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古今关联 

——以英国湖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为例

方静文

《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摘要：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发展至今，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原则等已经渐成体系，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落实这些原则依然有待探索。作者对英国湖区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实践进行了民族志考察，发现了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即强调文化遗产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在保护文化遗产历史价值的同时，凸显其当下意义，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古今关联。在实践中，这一理念通过整体保护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得以实现。

关键词：湖区；古今关联；整体保护；公众参与

一、湖区及其文化遗产

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湖区，是英国最早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它方圆2300平方公里， 拥有英格兰最高的山峰斯科菲峰（Scafell Pike）和最大的湖泊温德米尔湖（Windermere），湖光山色闻名世界。

作为专属的地理和文化概念，“湖区”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经历了一个“生成”的过程。18世纪之前，人们论及位于几个郡县交会处的湖区时仍需冠以郡县的名字作限定。18、19世纪之交，“湖区”才逐渐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此后，1951年湖区设立国家公园以及1974年行政区划调整后湖区归入坎布里亚郡（Cumbria）使得“湖区”作为地理概念得到了官方确认。在此过程中，“湖区”也被赋予了文化意义，成为一个文化概念。从18世纪开始，伴随如画美学、浪漫主义诗歌等文学艺术的发展，湖区逐渐为外界尤其是画家、诗人等文化精英所关注，并最终通过绘画、地方书写的形式从原本的荒野乡村被建构为一个整体景观。文化精英的种种努力不仅提升了湖区的审美价值，激发了公众对乡村的向往，而且切实保护了湖区的田园风光，加上人们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反思，乡村之于英国人而言有了独特的意义。时至今日，湖区不仅具有地理意义和景观意义，更具有象征意义和遗产价值，承载着英国人对乡村的情感乃至民族认同。正如英国前首相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所说：“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

简言之，湖区之所以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游人，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还在于其文化意义，其中星罗棋布的文化遗产功不可没。本文将介绍研究团队到访过的一部分文化遗产，主要包含两大类：名人故居和文化产品。

1. 名人故居

如前所述，湖区曾经吸引了大批文化精英，也因此有了众多名人故居。“湖畔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鸽舍（Dove Cottage），童话作家波特（Beatrix Potter， 1866—1943）的丘顶（Hill Top）以及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艺术和社会评论家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的布兰特伍德（Brantwood）是其中的代表。

坐落于湖区格拉斯米尔（Grasmere）小镇的鸽舍始建于17世纪，原为客栈。这座白墙小 屋，是湖区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在华兹华斯看来，村舍就地取材，以当地出产的板岩为建材， 而且其花园中装点的鲜花与周围的田野、树林相互映衬，浑然一体，是乡村地区最理想的建筑形式。1799年至1808年间，华兹华斯与其家人在此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创作出大量优美的诗歌。鸽舍恰如其名，室内略显逼仄昏暗。同为陋室的主人，诗人倡导的“生活朴素 而思想高尚”（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与中国唐代诗人刘禹锡所谓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谓异曲同工。

波特小姐出生在伦敦，其父母喜爱乡村生活，所以波特孩童时代的夏天常常在苏格兰和湖区的乡村度过，乡村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成为其后来童话创作的灵感来源和素材，包括家喻户晓的彼得兔（Peter Rabbit）系列童话。1905年，有了前期出版童话作品的收益，波特得以在湖区购入一处名为“丘顶”的房子。有趣的是，丘顶并不是一次性建成的，其主体部分建于17世纪80年代，此后经历了两次扩建，一次是18世纪，最近的一次是1905年，不同部分连接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丘顶最初只是波特逃离都市喧嚣偶尔小住的地方，后来逐渐成为长期居所。1913年，波特婚后搬到丘顶附近的另一个住处，丘顶便从此成为其写作场所和精神家园。

可以俯瞰科尼斯顿湖（Coniston Water）美景的布兰特伍德是湖区一处非常有名的住所。与作为村舍的鸽舍和丘顶相比，布兰特伍德要富丽堂皇得多，也曾吸引多位名人在其中居住，最为人所知的还是罗斯金。罗斯金于1872年购入布兰特伍德，在此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28年。在此期间，他对房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不仅对建筑进行了扩建，而且在室内陈设上颇费心思，有大量精美的画作、家具和私人收藏，处处彰显出主人不凡的艺术品位。

这些旧居虽然已经经历了数百年，但无论是外形还是室内陈设，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如今坐在鸽舍壁炉边的飘窗前，看着室外开满鲜花的小花园，仍然不难想见诗人当日的生活状况。丘顶摆放着波特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心爱之物，火光闪烁的壁炉和炉边粘有泥巴的靴子，让人恍惚觉得主人只是暂时外出，下一秒就可能返回家中。丘顶门前的花园有专门的园艺师打理，种着鲜花、绿植和蔬菜，摆放着白色的蜂箱，再现了波特童话故事中的多个场景。

在保护名人故居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其当下意义也得到重视和发掘。故居不仅作为历史建筑以及博物馆对游客开放，而且会组织各类活动，比如布兰特伍德是活跃的艺术中心，内部作了功能分区，有陈列，有当地艺术家的画展，也不时开设素描、水彩画等课程和工作坊，甚至能够承办婚礼等活动。游客不仅能够参观布兰特伍德，而且能够参与其中的活动，亲身体验文化遗产的魅力。

2. 文化产品

湖区的第二类文化遗产是依托于传统工艺和传统生计方式而开发的文化产品，例如坎布里亚水晶（Cumbria Crystal）和赫德威克绵羊（Herdwick Sheep）。坎布里亚郡水晶玻璃器皿 厂成立于1976年，是目前全英唯一一家完全手工生产水晶玻璃制品的生产商。它将保护英国传统的玻璃制作工艺作为初衷，至今依然严格遵循承袭自罗马时代的熔制、吹制、切割、打磨等工艺和工序。在保存传统的手工艺遗产的基础上，该厂也在不断开拓创新，不仅开放制作工艺和流程供游客参观，也尝试与奢侈品零售商合作，设计开发新的产品系列，这些产品常常出现在大热的英国影视作品如007系列电影和英剧《唐顿庄园》中。

如果说水晶本身就是文化遗产，那么还有一些文化产品则有新的创意，而且以当地的文化遗产作为创意之源。农牧业曾是湖区首要的生计方式，湖区有一个独特的绵羊品种—— 赫德威克绵羊。这种绵羊刚出生的时候全身是灰色的，但长大的过程中毛色会渐渐变化，成年后头和脚的毛色逐渐变成白色，而身子仍是灰色，异常可爱。以这一形象为��计灵感，当地一家公司致力于开发各种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小到毛绒玩具、围巾，大到床垫等。值得一提的还有该公司的运营方式，公司从当地农户处直接收购羊毛，加工制作成产品之后利用其遍布英国的零售网络加以销售。每年公司不少于2.5%的利润被用于回馈社区，主要被用于地方历史遗产的保护。至此，借由绵羊这一农业遗产，以文化创意产品为媒介，古老的历史遗产得以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发生关联，文化创意产业与当地社区的互惠关系也得以建立。

以上介绍了湖区的部分文化遗产，从中可以发现，一方面，湖区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从故居到街景乃至小镇风貌都得以留存，传统手工艺和生计方式也在持续；另一方面，湖区也在大力引导文化遗产与当下人的生活发生关联以凸显其当下意义。关联的具体方式多样，取决于遗产的性质、种类，需要何种保护。有的文化遗产依然可以服务于人们的衣食住行，有的则成为博物馆，通过展览和举办的活动为游客提供领略其价值的机会。文化产品方面，传统的手工玻璃制作工艺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继承，同时新的产品系列不 断被开发出来，以满足当下的审美和需求。养羊作为传统的生计方式则通过文化创意产业 成为湖区的新名片，并参与湖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回馈社区。

以人类学的文化观观之，这种强调文化遗产的古今关联、在保护遗产历史价值的同时发 掘其当下意义的理念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产（meaning making）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无边界的过程概念，而非一成不变的实体概念。文化变迁的常态性决定了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文化遗产的结构和功能的转变在所难免。大到“湖区”作为兼具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之概念的“生成”或建构，小到各项文化遗产本身意义的变迁，无不说明文化遗产能够存留过去，也可以适应当下，面向未来。当然，在接受变迁乃至主动创新求变的过程中，也应特别注意挖掘文化内涵的价值，避免文化遗产和作为文化主体的当地人的疏离。

为了践行上述理念，湖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遵循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在笔者看来，这些原 则包括但不限于整体保护以及公众参与。

 二、整体保护营造文化遗产的良好生态

文化是一个系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因而必须将整体性纳入考量。湖区对于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论述。

微观层面，湖区针对文化遗产采取了大量必不可少的保护措施。如英国早在1866年就开始实施针对名人故居保护的蓝牌计划，被纳入其中的建筑成为受保护的文化遗产，不得随便拆除或任意改建。1944年和1947年《城乡规划法》正式提出了历史建筑分级登录的理念，不同等级的建筑有不同的保护、整修规定，建筑所有人有义务保护与整修其财产，拆卸、更改或扩建登录的建筑，均需要获得许可，否则将面临罚款甚至监禁等更严厉的惩罚措施。细节方面的保护措施也无处不在，比如鸽舍和丘顶都是湖区典型的农舍建筑，共同点是室内空间逼仄，所以两处都采用定时参观的方式（a timed-ticket system），出售的门票上会标注准确的参观时间，等一批游客参观完之后下一批游客方可入内；又如布兰特伍德在承办婚礼等活动时，会尽力避免食物接近某些特定区域；再如波特小姐婚后的住所现在仍在出租，但是会谨慎选择租户等等。在针对文化遗产各要素进行保护的基础上，保护还以“丛集” 的形式出现，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并不刻意区分，而是看作整体加以保护。以华兹华斯故居为例，除了主体建筑鸽舍，还有与鸽舍毗邻的华兹华斯博物馆、礼品店、餐厅，以华兹华斯诗歌中的重要意象黄水仙命名的“水仙花园”及家族墓地，还有同属于小镇重要文化遗产的姜饼屋。这家诞生于1854年的小店门前，如今排队的人依然络绎不绝，数百年的光阴就封存在这小小的姜饼之中，姜饼满足当下人们的味蕾，也让人仿佛置身于小镇当初的街景之中。各部分围绕鸽舍形成一个关于华兹华斯的文化遗产“丛集”，不仅能够更好地展示文化遗产，而且建立起了遗产与游客及其生活的联系。故居、博物馆、墓地等有助于人们了解诗人的生平及其作品，而礼品店、餐厅等则在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使游客将与诗人有关的回忆带回家中。

宏观层面，“乡村”与“城市”、“自然”与“文化”等看似对立的概念得到了很好的协调，以城乡一体化为宗旨的乡村保护运动以及兼顾自然与人文的国家公园机制是整体保护的突出体现。

作为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英国也最早遭遇工业化的恶果和城市病：快速的城市化造成了城市的急剧性膨胀、人口的爆发性增长、住房的结构性拥挤、设施的严重缺乏以及生态的持续恶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平均每年新建30万套住宅，侵占6万亩乡村土地，密布的公路网和污染极大地破坏了原有的乡村景观，乡村文化遗产也岌岌可危。乡村保护运动应运而生，也催生了相关立法和各类有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

1926年成立的英格兰乡村保存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Rural England， CPRE），以“将过去与现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初衷，在认可现代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基础上，反对城市不加限制地扩张，特别强调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通过绿带建设等措施形成城乡之间的缓慢过渡。在该组织和其他各方力量的推动下，一系列关于城乡规划和乡村遗产保护的法规相继出台。1932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案》（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首次明确界定了“乡村”（Country）概念，并强调对生态、建筑、艺术等乡村遗产进行保护。1947年修订的《城乡规划法案》为战后英国的规划政策奠定了基石，也帮助城市居民实现了进入乡村的权利。值得指出的是，乡村保护运动始终坚持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不仅使得乡村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得到恰当的保护，也使得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等逐渐与城市持平，乡村于是越来越成为令人向往的地方，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人口外流等乡村发展困境得以缓解。有赖于上述乡村保护运动、相关的法规以及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作为最早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国家，英国的乡村景观得以保留并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这对于中国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城乡一体之外，湖区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还表现在人文与自然的不偏废上，这一理念 主要是通过国家公园的机制来落实的。1949年，在《国家公园和共享乡村法》（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通过之后，英国开始设立国家公园，进一步保障和增加民众接触自然和乡村的权利和途径。全英所有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大的湖区，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美国《国家地理》曾评选出“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湖区赫然在列，入选理由是：“人类和自然良好共处，相得益彰的经典”。

环保运动发展之初，传统的保护理念多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对立起来，认为要保护自然，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甚至消除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但英国境内几乎所有的景观都 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国家公园也不例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公园相比，湖区国家公园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湖区不是完全的自然景观，而是先有人及其活动，而后才建立国家公园；在国家公园建立之后，人及其生产生活依然在持续。其次，虽然名为国家公园，但湖区的大部分土地、房产等并不为国家所有，而是属于当地的个人和遗产保护组织。由此造成了遗产保护方面的两个问题，即保护与发展以及公共与私有的矛盾。针对后者，如前文所述，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土地持有者的利益与公众进入乡村的权利得到了协调。针对前者，则在湖区国家公园合作组织的目标中体现出如下想法：“保护和提升湖区国家公园的自然环境、野生动植物和历史遗存；在促进当地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提升的同时，增进公众对于湖区资源保护的意识；尤其是要在湖区中增加其他的功能时，应更注重对湖区的保护。”简言之，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民生福祉不可偏废。

从微观到宏观的整体保护，致力于营造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生态。微观层面从文化遗产各要素到“丛集”的关注使得今人在湖区有身临其境和时光驻足之感，宏观层面无论是以城乡一体为原则的乡村保护运动，还是践行人文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国家公园体制，无不是以引导文化遗产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发生关联，让湖区田园成为更好的社区为最终目标。

 三、公众参与实现文化遗产的共有共享

 

在湖区，不仅由政府、个人、社区、志愿者代表共同组成了湖区国家公园合作组织，共同致力于湖区的保护，而且鼓励普通居民通过参与规划制订、捐赠等各种方式参与到公园的保护之中。这种广泛的公众参与不仅见于湖区，也是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特征之一，个体参与、社区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等共同构成了湖区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体系。

历史上，遗产保护的个体参与在湖区文化遗产与湖区名人志士之间的互动与相互成就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现。湖区的名人不仅将这里的一草一木呈现在其作品之中，还将其审美以及对乡村的情感传达给社会和公众。湖区的自然之美打动了诗人，成就了“湖畔诗人”华兹华斯，而华兹华斯则以同样优美的诗歌打动人心，成就了湖区的美名。华兹华斯发表于1810年的导游手册《湖区指南》（A Guide Through the District of the Lakes in the North of Eng⁃land），曾先后多次重印，大大提升了湖区的知名度，他也曾在19世纪40年代反对将铁路延伸至湖区核心地区。作为环保运动的倡导者，罗斯金不仅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一起创建了英国最早的遗产保护组织“古建筑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而且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接棒华兹华斯，反对铁路延伸计划。在华兹华斯和罗斯金看来，铁路修建会严重破坏自然景观的整体性并造成污染。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 直至今日，公共交通依然只能到达湖区景点附近，核心地带仍需依靠步行、自行车或自驾车进入。以湖区景物为灵感源的系列童话使波特小姐童话作家的身份广为人知，事实上她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即环境保护主义者。对乡村的热爱使她成为乡村保护的坚定追随者， 她不仅高度认同乡村保护的理念，而且身体力行，一生致力于湖区景观的保护，为此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精力，如通过购置土地和农场来支持传统的农作方式和牧业，身后更是将这些财产悉数捐赠给了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

如果说名人故居承载了个体参与湖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那么围绕文化产品的相关实践则是社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体现。文化创意公司依托当地传统的牧业生计方式，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品；从当地牧民处收购羊毛等原材料，在英国境内寻找生产商，并借助其营销体系将产品销往国内甚至海外市场。然后，公司再将其中部分盈利回馈社区，用于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在此过程中，古老的文化遗产借由新的创意和产品在当下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且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联系，有利于传统生计的延续。文化遗产、 企业与社区的共融共生得到了彰显，当地人的能动性得以激发，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因而得以形成。

除个体参与和社区参与之外，在湖区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各种各样的 社会组织。鸽舍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兹华斯信托（Wordsworth Trust）。这家成立于 1891年的慈善机构，致力于为全世界喜爱华兹华斯和英国诗歌的人们永久保留这处地方。为此，该机构尽心尽力地保护鸽舍以及华兹华斯留下的其他文化遗产如手稿、信件等， 同时在接手之初就将鸽舍向大众开放，直至今天。该组织还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使得文化遗产与人们的当下生活发生关联，比如举办展览，设立工作坊和相关课程，组织讲座、读诗会等等，并为那些想要从事博物馆或文化遗产相关工作的人提供培训和实习的机会。同样，国家信托对于丘顶的保护、布兰特伍德信托对于布兰特伍德的保护也功不可没。

这些社会组织在性质、规模、筹资方式、运营机制等方面多有不同，结成了严密的文化遗产保护之民间网络，在咨询、监督、倡导等各个方面为英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以在英国影响最为广泛的国家信托为例。

国家信托成立于1895年，如今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遗产保护组织。2016—2017年度的年报显示，国家信托管理的遗产包括778英里长的海岸线，逾247,000公顷的土地，500余处房子、城堡、古迹、花园、公园以及自然保护区，遍及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国家信托名下的许多文化遗产均通过购置、接受遗赠和捐献等方式持有，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的税收政策。1937年，修订后的《国家信托法》规定慈善组织接受财产遗赠时可以免税。这一规定加上英国沉重的遗产税，使得国家信托得以无偿继承遗产继承人因无力支付遗产税而选择捐献的财产。而持有的方式则使得国家信托相对独立，并且能够很好地贯彻自身的保护理念和宗旨，即“为永恒，为众人”（for ever，for everyone）。国家信托主张遗产保护不应与公众的进入权相对立，所以一方面对管理的文化遗产给予有针对性的保护 和修缮，使之免遭破坏，一方面将其中的绝大多数向公众开放，以期达到“教育、感动和启示” （teach，move and inspire）大众的目标。

作为一个民间慈善组织，国家信托不仅需要筹措大量资金用于遗产保护，也需要维持自身的运转，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社会资金和经营收入。其中，社会资金包括遗赠转让和捐款等，经营收入则主要包括会员费、门票等。国家信托拥有最庞大的会员群体，2016—2017年度已达到480万，会员会费成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其他经营还包括：利用所拥有的乡村土地开发乡土特产和发展旅游休闲产业，如建设旅馆、餐厅；出租部分房产；经营农场，开发农产品；设零售礼品店；向非会员收取门票、停车费等。当然，这些经营项目事先都需要经过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方面的充分论证。

志愿服务是国家信托的一大基石。2016—2017年度，超过65,000名志愿者在500多种岗位上提供了长达470万小时的志愿服务，服务内容涵盖导览、巡逻、培训、项目管理、活动组织等各个方面。

持有的方式、保护与开放并举的理念、会员制和志愿服务、经营管理而非单纯保护的角色定位等，使得国家信托能够保障公众的参与，公众共同保护和享有人类的文化遗产，实现文化遗产的古今关联。

对照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常常以政府为主导，保护资金也主要依赖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计划投资以及门票收入的现状，英国由个体参与、社区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等共同构成的广泛的公众参与体系，多元的保护主体和筹资方式，会员制度和志愿服务等都值得借鉴。当然，局限也很明显。各类组织由于多为自发形成，各自为政，缺少全局规划和明确分工，所以在保护对象、工作内容方面多有交叠，同时又可能有所疏漏。比如，在英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线并不像在中国这样清晰，在实践中，物质文化遗产如历史建筑等常常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侧重，重物质而轻非物质的倾向普遍存在，致使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尴尬境地，正如“工艺遗产保护联合会”（Heritage Crafts Associa⁃ tion）网站所描述的：“在英国，传统工艺既不被视为艺术，也不被视为遗产，因此遗落在各种现有的支持和促进团体之外。”

 四、结 语

 

随着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原则等已经渐成体系，动态保护、整体保护、公众参与等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理念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何实践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实现遗产保护的目标，依然有待探索，当下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常常面临的保护与发展、解构式保护与文化整体观、标准化保护与地方特色等一系列矛盾即是现实困难的体现。本文作者考察了英国湖区的名人故居和文化产品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发现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强调文化遗产的古今关联，在保护文化遗产历史价值的同时， 凸显其当下意义。在实践中，这一理念借由从微观到宏观的整体保护以及由个体、社区和社会组织构成的广泛的公众参与得以落实。其中整体保护着眼于文化遗产的整体生态，对文化遗产“丛集”和社区福祉的强调不仅建立起文化遗产与今人的古今关联，且具有可持续性；公众参与将当地居民、游客、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通过会员制、志愿服务等方式纳入遗产保护的体系，从而成为遗产保护的重要依托。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文化遗产开始变得与人们息息相关，人们既可以为遗产保护贡献力量，也可以共享遗产保护的历史价值与当下意义，由此实现文化遗产的共有和共享。

回顾英国湖区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实践，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理念是相通的，可以相互参考。文化遗产保护，着眼于遗产的历史价值但不限于历史价值，其当下意义需要通过古今关联的理念来显现；文化遗产保护，着眼于遗产本身但不限 于遗产本身，而更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福祉。作为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也曾经最早遭遇文化遗产保护的危机，但随后的应对并未直接着眼于遗产保护，而是着眼于更大的城乡一体化治理，这不仅使得遗产得到留存，也使得乡村成为令人向往的地方，这对于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和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的中国而言具有参考意义。同时，英国独特的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的国家公园机制也为当下我国生态区和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其次，作为文化遗产的依托，文化的属性不仅决定文化遗产的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实践。英国的乡村认同、慈善传统和志愿服务等成为其文化遗产保护中独特的文化资源，这提示我们应重视文化的特殊性，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立足本土文化，探索自己的保护路径。

（原文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