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天纬地的行动者之网：关于病毒的一些思考

范可

《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摘要：病毒是不是纯粹的“自然”微生物？不是的。对于病毒学家和流行病专家而言，这是不言自明的。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理解病毒与动物乃至人类的关系。在这样的网络视角里，病毒如何与人类互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如何影响病毒，病毒又如何反过来冲击人类，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框架。本文讨论的基本事实是：病毒的演化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病毒也将人类和动物联系起来，病毒也受到人类各种社会性设置，人与物的流动，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影响。病毒不知道攻击对象的种族、族群、文化以及阶级的背景，它跨越所有边界。在这样的意义上，全人类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拉图尔；新型冠状病毒；行动者网络；总体性整体观；互联性；全球化

 

 

一、问题的提出

 

近日，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世界报》发文指出，与新型冠状病毒作斗争是为下一次环境危机作的彩排。他还认为，现在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环境危机，使我们认识到，对社会的经典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社会关系或者网络不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社会状态取决于许多行动者（actor）之间的联系，其中大多数不具人的形态。拉图尔主张用一种网络的视角来考察病毒，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他认为病毒不过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而其他如口罩库存管理、病毒测试管理、产权管制、公民习惯和团结姿态，都在链条中对确定病原体毒性的强度同样重要。显然，拉图尔动用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来思考新型冠状病毒现象。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家，拉图尔建立了一种叙事性的领域（narrational field），试图考察人与非人的实体（human and nonhuman entities）是如何联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如诠释作为网络活动（networking activity）就像一条连续不断的表述之链，政治和科学发现的世界创造了混合的叙事。

理解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必要了解其核心的“杂糅”（hybrid）概念。这一概念建立在对纯粹的形式的批判之上，其原型是对技术与社会的分离、文化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与非人的分离的批评。与此同时，将杂糅的形式应用到现实中，拒斥纯粹的形式。欧美人总是混杂他们的类别，但是学术界则相反。拉图尔曾批评人类学，责难其过于沉溺于学科领地，以至于无法跟进网络。现在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许多人类学者也把目光转向科学和技术领域，他们想研究的当然不是科学或者技术本身。人类学家可能对科学和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如何在权力话语中居于主导地位，以及如何与社会文化互联和渗透之类的问题更为关心。在以下讨论中，笔者首先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见于西方媒体的诸如疫情告诉我们什么、疫情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以及疫情的预后之类的论说展开讨论，以明确新型冠状病毒在拉图尔行动者网络视野中的位置。其次，笔者认为，拉图尔的网络和环节理论代表了一种总体性整体观（a global holism）。这一观照系统说明，病毒是如何与人类互动而日渐成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非纯粹的“自然”微生物，以及如何通过与人类博弈而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甚至某种程度上“融合”的。再 次，本文力图简要地进一步说明病毒与人类在互动过程中如何彼此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结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病毒并非百害无益。从生物学的维度看，病毒不仅是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是我们战胜病毒的依靠力量。此外，病毒不关心攻击对象的种族、族群、阶级等身份，不在乎任何边界，就此意义言之，当下唯有病毒才具备使人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的力量。

 

 二、行动者网络视角里的新型冠状病毒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想法，无疑是超越文化与自然两分范畴的建设性建议。他更为深刻而且具体地阐明了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谓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道理，并且把平的世界扩展到非人类、非动物的立体空间里。但弗里德曼的文章无疑可以帮助理解拉图尔关于网络的想法。弗里德曼在2020年3 月 17 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的文章，用 “指数的力量”（the power of exponentials）来形容病毒如同放高利贷那样成倍繁殖。因此，他关注的是危重冠状病毒病人的数字、全国范围内究竟有多少所一般性医院以及需要拥有多少张 ICU病床才能满足需要。如果后面的数字在疫情峰值时能满足第一个数字，那将过得去；如果相反，那将是灾难性的。

另一方面，弗里德曼也指出，有些指数也有积极正面的一面（the upside ofexponentials），或许有一种指数可以挽救我们。譬如，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摩尔定律给了他灵感。摩尔定律在 1965 年被提出。根据这一定律，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每两年翻一番——如果晶体管能稳定地装在微型芯片上。为了解释摩尔定律可以使任何东西变得更好——更聪明、更快，英特尔工程师以1971年的甲壳虫大众汽车为例，计算该款轿车按照摩尔定律的指数在微型芯片从1971年发展到现在的条件下，将会达到什么程度。其结果是速度达到每小时30万英里（1英里约1.6公里）、每加仑汽油能行驶200万英里，而这一切的代价仅4美分。

弗里德曼接着引述了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一家独立研究中心的主任尼汀·派 （Nitin Pai）的话：计算机和综合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的发展带来了病原体检测和诊断的革命，以及在疫苗的设计和发展的过程中，将所有的这些置于摩尔定律的循环之中。近些年来，从SARS病毒开始的禽流感（H1N1）、埃博拉（Ebola）、寨卡（Zika），到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驱动更多的才华和智力进入生物和流行病科学。不难理解，弗里德曼引用尼汀·派的话是为了对未来保持一种信心。这也支持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随着更多的才华和智力进入生物科学和流行病学，这两门学科将成为阳光产业，在对付病毒的同时必将带来更多的财富。这似乎真的成为了循环。换言之，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些重大疫情的出现也是相关科学技术领域获得大发展的契机，会为生物学和流行病学注入更多的人力和智力。这也意味着所有的这些——包括疫情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内——都是共生的。病毒尽管会演化，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异，但总是与人类一起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离不开人类。这种状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纽约一位华人医生在他的“纽约抗疫记”的系列里写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主要是因为密切接触，病毒的传播链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人类世界的关系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无所不在，病毒传播也越来越跨越世界无孔不入。”

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这种人与病毒的互联性，早在 19世纪（或许更早）就已经有人关注和思考。法国学者凯克（Frederik Keck）认为，虽然所谓“人畜共患的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zoonoses）直到最近才吸引学术投入，但人畜共患病的事实确实比较早就为人所认识。他在一篇论文里列举几位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针对他们那个年代发生的动物流行病所提出的建议。从这些建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社会的思考早就超出人与人关系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再将人与动物的疾病截然区分。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如果人畜共同患病，肉眼就能观察出来。传统上，人类应对源自动物的灾难性传染病的威胁所采取的方式是扑杀患病动物和接种疫苗，疫情监测则是新的方式。疫情监测所期待达到的是预防（prevention）、防治（precaution）—— 这 是 将 社 会 定 义 为 必 须 通 过 消 灭 敌 人 来 保 护 社 会 ；防范（preparedness）——通过对灾难性未来的想象体现公共设施的脆弱性，以求改善。疫情监测虽然目前主要用于畜养的动物，但对于人类的公共卫生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病毒学家也注意到哨兵人群对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

过去经常使用的扑杀也具有防范的意义，所以现在有些地方依然使用——将感染瘟疫的动物斩尽杀绝，例如人类在疯牛病、禽流感发生时所采取的做法。虽然所杀的是动物，但动物感染的病症会导致人类患病，此即所谓的“人畜共患”（zoonoses）。本质上等同于传统上人类对待一些令人十分恐惧的传染病如麻风病时所采取的对策。中世纪欧洲和纳粹时代的德国直接将麻风病人烧死。而在世界范围内更为普遍的做法是让麻风病人社会性死亡——将他们送到某偏僻之所与社会彻底隔离。此与扑杀都属于防范。接种疫苗有防治的意义。

疫苗接种的本质是中国俗称的“以毒攻毒”。疫苗的发明使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构成一种物理性实体，这是当今所谓的“人畜共患病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zoonoses）的一种理解。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从一种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待当时刚刚问世的天花疫苗。他认为疫苗使人类增加了生存的机会，接种疫苗使我们染上疾病，而这类疾病引起的不适与它使人体产生免疫力的正面效应相比是微不足道的。20世纪 90年代，列维-施特劳斯根据疯牛病认识到，在种群相互感染之前，利用生物技术和模拟技术，通过“哨兵”（如用动物蛋白质喂养的奶牛）去监测动物之间病原体的突变是可能的。列维-施特劳斯说的是动物种群（populations）之间的感染，因为许多传染病人与动物共患，所以了解动物种群之间的感染对人类同样有意义。

以上是直观的，可以根据客观事实来作判断的人与动物会相互传染疾病的事实。尽管这方面的知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已经有所积累，但一直到最近，人类与身外世界这种网状的物理联结才引发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关注。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得拜上个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崛起及与之相关的全球化提速之赐。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所有在2004年之后涌现出的连接性工具（connectivity tools）——遑论旅游和全球贸易——真实地连 接 了 世 界 。今 天 ，我 们 的星 球 不 仅 仅 相 互 联 系（interconnected），而 且 相 互 依 赖（interdependent）——甚至在许多方面已经融合（fused）。”弗里德曼特意用斜体字标出“相互依赖”和“融合”，其意义不言而喻。

如果这样来看待新型冠状病毒，那它与人类的关系会变得类似于列维-施特劳斯关于所有社会都存在的乱伦禁忌（incest taboo）究竟是“文化的”还是“自然的”问题。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如果人类种群没有今日之密集以及与这种密集程度相伴随的庞大的连接成片的居住环境，那么这种病毒就不一定会出现。在象征意义上，有位哲学教授认为在行动逻辑上新型冠状病毒与人类毫无二致。他从新型冠状病毒的行动上，看到一些现代社会政治的本质。几天前，这位教授投文《纽约时报》，文章以“冠状病毒就是我们自己” （The Coronavirus Is Us）为题。他认为，冠状病毒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人类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机制以及不断成长的超越边界的相互联系的本质。在民族主义意识的鼓动下，西方一些国家在边境筑墙，通过对移民的“社会污染”（social contagin）的恐惧来滋养自己，与此同时，珍视“围墙政体”（walled polity）中不可能存在的纯洁理想。”

虽然作者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以病毒来隐喻当代社会世界，但他关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且边界多孔（porous），而更像活生生的膜状物（living membranes）而不是实体墙（physical wall）的表述，真切地表达了互联性的本质。活生生的膜状物象征各种各样的边界和不同的环节，因其透气和有缝隙，多元世界联系在一起。

大概出于对现任美国总统的不满，作者痛斥了引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的生存论（survivalism）。而新型冠状病毒证实边界再巩固，都更像活性膜状物，而不是无机的实体墙（inorganic walls）。一个个体、一个国家如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就将生不如死（as good as dead）。无缝不钻是冠状病毒的可怕之处，却被用来比喻相互联系的重要性。

在对病毒的描述中，马德尔明显把矛头对准特朗普——尽管他的名字没有在文中出现。他的政治隐喻我们暂且不表，有关病毒的流动性和实体互联性（mobility and physicalinterconnectedness）以及将此病毒与彼病毒——互联网上的病毒——相提并论，为认识病毒与人或者人机结合，提供了一种理解，让我们看到人类在什么意义上如同新型冠状病毒。病毒形同当代的社会和政治世界。我想，字体上的巧合，启发了马德尔许多有趣的想法，这些想法值得多花些篇幅介绍。

COVID-19，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RNA 病毒家族，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传播。这个特点表明，它不服从自然分类系统和物种边界。病毒球面上的刺突为它赢得了“冠状病毒”（coronavirus）的称号。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王冠”（corona）。追得更远一些，则是来自古希腊语的korōnē，意为”花冠”（wreath）或者“花环”（garland）。代表至高无上的主权属性的王冠被授予一个微观实体（a microscopic entity），而这一微观实体蔑视各种存在体的边界和生与死的领域（the domains of life and death），在一个权力分散的时代超越各种旧的边界，成就其主权形象。

病毒一方面渗透与转录(transcribe)宿主细胞和计算机程序的文本，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复制其自身。在社交媒体世界里，这两方面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则笑话或者故事被分享，并在互联网和手机用户中传播开来，被说成“病毒式传播” （go viral）。高频度的内容复制是不够的，因为它需要制造影响，转录它所渗透的社交文本，其终极目的是通过广泛传播的图像或者故事来行使权力。马德尔认为，病毒式传播给我们与病毒的情感关系带来了复杂性：恐惧，当我们成为它攻击的对象和潜在的宿主时；“渴望”，当它是我们用来吸引大量观众的工具时。

将冠状病毒流行与互联网病毒传播作比较并非没有意义。与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的那样，马德尔也强调新近疫病流行的全球化维度来自增长的流动性和实体互联性，如大众旅游、教育专业交流、长距离交往、国际文化和体育项目等。当疫情发生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飞机上、火车上和酒店里时，病毒旅行跨越区域。换言之，是人的流动把它送到别的地方。

无论喜欢与否，在各方面我们都是与己迥异的元素的宿主。宿主总是有被寄宿的东西伤害的风险，这种风险无法消除。所以，我们需要学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不仅通过通信技术互联，也通过直接的具身接触（embodied contact）在物质的层面互联。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这样的现实当中，即随时都可能发生病毒式传播。病毒不仅在现实当中与我们有着超越自然与文化之分的关系，而且在许多方面有着与我们相同的本质。人们追求声望，希望为人所知，追求象征资本，在行为逻辑上同于冠状病毒。

 

三、总体性整体观中的新型冠状病毒与人类 

 

拉图尔的网络和链条环节模式使我们联想到这样的事实：许多病原体与人类广义的文化活动如驯化、农耕、畜牧等生计活动脱离不了关系。例如，农耕使人类得以形成大规模的相互连接的村落城镇，为急性病毒提供了温床。从拉图尔建议的网络视角来看，正如他所说的，引发这次疫情的病毒比起过去的饥荒或者气候危机迥然不同，它在不同的地方起作用的方式并不一样，因为在不同的地方病毒毒性的强度和力度都不一样。拉图尔虽没有谈及病毒来源的问题，但是种种迹象说明，病毒可以因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人类对付病毒的不同方案，也使病毒发生变化。在病毒的观照里看问题，病毒需要寻找宿主，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为了持续繁衍，毒性减弱但传染性增强。如果宿主很容易死亡，对病毒的继续存在就是不利的。国外所谓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解上的。

拉图尔的网络和环节将人类生活、文明体与整体“自然”勾连起来。我们的发明和创造也是链条上的环节，参与到万物环环相扣的互动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活动作用于这个星球，影响了人类以外的世界，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我们与万物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依存，甚至融合。笔者以为，无论是拉图尔还是弗里德曼，表达的都是一种总体性整体观（a global holism）。这一理念提醒社会人文学者，应该参与理解一些传统上垄断在自然科学因果解释框架里的非人文现象，并作出自己的贡献。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看，一种不自觉契合了拉图尔的说法已经出现。我们可以认为，将人类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关系视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比喻或者拟人化，而且是现实当中许多措施和行动所产生的意义，以至于遭受疫情的所有社会都用战争的语汇来形容和谈论与之相关的一切。更有不少人干脆称这次疫情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少国家实施了战争期间启用的紧急状态法。

的确如此，从各国的社会动员状况看，还真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不遑多让。许多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如3月29日英国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郑伟祺（Robert Jenrick）就宣布英国进入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 footing），这意味着国家行政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而无需经过立法或者监督机构的批准。宣布进入这样的状态通常都是在发生战争和重大灾害的场合。只有在与病毒的斗争中，战争语言才被广泛使用。这说明，这次的病毒与其他灾害不同，它不像其他动物或者微生物那样比较容易地防控，而是难以防控。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好像颇为“善解人意”地与人周旋，正如拉图尔所揭示的，它在不同的国家显示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确乎已经生活在一种全体意义上的网络社会里。这个社会包括人与各种技术和装备，这些技术和装备原先是人类为对付自然而准备的。这些技术和装备是否足够，使用的状况如何，确实影响到我们生活于其间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生态环境系统。千百万年以来，在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人类所作用的对象也反作用于人类。许多灾难看似自然的，其实难以摆脱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弱化我们自身。灾难人类学提出发展带来“脆弱性积累”的论断，说明我们置身其间的拉图尔意义上的一种“生产性网络” （a generative network），似乎通过不断出现的新的、各种科学以及现代文明带来的环节，正在促使人类向原先生态自然成员的状态复归。“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生态文明建设”等诉求的出现，都可以视为这一复归的努力，但这个生态自然已然不复自然——如果我们将气候变化等因素考虑在内。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现代性是建立在理性和科学基础上，将自然析出作为人类征服、利用的目标之实践过程，那我们确乎“从未现代过”。人类在这一实践过程中虽然征服人类的他者，但也被这些他者所征服。让我们还是回到拉图尔的网络上来考虑问题。我们可以追问，有些亟待人类征服的对象，如包括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各种病毒，难道纯属自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近日发表在《雅各宾》（Jacobin）的一篇文章强调，他自己早已拒斥自然外在于人类各种活动的观念，秉持一种更为辩证和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人类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资本改造了自身再生产的环境条件，但这是在一种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如气候变化）的语境里发生的，并有赖于自治和独立的演化力量的背景。这些力量不间断地重塑周边环境的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病毒一直在突变，但出现威胁人类生命的病毒，则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活动。

病毒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链里的顶级杀手。人类几乎从未完全靠自身的力量彻底消灭病毒。病毒会产生突变，因而总是有新的病毒在一定时候出来兴风作浪，杀死一些人之后绝尘而去。有些病毒人类从未彻底消灭，但这些病毒也没有往外扩散的需要，它们静静地与宿主共存，在耗死宿主之前，它们早已经通过血液或者其他分泌物感染了宿主的后代或者其他关系亲密的人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定义一种疾病是否流行病与致死率无关，而是根据其传播扩散的能力。根据这些事实，我们能说人类终将战胜病毒吗？具体而言，人类或许可以战胜某种病毒；抽象而言，人类从未战胜所有病毒。另外，如果没有人类活动，许多病毒未必产生。在微生物世界里，许多病毒和细菌究竟是纯粹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真的难以说清楚。

总之，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这种难以言说的世界的途径。大卫·哈维几乎以同样的但更为具体和直观的方式，对为什么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问题，给出了他的分析。他认为，两方面原因使人类的活动促使病毒产生威胁人类生命的变异。其一，环境条件偏好增加病毒变异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有理由相信，在潮湿闷热的亚热带，密集或者活跃的食物供应系统有利于病毒变异。这样的系统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包括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其二，有利于病毒通过宿主身体快速传染的条件则差别很大。高度密集的人口看似很容易成为病毒寄生的目标。例如，麻疹只在巨型的人口集中城市区域流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会迅速消亡。因而，人们如何互动、如何走动、如何管理自己或忘记洗手，会对疾病的传播产生影响。另外，在许多地方，病毒变异和传播有着很高的环境风险。这种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病毒变异始终与人类相伴，也就是说，病毒不过是网络上的一个环节，其他针对病毒的各种方式，包括测试管理和各种技术手段以及医疗方式及其管理体制也都是网络链条上的环节，这些环节的作用都会影响病原体的存在方式和毒性的强弱。这些环节也是科学家检测出害人的病毒的技术手段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四、病毒的轨迹

 

我们说病毒与人类相伴而行并不意味着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没有病毒存在。事实证明，病毒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人类长得多。病毒在人类之前的历史非本文考虑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一万两千多年前开始的全新世界以来的病毒。全球化毫无疑问是我们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尽管当前世界范围内有股逆全球化的潮流。如果我们用一种全球史的眼光来理解全球化，那么全球化同样如同网络编织过程；如果将人类遍布全球的过程置于全球化的视野里，全球化就不应是仅仅发生在过去几百年或几十年间的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类的祖先十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就开启了这一进程。之后，直到一万两千多年前才出现了驯化动植物。在此之前，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食材来源是自然环境里的可食性果蔬块根和动物。人类学将从事狩猎采集生计者通称为“食物搜寻者” （food forager）。有了驯化动植物之后，人类就成了“食物生产者”（food producer）。

在狩猎采集生计模式下，人类社会不可能出现人口大规模聚集的社区。驯化是人类迄今为止对自然最为重要的干预。人类的驯化活动在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的疾病流行。一切正如内森·沃尔夫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狩猎和驯化活动是使一些野生动物体内的微生物进入人体的开始，狩猎和驯化都提供人们同野生动物密切接触的机会。驯化所带来的农业活动为人口大规模集中聚居提供了可能。随着相互连接的聚居区——尤其是城镇社区——的扩大，人类社会在历史上首次为急性病毒提供了永久存活的机会。人类成为病毒存活繁衍不可或缺的存在。

驯化活动在一万两千多年前出现后的几千年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至少七个驯化区域。但有些作物和家畜如家猪、狗等，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分别独立驯化。当今人类学把这些驯化地区都称为“文明”。没有这些驯化及其文明，我们今天必将还是以狩猎采集为生计的食物搜寻者。应该提醒的是，当今，我们已经不再把狩猎采集视为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的专利。灵长类学家发现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经常猎杀动物为食，而且还能在捕杀过程中进行策略性的配合。更有甚者，在有些地区，黑猩猩捕食动物竟是常态。但也就因此之故，它们体内有了一些它们所喜欢吃的一些猴子身上的病毒。

造成大规模传染病的病毒都是急性的。急性病毒无法像其他一些病毒如乙肝病毒，寄生在宿主体内便可传宗接代。急性病毒如麻疹，不能寄生在个体身上，它们需要不断出现的易感宿主。当人类以游群（band）为单位从事狩猎采集，“靠天吃饭”时，所处环境一定地广人稀。美国进化人类学家丹尼尔·利伯曼（Danial Lieberman）指出，新石器时代之前不可能存在流行病，因为狩猎采集者的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一人，低于强度性疾病必需的阈值。天花就是一种古老的病毒性疾病。这种疾病的起因尚不明确，人类或许是从猴子或啮齿类动物那里感染这种疾病的。在人口密集的大型定居点出现之前，天花并没有广泛传播。聚集在一起的狩猎采集者构成的游群往往不足百人，任何急性病毒无法在他们体内长期存活，除非是其他动物与人类共有的微生物。曾有黑猩猩群体感染脊髓灰质炎，许多个体死亡。由于黑猩猩状况如同远古人类，种群规模不可能维系这类病毒，因而科学家一时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事实证明，该种群的黑猩猩是被人类感染的。当时，附近的人类社区发生疫情，病毒传到了黑猩猩身上。

目前一些科学家估计，只有种群规模超过 25 万人的社群，才可能维系这样的病毒。“因而对种群规模小的社群而言，急性病毒只能席卷而来，在消亡之前侵害一些个体，而其余的则产生免疫力。”所以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几无遭遇急性病毒之可能。然而，驯化之后的农牧业成为人类的基本生计模式之后，情况变得完全不同。狗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而且是唯一在狩猎采集生计条件下就被驯化的动物。狗从狼而来，驯化过程并不清楚。许多学者认为，可能一些狼或者离群的独狼跟着游群移动，以人类吃剩的东西为食，这种寄生生活使其渐渐被驯化。千百年来，狗身上的微生物已经成功地传染给人类，如沃尔夫所言，狗和人的微生物库（microbial repertoire）已经融为一体。人身上的微生物也传给了狗。

狗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的事实是，驯化之后，人与家畜几千甚至上万年间的频繁互动使彼此间达到某种微生物的平衡状态。但家畜依然继续为人类的微生物库提供新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并不是它们自身携带的，而是它们与野生动物接触之后才有的。家畜就这样成为传递微生物的一座桥梁，使新型感染源从野生动物那里转移到人类身上。沃尔夫以尼帕病毒（Nipah virus）的例子解释了这一过程。

尼帕病毒最早在马来西亚的尼帕镇被检测出来，故名之。病毒学家在发现某种流行病之后，首先关心的是供养病毒的动物，也就是病毒的储主（reservoir）。发现人类病原体之外是否有其他动物储主，是真正消灭人类病原体的关键。尼帕病毒出现之后，科学家将注意力转向发现它的储主。最终的结果表明，驯养活动能以复杂的方式为病毒感染人类提供新的途径。尼帕病毒入侵是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养猪场里发生的，但是该病毒的储主是学名叫“狐蝠”（Pteropus）的大蝙蝠。那么这一切是如何连接上的呢？原来，养猪的农民搞多种经营，在养猪场周围种满芒果树，成熟的芒果引来蝙蝠。科学家们估计大蝙蝠在享用芒果时撒了尿，又将咬过的芒果丢到猪圈里；杂食性的猪吃了芒果，接触了蝙蝠的唾液和尿液；猪患病之后，病毒迅速传播，而猪的买卖又使病毒传染到其他猪场，并偶尔感染了人类。

在驯化活动数千年之后出现尼帕病毒，说明驯化活动对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的作用。驯化革命之后，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定居者也越来越多，人们对疫情的易感性是前农业时代所没有的。从最初的几个、几十个到最终的成千上万个城镇相互连接、彼此联系而形成的人口规模，足以使病毒永久地寄生下去。急性病毒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寻找新的宿主是繁衍的需要，人口密集的社区正是它们所期待的。

急性传染病病毒虽然是流动的，但传播开来则有赖于其他生物体的存在与流动。流动甚至可以视为传染病病毒生存最为重要的机制。一旦停止流动，病毒笃定死亡、消失，但完全停止流动是不可能的。人类定居之后，社会分工获得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关系也建立起来。随着政治体制的国家化，不同人类群体的交往更为深远。原先可能仅仅见于不同部落或者酋邦之间的交换，发展成为国家实力支持下的远距离的贸易交换，信息交流也因此更为深广，而病毒也因此而扩张了它们的势力范围。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虽然十多万年前“走出非洲”是全球化的开端，但是全球化推进的速度极其缓慢，只是到了晚近的历史时期，全球化才加快了步伐。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和费孝通都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理解全球化。他们都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发端是大西洋，“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殖民地开拓和殖民扩张浪潮，使世界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而从 16 世纪末开始到 19 世纪下半叶，大西洋“三角贸易”接踵而至。繁忙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将非洲、美洲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连在一起。美洲运出包括矿产、食材之类的原材料到西欧；各种工业产品和武器则从西欧贩运到西非，再从那里将购买的奴隶运送到美洲种植园。早些时候发生的蒙—元帝国的征战带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全球化，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全球化在东半球存在着另一条历史途径——区域性全球化，它更多地冲击了种族、族群、宗教、文化的藩篱，西半球则相反。

无论大西洋还是欧亚内陆大草原（Eurasian Landmass），作为全球化发力的始端，都提供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微生物交换机会。历史上一直有人将蒙古大军的西征同当时发生在欧洲的鼠疫联系起来，据说鼠疫最初是蒙古大军中的一些感染者传播过去的。由于蒙古大军中有大量的外族成员，所以尽管有此说法，但并没有人将带去鼠疫归咎于蒙古族群。在西半球，殖民主义者不仅在殖民地传教、剥削、掠夺，而且带去欧亚大陆的许多病毒。由于美洲大陆与欧亚大陆已经上万年不通往来，这些病毒不可能飘洋过海，因而两个大陆的人口拥有的微生物库差别很大。欧洲人登陆美洲引起了微生物的交换，他们带去的病毒很容易在美洲找到易感人群。美洲原住民在西班牙殖民者登陆之后的数百年间，人口大量死亡，这并不是殖民者屠杀的结果。没错，西班牙人和其他殖民者都杀戮过美洲原住民，但以殖民者人数计，这根本不可能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更何况并非每个殖民者都是战士。据估计，美洲原住民在欧洲人登陆之前，约一亿人。1507年前后，天花被一个患病的黑人奴隶带到美洲。已同旧大陆的人类隔绝了上万年的美洲原住民，对天花、麻疹、白喉、伤寒、腮腺炎、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缺乏免疫机能，更不可能有防疫知识，很快就成群成群地倒下。

1521年，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在顽强抵抗之后，被西班牙殖民者摧毁。被上百座桥梁连接起来的宏伟都城特诺奇蒂特兰，被夷为平地，墨西哥城在兵燹之灾后建立起来。《天花的历史》一书认为，如果不是天花，再多的马匹和枪炮也不可能让只有区区 900人的西班牙殖民军征服墨西哥。天花等瘟疫在殖民者征服美洲过程中直接消灭了大量的人口，使西班牙殖民者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多地方。如此轻而易举征服的过程使西班牙人认为上帝站在他们一方，士气大受鼓舞，而阿兹特克人等美洲原住民则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的疾病对西班牙人无碍，从而士气低落，陷入惶恐之中。可以说，天花为西班牙人打了一场生物战争。这种情况在后来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中重演，天花病毒杀死了印加帝国国王和他的法定继承人，剩下的两个王子开始内战，整个帝国因此分崩离析，西班牙人坐收渔翁之利。

类似的情况在美洲不断上演。但是，作为报复，美洲的梅毒也传播到了旧大陆，后来可谓遍布五大洲。这些例子说明，病毒能否肆虐各方，关键在于其繁衍和存活所需要的流动性，病毒靠流动依附上了新的宿主，并渐次传播开来。而如果没有交通工具的改善和人类的贪婪成性，病毒也难以全球性扩散。欧洲人登陆美洲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而言，当然不是蒙古帝国的东征西讨可以相提并论的。最为重要的是，接踵而至的大航海时代，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世界市场的扩张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些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和物资交流、资本流动。但是，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因为人与物的流动而广泛传播，并可能重组而生成新的、更为致命的病毒。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全球化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是，发生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事情好像就在眼前，时间和空间仿佛都收缩了。而现代性则使人类的社会关系从原先的地方语境里“脱嵌”（disembedded），伸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全球化如同一张不断编织而日益扩大的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会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全球化必然反身性地带来地方化。但是，与其说这种现象是对全球化的不满或抵抗，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对全球化的主动拥抱。地方（locale）必须将自己打造得富有特色、卓尔不群，才能招徕外界的关注。所以，打造地方（making place）为的是积累布迪厄意义上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象征资本有助于积累它的人、地方以及各种机构、组织获得认可（recognition），因为锲而不舍地追求“为人所知”，最终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象征资本事实上是一种不以权力的形式体现的权力，是一种信用（credit），它可以令人服从，使人们愿意为之付出。积累象征资本或许不同的地方因为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有不同的实践方式，但其内在逻辑无不同于莫斯在《礼物》中所揭示的“夸富宴”，两者皆以某种方式寻求名声的最大化。这些看来只管付出、不计收入的行动，其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利。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些最为耀眼、最善于推销自己的各种营利机构、公司和组织，都在当地的政治上和经济上举足轻重。

上述吉登斯和布迪厄讨论的核心内容似可作为对全球化与地方互动的总结——尽管布迪厄所指称的现象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如果将全球化视为一个主体，那么地方无疑也是，将二者联结起来的流动性亦然。三者的互动自然是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三者的融汇带来了所谓“地方里的全球化与全球化里的地方”现象。观察地方与世界的透镜揭示，“变”（vary）才是网络化的基本途径。而人类社会各种文化上的变化离不开人、物、信息等的流动和交流。

如前所述，全球化这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连接、大交流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问题的全球化不仅事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金融危机这类资本市场的恶疾，还包括公共卫生问题。谈及传染病及病毒引起的各种瘟疫（plague），无法不提流动性。只要人在移动，病毒就可能随着人的移动而传播到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只要这些空间里的人口数量足够多，病毒就可能一直存在下去，直到人类有了对付它们的疫苗。交通工具的发明、革新及发展，既为人的流动提供了方便，也为病毒的迅速传播建立起高速公路。

我们看到，最近数十年来，屡屡发生源于某些非洲动物病毒的流行病迅速传播到其他大洲的情况，这些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缺乏任何与全球化相关的技术维度的条件下。病毒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扩散（如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完全拜全球化时代高度发达的交通工具之赐。源于非洲（黑猩猩）的艾滋病病毒虽然必须通过深度接触才会让人感染，但也居然在数十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因 此，把流行病视为一种全球化的后果（a con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绝无夸张之嫌。如果我们综合各种因素思考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那么一切正如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所指出的，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并没有使人类社会在总体上变得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相反——使我们更为脆弱，增加了人类社会的脆弱性积累。因而，如果把全球化视为现代性的后果，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性和全球化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影响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健康与安全。

 

五、余论——病毒的启示

 

危害我们的病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行为的结果或者我们从事其他事情的副产品（byproduct）。诚如哈维所言，不存在纯粹“自然的”自然灾害。病毒也基本如此。纳森的讨论陈述了病毒如何进入人类生活的道理和基本过程。许多病毒的产生与人类自身的繁衍与发展关系密切，因而把病毒视为完全外在于我们的存在体是错误的。当现代人的祖先懂得种植和放牧，就为病毒的产生和发展演化创造了温床。我们饲养的动物、家畜成为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传递给人类的桥梁。而人类的定居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人口集中居住，就为这些从野生动物经由家养动物传到人类身上的病毒的繁衍和变异创造了条件。所以，正如利伯曼（Daniel E. Lieberman）所总结的那样，人口众多是瘟疫暴发的一个前提，在农业时代以前不会暴发瘟疫；另一个前提是高人口密度的定居点。连接成片的村庄和城镇把许多潜在的宿主集合在一起，它们彼此密切联系，为传染性疾病的滋生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农业社会开始出现的商贸活动也有利于疾病传播。农民们在交易或交换的时候也交换了微生物，使传染病得以从一个社区传到另一个社区。所以，农业开启了传染性疾病流行的时代。产生于农业社会的传染病包括结核病、麻风病、梅毒、鼠疫、天花、流感。

除此之外，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尤其是远距离的奔袭征战，也是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长距离作战的发动者会将原先仅仅发生或局限于某些特定区域的病毒，带到原先没有这些病毒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因体内缺乏对抗这些病毒的抗体而大量被感染而丧生。据说，历史上多次有名的战役，背后都有病毒影响的痕迹。一些文献认为，欧洲在1348年到 1361年间的黑死病即淋巴腺鼠疫综合征，是蒙古大军穿越欧亚大陆的战争行动导致了疾病的传播。整个欧洲在这段时间内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平均寿命从原来就很短的30岁缩短至20岁。因此，说病毒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不为过。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就认为，病毒在公元前 500年左右就开始影响文明的发展进程。

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美洲殖民地开发和贸易，成为东西半球细菌和病毒大交换的契机。缺乏对旧大陆疾病的抗体，使美洲原住民因为各种欧洲人带来的疾病而大量地丧生，人口也大幅度下降。区区数百人的西班牙军队居然能够在中南美洲如入无人之境，全拜病毒和细菌所赐。经由船只由旧大陆而来的天花病毒成为残忍的杀手，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文明多达90%的居民因感染天花而死去。然而，万事相互关联。正如十字军打通了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和拜占庭帝国，带动了世界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交流，臭名昭著的殖民扩张导致美洲大陆原住民人口损失泰半，却也带动了新旧世界驯化物种和文化方面的交换。病毒也同样如此，科学家一直试图从病毒中找出对于人类的健康有益的方面。如果在整体观的观照里看病毒，病毒对人类、对整个生态系统并非百害无益。沃尔夫指出：

病毒并不一定总是扮演起着破坏作用的有害角色。和地球生态系统任何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样，病毒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例如在海洋生态系统里，病毒每天要杀死 20%～40% 的细菌。这对以氨基酸、碳和氮形式出现的有机化合物的释放，起了关键性作用。……人们大体上认为，病毒在任何生态系统里都扮演着“反垄断能手”的角色——有助于确保没有一种细菌物种能称王称霸，因而促进了物种多样化。

另外，人类要战胜病毒就需要另一种病毒。我们前面提到从古至今人类与病毒作斗争不外三种做法：其一是通过隔离限制病毒的流动；其二是研发疫苗；其三是观察“哨兵”，即观察特定的动物和哨兵人群。第一种做法最为古典，也很有效。疫苗无疑是有效的，但是只有在确定了瘟疫病毒之后才有可能开始研发。疫苗虽然是决定性的，但主要问题是研发耗时长，从研发到临床使用通常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应付已经流行开来的疫情，远水解不了近渴。长期以来，一直有科研人员从事哨兵人群的工作，对他们进行研究以发现新的病毒。由于流行病的病毒源自野生动物，因而与野生动物频繁接触的人群——当代必须靠打猎补充蛋白质的人群就成了哨兵人群。科研人员可以从这些与野生动物频繁接触的人群身上，发现全新的病毒。依靠“哨兵”当然是防范性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这些哨兵人群因为经年累月与野生动物密切接触，身上已经有了抗体，在他们身上发现新的、会转移到人类身上的病毒之后，可以帮助预警，并且马上展开疫苗研发。动物死亡也是人类疫情的预兆，例如南美发生的黄热病就是在森林里的猴子相继死亡之后，才感染了附近居住的人类。

在战疫中起决定作用的疫苗是病毒帮助人类的例子。疫苗的英文词 vaccine 源自牛痘的拉丁语词variolae vaccinae，variolae意思是“痘”，vaccinae意思是“牛的”。牛痘与天花病毒的亲缘关系足以使牛痘产生免疫力，但两者的区别又足以使牛痘不会引发疾病，所以牛痘成为对抗天花的终极武器。沃尔夫认为，尽管我们将疫苗视为人类研发的高精尖武器，但目前使用的一部分疫苗是细菌或者病毒的某一类。这种做法决定了病毒的分类。总而言之，迄今为止，当代疫苗学都是在以毒攻毒，一些安全的病毒是人类抵抗致命病毒的最好朋友。此外，病毒还能帮助人类控制某些慢性疾病。

病毒与人类的关系构成了拉图尔万物之网中诸多重要环节。与人类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影响病毒的行为和传播以及毒性的强弱。人类的大规模居住区域的形成是急性病毒得以流传的最重要的条件。而在定居之前的狩猎采集时代，在与野兽密切接触的过程中，人类已经与野生动物共享一些微生物。而人类随着交通工具的发明、革新和发展提高自身机动性、流动性和自主性的同时，也为病毒架设起高速公路，病毒的传播也随着全球化维度之一的交通便捷成为了全球性难题。此外，每个文化都有一部分人对动物和宠物特别亲近，这也可能影响传染病的流行，那些动物和人类共享的病毒的传播尤其受影响。事实证明，猫也可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可见病毒不仅会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从人身上传到动物身上也不鲜见，前面提到的黑猩猩患小儿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就是个例子。喜欢野味的文化易于受到病毒的攻击已经得到证明，而与宠物亲密无间也有让人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拉图尔多年来似乎在努力地解构我们习以为常的类别。不言而喻，分类和标准化（categor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是构成文明的维度。换言之，所谓的文明就是类别化（categorization）、区隔和分离（distinguishing and separating）的过程。分类的实践过程就是文明的过程，也就是制造区隔和分离的过程。分类一旦为人们所接受，便会影响我们的眼界和思维习惯。有些分类如对人类的分类有百害而无一益。所有的类别即范畴均有其边界（boundary）或美其名曰“外延”。曾几何时，是否存在分类几为文野之别。涂尔干的学生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用“前逻辑思维”（prelogical thinking）描述狩猎采集人群的思维方式，认为他们于具体的草木植被和各种动物都叫得上名字，却没有抽象的“树”“草”之类的概念，这是“原始性”（primitiveness）的体现。列维-布留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互渗律”（the law of participation）。缺乏抽象的分类概念，而把所有具体的对象都考虑为互渗并互相影响，这是他所谓的“原始思维”（primitive mind）之核心所在。

有意思的是，今天，列维-布留尔的“互渗”（participation，另一个中译是“参与”）仿佛可以用来理解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此网之内，人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生产性的行动者”（generative actor），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发明创新，制度设计，政治、经济、文 化、宗教活动等等，都会作用于生产这一经天纬地之网的各种环节。辩证地看，驯化、定居、工业化、都市化，这些都是当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人类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因此而得以享受高品质的生活，但是对于整个生态而言，未必都是积极的。病毒不关心所袭击对象的身份等级、种族、族群性；病毒跨越国界，所到之处众生如同陷入兵燹之灾。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要战胜病毒不仅需要同仇敌忾，还需要密切合作、相互帮助。拉图尔的行动者之网理论将人与非人视为重要的关系环节，而这样的关系在病毒与人的关系上得以明显体现。我们以及我们所创造的一切，包括这一切的零部件，都与病毒一起构成链条上的彼此影响、彼此制约的环节，编织在万物之网中

 

 

（原文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夏季刊，总第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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