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人类学：面向“人类”研究与书写个体经验的新探索

赵 羲

《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

摘要：“任何人”的人类学是继写文化之后探索人类学发展方向的新角度，其认为，涂尔干及结构—功能主义对结构的研究，掩盖了个体行为的多样性，主张个体作为行动的源泉具备超越当前结构限制的能力，人类学家应关注个体行动者本身。通过描写个体对社会规则的阐释和运用，分析其应对困境的各项能力，观察报道人在同一文化体系表述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报道人在交往中的互动方式和自我实现等，展现报道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借此，“任何人”的人类学希望彻底走出科学-结构主义的影响。

关键词：个体行动者；个体能力；主体性

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范式从科学—结构主义转向文化—相对主义，“写文化”思潮从表述形式的角度挑战了科学主义民族志，涌现了诸如《妮萨》《维塔》等注重报道人自我叙述，表现报道人“在场”的实验民族志。象征（阐释）人类学则从本土符号入手，寻找隐藏的文化含义。前者主要通过体裁创新，例如“多音位”，呈现完整对话的方式等，试图将话语权还给报道人；后者将研究重心转为文化，但仍用厚描“分析某特定社会的代表成员在特定时间所理解的经验的意义结构”。因此，尽管前者动摇了科学民族志，后者将研究目的转为寻找文化含义，但未能真正走出结构主义的范畴。千禧年后，来自英国的人类学家奈杰尔·拉波特等人，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开始新探索。拉波特提出“任何人”的人类学概念，即认为个体是行动的源泉，是意义的创造者。因而建议将民族志的书写对象从社会结构转向报道人个体本身，呈现报道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完整性，借此寻找范式转换后民族志发展新方向。与“写文化”一样，“任何人”的主要反思对象，是法国起源的涂尔干主义及与其一脉相承在英国影响甚广的结构—功能主义。但拉波特的立论角度，是将个人的内在本质与其所属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符号系统等分离，把个人看作本真的存在，因此，民族志可以尝试将个人的优先性置于外在结构之上。

一、“任何人”概念的理论内涵与困境

首先，“任何人”概念认为，人作为同一物种，是超越社会、文化、历史差异的存在，即盖尔纳所言“我们都是人类，不需要严格地进一步划分”。人类的特殊性是由天生的内在本质构成，不因各种文化限制而消失。拉波特通过反向解读象征—结构研究大师特纳的作品，论证人类本质对结构的超越。青春期的恩登布人男孩们，在接受割礼仪式之前，要被隔离三到四个月，随后经历身份模糊的阈限阶段。从社会习俗角度看，他们既非成年男人也非男孩，因此被结构所排斥。恰在此时，他们不再受制于原群体的等级结构和行为规范，开始思考他们的社会和宇宙，阈限阶段看似模棱两可，却充分体现人类的普遍能力（例如思考）优先于文化结构。

因此，“任何人”概念将文化和社会结构视为实现个体性的背景或媒介，认为民族志书写的核心可以是个体性。个体性指代人的普遍特征和能动性，个体性包含着自决能力和自创能力，自决能力赋予个体免遭他人侵害、避免盲从、进行自我选择的机会；自创能力则促使个体在特定社会中，运用自己的能力塑造人生。个体性与个体主义含义不同，前者是从属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对个人或自我的概念化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人作为个体的终极价值和尊严；后者是“个体性在特定历史阶段、文化环境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说，个体主义与共时的社会结构联系紧密，不能将两者混淆。

其次，“任何人”概念主张人类学家应关注个体行动者的言行表达，不再拘泥于追求完整统一的体系。鉴于文化含义的一致性和体系完整性，可能部分是由人类学家的分析而形成的，关注个体行动者可以重新发现被抽象、统一的文化模式或民族志的修辞方法所掩盖的个体多样性。关注个体报道人并非“任何人”概念首创，费希尔早在“写文化”时期就已经指出，个体往往具有多维度的自我和认同，但“写文化”未能说明究竟应该书写报道人的哪些方面，实验民族志很大程度上是将个人经历作为探索社会问题的线索。对此，“任何人”概念的答案，是描绘包括想象、叙述、判断等人生而具有的普遍能力，展现统一秩序下报道人多样感知、多重身份。

最后，拉波特在著作中解释其哲学理论来自康德。其一，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人”提议用康德式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眼光看待每位报道人。cosmo代表全球，polites代表当地社会或共同体的一员，即尽管社会文化差异造就了不同的群体和个体，但每个人其实都是普遍性和个体性的结合，既体现了个体或所在群体的特征，又具备身为人类的共性。其二，拉波特希望发扬康德式人类学，即了解人的普遍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如何在不同的个体上展现的；其目的是通过论证社会文化结构不能改变人类普遍本质，为民族志研究对象面向个人提供哲学依据。

然而以康德思想为哲学依据，也为“任何人”的人类学带来两重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第一方面，“任何人”因康德人类学陷入一个先验人类学体系的怪圈。拉波特对学科发展史的观点承自乔治·斯托金对人类学史的分期，认为从19世纪晚期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范式转换之前，学科对普遍人类的关注让位于对民族的关注。这一阶段的人类学科不再关注个体，而是关注与土地、文化、共同体相关的人群。康德式的普遍性现代社会构想失去了吸引力，以民族主义为基调的现代社会方案成为德、法社会科学界主流理论。人类学研究对象发生分化，一方面是普遍性的“人”，另一方面则是相对性的“文化”。后者以集体主义观念，将各个报道人化约为特定文化结构下的某类报道人。个体只有在群体、等级中才有意义。因此，拉波特借用康德理念，是为了说明普遍人性超越社会文化结构，借此摆脱科学—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康德没有说明人类的本质是什么，只将本质笼统地归为一种先验性的物自体。在无法言明本质含义的情况下，康德只能在《实用人类学》中，提出从外部研究人的认知、情感和欲望能力入手，接近人的内心。这种把抽象的公理搁置一边，转而尽可能精确地描述“东西”（不管这“东西”是什么）的思路恰恰是现象学的开端。拉波特及其追随者实践了实用人类学的思路，从观察想象力、创作力等人类能力入手撰写民族志，但至少目前没有阐明本质或者人性是什么。

如果说第一方面的困境源于康德思想本身，那么第二方面则是“任何人”概念与康德思想的矛盾。康德要求人类学家了解性别、各民族、各种族和各种类的特质，通过了解上述分类的特质和缺陷，互相之间才能在交往中互补，最终保持一份既保留特征又友好相处的“世界主义”式的礼貌。然而拉波特为了将个体从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为了反对脸谱化和标签化的分类思考，认为“我们在集合体上的真正本体就是人类和动物学意义上的人科、人属、智人种，不支持用白人、女性、中产阶级、澳大利亚人这样的词汇描述自己”。拉波特的世界主义更强调人类的普遍性，甚至比康德更激进地认为，特质阻碍个体的自我认知，要求取消归类式的认知。两者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其实差异很大。

二、“任何人”概念对科学民族志的思考

“任何人”概念围绕上述三方面对科学民族志进行了一一对应的思考。首先，“任何人”概念质疑涂尔干和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文化结构视为影响报道人行为的决定性力量的观点。科学—结构主义民族志用集体主义的视角，通过田野调查寻找当地的社会结构，用社会结构解释个体行为，并“揭示体系如何在社会行为中体现出来”，列维-施特劳斯在结构决定论方面做到了近乎极致。在列氏笔下，被控施展巫术的男孩一系列的言行举止都被当作社区巫术思想体系存在的证明，不是小男孩编造了故事，而是巫术体系操纵了小男孩，如提线木偶一样，为维持体系的完整性必须扮演巫师的角色。相比之下，格尔兹敏锐地洞察到“成为人类就是成为个人”，但认为“我们在文化模式的指导下才能成为个人”。事实上，任何个体出生在既定文化环境中是偶然、随机性事件，文化并不是人的本质组成。特别在当今人口快速流动的世界，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能随着个体的迁移而减弱，但是人的能动性可以帮助个体适应新环境，自创和自决能力是个体运用文化规则创造舒适空间的前提。因此，“任何人”的特点之一，是质疑结构决定论，将个人作为学科研究本体，发现个人运用文化规则为自己服务的能力。尽管是在“意义之网”的约束下，报道人也可以自主运用象征符号超越社会结构，甚至改变社会结构。

其次，“任何人”概念批评科学民族志“从每一方面中取得一致性、法则和秩序；再加以结合，形成一个清晰的部落文化整体”的研究目标，认为生活是嘈杂、多样、混乱、矛盾的，但正是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才体现个人的力量。拉波特主张书写繁琐却真实的个人经验，允许个体自相矛盾的言行出现。人类学家有责任呈现报道人自己的多样表述。举例来说，拉波特为了讨论英国小村庄村民的世界观，首先从5个角度描述了华纳村，并置的5种描述不尽相同，而且有矛盾的地方，然后又详细的描述了3位华纳村报道人在不同场景下的身份表述。在这种略显杂乱的叙述中，个体行为规范的分化、个体对当地交流体系的理解得到充分描写，显示报道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证明个体是不可化约的存在。

最后，“任何人”概念批评涂尔干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个体在共同体中的文化身份是固定的观点，主张以世界主义的角度，将报道人作为一个全球的行动者，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移民对“家”的理解。外来文化的影响、移民身份构建等相关研究早有很多，克利福德早在1986年就已提出没有与世隔绝的、传统的、固定的、可供人往返的文化社区，“世界体系早已把这个星球上的社会联系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过程中”。个体在不同语境下的多重身份已经被格尔茨等人类学家注意到。然而，“任何人”概念的关注点，不是研究移民在迁入地如何构建身份认同，而是那些因各种原因长时期差旅或迁移的人，如何把迁移本身当作家，如何在迁移中形成身份的过程。在“任何人”概念看来，研究迁移不再是分析两点之间的往返，而是把迁移作为存在的形式，人类学可以是有关旅人的故事，旅人在叙事过程中展现了超越原文化身份的能力。

三、描写“任何人”的四个步骤

虽然“任何人”概念探讨定义人性的终极目标不太可能实现，但在总结研究个体经验步骤方面确实取得进步，由浅及深描写个体报道人。首先，观察个体在既定条件下采取的行动，包括在不利条件下的反击方式。拉波特在英国苏格兰法夫郡东纽克一所综合医院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医院是一个等级严密的组织，其访谈对象搬运工是医院的最低阶层。然而搬运工们会在休息室中通过互相调侃、张贴喜欢的图画等方式，为自己在医院中找到一方舒适的空间，有时会以戏谑的态度描述管理人员的指令，从而提高自身地位，或宣泄额外工作带来的不满。在医护人员眼中，搬运工们只是没有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体力劳动者，而搬运工们则认为，整所医院的运转离不开自己的工作，自己是医院的核心人物。拉波特在田野调查结束后换上西装回到医院，发现搬运工们根本没有注意他，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在搬运工眼中才是“看不见的人”。如果个体只是被动的听从他人意见，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描述，那只能得到一个虚假的自我，人除塑造自我之外什么都不是。搬运工们以独特的方式树立自己在医院的尊严和重要地位，这个过程正是个体定义自我的过程。人类学家通过描写个体行动或其应对困境的方法，可以发现个体能动者的主体性。

其次，在描写个体行动的基础上，人类学家应分析何种能力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和选择，这些能力包括想象力、自省、创造力、叙述能力、理解能力等。“任何人”对能力的研究与列维-斯特劳斯有本质不同。列氏研究能力的目标是寻找普遍性的思维结构以及思维在二元对立概念（例如上与下，左与右）下的运行机制，从这个角度说，列氏是一位科学主义者，也不关心个体经验的差异。而“任何人”认为，各种能力是先天存在的，正是报道人具备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激活并运用各种普遍性的能力。因此，“任何人”的目标就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将个体置于中心位置，书写个体独一无二地运用能力的经验。

“任何人”的人类学，尤其注重分析想象力和内省的重要作用。康德之前的古典主义哲学家将想象力的地位置于理智之下，想象力仅仅是“模仿的（柏拉图）”“依靠理智的（亚里士多德）”“不可靠的（圣奥古斯丁）”“思维的弱点（阿奎那）”“非必需的（笛卡尔）”“娱乐性的（艾迪生）”“无法创造新事物的（伯克）”。直到启蒙运动之后，想象力才有了正面定义。康德吸收休谟的观点，将想象力视为人类认知的基础结构，同时将想象力与感知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在本质上是自发性、生产性的直观能力。浪漫主义文学将想象力解释为创作力，想象力通过影响人们的各种情绪，从而塑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到现代，萨特将想象力的作用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人类获得自由的条件之一。想象力作为一种意识，体现了个体的意向性和自主性，行动是个体存在的表现，当个体决心行动的那一刻，便是其获取自由的时刻。尽管希望可能会落空，但是从个体自由来说，成功与否无关紧要，自由意味着选择和行动的自主。

就本学科而言，在涂尔干和结构—功能主义盛行的年代，有关想象力的研究乏善可陈，而这两种能力通常是人类形成经验，并帮助个人超越当前困境的重要方式。当代人类学家克莱潘扎诺重新发现想象力的重要性，认为想象力是一块“隐蔽之地”，不仅帮助人们超越当前条件的限制，而且影响人们对经验的解释，但想象力又因其模糊性而难以观察。因此，人类学家对想象力的描写，不应关注其本体论，即想象力是什么，而是通过人们的行为发现想象力施加的影响以及运用想象力形成的结果。人类学家莫莱利的民族志，就是运用“任何人”的研究方法，分析想象力对马切斯人生活影响的作品。马切斯人是生活在秘鲁丛林中的原住民，其居住地远离城市，没有包括电力设施在内的现代装置，穷人无法负担前往最近城市伊基托斯的旅费。人类学家莫雷利通过研究马切斯贫困儿童的画作，发现儿童不愿绘画草药、狩猎等熟悉的画面，反而喜欢想象城市生活和现代设施，例如飞机、混凝土公路等。通过想象，马切斯儿童愿意在今后以积极地态度前往城市开始现代生活，想象力影响了年轻马切斯人对未来的规划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年轻人迁移通常又影响社区的变迁。在未真正接触都市生活之前，想象力打破社区条件的限制，为儿童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为今后儿童们构建新身份创造了可能性。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不难发现，想象力鼓励着报道人燃起希望和采取行动，为艰难生活中的报道人带来慰藉以及在困境中的自由与存在。

内省无疑是通往报道人内心世界的捷径，反映报道人情绪、思想和行为的关联性，推动报道人做出决断或采取行动，但其困难在于隐蔽性、私密性和难以言说。拉波特提供了3种可操作的方案。第一，像人类学家波士皮斯尔一样先与报道人建立深厚的信任，从而获得报道人的真实想法。只有彼此足够了解和信任，人类学家才有机会察觉报道人表面理由下更深层的动机。波士皮斯尔敏锐地发现，尽管卡库巴布亚人的酋长宣称，修改乱伦禁忌是为了通过近亲结婚获得更多财富。这是一个十分理智、符合酋长利益的原因，但不符合酋长的性格。私下，波士皮斯尔通过酋长内省式的自白，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酋长十分爱慕那位女子。报道人的自省有时比解释更加真实。第二种方案是收集相关书信、日记和文字资料。拉波特用日记等文字资料，研究了已故纳粹受害者在集中营的死亡威胁下，以内省的方式获取精神自由的过程。相比第一种方法，文字材料在使用范围上更适用于历时性研究。第三种方案是人类学家具备与报道人相似的经历后，自己内省从而领悟报道人内心情感的方法。人类学家罗萨尔多一开始不理解伊隆戈人为何要通过砍下并扔掉陌生人头颅来发泄因悲痛产生的愤怒，只做了简单、模糊、粗浅的分析。直到妻子意外身故14年后，罗萨尔多才通过内省，真正理解痛苦到极致是愤怒的含义。第三种方案虽然存在偶然性，但人类学家通过自己内省研究报道人，也是创新性的尝试。

再次，人类学家需要在特定文化情境下观察个体行为，描写在同一文化体系和交流机制下，个体表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个体身份的多样性。其实早在结构—功能理论时代，埃德蒙·利奇在研究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时，便强调不仅要理解克钦人与掸人之间的不同，还要理解为何克钦人内部也有差异，即族群和社区的内部差异。某个社区是贡劳、贡萨还是掸式的答案，取决于个体在特定时间里的态度和观念。因此文化背景只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和偶然，个体可能或确实持有与所处体系矛盾的观点。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人”都是本共同体文化的叙述者，在思考和叙述中展现自身对机制的了解，个体完全有能力自我解释或反对符号的既定意义。在研究公共符号和身份的关联时，报道人在不同语境下会出现不同表述，甚至与公认的符号含义相左的观点并不罕见。即使同一社群也不断发生分裂演变，因为个体之间的累计互动会导致个人行为规范的分化。人类学家应当将符号内涵看作无数个体独自理解并互相妥协的结果，发现在同一文化符号下丰富的身份表述。换言之，文化符号和表达机制是成员沟通、实现目标的工具，其存续依赖于个体对其的频繁使用，只有在个体多样丰富、甚至自我矛盾的表述中，才能发现真实的日常生活。

既然每个人都有自我认知和表述，那人们又是怎么解决争端实现妥协的呢？“任何人”的人类学认为，第四步是描述个体间的互动情况。描写个体互动是回归“人类”研究的重要一环，因为以“个体”为描述重点的民族志承载着一个道德关怀：探讨如何实现不以他人为目的的人际关系。康德提出了不以他人为目的的自律道德观时，构想了一个超越文化、种族、社会背景限制，以人性普同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但实际生活中，将他人对象化、客体化、以“我的”经验认识他人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模式；另一方面，“我”在他人眼中又不断变为客体，处于去中心化的过程。人人都处于贝特森所说的互补性或对称性关系之中，但每个人身上的主体性驱使着人们顺从或摆脱他人的影响，想象力等能力帮助个体免于沦为他人的目的。民族志描写个体互动和妥协过程的目标，是寻找个体在强大外力影响下保持自我的方法。个体在互动中秉持自律精神，将对方作为主体而非实现目标的手段，才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

结　语

写文化之后，人类学家与报道人的权力关系被重新审视，新的民族志尝试以对话体、场景绘图等形式表达报道人的在场。涂尔干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目的，在于调查、解释、比较各文化体系下多数人的代表行为模式。此类研究成功的部分原因，归功于田野点相对封闭，人口流动和交往远不如当今，因此许多报道人在强大的传统文化束缚下难以获得认识自我、学会内省的机会和资源。现在，即使身处秘鲁丛林深处的马切斯儿童，也有机会接触全球化的世界，民族志应成为报道人对外彰显自我主体性的渠道之一。诸如《妮萨》这类以单个报道人为核心、以个人叙述为特色的作品一直争议不断，“任何人”的人类学虽然不同于“写文化”对个体性的尊重，但为这类新型民族志提供了辩护。

回归“人类”研究的民族志本身，就是尊重并展现报道人“自我”的方式。虽然人类学家和报道人之间永远存在互为他者的矛盾，但是“自我”是在面对面互动、冲突和社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根据不以他人为目的的道德观，人类学家不应将报道人视为目的，而是两个独立、完整主体之间的交流。人类学家对报道人的个体性描写，不同于心理学家将对话者视为被动的客体进行情绪、精神和性格研究，而是将报道人作为能动的、积极的对话创造者和参与者。对个体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就是尊重报道人尊严、平衡报道人与人类学家权力关系的过程。

虽然“任何人”的人类学没有明确论述研究对象的选择。但仔细梳理拉波特及其支持者的民族志作品，为了展现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其研究对象多为处于各种不利境地的报道人，包括医院等级底层的护工、癌症晚期病人、纳米比亚后隔离时代的黑人等。这种取巧选择，一方面更容易体现个人反抗不公对待、试图走出困境时运用的能力，有利于初学者开展研究，而且描写困境中绽放的努力也比一帆风顺的成功更加动人。然而另一方面，“任何人”的核心观点，在于强调人人生而具有普遍的能力，原则上成功人士或正常生活的人也有资格成为报道人。那么，与想象力、叙述能力有关的艺术家、作家等成功人士，是不是可以列入“任何人”的研究范围？是不是要走向艺术人类学或者文学人类学的道路？

拉波特的民族志作品给了肯定答案，也透漏出对追求定义人类本质和普遍性未果后的妥协。从2007年发表第一篇论述“任何人”人类学的论文到2015年，拉波特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完善“任何人”的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期间的民族志也在努力探讨哪些能力构成了人类本质。2016年之后，拉波特的思想发生了一定转折。2016到2018年，拉波特在理论方面没有再探求人类本质，而是退而求其次，设定了3个更实际的目标：研究有关个体能力和能动性的真知识；发掘个体如何运用能力自我实现的历史案例；呼吁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创造更好的政治和道德环境。拉波特也进一步对初学者和学生提出践行“任何人”的建议，即观察并书写个体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不急于用单个报道人的孤证探讨某种能力的普遍性。日积月累，通过多本民族志作品才能探讨能力的普遍性。

“任何人”的民族志依然不愿像若昂·毕尔一样，通过追踪单独报道人在绝症病人遗弃区的后半生，反映巴西医疗和保健领域的严重问题，因为毕尔的思路又走上了研究社会结构的老路。拉波特的妥协，是在民族志中以报道人之口勾勒出报道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但主旨依然是描写画家等报道人如何通过“扭曲的关系”逃避或对抗不利的社会体系，避免回到文化整体论的书写方式。这种妥协在实践中需要筛选具备良好的叙述能力报道人，又需要人类学家具备一定写作技巧，能恰如其分地将社会文化作为背景，突出报道人的叙述和各种能力。虽然对写作技巧做出要求，但人类学家对文字符号的个性化运用，将普遍性的语言化为个人的言语不正是与报道人一起体现创造力和主体性的过程吗？总体来说，尽管“任何人”以康德哲学为哲学依据并不理想，但依然比较充分地论证了关注报道人本身的重要性，提出研究个体的方法和步骤，对例如移民认同等经典问题指出新的研究角度，不失为走出科学—结构主义影响的有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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