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之边缘”到“边界为中心”：全球化视野下边境研究的议题更新与范式转换

朱金春

《广西民族研究》 2019年第1期

 

 

摘要：在民族国家视野下，边界被视为隔绝的界线，边境也被视为防御之地，因此边境研究主要指向边境的安全与防御。而在全球化时代，在跨越国界频繁流动的推动下，边境从国家中心视野之下的防御前沿变为跨界互动的承载之地。边境空间形态与主要特征的变化，使得边境研究的相关议题在内容与指向上都有着重要的更新，同时也推动着边境研究范式的转换，突出表现为“国家之边缘”到“以边界为中心”的变化，这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边境研究的内容指向、空间尺度、研究视角以及学科视野。

 

关键词：全球化;边境研究;边境本位;研究范式

 

 

边境作为国家领土边缘的特定区域，被赋予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重意涵，特别是在民族国家视野下，由于边界的主权象征与政治区分功能，使得边境主权维护与安全保障等意义更加凸显。对边境的这一认识预设深刻地影响了边境研究的指向，突出表现为对边境防御功能与安全屏障的强调。但随着全球化进程，跨越边界的要素流动与社会交往形塑着边界的意义与功能，同时也重新塑造着边境的定位与特征，边境成为全球化时代互动交流的特殊区域，是理解国家间关系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中心地带。边境在全球化时代的这一变化，催生出很多新的研究问题，驱使着边境研究在议题选择与范式路径上进行新的探索。

 

在国外学术界，边境一般被置于政治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学科视野下的边界研究领域内加以讨论，强调跨越边界的互动与交流，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Border Study”领域，呈现了全球化时代边境研究的新趋势与新路径。国内有学者也认识到以边境为中心研究视角的重要性，诸如周建新提出“和平跨居论”、何明提出“弹性边疆论”，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从边境理解国家”的命题，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依然是在安全与防御意义上讨论关于边境的诸多议题，这样就遮蔽了全球化时代边境的丰富意涵，也无法完整呈现发生在边境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因此，需要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边境重新进行体认与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再将边境仅视为国家的边缘，而是以边界为中心展开讨论。这不仅可以规范并引导边境研究议题的更新，而且还将进一步推动边境研究范式的转换，推动边境研究符合不断变化了的现实，从而科学全面地呈现全球化时代边境所蕴含的丰富意涵与复杂关系。

 

一、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境研究:议题、范式及其局限

 

边疆、边界与边境作为密切相关但又存在明显区别的概念，不仅有着空间上的差异与联系，而且在时间上也存在错位与重叠。在空间形态上，边界是一条政治与地理界线，边境是边界线附近的狭长地带，而边疆则呈现为从中心到边缘的延伸区域。关于其空间形态，从中英文对译来看，存在着如下对应关系:Boundaries≈边缘/边界，Frontiers≈边疆/前沿，Borders≈国界/边境。在时间性上，边疆往往被认为是前现代时期帝国形态下的普遍存在，而主权意义上的边界则是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与扩展而具备了实践意涵与象征意义，边境的存在具有统贯性，但是也只有在清晰边界划分后才凸显出其完整的空间形态与深刻的政治意涵。边疆、边界与边境在时空结构上的联系与差异，使得人们对三者的关注与研究在不同时期的侧重也不相同。其中，边疆往往被置于前现代时期的历史研究领域，边界被置于民族国家主权明晰化的边界划定过程之中，而对边境在不同时期都有所关注，但讨论的议题与指向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相比较而言，边界在三者中更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边界被视为政治、社会、文化与自然方面的中断与差异，边界的清晰划定不仅在地理上决定了边疆的形态与界定方式，以及边境的空间范围，而且还在学术意义上影响了对边疆与边境的理解。具体表现为:在边界模糊的状态下，边缘延伸的边疆形态凸显，边境之地被视为是一个互动的地带，而当边界清晰划定，边疆就具有了外部刚性，边境也就成为围绕边界的隔绝与防御区域。

 

民族国家对领土主权的重视使得边界的清晰划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边界线在空间上和政治上划分了彼此的国家主权，正是依靠对这一基本概念的普遍接受才使得今天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得以存在”。在世界范围来看，对边界的研究主要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对领土边界的清晰划定而出现，并随着后殖民时代新兴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研究高潮，其中主要的议题集中在通过历史、国际法等理论来协商划定国家之间的边界。

 

不同于欧洲各国之间边界在政治上的截然区分以及在日常实践中的跨越，也不同于美国国家形成过程中文明与野蛮的边疆分野以及之后体现在美墨边境的区隔与联系，中国的边疆、边界与边境是在近代国家转型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当前的面貌，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边疆观念在其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对边界与边境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边疆研究的视野内展开的，边疆成为国家边缘区域研究的主导性概念与话语，深刻地影响了边界、边境研究的议题及其取向。

 

“边疆是一个与国家历史核心相比较所产生的动态概念，这个概念自诞生以来蕴含着国家中心论的色彩，以此为逻辑的边疆治理思维更多体现了排外性与封闭型”，特别是边疆在受到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规制与改造后，更是制约着对边境研究的取向。其中，突出表现在研究议题及其研究范式上。

 

受民族国家观念的制约，在边境研究的议题选择上表现出鲜明的封闭性思维。首先，对边境防御与安全的关注与讨论占据着主导性地位。边境是遭遇外来影响的前沿区域，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集中之地，加强边界的阻隔功能与对边境的管控，成为民族国家的一项日益强化的职责。国内边境相关研究大都围绕这一议题展开。这一取向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时代跨界流动频繁的条件下，国家边界正变成“多孔的藩篱"（Porous Borders)，各种威胁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因素在边境地区交织并产生影响，隔绝性举措的成效十分有限。其次，在边境贸易、跨境区域经济协作上，强调宏观意义上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对个人及群体微观层面的经济互动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网络关注不足，而后者是决定边境地区经济互动的关键。再次，边境人群及其身份认同也是边境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关注的主要人群是跨境民族，着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讨论这一人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及其存在的隐患，强调国家认同的优先性及相应的政策举措。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边疆一词蕴含着单一性、被克服以及封闭性，分别体现了国家中心视角、现代化视角、“集装箱”视角，特别是在“集装箱”视角下，民族国家被视为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对边疆的这一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对边界与边境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边境研究的方法与范式。首先，在边境的本体预设上，边境被视为国家领土的边缘性客体，强调的是边境在国家整体疆域中的功能而非边境自身的本位，这样就不会将视野集中在边境区域自身的内在关系及意义上;其次，在对边境的认识论上，凸显的是宏观的空间视野与单向度的观察视角，强调边界的阻隔与区分功能，这种将边境客体化的倾向难以认识到边境自身的丰富特征;再次，在边境研究的方法论上，由于对边境的客体化预设及其功能性定位，边境主要成为国家安全的问题区域与国家政策的实践场域，因此边境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政策倾向，这在方法论上就相对排斥了其他方法路径的介入;最后，在学科视野上，对边境的本体预设决定了对边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体现在学科上就是主要在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学科视野内展开，其他学科的独特视野与方法路径被搁置。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边境研究，在研究议题及研究范式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安全与防御色彩，这在中国边境依然面临着诸多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意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跨越边界的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边界不再是隔绝的界线而是成为互动的中心，边境也成为诸多要素集聚与交织的区域。政治边界、人群流动与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呈现出丰富的研究意涵，并超越了地缘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形成了独特且丰富的研究领域。而这是民族国家规制下的边疆研究不能涵盖的。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边疆概念不能对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诸种状况作出合理的概括;另一方面，则由于边疆概念所蕴含的思维模式，使其无法通过该逻辑推导出全球化时代与边疆相关的诸种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而且在研究取向上，“国内边疆研究对于边疆的文化复合性十分敏感，但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则持有一种相对传统、简化的‘主权一领土(边界)一认同’三位一体的认识，对于全球流动所造成的民族国家主权实践的转型缺乏关注”。

 

正如有学者指出，“文明形态中具有基层架构的时空观念对边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全球化引起的时空架构变化，也在改变着边境的形态与地位，使其逐渐从民族国家的边缘转变为全球互动交流的中心。“边疆概念指涉的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消退的政治状况，而边境概念指涉的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日渐兴起的政治状况。这就呼唤着边境研究要跳出民族国家视野的局限，在全球化的互动体系中展开新的议题并探索新的研究范式。

 

二、全球化时代边境研究的新进展:内容扩展与议题更新

 

与政治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以边界来统合讨论国界与边境不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作为特定区域的边境，强调在这一空间内所展开的实践与联系，因此很难用边界的弥散性与生产性来解释。但是边境在空间形态与功能定位上受到边界的制约，且边界性质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边境的特征，这就需要在边境研究中对边界进行适当观照。

 

随着全球化时代跨越边界的频繁流动，边界的性质与意义发生了重要变化，“边界不仅是国家主权的分界线，还具有从地缘政治，到边界和跨边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多层次复杂性”。对边界的这一理解，深刻影响到边界研究的指向，“边界研究的兴趣已逐渐从早期对领土界线和政治体制分野的关注，转向把边界视为发散的社会文化实践，对边界过程获得了更多的理解”。

 

对边界认识与理解的变化，也影响着边境研究的内容议题与研究指向。边境不再仅被视为一个防御安全的区域，而且成为一个丰富多样互动与交流展开的场域。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空间，边境是“一个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地区，一个双方可以相互接触的地区，一个群体间的断裂有所弥合的地区”。有学者就指出，“边境具有多元属性特征，既有单一的安全防卫属性，更有经贸交流、文化建构、生态保育等多重属性。因而，从传统的边境安全的唯一功能向边境的多元开放转化，将是大势所趋”。边境成为一个全球化时代互动交流的特殊区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理解国家间关系乃至全球化进程的中心。对边境的这一理解以及发生在边境的新现实，就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议题。

 

 (一)边境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及管控

 

在全球化时代，对边界的理解超越了以隔绝为主的对立性思维，但是跨越边界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会造成安全上的威胁，也就构成了边境地区的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安全是以国家为中心，是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安全互动或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则是研究‘跨国家’层面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与冲突。”人口非法流动、毒品、洗钱、走私和跨境赌博等威胁边境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因其“内传”与“外溢”的交互影响，呈现出综合性与依附性、多元性与交织性和发展性与长期性的特点，对当前的边境管控与治理上造成了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意味着，“全球化过程和当代空前的资本、物质和观念的世界流动，提出了有关边界、边境和主权管治的问题”。边境作为国家内政与外交的对接区域，事实上成为多方力量着眼与汇聚的焦点，在整体国家区域中的地位与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通过在边界实施的政治手段来体现国家的权威性，也由此保证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安定，过滤和管控一些可能造成‘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被认为是边界治理的核心”。在边境管控与非安全治理上，形成了诸多可以探讨的议题，总体来看主要着眼于“安全”与“健康”两个方面。安全议题指向的是“我者”与“他者”的划分，主要指向边境对“恐怖主义”等威胁的隔绝。“9.11”事件之后，边界、安全、监视和流动之间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而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弥散化，边界的功能远离边界，边境的监管也逐渐被打造成一系列具有多层次的访问控制机制的“过滤系统”，边境不再局限于国家领土之边缘，而是成为分布在口岸、海关、使馆等空间内类似于防毒软件的机制，显示出基于边界的包容与排斥关系。健康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安全的范畴，但是更指向人口流动及其随之而来的疾病、生物、食品等“不洁的”“危险的”的他者，基于边境也形成一套鉴别与过滤系统加以管控。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边境的存在及治理，意味着要更加聚焦于边境自身及其所延伸的监控系统，更加注重边境区域所蕴含的诸种关系以及与更大范围区域之间的联系，这不仅需要引入新的技术手段，而且在治理上也意味着多元主体被纳入其中，边境民众自下而上与国家自上而下的结合成为治理的合理路径。

 

(二)“边界效应”与边境经济及跨区域合作问题

 

由于边界蕴含的主权特性，这一物理与政治性存在成为阻隔各种要素流动的障碍，对边界两侧的社会与经济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表现为“边界效应”。“边界效应”一般被着重理解为边界的阻隔性影响，但实际上有着辩证的两面表现，其中“屏蔽效应”是边界阻碍空间相互作用的现象，而“中介效应”则为边界两侧区域提供了接触和交流的机会。这两种看似影响相反的效应，塑造出边境地区独特的经济活动与空间形态，其中突出表现为“处于边界地区的经济中心”的凸显。首先，在国家间资源禀赋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并形成梯度的情况下，劳动力跨境迁徙寻求工作机遇是主要的跨境经济行为之一，甚至可能实现对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同时这也产生了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上的影响。其次，边境贸易呈现为特殊的贸易形式，相对而立的边境城市(双子城)成为重要的载体与空间景观。边境贸易的频繁程度受到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而其结构性特征则取决于相邻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水平。边境城市可以视为是边境贸易展开的空间载体，往往以边界线为中心呈现为双子城的对称分布。对边境城市的讨论，往往也集中体现了在“边界效应”影响下的特殊性。诸如，Ekaterina Mikhailova指出黑河(中国)与布拉戈维申斯克(俄罗斯)结对为双子城的策略使其可以获得国家在发展贸易与旅游业上的支持，但是无需解决更全面的跨境互动的难题。碧法兰则指出，两个城市之间的互动使二者城市理念和建筑风格趋于相似，在城市建筑上呈现出模仿性竞争的演化趋势。再次，在更大的空间层面上，“边界效应”则表现为以边境为空间依托的跨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强调边境的内陆开放不同，“边界效应”与跨区域合作问题更强调边境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其所具有的优势。总体来看，“重要的跨境区域合作发生的地区都是受全球化过程影响深远，处在全球产业分工重构前沿的地区。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的重构，为跨边界的区域合作提供了机遇”。事实上，对边境经济的研究议题，应该有着更为基础的理论解释。诸如郭荣兴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形态及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其中核心就是以“边界效应”为核心考察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梁双陆也以此为视角分析了中国边境经济发展与区域一体化。揭示边境经济的一般形态以及内在的机理，寻找“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动力，并分析其在更大区域内甚至全球经济网络与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影响，应该是全球化时代边境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三）跨界人群(跨界民族、非法移民、难民)流动与及其认同问题

 

在所有跨越国界流动的要素之中，人群是最具能动性且意涵最丰富的，人群跨界不仅带动了其他要素的流动，而且其流动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特别是涉及复杂身份认同问题。认同问题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又落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张力的案臼之中，但在全球化时代有着特殊的表现。跨界民族的跨界交往与认同意识很早就为国内学者所重视，其中主要着眼于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并对可能存在的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情形的高度戒备。对非法移民的关注主要是从国家安全与边境稳定意义上，探讨“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等议题，而对难民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其政治意涵及影响。总体来看，这些议题依然还是“从民族一国家尺度出发将边界看作分隔不同国家或政治实体的界线，侧重领土认同和边界的区隔功能”。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边界的性质与意义发生了重要变化，使得国家边界、文化边界与社会边界不再如民族国家时代那样是高度重合的，而是出现了空间与社会意义上的错位，这样，跨境人群的社会流动与身份认同就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形。跨界流动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网络，塑造着这些人群的身份认同，其中表现为两个基本面向:其一，跨界流动造成不同群体之间混合的加强，使得认同具有复合性;其二，边境人群认同的复合性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野，而地域认同得到强化与凸显。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这种复合性与地域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深入描述与梳理跨界人群行动衍生出的社会文化网络，是理解乃至应对跨界问题的关键，也会为引导与强化这些人群的国家认同提供线索与路径。

 

 (四)跨越边界的日常生活实践

 

在全球化时代，“边境地区广泛存在着民族一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新型关系，而且是体现全球化的前沿和突出地带，隐匿地展示着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地方居民通过穿越边界而产生的联系”。这些都意味着需要将视野集中于边境本身，回归边境本位，边境人群日常生活中的跨界实践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跨越边界的互动使得边境成为一个“接触的地带”contact zone，成为一个人群交流与互动的社会文化空间，边境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跨界实践在此展开。在基本形式上，这些日常生活实践表现为在边界两侧国家宏观的结构性差异催生出的跨界物质资源交换与买卖，以及基于血缘、族缘等所发生的走亲访友、共度节日、跨界婚姻、劳动雇工等社会交往，这样就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以跨界行动为核心的经济互动与社会关系网络。这些跨界实践有着多样的形式与丰富的意涵，塑造出一个虽然在地理上为边界所分割但内部存在复杂有机网络的边境社会或者区域，并推动边境从过去封闭的“疏离边境”变成“相互依赖”的边境。在这一区域或者社会中“无论边界两侧跨界而居的是否为相同族群，抑或是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可以跨越边界的束缚，实现经济生产模式的重构、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因此，对边境地区跨越边界日常生活实践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边境社会的研究。国外学界对边境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不仅对跨越边境人群的日常实践有着深入细致的描述，而且还形成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框架。被称作世界边界研究和边境类型模板的美国一墨西哥边境吸引学者们的集中关注，其中墨西哥跨境人群的合法或非法行为、身份认同与生存策略，以及背后所呈现的权力关系，成为跨境日常实践的主要内容。意大利一斯洛文尼亚边境、希腊一马其顿边境等欧洲边境的跨界流动与文化交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如越南、缅甸等之间的跨境人群日常互动与身份认同，都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国内学者对边境人群日常实践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跨界民族的跨境交往与身份认同上，谷家荣对滇越跨境民族生活政治的考察，朱凌飞等以昆曼国际公路为载体、基于边界与通道的“中断”与“连接”视角对中老边境磨憨、磨丁的人群互动的描述，唐雪琼对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县人群跨界流动的日常空间实践的展现，以及吴曼对西双版纳猛腊县边境边民身份认同的考察，都是边境地区日常生活实践的生动案例。这些案例集中体现了边境研究取向的变化，从由物理的国界划分转移到边界的社会文化建构，聚焦于国际边界线上的地方社区以考察文化的物质和象征过程，从而使得对边境的研究进入到更加细致且深入的层面。

 

全球化时代跨越边界的流动深刻地塑造了边境的空间形态与内在联系，使得边境不再是为边界所分割的阻隔与防御空间，而更多被理解为“混合、模糊和杂揉的区域”，物质性的和象征性的维度和权力关系在此汇聚。边境的这一变化催生了许多新的研究议题，从安全治理、经济活动、身份认同、日常实践等都有着可以讨论的丰富内容，同时也影响着对边境的认识与理解以及研究预设。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研究议题上，边界的存在与功能得到了凸显，很多议题的展开都体现了“以边界为中心”的取向。

 

三、全球化时代边境研究的范式转换:内容、空间、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对边境的认识与理解较之民族国家视野之下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也深刻地影响着边境研究议题的选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边界的关注由物理的国界划分转移到边界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及边境地区人们社会生活对边境身份的实践等话题上来。"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边境研究中，边界被置于一个中心的地位，所关注的不再仅是边境地区国家单向度的影响，而是以边界为中心研究跨越边界的互动，这就是说，对边境的认知发生了从“国家之边缘”向“以边界为中心”的转换。

 

边境研究“以边界为中心”的视角的转化，实际上是以对边界认识的变化为前提的。在全球化时代，随着频繁的跨界流动，边界自身的地位与意义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边界不仅是地图与空间上可见的线，更多是人类社会建构的产物呈现为复杂的结构。边界一方面表现出政治、地理、安全、生态与文化等不同的类型与形态，另一方面在空间上也呈现出不同的层次。这样，边界实际上成为由一组既相重叠又有空间张力不同类型的边界构成的“边界集”，而且这些边界往往具有不尽相同且相互矛盾的功能、含义与作用。边界自身及其功能、作用的复杂性，极大扩展了边境研究的空间，而相应的，边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以“边界为中心”来展开讨论。这意味着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也呼唤着边境研究范式的转换。

 

“范式的确立的本质就是基本的本体论问题取得了一致，范式的革命则是因为该领域大量的学科研究者改变了他们的本体论立场。"范式的更新首先意味着在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本体预设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化条件下对边境的本体预设与民族国家视野下有着重要区别，边境更多被视为跨界交流与互动的区域而非国家中心视野下的边缘性防御空间，更加强调边界在其中起到的既阻隔但是又造成新形态沟通的作用，这样边界实际上成为观察边境区域的中心。这种对边境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认知，使得对边境的研究在理论视角、空间尺度、方法路径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共同推动边境研究的范式转换。

 

(一)内容指向:从边境的防御功能转向对以边界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关系探讨

 

在全球化时代，边境的地位与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边境不再被视为国家边缘的防御之地，而被认为是交流互动的中间地带。这实际上是“对边界的重新理解与再概念化，使得移动性、动态性和流动性引入研究，而不再将其看成静态实体”。这标志着对边境的本体预设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也同时意味着边境研究的内容指向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化推动的跨界流动使得边境成为一个蕴含着丰富社会联系与频繁文化互动的区域，这样对边境地区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讨论就逐渐成为边境研究的重要内容。边境研究内容指向的变化，在具体研究中很大程度表现为一系列的研究范例出现并形成了“研究传统”。任何科学都是在一定的“研究传统”中进行的，这一“研究传统’就是一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边境研究中，美墨边界是世界范围内边界研究和边疆形态的范例，对于这条边界的研究方式已经成为边界研究的一种范式，之后的研究者莫不受到这些研究范例的影响，特别是在着眼于边境地区本身及内部状况时，由跨界流动而形成社会关系与文化互动就呈现了出来，并且表现出极为丰富的价值。内容指向的变化，不仅是研究范式转换的表现，而且进一步推动着边境研究范式的转换。

 

(二)空间尺度:有限空间内的整体视野观照

 

边境是一个空间有限但有着广泛关联的区域，主要是由于在此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区与领域的人群、商品、思想与文化，内在于地方性的关系却有着延伸到更大区域甚至是全球的影响。因此，全球化时代的边境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就要有伸缩弹性，既要集中关注边境区域由于跨界互动所集结的多样复杂关系，也要着眼于这些关系背后所蕴含的与更大区域甚至全球范围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边境研究虽然主要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展开，但是却需要有着整体视野的观照。这与民族国家视野下将边境视为特定的防御空间以隔绝外来影响的取向有着显著的不同。在这种有限空间与全球视野相结合的弹性尺度下，边境研究既可以对边境区域内部微观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细致的描摹，又能呈现与更大范围之间的关联。诸如，对边境贸易的描述可以与国家间、区域间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网络勾连起来，对跨界人群的跨界行动的关注可以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网络结合起来，而对犯罪、贩毒、走私、偷渡等问题的治理则是将之置于区域合作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视野之下。同时也催生出新的研究方法。在边境研究中，民族志调查大有可为，在跨越边界进行“多点”（multi-sited）调查以及线索的追踪，催生了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y)、线索民族志等方法。这实际上体现出空间尺度所蕴含的方法论指向。这种具有延展性的空间尺度，不仅能确认边境的内在结构与外部地位，而且还能揭示出边境发展与秩序的整体逻辑，在丰富边境研究议题的同时有力地推动着边境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研究视角:以边界为中心的双向度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边界成为理解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同时也成为观察与研究边境的一个独特视角。边界作为划分的界限，以其为中心对边境展开研究，自然就意味着需要双向度的认识视角。这与民族国家视野下对边境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民族国家视野下，边境被视为承担着阻隔与防御功能的客体空间，因此对边境的研究也主要是单方面强调来自外部的威胁以及国家的应对。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跨越边界的互动与交流使得边境不再是一个隔绝区域，而成为多种形式互动的承载空间。而考察这些多种形式的互动与交流，以边界为中心的双向度观察是一个能够全面展示边境跨界行为及复杂关系的恰当视角。以边界为中心的双向度的视角，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互支持的向度:一方面，以跨界边界的流动与互动为中心考察对边界两侧区域的整体性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两侧国家在边界的实践对边境社会与文化的塑造。这实际上是呈现了一种“鸟瞰式”的视野，但是同时也不缺乏细致的微观考察。这种“‘鸟瞰式’宏观视野与人类学传统的微观社区调查相互结合，既把当前的边境问题‘嵌入’在社会历史文化的脉络中理解，整体性地考量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的特殊性，又开展多点田野调查，并且将较为固定的区域(社区)研究与边界人的流动和族群关系网络联系起来分析等”。以边界为中心的双向度视角，使得边境获得了价值上的主体性以及交互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从而更能客观丰富地展示边境互动的过程与实践。

 

 (四)多学科: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多学科的跨通

 

在民族国家视野下，边境作为承担阻隔与防御功能的客体空间这一预设，强调的是边缘对核心区域的安全拱卫，因此主要是从政治与军事角度展开对边境的研究，在学科上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全球化时代的跨界流动使得边境地区成为一个有着丰富互动交流形式的地带，为边界所分割的边境事实上成为有着独特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的区域社会，并且与更大范围内的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边境研究的议题多元且丰富起来，这就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地理学的地域分异与尺度指向提供理解边境的空间视野，历史学的时间维度可以展现边境的形态与意义的变迁，对边境地区经济活动的讨论是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人类学的整体视野与多点联系可以呈现出跨界边界互动的整体面貌，而边境地区人群互动交往及认同则是社会学的擅长之处。其中，人类学有着特殊的意义，“人类学民族志聚焦于国际边界线上地方社区，以考察文化的物质和象征过程，如致力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建构，也就赋予社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边界线以意义，这通常在同期的其他社会科学观察视角中缺失”，并形成了边疆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orders)这一分支。而深入探索边疆人类学的研究议题，就会发现其更多地是以边界、边境作为研究重点的，所着眼的是在有限的边境地区的跨越边界的行动实践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这使得边境研究即使限定于特定的区域也能勾连起更广阔空间的社会联系。多学科聚焦于边境本身，特别是对边境的本体论预设以及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使得边境研究内容指向、空间尺度、研究视角与方法论等可以得到整合，形成新的“知识型”，从而使得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可以在“底层规则”上实现交叉跨通，这就提供了边境研究的综合视野并推动范式的转换。

 

四、结语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甚至有民族国家消亡之论调，诚然在逆全球化的动向之下有过于乐观之嫌，但是国家边界的开放及其性质与意义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边界不再是完全隔绝的界限，边境也在频繁的跨界流动的作用下成为有着丰富交流与互动形式的区域。这样就为边境研究催生出许多新的研究议题，诸如非传统安全及治理、边境经济合作与发展、跨界人群的流动及认同、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等。这些议题的出现与讨论，意味着在视野上更加聚焦于边境区域自身，更加强调边境的本位。同时，这也意味着对边境的本体预设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边境不再被视为国家中心视野之下封闭隔绝的防御空间，而成为全球化时代交流与互动的中心区域。这深刻影响了边境研究的空间尺度、研究视角、方法路径与学科视野，正如“边界不应该被当作是静态的领土界线，而应该从广泛的社会文化视角加以理解。研究者需要强调领土和边界的社会生产和日常再生产，及其发生在所有空间尺度上的话语和制度实践的符号意义”，对边境的研究也需要更加注重边境自身蕴含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意涵，这种研究取向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范例，事实上意味着边境研究范式的转换。

 

相较之国外边境研究的边境本位取向，国内边境研究依然主要在民族国家视野下展开，强调边境的安全防御与社会稳定，在中国边境地区形势错综复杂、安全威胁依然严峻的情形下，这一取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对边境地区所蕴含内部关系进行深入的考察。事实上，对边境地区互动与交流的深入调查，是维护边境安全与稳定的必要之举。可以观察到的是，以边界为中心并着眼于跨越边界的互动也逐渐为国内学界所重视，并在跨界民族、跨界治理、非传统安全应对等领域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讨。这些研究议题体现了范式转换的前奏。而要在全球化时代进一步推动并深化边境研究，则需要形成理论上的自觉，强调边境的本体特征与重要地位，在议题选择与研究范式上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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