今在官坝延续的盘瓠崇拜体现着官坝苗寨人的“麻阳记忆”。官坝苗民的盘瓠始祖崇拜继承和保留了湖南麻阳苗族民间信仰的根基，体现出官坝苗寨人共同的祖先记忆。

(二)伏波崇拜：从民族神到家族神

伏波崇拜是官坝苗寨人的一种特殊的祖先崇拜形式。“伏波将军”是西汉时期朝廷使用的一种敕封军队统帅的封号，东汉时期的名将马援因其战功卓著而获此殊荣。马援一生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为东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每次征讨后都会整修城池、加强吏治、修建渠道、发展农业。后人因其文治武功，在民间立庙祭祀，最终使其由人晋升为神。在马援曾征讨过的岭南、武陵一带，苗民们把他“降服波涛”的封号和行船、治水联系起来，对他加以崇拜，伏波将军由此成为岭南、武陵一带香火极盛的民族神。官坝苗族移民是从湖南湘西麻阳迁徙而来，那时的麻阳古称苗疆，当地居民被称为“武陵蛮”。由于地处山区，较为偏僻，又没有大的战乱，苗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稳定发展，麻阳因而成为武陵山区得到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到两汉末期，麻阳苗民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引起汉王朝的注意，朝廷经多次征伐未果后，派老将马援率部出征，采取“剿抚”两用的策略，迫使麻阳的“武陵蛮”归服。马援死后，宗均“矫制”，用“抚”的办法对待麻阳苗民。因此，麻阳苗民对马援将军十分爱戴，为了纪念马援，苗民为其修建了伏波庙。历史上，武陵地区曾建有大量伏波庙，其中湖南麻阳境内就有三座祭祀伏波将军的庙宇。在湖南麻阳，伏波将军与盘瓠大王受到苗民同等的礼遇，都作为祖先神被供奉起来。官坝苗族在迁徙至官坝之前，曾长期在麻阳境内生活，深受这一民间信仰的影响，在后来迁徙到官坝后，也继承了这一民间信仰。

伏波神不仅是整个官坝苗族移民因其对麻阳时期的官坝苗族先祖做出过功绩才加以崇拜，而且也是对官坝陆氏苗族移民施恩护佑的家族神。官坝陆氏家族认为，在其家族的发展史上，伏波将军是他们的大恩人，陆氏家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陆九渊，他是一个文人，而且处世精明，在朝廷为官，由于思家心切，经常未经朝廷允许私自回家，后被朝廷知晓，遭到打压。皇帝发布圣旨：“要剿荆棘县，单剿六房陆”，派遣马伏波率兵去捉拿陆九渊。但马伏波在执行朝廷的任务中，巧妙地修改了皇帝的命令，改为“单剿荆棘县，要剿六房陆”，于是帮陆家人躲过了劫难。所以伏波将军被陆氏家族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被当作自己的家族神予以祭祀崇拜。官坝陆氏祖先通过伏波将军对陆氏家族的救命之恩将自己家族与伏波信仰联系起来，并把这一民族神转变为家族神，与陆氏祖先一起进入家庙享受陆氏后代的祭祀，伏波将军由此成为官坝陆氏家族较为特殊的祖先崇拜形式。在伏波传说中，官坝陆氏苗族借助历史名人马伏波来建构自己祖先的历史，虚构皇帝的昏庸猜忌和残暴杀戮，这既是对自身家族历史遭遇的现实折射，也藉此使得官坝苗族移民摆脱了自己的蛮夷身份，反映出他们渴望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民族心理。

伏波崇拜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官坝苗族移民的家族化过程。官坝苗寨陆姓家族认为他们的祖先先后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为了躲避战乱，从江西迁到湖南的麻阳；第二次是在清朝初期，因明末战乱，全国各地人口流亡现象十分严重，为了解决“地荒民逃，赋税为充”的状况，顺治、康熙两朝大力推行奖励垦荒的政策，规定无主荒地“开垦耕种，永准为业”，这些招垦政策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促进民族迁徙、妥善安置流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官坝陆氏祖先与同乡的张、唐、钟、田四姓从湖南麻阳辗转到湖北宣恩蚂蚁洞，五姓合族结拜兄弟，集资向当地人购买土地，并修建了合族后代宗祠——禹王宫。后来，陆氏又落业于湖北咸丰龙坪，其后代又与同乡滕姓一起最终定居到现在的湖北咸丰官坝。在官坝陆、滕两家语言相同，亲如兄弟，伏波崇拜都是他们共同的民间信仰习俗。陆氏祖先及其子孙依据家族历史记忆，联合周边的兄弟子侄，以祖先崇拜为中心修建了家族祠堂性质的伏波庙。凡是陆姓族人逢年过节都会到伏波庙里祭拜伏波将军。陆氏家族作为一个外迁而来的族群，通过伏波信仰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展开的家族化过程，建构家族分支拟血缘亲属关系，以此增强移民社区内部认同、促进社区团结。同时，伏波崇拜还突出了官坝苗族社区的历史文化特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本族群与周边其他族群的族群边界，又通过具有地域性质的禹王信仰和伏波信仰，实现了���群迁徙后的内部认同，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官坝苗族移民的家族化过程，从而增强了官坝苗族移民族群的凝聚力。

(三)家先崇拜：从单一到混融

文化延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历史传承来实现，官坝苗族的迁徙经历让他们意识到牢记自己家族根源的重要性。“中国式的亲属关系总是希望宗族世代能不断地绵延下去，而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借助一个共同祖先的存在而整合所有的子孙，这也就是祖先崇拜的根源”[2]。在官坝苗寨中，家家户户设有自己祖先的神龛，逢年过节时进行祭祀，他们一般称之为“家先”。家先崇拜是官坝苗族祖先崇拜中最主要、最普遍的形式，崇拜的对象是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历代祖先。家先崇拜是官坝苗族对自己已故祖先加以神化的一种民间信仰，其核心观念是官坝苗族深信自己祖先的灵魂仍然存在，并且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对后代产生种种影响，或保佑于人，或作祟与人，所以必须进行供奉祭祀。家先崇拜的中心内容是祭祀，其基本表现形式主要有庙祭、家祭和墓祭三种，其中又以家祭最为常见。官坝苗寨的庙祭在过去较为隆重，祭祀时官坝各个家族无论老幼，都前往庙中上香叩拜，贡献祭品。由于官坝苗寨中以往所有的庙宇都在“文革”时期被毁，至今也没有重建过，所以现在官坝苗民对家先的庙祭不复存在。家祭是官坝苗民在自家中堂设置家先牌位，在家先牌位处进行点蜡烧香、供奉酒食、叩拜行礼以祭祀家先。由于家祭是官坝苗民本家人的祭祀行为。祭祀的对象又设置于自家中堂，所以这种祭祀较为随意，大凡遇到岁时节日、婚丧嫁娶、诞日忌辰、四时荐新等等都可以随时进行祭祀，而且在祭祀仪式上没有固定的祭仪和祭礼。墓祭则主要是针对寄居于墓地的某个家族祖先神灵的祭祀，人们一般在清明节时去扫墓拜祖，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对已故先祖的一种哀思、怀念和敬意。官坝苗民以各种形式对家先的供奉祭祀，一方面是为了沟通自己和祖先灵魂的关系，使其成为自己家庭以及家族的保护神；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潜移默化地使得人们服从自己所属的家族地位，从而巩固家族等级秩序。

官坝苗族移民在官坝落脚生根以后，其家先崇拜的内涵也因迁入地周边汉族文化的显著影响而得以扩展。以往，官坝苗民先民们的家先崇拜往往只是单一的祭祀神龛，但官坝苗族迁徙落业于官坝后，又在苗民家中敬奉家先神龛两侧贴了堂联，从家先两侧堂联的内容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受到周边汉民族“忠孝礼仪”、“尊祖敬宗”这些根深蒂固的家族伦理观念的影响。受到周边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官坝苗民家中堂联内容也多为反映对自己祖先的崇拜以及绍继祖风、光耀门闾等，如官坝腾氏家族堂联写有“才通文武承先绪，学继程朱启后人”、“东阳望重诗人句，西夏名高圣士来”及横联对“祖德流芳”、“百芳千古”等。这些堂联书写的内容多是弘扬祖先丰功伟绩、反映宗族赫赫声望，借以振奋家族正气，激发子孙后裔奋发向上的精神。由此可见，官坝苗族移民的家先崇拜不仅体现出官坝苗民以神龛祭祀为中心的家族伦理规范，也表明他们受到周边汉民族的显著影响。

(四)龙潭崇拜和草把龙崇拜：从继承到适应

任何族群民间信仰的形成都离不开其所生存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官坝苗族世代居住在武陵山区，无论是在早期的湖南麻阳，还是现在的咸丰官坝，这些地方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既是苗族民间信仰得以形成的土壤，又是保存苗族文化个性的天然屏障，从而使苗族的民间信仰得以较为完好的保存。作为移民族群，官坝苗族一方面继承了不少早期在麻阳形成的民间信仰，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适应于迁入地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民间信仰。这些民间信仰主要表现在官坝的传统农业生产方面，体现出官坝苗民与当地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朴素生态观。作为居住在山间小盆地中的官坝苗族，从几百年前迁入官坝以来，又经过世代的人口繁衍，人数之众必然带来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的不足。为了节省有限的水资源，使自己的族群持续生存繁衍，官坝人非常重视合理有效地使用资源。在官坝传统的农业生产中，水资源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之一，以龙潭水坝、水渠山泉灌溉为中心的稻作农业生产系统体现出官坝苗族对迁入地生态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官坝有一个龙潭溪，溪水呈“几”字形流经官坝苗寨的几个主要院落，供人们生活用水和灌溉农田，形成了官坝独特的用水系统。以前人们吃水都是到龙潭挑回放水缸中，现在是人工开凿，将水从山上引水修沟到各家各户。在过去官坝水利系统不发达的情况下，水资源的缺乏使官坝人产生了对“水”的各种衍生信仰，例如龙潭崇拜和草把龙崇拜。官坝苗民中一直流传着“龙潭传说”，说是官坝地区由于长期遇到干旱天气，长达三个多月，以至于地表龟裂，苗民们栽种的秧苗几乎全部被旱死。当地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灾害，乃是由于官坝当地的龙潭枯竭，龙潭中的龙长不大，所以官坝地区才久不下雨。于是，村民们集中合伙商议，凑钱请当地一个道士做法事。道士便来到官坝龙潭的源头，将龙先收回封在牛角里，并且把它带到对面山上的大庙里做法事。顷刻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只见一条大龙飞出，龙头在龙潭溪，龙尾在大庙。此后，龙潭溪对当地人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是官坝人的福地。一般家里有小孩体弱的，家长会带着小孩去用猪头祭拜龙潭，祭拜时，会上香，烧纸钱，放鞭炮和跪拜，祈求保佑小孩一生平安，健康成长。在祭拜龙潭的时候，有的大人们还会放小孩的衣服、鞋子，并挂一道红布，意为龙上红。

 “草把龙”崇拜也是官坝苗族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信仰。草把龙崇拜具体体现在举行草把龙仪式上，即人们将干稻草扎成束，点燃后在田坎里熏庄稼。草把龙崇拜来源于官坝当地的一个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官坝地区一带持续遭遇天旱和虫灾，为了求雨和驱虫，官坝苗民祖辈们就用稻草扎成龙，到田间地头去玩，玩后就把草把龙烧掉。说来也怪，只要玩了草把龙的地方就有好收成。于是，官坝苗民每年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都通过舞龙仪式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此，官坝当地的舞草把龙习俗也就沿袭至今。官坝当地苗民在每年插秧完后，都组织人们敲锣打鼓，从禹王宫开始在各个庙耍草把龙，耍完后就烧掉草把龙，寓意除秧苗病虫害，风调雨顺。在当时农业技术还不发达和农业生产方式较为落后的时代条件下，官坝苗民为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便把民间流行的草把龙习俗一直延续至今。龙潭崇拜和草把龙崇拜体现出官坝苗民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性。

三、官坝苗族民间信仰变迁的原因

(一)官坝社会环境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官方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干预相对较弱，官坝当地盘瓠崇拜、伏波崇拜、家先崇拜、龙潭崇拜和草把龙崇拜的历史变迁历程更多地体现出迁入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周边其他民族对官坝苗族民间信仰的深刻影响，同时体现出官坝苗民对迁入地的适应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官坝苗族的民间信仰遭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打压，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官坝的各种民间信仰活动几乎绝迹。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国家对文化的发展实行较为自由宽松的政策，社会大众对人们精神领域的信仰也秉持相对包容的态度，官坝苗民的民间信仰从以往被官方打压和在地下进行的状态中开始复苏；另一方面，在农村经济体制上，随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原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步解体，官坝苗民得以回归以往个体化的生产方式。官坝苗寨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了官坝移民社区各种资源的再分配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官坝苗寨作为一个以农业和手工艺为经济主导的少数民族移民社区，在人们的经济生产实现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民众也开始寻求与其个体化、市场化的经济运作方式相适应的多元精神需求。于是，那些过去曾经被国家权力斥之为“封建迷信”并进行强力批判打压的民间信仰又得以复兴。

据官坝苗寨民间文化精英陆承志老人讲述，在解放前，官坝苗民中的盘瓠崇拜、伏波崇拜、龙潭崇拜、草把龙崇拜以及巫崇拜等各种民间信仰活动较为活跃。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官方推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官坝苗民中的所有民间信仰形式一律被斥之为“封建迷信”，在“破四旧”等各种社会运动中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打压，官坝当地公开性质的民间信仰活动几乎销声匿迹。以官坝苗寨中曾经存在过的唯一的一座伏波庙为例，官坝的“伏波庙”自官坝苗族从湖南麻阳迁徙过来后不久建立，就是为了纪念官坝陆氏祖先的救命大恩人马伏波。官坝曾经存在的这座伏波庙分上下两进，中有天井，雕梁画栋，左右两侧各有厢房三间，前殿奉有关帝像，后殿为一尊木雕伏波将军坐像，金铠金甲，右手举鞭，两目圆睁，栩栩如生，其两边还各有一尊体态较小的塑像，为他的左丞右相。庙里有陆姓大户人家捐助的少量庙田作为庙产，用于伏波庙的常规维修和日常开销。以往，陆姓族人逢年过节都会到庙里祭祀，尤以大年三十晚上最为隆重，族人要先到伏波庙敬拜伏波神之后才会回家敬拜家先和其他神灵。即使是在平时，谁的家中如果有人或牲畜生病，家中主妇也会进庙烧香敬拜，然后到庙旁的溪水中提“药水”，回家后让人或牲畜饮用，以求得到伏波神的保佑，尽快恢复健康。历史上，陆家世世代代都供奉伏波神，官坝苗寨的伏波庙也长期香火鼎盛，经年不衰。后来，伏波庙在“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中遭到毁灭。官坝的伏波庙如今不复存在，但遗址仍然清晰可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变迁，民间信仰在官坝得以逐渐复苏。现在，官坝人逢年过节，家里宰杀的猪头都要朝伏波庙遗址的方向摆放，以示对伏波神的祭祀和对以往伏波庙的怀念。官坝当地一些苗族文化精英，例如陆承志老人等，也提议希望能够重建伏波庙，延续官坝苗民伏波信仰的民族文化传统。

(二)官坝民众内在的精神需求

官坝的民间信仰在历史特殊时期并没有真正地销声匿迹，只是在民间信仰的物质层面上出现了“现象断层”，并没有在官坝苗民的精神内核中出现其思想观念层面的“观念断层”。一方面，“文革”前后，官坝苗寨民间信仰的被打击主要集中在当地民间信仰的物质层面受到毁灭性冲击，例如摧毁伏波庙，销毁一切举行民间信仰仪式所需要的神像和法器、禁止民众进行任何形式的民间信仰活动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在场”。另一方面，在国家以权力为基础的强大政治压力和话语空间下，具有深厚民众基础的民间信仰似乎突然��从历史上消失。然而，这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广大民众在表面上人人响应官方话语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或私下空间里仍然延续着各种民间信仰观念及行为。事实上，“国家权力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延伸与控制是存在一定限度的，并不是民众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国家所占据”[4]。根据官坝当地老人的回忆，即使在“文革”时期，官坝当地始终有人在自家深夜里举行各种民间信仰祭拜仪式。这时，民间信仰出现了“国家悬置”的现象，即国家权力无法触及到的层面。官坝苗寨的民间信仰在历史特殊时期，就是以这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在当地苗民的思想观念中得以延续和传承。只要在政策条件允许或历史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官坝苗寨民间信仰就会由人们内在观念中的延续转变为外显的民间信仰仪式与活动，由此出现官坝苗寨民间信仰的复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官坝民众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是其文化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建设，加之近年来官坝当地劳动力大量外迁务工以及家庭子女的外出就学，导致官坝当地出现较为严重的家庭“空巢”现象，官坝村民中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的文化生活显得单调与枯燥。这时，民间信仰恰好给官坝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村民们提供了文化展演、欣赏与交流的空间舞台。可见，民众内在的精神需求是官坝苗族民间信仰得以延续的内在动力。

(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民族发展的内在活力，不仅来源于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主要地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3]。改革开放至今，官坝苗寨民间信仰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其各种民间信仰仪式由原来在民间自发进行的活动开始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中来。近些年来，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充分发掘官坝当地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邀请包括政府官员、投资者和旅游观光者等在内的各方充分参与，利用传统文化节日定期举办各类旅游文化节，以各种方式充分利用当地民间信仰因素打造文化看点，吸引投资者和旅游观光者。为此，官坝村加大对官坝苗族移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力度，全力打造“草把龙”等以官坝当地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精品。例如，官坝村于2007年中秋节成功举办了“咸丰县第二届乡村民族民间艺术文化节”等活动，将官坝民族民间信仰以节目表演的艺术形式推上舞台。早在2004年初，村里还组建了有123位官坝当地村民参加的民间文艺队伍——苗寨艺术团，由村民演员组建的艺术团表演的“牛虎灯”、“草把龙”等原生态民族文化，受到咸丰县以及周边民众的喜爱和欢迎。通过这些由当地政府组织举办的旅游文化节，官坝苗寨的某些民间信仰经过艺术加工而打造成的官坝苗族特色节目，得以有一个良好的文化展演的舞台，这既展现了官坝苗民多姿多彩的民间信仰文化，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外，官坝当地还建成了一个小型民族手工艺术品展览厅，其中部分艺术品就蕴含有当地苗族民间信仰因素；部分以民间信仰为载体的优秀苗族文化则正在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予以传承。改革开放以来官坝民族民间信仰变迁的突出表现实际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因素正在逐渐渗入官坝苗族的民间信仰之中，而地方政府也正是充分运用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地方经济发展策略，希望以充分发掘和打造民族特色文化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移民族群的官坝苗族，其民间信仰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色彩，主要体现为一种强烈的追祖寻根意识和民族归属感。官坝苗族民间信仰的历史变迁历程，一方面折射出官坝苗族先民在历史上的特殊遭遇，例如官坝苗寨的伏波庙与伏波传说反映了官坝苗族先民在封建王朝的长期挤压下，使得该族群长期迁徙和离散的历程；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移民族群的官坝苗族，其民间信仰随着地理空间的转换和时代的变迁由原来聚居区到迁徙地的过程中对迁入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周边其他民族文化的适应性。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政策及体制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官坝苗寨民间信仰的当代变迁，使得改革开放以来官坝苗寨民间信仰的变迁发生了新的变化。官坝苗族民间信仰的变迁，实质上所体现出的真正文化寓意乃是官坝苗民通过各种选择、牵强、捏合和附会的民间信仰形式来重构自己的移民社区文化，从而增强移民族群内部的凝聚力，藉此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生存资源。官坝苗族的民间信仰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积淀和形成的一种苗族移民文化，体现出现苗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同时又忠于本源，善于在继承本民族文化根基的基础上包容、吸纳其他文化的民族文化特色。官坝苗族的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资源，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应不断增强其对时代的适应性，在保留本民族民间信仰文化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某些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如此才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移民族群优秀文化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87.

[2]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27.

[3]雷翔，杨光宗，田万振，吴雪梅.湖北苗族及二十一世纪苗学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