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与交织

——军政时期缅甸华人的生存策略、日常政治与国家想象

段颖

摘要：缅甸军事专政所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疏离，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地方世界中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多重空间，生活于其中的华人，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社会网络与地方化进程，创造出与之适宜的生存伦理与实践策略，并为之寻求合理之诠释，以平衡专制、腐败与道德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矛盾与冲突。同时，通过茶馆等公共空间，华人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也表达着对缅甸的归属与想象。对军事专制时期缅甸华人生命故事、生存策略与日常政治的探讨，将有益于理解当下缅甸的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

关键词：军事专政；缅甸华人；生存策略；日常政治；国家想象

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国家及其与社会之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国家乃超越阶级的平衡、斡旋机制，提供思想道德并与社会其他部分进行交往的机构。同时也是合法垄断暴力的共同体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官僚体系，并对所辖社会体系的再生产实施反思性监控。在政治科学领域，国家及其实践，多以行为主体、制度组织与权力结构的形式呈现，讨论多聚焦于国家治理、精英政治、政策制定、国际关系等宏观、结构性分析，而忽视了作为现象与表征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之国家研究以关于国家的民族志叙事出发，意图推动研究范式转型，对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精英、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再生产，国家与民众在日常生活的遭遇，民众如何依据各自不同的经验建构或解构有关国家的观念与想象，并由此指导日常实践等议题展开讨论。本文即以此为脉络，基于缅甸华人社会长期之田野调查，探讨与国家相关的权力、制度、效应、观念、表述、实践如何交织、纠缠，并影响民众日常生活，民众又如何理解、应对；其中，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作用、型塑，我们又如何从民众的日常叙事与生活世界，透视国家社会之构成？

1962年，奈温不满实行多党民主议会制的吴努政府，以不流血政变的方式上台。之后，军政府开始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建设，颁布一系列国家计划，包括国有化法案、计划经济等，对缅甸华人日常生活产生极大影响。1967年，仰光等地发生排华风波，大量华人要么离开缅甸，要么重新调整在缅生存策略，以适应动荡时局。奈温执政期间，社会主义纲领党推行的经济政策失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1987年，缅甸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1988年7月，缅甸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奈温被迫下台。9月18日，缅甸军队接管政权，宣布解散社会主义纲领党，实行多党议会制，以缓和国内紧张局势。

1990年5月，缅甸举行民主选举，以昂山素季为首的缅甸民主联盟在大选中高票获胜。但军政府以先制宪后交权为由，把持政权，软禁民盟领导人昂山素季。之后，丹瑞领导的新军人政府以种种理由推迟、延缓修宪进程，新宪法直到2008年才在全民公决中通过。但新宪法规定，政府内政部、国防部和缅甸边境事务部几个重要部门部长须来自军方，军人议员占缅甸议会中25%的议席，这就意味着作为政治遗产，军队仍将在缅甸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1990年至2008年期间，军人统治未经被统治者同意、程序不合法、执政绩效差，且缺失共享价值，一直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

1988年民主运动后，新军人政府开始致力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时促进民族和解，稳定国内局势，但专制之下，有法不依，因人废制的情况十分普遍。中央、地方令行不一，宪法修订无法体现民意，加之政治合法性的缺失，致使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也造成了“强权弱国”的政治局面，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疏离。威权统治使人们生活于“莫谈国事”的政治环境中，而另一方面，疏离却使民间社会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依凭经验重组社会秩序与道德伦理。过往关于军政之下的缅甸研究，大多关注威权政治、制度建设、权力结构以及民主困境，较少注意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对国家社会之想象。

因此，本文聚焦于军政之下缅甸华人的生存策略与日常政治。倘若我们将缅甸视作多元的社会文化实体，而非军事威权之下单一的国家建设，那么，无论国家社会中缅族、华人关系如何，长久生活于此的华人显然已成为缅甸的一个少数族群以及缅甸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如何应对军政专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状况，如何创造出与之相应的生存伦理与实践策略，又如何利用传言、黑色幽默，在茶馆针砭时弊，解构军政专制，乃本文论述之重点。此外，研究亦将通过微观的政治分析，管窥民众的国家观念与想象，以及缅甸军政之下的社会构成。

一、调适、应变与生存策略

中缅边境接壤，两国人民来往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而大规模华人迁徙缅甸则集中于晚清与民国时期，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云南等地，如今散布于仰光、曼德勒、东枝、腊戌以及中缅边境地区，人口约300万左右，依照1982年颁布的《缅甸公民法》规定，不少华人被划为客籍公民或归化公民，无法享有与缅族同等的公民权利。缅甸政府至今不承认华人为缅甸合法之少数民族，这也使华人身份微妙，处境尴尬。缅甸独立后，吴努政府希望借助外侨及社会力量，推动本土及民族经济发展，外侨政策相对宽松。1962年，奈温执政后，次年宣布“国有化法案”，将民族资本家与外侨所掌握的工商业、银行收归国有。1964年5月17日，政府宣布流通的100元、50元大钞作废，很多以经商为生的外侨蒙受巨大损失。1985年11月3日，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政府又宣布50和100面额的纸币作废。尽管公众被允许兑换数量有限的旧钞票，但可谓杯水车薪。1987年9月5日，政府又宣布25、75、35等面值的钞票全部作废，致使缅甸75%的流通货币失效，很多家庭积累数十年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钞票作废，只是缅甸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缩影。奈温执政后推动的国有化法案，逐步将民间资产、工商业收归国有。多以经商为生的华人受到极大冲击。李华浦先生1928年生于福建南安，1949年通过时任仰光丰美公司董事的伯父之关系，渡缅谋生。经过族内兄弟合力经营，生意发展至曼德勒、皎脉等地。1964年，李先生店内货物被尽数没收，外债无法收回，数年辛劳化为乌有。就此，李先生回忆道：

收归国有后，政府禁止倒卖土产，由国家配给，但政府计划很僵硬，有时下缅甸的大米已运到曼德勒城外，但没有接到上级配给的命令，就没人敢动这些大米。当时很多华人都靠黑市倒卖土产和生活用品谋生。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凄惨的时期。

收归国有后，政府开办人民商店，按户登记，凭票出售粮、油、日用品，但商品质量很差。华人虽加入人民商店，但很少购买，或把配额卖给经济条件较差的华人和缅族，只购买火柴、肥皂等日用品。在计划经济时代，能够通过内部关系，得知政府商品配给信息，成为盈利与否的关键。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华人一般都会利用各种关系在黑市倒卖商品。张济青先生也随父亲参与其中：

那段日子生活艰难，而且随时都面临着风险。政府禁止私自买卖土产，一旦被抓到，要么罚款，要么坐牢，而贩运土产，路上也不太平，很可能遭遇土匪或叛军，一不小心，连命都得赔上。军警有时会半夜来家里搜查，我们随时都要做好逃走的准备。

张先生1976年毕业于曼德勒大学，主修化学。当时大学对华裔限制颇多，如华裔不能选修医科等容易求职的专业，所以张先生没把心思放在学业上，而是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先后开设相馆、音像店等，可一直都不太景气。20世纪80年代末，军政府逐步放宽对私营经济的控制，这大大促进了民间贸易的发展，但外汇管制仍然十分严格。直到90年代初期，官方所定外汇比价为1美元兑换6缅币，而黑市比价已升至1美元兑110～120缅币。民间贸易的迅速发展，货币流通量不断加大，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于是，张先生开始利用以前经商积累的社会关系，经营瓦城与中国边境之间的汇兑生意。“做地下钱庄完全靠关系，靠信用，而且一定要靠各地之间连手，否则不可能做大”，张先生说。

但好景不长，随着地下钱庄的增多，竞争日益激烈，加之生意本就违法，而且政府几次宣布钞票作废，经营汇兑风险很大；所以，张先生决定转向玉石贸易。最早是将玉石运往泰国，中缅边境开放后，玉石生意大多先经外5县，再至昆明及沿海地区。一段时间后，张先生发现，玉石生意同样要冒很大风险，其一、军政府对玉石出口仍有管制；其二、玉石生意因夹杂运气成分，收入极不稳定；其三、路上运输可能遇到叛军或地方武装，麻烦不少。

1988年后，政府逐步加大对玉石贸易的管制，每年定期举行标会，中标者所采矿石与政府协议分成。这样一来，中标者往往为实力雄厚且与军政府关系密切者，中小业主即使偶尔中标，但由于资金有限，无法使用大型工程机械进行开采，效率低下，投资回报无法和大型公司相比，最终被挤出玉石开发市场。他们或者转行，或者转而经营玉石加工，偶尔也去投标，但仅限小型、适宜的投资。

1993～1995年，张先生转至仰光经营日本二手汽车，当时缅甸还允许进口汽车。张先生与日本华人朋友合伙，根据缅甸市场需求，收购日本旧车，从海路运到仰光，经过修理厂修理、翻新后出售。张先生说，那时做旧车生意都不需要本钱，可向日方赊货，交易后再付款。生意好时，每次可接到两三百辆汽车，且成色不错。1999年后，缅甸禁止进口汽车，这项生意逐渐冷淡下来。

如今，张家生计主要靠制作卫生用具的作坊维持，间或做些短期投资生意。作坊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初为其朋友经营，之后朋友移民台湾，他就把作坊盘下来，一直经营至今。作坊产品原材料均在本地采购，每3天向各药店供一次货，销量稳定。作坊中雇用了5、6个缅族工人，其中3名为长工，工资每天约600缅币，其他季节工则按生产量付工资，每日约1 000缅币。除去劳工、原材料以外，利润对半。作坊收入除维持家庭日常开销外，略有盈余。所以，无论张先生在不同时期投资成效如何，基本不会影响正常生活。

对于世居缅甸的华人而言，军政以来的国家建设与社会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动荡时局，几乎成为大家共同的苦难记忆。因此，日常言谈之中“分享”相似的不公遭遇，成为无助苦境之下的慰藉，以此获得另类的“凝聚力”。而对于华人在缅甸的生存与发展，我与几位报道人有过一次颇有深意的谈话。

笔者：在缅甸经历那么多苦难，有没有想过移民，或者回中国？

李先生：曾经想过去台湾或新加坡，但出去也不见得好。中国是回不去了，发展那么快，哪里还有你的位置，生活也不习惯。在缅甸，只要不发生动乱，生意很好做，原材料、劳动力便宜，老缅也好相处，没什么矛盾。

笔者：有没有想过把生意扩大？

张先生：在缅甸，最好做些投资少，见效快的生意。如果做得很大，政府就会盯紧你，要么收重税，要么让你捐款，甚至怀疑你的财产来源。如果没实力，关系不够，很可能被这些事拖垮。很多人靠玉石、甚至贩毒赚了钱，都不敢出声，宁愿做“埋头财主”。

笔者：那如果想进一步发展，总还是要有一些资金积累啊？

王先生：在缅甸，尤其是华人，最好的积蓄就是购买房屋、汽车、黄金。钞票作废过3次，币值变化又大，老百姓都不愿存钱。我的房子80年代买的时候花了50万缅币，这些年通货膨胀，现在差不多可以卖两亿。如果现在要做什么生意，只要卖点黄金，或者卖辆车，最多卖套房子，本钱就有了。

“审时度势，随机应变，适度发展”，这是我在几位报道人的生命故事中所能读出的生存策略，这也适用于我所遇到的大多数缅甸华人。缅甸复杂、动荡的局势促使华人形成能动、多面、随机应变的发展策略。在生产生计方面，如有可能，华人都会尽力使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藉以应对多变的时局。这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的经济运作较为相似，一方面，他们以家庭、亲属为核心，逐渐拓展至同族、同乡、同行关系，以此建立商业网络；另一方面，这种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又表现出灵活、多变的特征，并不完全依靠既定的社会关系，而是根据现实情况作出调整。其所体现出极大韧性，使华人在应对突如其来的运动和变革时，不至遭受重创。这与杨美惠对中国社会的关系学研究类似，在国家威权与垄断之下，作为一种对抗性伦理，关系学通常成为个体在逆境中生存的必要前提。

缅甸变化无常的时局，对身处社会边缘的华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也形成了华人与之相应的生计方式与生活态度。尽管他们不一定安于现状，但却很少谈及未来，不愿为人生做出长远规划；而是步步为营，尽可能地为不可预见的变化做好准备，同时调整心态，以求在趋于日常的危机中安之若素。那么，面对变化多端的社会世界，缅甸华人为何依然力图在当地谋生、发展，又缘何生成如此特殊之生存策略？再者，华人在国家共同体中的边缘地位究竟如何？又如何应对军政府的威权统治？反抗，抑或共谋？这就需要从华人、缅甸社会、官僚体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说起。

二、遵从、欺瞒与反抗的辩证法

1990年大选之后，新军人**纵制宪会议，意图将军政特权写入宪法，继续掌权。从法理和制度层面而言，军事威权统治并不具备合法性。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国家的政治走向取决于军事集团高层之间的斡旋与平衡，而非程序性的规范与法则。但以法理性准则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恰恰是现代国家管理、运作的前提和基础。显然，军事专政的目标并不在于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加之频繁的派系斗争、人事更替，使地方基层官员在办理公务时无所适从，多是依照上级命令（如地方行政长官或军区司令）。由此，政府运作往往出于关系利益之考虑，而非相关制度与法律。政令则可能仅是口头传达，而不见诸文字。长此以往，使得地方行政机构运作多少显得混乱，甚至无章可循。各部门之间遇事相互推诿，而基层官员索性直接听命于上级。这样既可保住既得利益，又不用承担责任。

缺乏制度与规范，导致内部运作的混乱、无序，大大降低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最终导致官僚体系的松懈与积弱。而极强的军事专政与积弱的官僚体系相结合，其结果便是集中、强大的国家权力因地方行政体系的运作不力而无法有效完成对地方社会的日常管理与控制。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更显问题重重。地方政府无法动员有效力量投入经济建设，加之对地方社会复杂性估计不足，使国家政策无法上行下效，对民间的监管、控制也简化为征收赋税与治安管理。在此状况之下，灰色市场、资本与劳力的非法流动、跨国网络等非正式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决策、行为的失败，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灵活性，抵消了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停滞、浪费和低效率，也使地方经济不致崩溃，且有缓慢发展。

吊诡的是，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了解情况。因此，在维持军事专政，确保威权统治的同时，当局不得不适度放任黑市经济的存在，将地方经济发展部分交由市场调控、解决，同时利用职权，借由管控将之视为“生财之道”。善于经商的华人正是抓住这样的契机，获得较大的自主空间。在曼德勒，小到工匠、商贩、小业主，大至酒店、农场、跨国公司，华人所占比例不小，华商已成为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和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因此，在缅甸半开放的社会状况下，地方政府对华人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多半采取默认态度。

另一方面，首先，华人虽对军政府并未抱有期待，但却不反对军政专制，而是对政府保持适度遵从，至少在形式上认可军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尽量和地方官员保持良好关系，并响应政府号召，捐资兴建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工程等。与缅甸的其他社会阶层/群体（尤其是以农业为生的缅族）不同，华人大多经商，社会安定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前提；其次，多数华人都为有产阶级，生活压力不大，从道义经济与理性选择的角度而言，公开反抗军事专政，既不明智，也无必要；第三，地方政府对非正式经济活动的默认，使华人有机会将权力阶层引入经验世界与实践领域，并尽可能地使地方经济按其熟悉的市场规律运作，转被动为主动；最后，假使能与地方政府合作，尽管存在风险，但若处理得当，不但可获得更多信息，提高竞争力，而且也从侧面彰显了自身在地方社会的实力与地位，最低限度，至少不用再顾虑自身的财产安全。

响应号召，投资政府项目，既是华人适度遵从的表现，也是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通过投资、拓展社会关系，并适时地将其转换为资源，以获取更大利益回报。当然，在军政体制下，参与政府计划或相关投资，因其内在的复杂及不确定因素，往往需要承担较大风险。比如，原先可从政府拿到的政策性补助，可能随政局变化、人事变动而失效；或因政府发展计划中断、变更而蒙受损失。曼德勒现有几家水泥厂，多为华商投资，都与政府早先的工业计划有着密切关系。之后，曼德勒省政府准备发展IT产业，拟将原有工业用地划为信息科技园的建设用地，责令建盖于此工厂限期搬迁，政府可另划新址给予重建，但经费自筹，拆建也没有给予补偿。又如，缅甸自20世纪80年代起严格限制进口汽车，钦纽（Khin Nyunt）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时曾批准进口汽车，钦纽因故辞职后，政府不再对由军情局审核的车辆进行年审，民众只能将其拆为零件出售，或者索性将汽车捐给寺庙，由僧侣去向政府申请换发牌照。又如某些行业，如烟酒、涉外酒店等，也会因相关部门的人事变化，无法换发新的营业执照而停业等等。每每谈及，大多华人都表示无可奈何，却又习以为常，甚至将其当成投资风险的一部分。

但是，华人适度的遵从并不等于承认军政当局执政之合法性，威权、专制之下必有反抗，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华人而言，“反抗的目的不是要直接推翻或转变统治体系，而是要在其中生存下去。”因此，反抗多为策略、隐匿、利益驱动，而非暴力、有组织、非自利的，形式复杂多样。其中以隐瞒最为常见。若非必要，民众尽量不与政府打交道，政府对民众情况知之越少，就越对民众有利。邓先生在曼德勒经营五金店，我曾问他营业税是否很重，他说不用缴税，因为他就没有向政府注册。他说注册非常麻烦，不但要找关系，而且程序繁琐，一年半载未必就能申请得到。所以索性不去申请，等遇到政府检查再设法应付，最多不过关门歇业，另谋出路。

对那些不得不与政府接触的华人与企业，隐藏的文本则成为日常反抗最为有效的策略。在与华人谈论经商话题时，“欺官瞒税”经常被提及。中缅边贸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经营进出口贸易，包括玉石、农产品、日用品、电器、五金、化工原料等等。但由于缅甸政府的进出口政策变化较大，程序繁琐，限制颇多，且税收较重，很多商人都采取走私、瞒报、低报货物数量的方法降低成本。李志敏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经常往来于中缅边境，经营玉石和布匹生意。他说：“当时边贸很好做，但大多为走私，或者少报，这样做肯定有风险，但如果做成的话，利润相当丰厚。”而在一家医药公司任总会计师的毕先生则指出，缅甸政府管理比较混乱，政策变化大，为了便于调整、运作，很多公司都有两本不同的账本，一份给税务局，一份才是公司真实的经营纪录。“这是公开的秘密，当然，你如果要去问，自然不会有人承认。”毕先生说。

讽刺的是，倘若政府管理严格，照章办事，个人或企业要想“欺官瞒税”，并非易事。问题在于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乐见于此，只有这些现象存在，他们才能从中获益。而对于华人而言，政府的腐败与效率低下并不见得是“坏事”，这更有利于他们将权力支配者从制度空间引入行动领域，通过非正式渠道解决问题，完成资源与权力的交换，从中获利。就此而言，华人与地方基层官员所构成的是共谋而非对抗关系，华人言谈之中并不避讳此类事情，并为其行为寻求合理解释。就此，曼德勒华人赵先生说：

贪污腐败世界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缅甸公务员工资很低，自然要另谋出路。再说，贪污腐败只是国家有损失，对老百姓没有太大影响，很多时候甚至是官民一起，亏空国家。

可见，在华人社群中，尽管大家都认为贪腐有违社会公正，但贪腐行为却在“情非得已”的状况下被逐渐合理化，甚至被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斗争/生存策略，同时被纳入投资回报的成本核算中。亦如Scott所言：“为生存和家庭生计而进行的斗争是被视作当然、不必言说的。”在此境况之下，民众转而以“是否合适”代替“是否合法”来言说腐败，而相关之叙事，则成为理解日常生活、人与人关系以及政治与权力的话语路径，同时折射出正式、非正式网络的对接。在此，腐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武器，可以在特殊场域中重新定义身份、地位与社会关系。人们通过人脉、关系以及权钱交易，确保获得庇护，以消除社会动荡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

最后，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华人反抗的性质，它是无组织、机会主义、不具备革命性后果的，甚至包含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换言之，这种隐匿的反抗并不想引起公开对抗，从而导致政府诉诸暴力，而只是想将权力关系引入自身熟悉的生活世界，淡化国家权力的影响与效用。此即我所强调之反抗的辩证法，军事威权统治迫使民间社会产生了一套遵从与反抗的机制，并在国家、社会之间生成两套文本与实践策略。二者时而交叉，时而疏离，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则在于，一方面，反抗削弱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直接干涉、控制，社会个体通过变通获得更多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反抗的另一特性——华人与政府官员的共谋——却又从另一层面强化了既定的权力关系，因此，权力依然存在，秩序并未改变。

三、茶馆、公共领域与文化政��

自1988年民主运动以来，新军人政府把持政权，实行专制，并通过新**、压制舆论、暴力管制等方式严格监控人民的言行。但政治合法性的缺失与制度化管理的失效，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松散与疏离。因此，国家权力虽足够“强大”，却无法有效地渗透至地方社会，这就为公共领域的存在以及民意表达留下一定空间。但惊悸于军政府的威权与暴力，民众往往选择隐喻、戏谑、象征的方式来表达意见、传递信息，这便造就了缅甸军政时期独特的公众领域。

在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与互动的研究中，公共领域业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重要议题。公众领域意指“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众意见这样的事务能够形成”。公共领域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通过调节两者的关系，进而达成公众对国家活动的监督与控制。公共领域也是一个观点、意见的交往网络，经过过滤、综合，形成公众舆论，并通过其影响作用于政治权力。

一个充满活力的公众领域应建立于民主、法制与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并且需要通过制度化途径来表达公意，进而完成国家权力的监控、引导。显然，这并不符合当时缅甸的政治状况与社会现实。军事专制之下，公众领域自然无法充当国家与社会间的中介，进而影响调节国家权力，但这并不妨碍公共领域的存在与效用。一方面，公众领域成为民众发泄不满、表达抗议的社会空间，在谣言、传说、轶事、讽刺、黑色幽默中，军政合法性被以不同方式解构，专制政权的社会影响力随之消减；另一方面，公共领域扎根于生活世界，通过交往与沟通而形成的公意，在消解国家权力的同时，也彰显出民间的道德力量与社会秩序。

在曼德勒，午后工作之余，同事、朋友大多会去茶馆小聚。曼德勒城中茶馆众多，几乎遍布每个街区。人们时常聚集于此，聊聊人生百态，谈谈时政新闻，说说趣闻轶事，当然也会互相打听、交换商业与工作信息。因此，茶馆构成了曼德勒不同族群、阶层、年龄的民众沟通、交流的公共空间。在调查期间，我不时地与朋友在茶馆相聚，虽是随意闲谈，但却听到不少谣言、传闻与故事。这些叙事从不同层面反映出缅甸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现实，同时也隐含着人们对专制、不公的讽刺与批判。

缅甸“怪事”多。1.“10多年前买的汽车，现在卖出去，还可赚到几十倍的钱。”20世纪90年代，军政府为节约外汇储备，限制汽车进口，导致汽车价格飞涨。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缅甸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汽车、黄金、房产等固定资产反而成为最好的保值品。此外，有汽车的人家还可享受国家供给的平价汽油，仅为黑市油价一半，这更使缅甸旧车价格居高不下。我的朋友陈先生8年前花1 200万缅币购买了一辆丰田轿车，现在若卖出，市值接近1亿缅币。2.“缅甸就是一个活的汽车博物馆。”由于政府限制汽车进口，很多旧车仍在使用，许多汽车修理厂可将两三辆报废汽车重新组装成“新车”。在缅甸，可以看到最新款的日产越野车与二战时期的美式吉普同时在公路上奔驰。

政府之言不可信。军政府统治时期，实行新闻管制，所有报刊、杂志在发行前均要送交新闻审查署审查，审查程序繁琐、复杂，相关政策时松时紧，反复无常。而在获准刊行的书报的显要位置，必须印有国家宣传话语。新军人执政时期，缅甸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为《缅甸新光报》，在报纸头版刊有12项国家建设目标，其中4项政治目标为：1.国家稳定、社会和平与宁静、法制普及；2.民族团结；3.制定持久的新宪法；4.根据新宪法建立一个新现代发达国家。一日，在茶馆与朋友聊天，他们向我一一解读“4项目标”：1.军政之下的缅甸社会从不稳定，以人治国，贪腐成风，何谈法制；2.军政府从来都不想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将叛乱控制在一定范围，才好体现军队存在的价值；3.宪法修了近20年，越是修改，越是偏向军政府，无法体现民意；4.军政之下，缅甸已沦为世界最欠发展的国家。如此看来，4项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空谈，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话语非但没有发挥其应有之效用，反而被弱化、消解于民众的戏谑之中。

迁都。2005年11月7日，缅甸军政府对外宣布，将行政首都从仰光迁至彬马那（Pyinmana），并将新首都定名为内比都（Nay Pyi Taw），为古缅语“京都、都城”之意。彬马那与仰光、曼德勒的直线距离分别为320公里和250公里，原为缅甸中部的县级小城，地处山林，人口较少。官方对迁都的解释是，新首都位于缅甸的中心部位，有利于政府施政。但由于消息来源不同，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1.继续控制国家权力。新宪法迟早要出台，但军政府不愿交权，将首都移至彬马那，有利于其集中优势军力，建立战略指挥中心，巩固军队对国家的统治；2.防止反政府力量在大城市集结，直接危及政府。迁都于地远人稀的彬马那可避免群众运动对政府的直接冲击，即使大城市发生动乱，军政府也有一定时间采取行动；3.担心美国的军事打击。美国将缅甸视为“暴政据点”，引起军政府的担忧。原首都仰光濒临海域，没有战略防卫纵深，易受攻击，而彬马那地处内陆山区，易守难攻；4.加强对内地地区的控制。军政府迁都内地，更加靠近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少数民族地区，有利于政府对其进行有效控制；5.因循王朝更替的迁都传统。在缅甸历史上，每逢王朝更替，统治者都有迁都习惯，同时大兴土木，建立皇宫、佛寺等标志性建筑，彰显皇权，军政府迁都可能是效仿传统；6.星相占卜之说。缅甸星相之术古已有之，并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人们还利用占星术择吉、取名等。因此，有人认为迁都是军政府高层听信星相师占卜，认为彬马那风水比仰光好，更有利于统治。缅甸迁都的真正原因乃军政府的“最高机密”，孰是孰非，无法说清。每一种说法似乎都有其内在逻辑，有其理性与非理性的一面。更具深意的是，关于迁都的各种猜测、传闻汇集于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民众根据自身的经验，同时通过公众领域中的商谈与讨论，最终过滤、综合出对缅甸国家社会的认知与想象。

军政时期，茶馆成为缅甸民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公共场所，尽管无法畅言政治，但关于军政专制的谣言、传闻——作为弱者的武器——仍然在茶馆中不断涌现出来并广为散布。茶馆公共气氛为民众交流、沟通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而谈话、聊天的散漫、时效性以及非正式的特征，又成为军事专制之下公共领域存在的必要保障。在各种隐喻与戏谑中，人们彼此心领神会，又不挑明，以免祸及。不同族群、阶层的人们聚集于此，谈论着新闻、文学、政府计划、宗教、博彩、谣言、传说等众多话题，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意见，批评时政。茶馆由此成为一个充满“沟通理性”的社会空间，关于国家社会的文化政治蕴涵于人们的沟通、交流与谈论之中。值得强调的是，鉴于军政府的专制，公意无法直接影响国家建设，公共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仅在于解构军政府的合法性、弱化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力，而无法真正协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使政治治理趋于理性、有效。

结 语

自1962年奈温发动政变上台，到2008年修宪结束，新军人政府还政于民，缅甸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军事专政。而新宪法中军人角色的特殊定位，仍使其对缅甸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长期的军事专政及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导致官僚体系积弱，行政效率低下，制度运作不利，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疏离，这也造就了缅甸“强权弱国”之下多重关系支配下的时而交织，时而平行的生活世界。

华人移居缅甸，历史悠久，作为缅甸国家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日常经验、生存心态、行为策略及其对国家共同体的认知与实践，自然也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环节，也是作为现象的国家在现实中的具体呈现。为我们探讨缅甸国家社会的构成提供了一幅生动、细致的微观景象。

缅甸华人大多居于城市，在这样权力密集的开放社会空间中，华人必然要面对国家的管理与监控。华人多以商业为生，这就促使华人与家庭、社群之外更为广泛的社会范畴产生联系，面对更加复杂而不确定的社会世界与多变时局。而这一切，又蕴含在个体的生命历史中，反映出华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社会变迁的洞察，以及他们对生活世界的认知乃至对国家社会的构建。

缅甸华人基于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国家观，具有价值判断与行动导向，承载着民众对国家的道德判断，成为理解、批判社会生活的理论工具。因此，对军事威权之下缅甸华人生存策略与日常政治的呈现与分析，也映射出缅甸华人眼中与日常经验息息相关的国家想象，他们的遵从与反抗，以及为之寻求的合理化解释，在创造有限却又充满活力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成为现实权力关系的共谋。

最后，作为缅甸国家社会的一员，华人与缅族一样，共同参与到公共领域中，通过隐性与策略的方式表达对军政专制的反抗，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批判。隐喻、黑色幽默使民众在心领神会间表达意见，同时保护自己。而在合法性危机之下，国家叙事趋于无效，国家便成为文化产品，被纳入民众的想象，并通过民间叙事在日常生活中流传，渐渐被“信以为真”，也为其社会自主性空间的存在创造了合理性基础。而在这一系列的文化想象中，无权的民众以“戏谑”的方式，解构威权，再造社会，重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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