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建构述论

《思想战线》2020年第3期

王文光、江也川

摘要：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在汉朝大一统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础，也是汉武帝“中国一统”民族思想在《史记》中的表达。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建构了“五帝世系”，“五帝”是一脉相承具有血亲关系的中华人文初祖，也是汉朝疆域内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即“华夷共祖”于黄帝。在上述前提下，“华夷”子孙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一个有内在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共同体。以此为逻辑起点，司马迁在《史记》里除了《五帝本纪》之外，还为6个边疆民族列传记述，对汉代的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记述，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这是司马迁留给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非凡。

关键词：司马迁；民族思想；“华夷共祖”；中华民族共同体谱系

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与发展并不始于现代。中国古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存在。自在是一种理性的状态，是一种潜在的、不外显但却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中国古代的中华民族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的民族共同体。对此，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一、《史记·五帝本纪》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文初祖历史谱系的建构

《史记·五帝本纪》是司马迁为了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的人文初祖所进行的历史文本书写，《五帝本纪》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首先对五帝的世系进行梳理，把黄帝列为古代帝王之首，而其他的帝王则是黄帝的直系子孙，这些子孙在多民族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相关民族的始祖。

关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从《五帝本纪》的记述来看，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文中提到的“死生之说”，《史记·正义》解释道：“‘死生之说’，此谓作仪制礼则”，而《史记·正义》对“存亡之难”又解释道：“‘存亡之难’，黄帝之前，未有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总的来说，黄帝在当时不但重视生产生活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重视各种制度建设。

为了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发展，黄帝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奔波，“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从文中提到黄帝到过的地方，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华民族先民当时的活动空间：黄帝活动的东边是大海，从这里可以去祭祀泰山，因此黄帝到达的海应该就是今天的黄海；黄帝向西到达了“空桐”，关于“空桐”，《史记·集解》注引韦昭曰“（空桐）在陇右”，陇右为今天陕甘地区；黄帝到达的南部地区为长江流域；北边已经到了草原。通过对黄帝活动空间的记述，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华民族先民基本的活动空间，而且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最初的先民就是在这个广大空间中开始孕育的。

《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五帝继承过程的记述也十分详细：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这一段记述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让我们看到了黄帝的子孙很早向黄河流域以外的地方迁徙，并且与不同的民族群体发生民族融合。“青阳降居江水”，说明黄帝后裔分布到了长江流域。而“昌意，降居若水”，则说明黄帝的后代进入了西南地区。《史记·索引》注引《水经》曰：“水出牦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国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泸江水。”而且还与西南民族通婚，即“昌意娶蜀山氏女”。这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形成与发展难得的文献记述。

虽然黄帝的正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但都没有继位为帝王，大约因为青阳和昌意都离开了黄帝，所以黄帝之后的第二个帝王是颛顼。《史记·五帝本纪》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颛顼的活动空间超过了黄帝：“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按照《正义》《索引》的记述，“幽陵”为幽州，属北方，交趾则到了今天的越南北部，流沙则是到了西部高原，蟠木为东方的大海。关于蟠木，《集解》注引《海外经》说：“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

颛顼之后是帝喾，《史记·五帝本纪》说：“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显然，之所以让帝喾作为帝，是因为他：

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

因此在帝喾时代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这意味着帝喾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动空间比黄帝和颛顼时代有所扩大。

帝喾之后是帝尧，帝尧之后是帝舜。司马迁对于五帝做了这样的总结：“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与此同时，司马迁还把与五帝相关的民族建构起了祖源联系。《史记·五帝本纪》说：“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这一段记述，目的是要强调夏商周的先民都是黄帝的后裔，《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商朝的始祖契也是黄帝的后裔，“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即殷契为帝喾的次妃所生。周朝的始祖后稷仍然是黄帝的后裔，“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建立者都是黄帝后裔。虽然有夏商周三个王朝的更替，但都是在黄帝子孙之间进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事情。

除了夏商周的先民和建立者是黄帝的后裔，到了西周时期，西周王朝周边的诸多民族也是黄帝的后裔。与华夏族最为接近的百越系统的吴国民众是黄帝的后裔。《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即建立吴国的吴太伯是周人后裔，是“周太王之子”。吴国南边的越国也是黄帝后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这儿十分明确的指出“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分布在长江中游，曾经被华夏族视为“蛮夷”的楚人也是黄帝后裔。《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至于分布在西部的秦国之人，也是曾经被华夏族视为“西戎”，但仍然是黄帝后裔。《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上述的吴人、越人、楚人、秦人，在西周初期都被华夏族认为是“蛮夷”，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把西周时期的“蛮夷”与华夏族绝然分开，反而是把这些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华夏化的民族，全部与黄帝联系起来，都成为五帝的后裔，具有同源同根的共源关系，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谱系。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意义同样重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在历史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文献中记述的“五帝”是有差别的，所以《史记·正义》对此有过解释：“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系》，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显然，司马迁的“五帝”仅仅是历史上各种“五帝”说法的一种，但是由于《史记》的巨大影响力，所以司马迁所建构的“五帝”谱系，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成为主流观点，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之一。

对于历史上记述“五帝”的差别，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时曾经作过这样的说明：“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显然在先秦时期，虽然有众多关于五帝的传说，但都或者记述简单，或者记述不全面，或者是“不雅驯”，甚至连孔子对于五帝世系都不是十分明确，所以才导致“儒者或不传”，例如《国语》中记述五帝世系就与司马迁的记述不同。《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彭皆为纪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彭，肜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很显然，《国语·晋语》与《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五帝谱系是有差异的。

因此，司马迁亲自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文献阅读，

“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

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阅读，司马迁建构了五帝谱系，故司马迁说自己“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由此可见，《史记》一开篇就是撰写《五帝本纪》并非偶然，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建构了一个人文祖先谱系，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非凡的。

二、民族列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谱系的书写

先秦时期，多民族中国没有一部完整的国家史。先秦时期的《战国策》（纵横家的言论）《国语》（诸侯国历史）《春秋左传》（鲁国历史），都不是多民族中国完整的国家史。秦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其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度，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和政治统治模式。秦代推行的移民迁徙，在民族地区设置具有自治性质的“道”等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后世统治者治理民族地区的典范。由于秦王朝建立的时间很短，还没有产生相关的历史著作就灭亡了。

到了汉代，在国家空前强盛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写出了多民族中国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史记》。从民族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史记》把各民族的历史都记载下来，而且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作为指导来书写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例如大禹出生在西南的石纽，匈奴先民是黄帝的后裔等等。

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动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者。”这就是秦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的空间。汉朝继承了秦朝的疆域，并且不断扩展，因此汉朝除了“中国一统”的民族思想之外，还有“天下一家”民族思想。《史记·滑稽列传》说：“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由此可见，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要有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本书写。司马迁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本的书写，就是在这个宏大的历史场景中展开的。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角度来看，《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记述华夏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献。《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是记述华夏族的民族名称向汉族转化阶段的关键文献。《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则是关于汉族形成的基本文献。具体而言，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的汉朝，是汉族族称得以成立的关键，因为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朝境内的华夏族开始被称为“汉人”；而“汉人”在与多民族国家疆域内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开始出现了“汉民”“汉兵”“汉军”“汉吏”这样的名称。因此汉族的民族名称，从一开始就是自称与他称相统一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华夏族到汉族民族名称的变化，不是另外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而仅仅是民族名称的变化。当然，其中一定是包括了民族的发展。从此，汉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就起着重要的作用。

除了对汉族发展历史的记述之外，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十分重视其他民族的历史文本书写，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谱系。对于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述和对非汉族历史的文本书写，司马迁是有自己的立场和内在逻辑的。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注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之匈奴’。”根据乐产的观点，有众多夏后氏民众融合到了匈奴中，所以匈奴的祖先才可能是“夏后氏之苗裔”。这是司马迁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为指导来记述匈奴的发展历史，其中蕴含着匈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思想。

在华夏族的东南方，有百越系统的南越。南越在汉朝建立之后，是汉朝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才会“集杨越以保南籓，纳贡职。”因此司马迁写了《南越列传》。在《南越列传》中，司马迁说：“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从《南越列传》这段记述来看，南越在秦朝时就已经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之内，统治南越的国王是华夏族赵佗。

同样作为百越民族后裔的东越，司马迁为他们写了《史记·东越列传》。《史记·东越列传》开篇就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这段文字一来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而且东越到了汉代，已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能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发生矛盾冲突时有所作为，即“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的篇末，再次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强调了东越与大禹的源流关系，“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

在朝鲜半岛北部，华夏族的先民很早就已进入，即“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籓。”对于汉朝而言，朝鲜半岛北部的民众虽然是“葆塞为外臣。”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所以司马迁“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司马迁之所以要把朝鲜半岛北部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因为那里的民族是上一个历史时期交融发展的结果。《史记·朝鲜列传》说：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战国时）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郭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在这段文字中提到的燕人，赵人、齐人，实际上是华夏族中的燕国人、赵国人、齐国人。司马迁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理所当然。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于是迁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这说明司马迁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是在汉武帝治理西南夷地区的战略背景下进行的。诸多的“西南夷”成为了汉朝的“内臣”，所以“西南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汉朝是在秦朝经营“西南夷”地区的基础上，完成了把“西南夷”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索隐》：“谓栈道广五尺。”张守节《正义》注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秦朝略通“五尺道”和“诸此国颇置吏”，为汉朝治理“西南夷”打下了一定基础。

对于西部地区的民族群体，秦汉时期的人仅仅是从《穆天子传》中得到一些模糊的认识。但是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开始认识到广义西域的一些情况，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也就是汉朝可以通过西域的民众传播汉朝的历史文化，因为汉朝厚重的历史文化对于较为遥远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故司马迁这样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就是强盛汉朝的文化自信在司马迁《史记》中的反映。虽然《大宛列传》中的部分民族群体，有诸多在当时还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但司马迁仍然“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司马迁对于民族列传的历史书写格局与谱系建构，无不反映出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这是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并且深入研究的。

结 语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说：“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相关的民族列传，就是最早对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的历史文本书写，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今天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最基本的历史依据。

根据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商周时期就有了被称为“华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了汉代，一个强盛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出现，所以汉武帝提出了“中国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了汉武帝“中国一统”的民族思想：“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来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这里汉武帝以历代先贤作为比较的对象，把建设“中国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目标，故在祭泰山的刻碑中进一步表述了自己“中国一统”的民族思想：“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即在大一统国家当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具体表现为“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汉武帝“中国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首先是“大一统思想”。董仲舒曾经对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所以司马迁的民族思想，首先是在汉朝大一统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是司马迁民族思想产生的基础，也是汉武帝“中国一统”民族思想在《史记》中的表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需要一个能够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相匹配的文化建设，需要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相适应的民族思想，而且这个思想能够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因此司马迁以大一统国家观念为指导，首先建构了“五帝世系”，表达了“中国一统”的民族思想。具体而言，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建构了“五帝世系”，“五帝”是一脉相承具有血亲关系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上述前提下，“五帝”的子孙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一个有内在历史文化联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精神支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财富。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司马迁说：“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司马迁关于大一统的论述，符合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的基本规律，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积极意义，即要“内辑亿万之众”，也就是要把各民族聚集到大一统的国家中来，用现代的理论来看，这也就是要有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除了《五帝本纪》之外，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是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学家第一次按照地域方位，系统地书写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历史，表现了司马迁把边疆民族历史看作大一统帝国及其大一统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司马迁“中国一统”的理想政治观念。上述6个民族列传的书写，对汉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记述，建构了更加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谱系。在6个民族列传中，司马迁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华夷共祖”的历史，是比较系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以司马迁“华夷共祖”的记述，是建设多民族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实践，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系统的理论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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