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与流动

——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袁剑

《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摘要：中亚在历史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要冲，如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基于对中亚历史性定位及其近代变迁的梳理，本文对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了分析性叙述，梳理了中亚民族学的既有脉络并概括了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重点，认为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会为当代中亚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之间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 结合中国的相关研究，如何处理好包括历史学、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以中国为主体与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

关键词: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东方学；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中亚的位置与独特性

区域即分类。自从世界上各大洲及其内部区域的名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常识，长期以来，其在历史与学科的框架中就已经被标定了位置。了解这种位置的生成史，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包括中亚在内的各区域在整个世界结构中的独特性，以及这些区域在学术与知识体系中曾经扮演和将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在黑格尔的笔下，亚洲是一个与欧洲相对应、代表历史上升阶段的区域：“亚洲构成历史的上升。每一块陆地对另一块陆地都是东方，然而亚洲自身就是东方大陆，同时欧洲却部分地是世界史的中心，部分地是世界史的终点。在亚洲这里，主要的对立面是一个高原与宽广无垠的大平原。这两个地区是必然的，也是构成人们的完全对立的素质和对立的行为的一个起源（和）基础。在这里，独特的东西是山区居民与峡谷地带居民的实质性的交互作用，山区居民有好动的特点，峡谷地带居民则有其扎根本土的习性，（他们）都不像（在）埃及那样离群索居。恰恰这些相互完全独立的素质的关系独具特色。”[1]结合他本人对于欧洲的中心定位，亚洲及其次区域就构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其世界历史哲学框架的必要分类 与阶段特质：欧洲是世界史的中心和终点，而亚洲则是世界史的上升阶段，在这一上升阶段， 中亚与东亚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分类，塑造了我们当下的一些刻板印象。从内在逻辑角度而言，东方学的实践也正生成于此。

1.近代及其转型

当代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构成的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在历史上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端文明并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长期以来，这一区域在欧亚文明互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影响着欧亚东西方对彼此的认知。对此，有学者概括性地指出：“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 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对方的有限的知识。如果不是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至少要困难得多。”[2]

但是，中亚地位的转变与世界的近代相比，要早上200年，其影响至为深远。“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他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损失迅速在彼此间关联起来：富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中心转移到了外围、海洋和西方。”[3]进入近代，随着欧亚地缘政治的变迁，这一区域本身经历了重新定义的过程，在俄国-苏联的内部分工体系中扮演了较为独特的角色。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渐次征服中亚之前，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与南部的费尔干纳地区构成了这一区域的两大基本生态类型。其中，南部的费尔干纳地区作为浩罕汗国的一部分，其内部并不存在严格的行政界线，当地民众主要以农耕为生，其身份认同主要建基于日常生活的分类，如社会等级地位、宗教信仰类型、经济文化样态以及所在生活地域、血缘关系、氏族-部落等等，族类的区分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很明显[4]。这一状况出现显著的变化，一直要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中亚给民族与加盟共和国划界之时。

2.两段历史、两种“域外”与海陆传统

西方殖民时代的到来在一般意义上代表着世界近代史的开启，但如果我们对当时的陆海格局进行细致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一所谓的世界近代史开端期，在知识获取与生成方面，实际上存在两段并行发生的历史：对海洋与欧亚外部区域的人类学考察以及对近东、中东和中亚区域的东方学考察。这两段一并发生的学术史既塑造了当时两类区域的知识特质，又在此后直至当代的学术版图中，打上了基于地缘与区域的独特烙印。

与此同时，随着近代西方力量的崛起，海洋通道取代陆地通道成为世界物质交流的主要方式，欧亚地缘态势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知识领域的两种“域外”空间，即所谓殖民区域的“域外”和作为陆权帝国内部边缘区域的“域外”。近代中亚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这两种“域外”的交集区：一方面，这一区域是英属印度的“域外”，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俄国这一陆权帝国的东进和南下，这一区域开始成为逐步扩大的帝国边缘区域的 “域外”。作为英俄大博弈的结果，俄国的这种“域外”最终消失，最终成为俄国版图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中亚的这两种“域外”状态的重叠，为这一时期对于该区域的研究涂抹上了多样的色彩，英式传统与俄式知识及学科框架在此重叠碰撞，而且经由海权与陆权、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的竞争，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有待我们重新理解与认知的新中亚进入当代世界与当代秩序中。

3.新中亚的出现：苏联解体、全球化与“一带一路”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化潮流的到来，新的中亚空间正在逐渐形成，这种空间已经不限于以前苏联一部分的整体设定，而呈现出新的结构。在这种新结构中，中亚不再是古老丝绸之路关联区域的简单复归，也不再是既有帝国殖民框架下的传统再造，而是一种基于对区域、文明与历史连续体统一性认知与实践的新方向的探索，解释与重构历时性的政治、宗教与思想资源成为中亚各国在独立后不约而同的行动逻辑[5]。在这种大背景下，以中亚各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认知与知识实践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路径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直到中亚各国本身与域外各国知识界重新确立起对这一区域及其内部各国的稳定认知框架为止。

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的一种基本关系与趋势，不仅驱动了中亚的历史记忆，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中亚各国的未来可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将历史性地激活欧亚之间曾经存在的丝路纽带，而且还将确立起基于我们自身的对于内地-边疆-周边的整体性认知框架，从而经由理解欧亚中心区域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形成中国的新边疆观、新世界观与新全球观。

二、学科格局及其内在变迁

中亚在人类的认知空间中并不是空缺的，但在记述空间中存在阶段性的疏密状态。在前近代时期，关于中亚地区社会与生计群体的相关记述，主要来自由外界到此的旅行者的记述，这种旅行的副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我们关于当地社会与文化状态的基本认知图景：“旅行，尤其是穿越文化或政治边疆的旅行，总是令人激动。旅行也揭示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牵涉运输系统，还有政治组织结构和贸易方式，甚至宗教信仰。旅行者本身的动机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还有更为直接的，旅行者的游记有时就是我们了解过 去某个社会，比如在中亚广阔地域中生活的游牧民族的唯一途径。”[6]这种前近代的知识记述状态，因其区域叙述的不平衡状态，构成了我们在中亚历史认知方面所存在的错位、遗漏、重复，但即便如此，这些记述本身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区域社会与生态变迁的古典资源。

例如，在作为中国历代正史开篇的《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西域三十六国的情况，其中就涉及当代中亚地区的社会历史。随着这一叙述框架的确立，中国对于中亚域外知识的记述逐渐形成传统，并得以延续。在唐代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当中，就记述了位于如今中亚地区，从素叶水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附近）至羯霜那国（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撒马尔罕附近）的诸城邦的相关情况，其中有些记载涉及当地的社会与人文状况：“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7]认知和理解中亚区域，进而形成构筑古代中国周边观与世界观的内在动力，为我们积累起了关于中亚的足够丰富的域外民族志信息与资料[8]。

19世纪，在认知中亚及其周边空间方面，欧洲的东方学传统是一种具有垄断性的知识框架，在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等欧洲殖民帝国，有一批东方学家专门关注中亚议题，并形成了世界性影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由各国各类人物所开展的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中亚探险之旅，这些探险之旅目的各异，其中既有基于学术研究目的的，也有肩负军事情报任务的。但不管怎样，正如中亚史研究的前辈丁笃本先生所指出的，进入近代，中亚的探险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兼具科学调查的客观效果：“其一，探险活动从一般的观察描述为主转向以严密细致的科学考察为主，特别是对中亚独特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考察取得了空前丰硕的成果。其二，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考察研究中亚深厚的历史遗产和丰富的人文景观，18—19世纪欧洲和俄国兴起的东方学就与中亚的探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9]对俄国来说，18—19世纪也是其考察活动的丰收期。在这一过程中，1714年彼得大帝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是一个重要开端，随后出现了一批中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 1819—1820年穆拉维耶夫在里海东海岸地区和希瓦汗国考察的成果，1820年列夫申在哈萨克草原考察的成果。1845年，俄国地理学会民族学部创立，这开启了俄国民族学史的新篇章。在随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它主导了一系列重要的田野调查，其中包括由Н· В·哈内科夫与Я· В·哈内科夫等领导的中亚调查，以及拉德洛夫对阿尔泰萨彦高原、西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的田野调查。到了19世纪70—90年代，进化学派代替原先的神话学派，开始在俄国民族学中占据主流地位。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英俄大博弈的展开，中亚地区进入了帝国争夺的中心舞台。随后，以阿富汗的中立化为基础，英俄实现利益妥协，中亚基本被纳入俄国版图，进而俄国在基于文明等级的世界地理观念上重构了中亚的历史与叙述空间[10]。以此为基础，俄国对于中亚的外域化的东方学研究开始转变为国内研究。在这一时期，以1863年俄国博物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的成立为标志，俄国民族学逐步形成了与人类学、考古学资料以及历史主义相结合的特色，而Н·М·普尔热瓦尔斯基、Г·Н·波塔宁、В·В·彼夫佐夫、П·К·科兹洛夫等人关于中亚的探险游记作品进一步促进了俄国知识界和公众层对于中亚内部生活着的 各群体的认知。进入20世纪，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新的联盟国家的建立，“在成立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的年代里就已决定了苏联民族学的特点：民族学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和根本改造苏联各族文化和生活任务相结合”[11]。从学科源流而言，苏联民族学是从地理学中发展出来的，是一门研究民族的起源，区别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形成特点的科学，被认为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以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为例，民族学学科最早放在地理系，以后又转到东方学系，从1950年起改设到历史系，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起源与历史民族、各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家庭问题[12]。“这些问题（民族学资料对解决这些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在苏联科学界是吸取相邻学科（考古学、人类学、语文学）的资料来进行综合的研究的”[13]。随着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识别和加盟共和国划界，中亚地区也成为苏联民族学研究最大的田野对象和最重要的“资源库”。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设有专门研究中亚民族的部门，而在1962年至1963年由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中亚部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民族学家共同编著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各民族》（两册），对位于如今中亚范围内的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多民族居民及其生活状况进行了 概括性的研究。此外，还有诸如С. П. 波尔科夫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民族学》（莫斯科，1980年），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著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民族集团的民族过程》（塔什干，1987年），《19世纪—20世纪初中亚与哈萨克斯坦民族的遗产继承》等。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还定期出版年刊《中亚民族学文集》，这一刊物的出版工作在苏联解体之后依然在继续[1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东西方冷战的外部环境，除了作为同一阵营成员的民主德国等国的学者之外，域外国家的学者无法进入中亚区域进行研究工作。当然，在中苏关系融洽的时期，中国学者也有机会与苏联同行一起在中亚进行相关研究。“苏联古人类学家 与其中国同行进行的最重要的合作项目是中苏古生物考察。这个项目是计划用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完成中亚考察团在20年代所进行的工作。新考察工作的前半部分是1959年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主要在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和青海等省区，而后半部分即苏联境内的考察工作则一直没能完成。”[15]

1991年底，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独立后，传统的苏联民族学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存在，但由于联盟国家的瓦解，涵盖原先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学知识框架不再具有垄断地位，中亚各国开始着力恢复自身的历史学、东方学学术资源，并不同程度地向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引入欧美的人类学研究框架，以此为基础，新的中亚人类学话语正在逐步形成。

从整体状况而言，在中亚人类学研究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从19世纪到 21世纪，学科演变脉络呈现出东方学—民族学—人类学（与传统苏式民族学并存）的总体特征。在研究的主客位方面，以俄国为例，也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阶段性转变：在俄国吞并中亚之前，中亚研究是一种域外研究；随着俄国逐步控制中亚以及后来苏联的成立，中亚民族学研究本身成为苏联国内研究的一部分；到了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之后，原本作为国内研究的中亚研究又重 新转变为俄罗斯的域外研究，而与此同时，中亚各国对于中亚的研究也在逐步兴起。随着中亚认知面相的多样化，中亚人类学的研究也呈现多元发展态势。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亚人类学研究概览

在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初期，西方学者短期内存在着将中亚人类学加以概念化的倾向，即忽略中亚区域本身的独特地理与生态特质，而将其他区域人类学的命题贴附到中亚议题之上[16]。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西方人类学家长期无法进入中亚进行田野研究以及苏联解体之初西方人类学急于填补这一话语空间有关，在内在逻辑方面带有某种“殖民性”的色彩。

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将中亚确立为区域研究对象之一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正如戴维·L.桑顿（David L. Szanton）所指出的：“‘区 域研究’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拥有共同承诺的学术领域与活动群集的一个涵盖性术语：（1）高强度的语言学习；（2）用当地语言深入实地调查；（3）对当地历史、档案、材料以及阐释的密切关注；（4）用细致观察来检验、制定、批判或发展基础理论；以及（5）经常超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界进行多学科交流。”[17]他进一步指出，在进行上述这些准备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 如下一些具体的因素：（1）研究者所在国家与那些问题缠身的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2）公共与私人资助方不断改变的兴趣；（3）各个研究领域的学科规范以及学术方面的个人与政 治承诺；（4）在所研究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学者不断变动的关系、争论与合作；（5）研究领域的成熟度（也就是说，这是在研究者所在国家新建立起来的，还是建立在这一地区的文化之上的，抑或是被欧洲殖民学者所确立起来的）；（6）学习这一地区语言的难度；（7）这一区域内部的戏剧性事件或冲突（革命、战争、叛乱）；（8）从那个地区移居到研究者所在国家的民众的知识与政治诉求；（9）进入田野、获得档案或进行合作研究的难易程度[18]。他在此所强调的研究领域的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亚研究在人类学层面上展开时无法回避的内容。

随着中亚田野空间的对外开放以及相关研究的日渐开展，西方学界逐步脱离了对于中 亚区域的本质化认知，开始对上述倾向进行反思，将中亚视作一个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地区，而抛弃了传统东方学视野中对于这一地区的异域想象，但依然主要通过揭示这一地区 多元性和流动性的路径展开[19]。在20世纪90年代的诸多研究作品中，以中亚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表明西方学界尤其是英文学界对于中亚区域的研究处在一个“重新出发”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几方面的动向值得关注：其一，中亚虽然被纳入到人类学的认知区域中，但在分析中往往被用来被动适应在其他地区发展出来的理论，其本土原生概念的生成不足，这与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概念与范式频出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人类学的中亚研究无法离开既有的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和相关概念，要推进相关研究，就必须认知和承认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学科在历时性和区域性层面所取得的成就，而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另起炉灶的“纯粹”的中亚人类学框架。其二，中亚各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独立，其独立时间的较为晚近使得对民族国家建构及其相关仪式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是以国家为基本对象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后续研究能否持续推进也与研 究者所在国家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以及中亚国家相关学术资源的支持力度息息相关。其三， 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亚在全球化和世界体系中的重新定位，形成了新的移民等流动性现象，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中亚各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主体民族政策等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涉及全球化语境下的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这些都挑战了人类学既有的关于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主流表述，构成了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独特的中亚类型。其四，由于历史原因，尤其是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划界，这一区域内的新生民族国家往往存在独特的跨界民族现象，而一些跨界民族本身又是周邻国家的主体民族，这对既有的区域人类学叙述的内在逻辑一致性问题形成了挑战。其五，鉴于中亚各国新历史书写的需要，中亚区域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国家的形象建构存在着长期的张力与冲突，这都从新的层面凸现出中亚问题本身的政治性特质， 并在以特定国家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中鲜明地表现出来[20]。

以下结合中亚各国近期人类学研究的相关状况，对以中亚诸国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以及相关趋向进行初步的分析与梳理。

（1）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因其国土面积的优势以及在当代中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导性地位，代表着这一区域独特的地理、地缘政治、文化和历史实体[21]。概括来说，有关哈萨克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民族与族类群体问题。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哈萨克斯坦内部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需要从对其古代史与周邻国家历史的相关比较出发，对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历史形成从语言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揭示历史与文化传统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建构和民族形成中 的重要意义[22]。其二，城市与社会转型问题。哈萨克斯坦如何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转型期？有相关研究者曾对哈萨克斯坦一座工业城镇在这一时期的破产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民族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个案[23]。我们注意到，由于后苏联时代的社会转型依然没有完成，因此哈萨克斯坦的城市与社会转型问题将是学术界后续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三，边缘群体的认同问题。这既是中亚国家的普遍问题，同时也与单个中亚国家的具体国 情息息相关。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有研究者指出，除了哈萨克斯坦的边缘性民族群体如俄罗斯族等，还有位于哈萨克斯坦邻国如蒙古国境内的哈萨克人问题，在苏联时代这一问题由莫斯科来处理，但随着哈萨克斯坦的独立，这一问题转变为哈萨克斯坦与蒙古国的双边问题。这些哈萨克人如何认识和面对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既涉及他们的认同问题，也涉及国家间 的关系问题[24]。

（2）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的一个双重内陆国，同时也是中亚人口最多的 国家。长期以来，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所在的费尔干纳地区一直是中亚人口聚居的中心区域， 因此，当地社群问题长期以来都是热点问题。此外，宗教复兴问题以及社会记忆问题也成为 国外学者关注的议题[25]。概而言之，有关乌兹别克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建构问题。如何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而如何面对既有的机构和组织遗产，也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有研究者指出，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亚独立的新国家被迫调整其机构，以适应新的象征性边界以及1991年以来的独立性。乌兹别克斯坦原先的大学和科学院均被要求重新考虑其研究政策并加以调整，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建立国家叙事是探究中亚各国合法化的各种模式并加以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1991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变迁，使相关机构和知识分子将当代研究与历史需求连接起来，对古代历史的偏爱、对人民的独创性和悠久传统的赞美以及对民族起源的痴迷，都源于此前苏联政权的当代叙事。在新的语境下，乌兹别克斯坦需要以更细微的方式重新审视过去的 20年，并重新解读苏联时期的历史，从而更好地认知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自从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以来，这个进程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并将继续下去[26]。其二，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无奈之下的独立，在当代乌兹别克斯坦民众中依然存在着关于苏联时代的浓厚记忆，认识、记录和分析这些社会 记忆，为研究苏联与后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与切入点。有研究者对当代乌兹别克斯坦普通公民对苏联时期马哈拉社区的记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指出：社区在历史上代表了乌兹别克斯坦仅有的几种有效的传统结构之一，这些结构可以通过对共同的居住身份的塑造来团结各个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代表。但是，在这些社区的历史中，政治当局经常试图操纵这些结构以增强国家的合法性，这种操纵挑战了居民对社区依恋的本质，并质疑了马哈拉结构的权威性和合法��[27]。此外，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性别[28]、 宗教和社会转型问题，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方面[29]。

（3）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历史上是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其历史上的繁荣局面与现实中的改革与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其当代形象的多重性与复杂性[30]。因此，对于当代社会转型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研究，成为重要的方面。概而言之，有关吉尔吉斯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经济与发展问题。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经济与发展问题既涉及国家政策，又与其国内的民族关系息息相关。有研究者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有时被认为是导致其内部冲突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了解这种差异的程度及其内在根源对于帮助制定旨在避免进一步冲突的政策至关重要。研究者使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家庭调查数据，分析了该国最近发生冲突的南部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的经济差距之后发现，与公众的看法相反，城市地区吉尔吉斯族家庭的支出略高于城市地区的乌兹别克族家庭，而农村地区吉尔吉斯族家庭的支出与农村地区的乌兹别克族家庭大致相当。城市地区差距的出现主要因为吉尔吉斯族的家庭较小和受教育程度较高。此外，就住房财产的价值而言，乌兹别克族家庭要比吉尔吉斯族家庭高。研究者最终指出，房价的差异可以用乌兹别克族人拥有较大房屋来解释，这些房屋是较大家庭的住所，也成为经营小企业的基础[31]。其二，历史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在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结合了对名义上的族裔及基于国家身份的公民认同、公民主权受到削弱的感觉以及在选举中不断崛起的政治势力的相关叙述。因此，民族主义已成为关于吉尔吉斯斯坦治理失效的解释框架中的一种内在动力。这一研究首先分析了阿卡耶夫政权的双重身份——公民和民族——叙事，然 后叙述了在巴基耶夫领导下以民族为中心的吉尔吉斯爱国主义的转变，即主权议题日益重要的作用。奥什事件表明民族主义在当代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中成为影响政治议程和公众认同的关键要素[32]。其三，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与中亚其他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水资源较为丰富，这些水资源主要来源于融雪以及山顶冰川。这些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也被认为具有治病的神力。但是，吉尔吉斯斯坦在决定利用这些水资源修建水电站时，与下游水资源匮乏的乌兹别克斯坦产生了冲突，双方试图通过交换天然气的方式加以协商。在为能源进行协商的同时，水也具有自己的能量。当地的玛扎斯人常常到瀑布或泉眼边取水，以期治愈疾病。在苏联时期，这些具有治疗效果的泉水被开发为疗养温泉，而在现代吉尔吉斯斯坦，有类似的举动[33]。此外，其他自然资源的相关政策及其在地化执行问题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34]。

（4）土库曼斯坦。作为中亚最为封闭且油气资源相对富裕的国家，土库曼斯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认同与治理模式。概而言之，有关土库曼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与区域治理问题。有学者对土库曼斯坦游牧生活方式的未来走向进行 了基于田野调查的比较研究[35]。其二，语言与认同问题。有研究者对包括土库曼斯坦在内的苏联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进行了独特而具有深度的分析。研究者将这些政策与国家建设、语言规划和多语言使用等问题联系起来，并揭示了在苏联时代和苏联解体之后土库曼斯 坦语言政策中所呈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认同与意识的不同面向[36]。

（5）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最为贫弱的国家，同时也是苏联解体后长期饱受内乱困扰的国家，对于该国社会重建及国家建构的相关研究是重点内容。概而言之，有关塔吉克斯坦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转型问题。有研究者对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的女性化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析了影响塔吉克斯坦农业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因素，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存在的女性化现象，并指出：土地改革、季节性的男性劳动力外流以及随之而来的妇女劳动参与的增加，促进了性别职业隔离状况的改变。研究者通过深入的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进行了基于案例的定性分析，提供了诸多先前未观察到的就业类别及其特征的重要数据。相关的结果表明，由于男性劳动力的外流，现有的地方权力体系和男性主导的关系正受到挑战，从而使剩余劳动力逐渐女性化。虽然妇女从事的工作仍然较为低下，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为扩大劳动机会提供了契机，提高了妇女在初级农业生产以及服务供应部门中的作用，并赋予了她们对自己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权[37]。其二，国家建构问题。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陷入长期内战的国家，这与苏联时代的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研究者对苏联时代在中亚领土方面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这些领土变动对于塔吉克斯坦所造成的深远影响[38]。

总体而言，在中亚人类学的当代研究中，在国家层面，由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在领土与人口上的突出优势，因此这两国的研究为多，吉尔吉斯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次之，塔吉克斯坦的研究相对最少；在研究议题方面，国家认同、族群政治与宗教等相关议 题依然占据主流位置，水资源、环境与生态、社区治理、性别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39]。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对东干人等中亚内部少数民族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与传统， 新的研究领域与对象也正在逐步拓展[40][41]。中国具有与中亚接壤的便利条件，而且研究力量和规模占据优势，如果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持续性地给予相关的支持，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研究将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生产空间，也将为我们填补一片巨大而重要的世界视野缺失，并可能为世界人类学提供新的概念、框架与范式。在未来，配合原创研究，还可以系统筹划并推进具有针对性的“中亚古典学译丛”和“中亚人类学译丛”，这也将为学界进一步推进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提供更为坚实厚重的外部基础与参考资源。

四、结语：古典传统、

学科互惠与中国立场

认知周边是中国认知自我与世界的一个必经路径。中亚与中国西北紧密相连，而关于中国西北方向的认知在历史上存在一个被称为“西域”的整体框架，且“中亚”概念本身也存在区域上的弹性，因此，基于中国学术本位的对中亚区域的认知也必然会受到中国内部自身认知框架的影响，这种“内外交织”的连带性特征构成了我们认知和理解中亚议题的关系基础。此外，中亚与中国的这种历史连带性关系，与其他以中国周边区域为对象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它具有一种与理解中国历史变迁主轴息息相关的所谓“夫作事 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司马迁定律”相对应的历史与哲学维度。这一维度， 为我们后续认知和理解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背景。

基于对中亚历时性发展的认知，仅仅从当代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始终存在着某种“断裂”，很难形成一种关于中亚地区民族学与人类学发展历程的整体认知图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跟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有关，也涉及整个欧亚中心地区在 知识形态与学科形构方面与民族学、人类学原生区域不同的特质。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历代官方正史已经积累起关于整个西域地区的众多记载，这些记载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粗略，但如果放到历史的同时段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些记载已经涉及这一区域的众多信息， 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中文语境下的整体性与连贯性叙述；另一方面，随着近代西方殖民帝国逐步控制中亚地区，这一区域原有的历史知识传统及其呈现方式逐渐被以比较语言与比较文献研究为主的东方学所取代，东方学成为这一时期中亚社会及群体研究的基本知 识形态。随着俄国革命的发生和其后苏联的成立，中亚地区也逐渐在20世纪20—30年代进 行了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这基于联盟国家制度的相关配套举措也影响到学术领域，这一区域的东方学研究开始在影响力上让位于后期的民族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 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为中亚人类学新范式的引入提供了新的田野与可能。但是，这种新范式不可能是全然新创的，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和运用既有的中亚知识资源，并实现与近邻学科的互惠、协调与合作。

有鉴于此，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为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结合具体的研究层面，如何处理包括历史学、 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决定以中国为主体和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基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必须汲取既有的东方学、地理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需要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与分析框 架。以此为契机，结合古代与近代中国对中亚已有的认知，我们将形成当代中国关于中亚的 认知新图景，它不同于西方研究的既有框架，也不同于中亚各国的自我认知，而始终带有回应中国议题的内在动力与学术自觉。

责任编辑：c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