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降，人类学的空间转向使田野空间不再是民族志的开场布景，而成为人类学需要面对的知识论乃至本体论问题。文章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空间的三个问题——流动、实践与特定场景性，阐释其指向确证田野工作空间本体意义的三重反思。文章认为，这一确证也是对人类学知识本体意义的确证，有助于在田野工作热语境中突显其超越技术性方法的内涵。其中，田野工作空间的特定场景性或可成为理解田野知识生产整体进程、探寻多主体共在的可能。

关键词：田野工作/空间/特定场景性/人类学方法

作者简介：冯莎，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助理教授；张志培，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助理教授。

后现代人类学挑战了“民族志实在论”的知识立场，即“寻求描述完整世界或社会形态的书写模式”。在民族志实在论中，有关田野工作地点的客观解释，尤其是那些被用于展示空间区位的地图与图片，对确立人类学文本的权威性至关重要。这种权威性同时被人类学家对“曾经去过那里”的书写所强化——“你(读者)也在那里，因为我(人类学家)在那里”的现场感体现了民族志的真实性。不过，后现代人类学在着重讨论民族志的文本生产时，忽略了人类学知识生产中多样的实践活动。为此，本文指出，这种现场感的营造不只是文本写作的诗学问题——“文案技术”，更呈现了一种被社会文化想象所构建的田野工作空间；而在当代，田野工作空间不仅是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交往的场所，亦是多主体与周遭环境共融的“特定场景”(site-specific)空间。

学界已经注意到人类学家的空间在场如何构成田野知识的重要成分。随着民族志的“黑盒子”被逐渐打开，人类学家主动披露个人的田野经验，这些田野经验记录了人类学家在场的痕迹，在民族志知识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其说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田野工作方式如今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如说彼时文化与社会概念的空间测度不同于今日。自“空间转向”发生以来，关于田野工作空间的描述不再只是民族志的布景，“空间化的文化”(spatializing culture)受到关注，空间本身已成为人类学民族志的主题。然而，地点(空间)的理论生产实际上也渗透着人类学家的田野体感和空间遭遇。这一文本之外的知识实践正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空间转向”在广义上是指20世纪90年代臻于成熟并仍在继续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潮，旨在通过对作为视窗的空间及与其相关现象的关注，不仅对发生在空间里的事件与人物进行解释，还进一步理解它们所处的空间境况。20世纪90年代有关空间的人类学著作多聚焦于全球化及政治经济议题，这也使得人类学的空间转向很容易被认为只是在回应全球化问题，但实质上这一转向也与实证主义地理学研究的转变相关，如从感观经验的角度讨论空间与地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视角的空间研究，“第三空间”及“非表征理论”，等。这些研究理路综合融会于人类学对诸如景观的文化过程、地方再造与城市空间政治的讨论中，对空间与地方的再挖掘也并非孤立的“转向”，而是与人类学的其他理论发展相呼应，如本体论的“地志”(topography)研究。本文聚焦于人类学家从对固定田野工作空间的想象到对流动空间的体认，在其中发现空间实践的可能，并将能动性拓展至空间本体的过程，田野可谓是人类学家的空间所在。

一、空间想象与知识生产：田野工作中的人类学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滥觞于19世纪的自然史，其后，田野工作由经验变成真正的科学研究。从科学田野工作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家不像业余学者以及“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那样依靠文献或二手资料构想人类(学)的根基问题(如人性、人类社会的制度起源及其演变过程等)，而是将田野视为自然界中的科学实验室来直接观察人的行为。早期人类学的发展深受演化论的影响，尝试在神学之外寻找对人类发展的“科学”解释。在空间尺度(spatial scale)上，这种观察多聚焦于有限范围的“简单社会”或“有机社会”，使之成为可控的演化证据。当时的人类学家应政府需要前往本国的边疆地区或“海外”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到过那里”不仅强化了田野工作的空间距离感，令读者在置身于田野的同时，因陌生而产生文化震撼的效果；也把研究对象客体化为“原始社会”与被“东方学知识”构建的他者，排除于当下的时间维度之外。

作为科学实验室的田野形成了人类学的“田野知识”，尤其是关于田野空间属性的知识。田野的意象往往是遥远且具体的，人类学家需要离开家乡到实在的异域地点开展田野工作。人类学不自觉地将“地方”(place)区分为“野”与“熟”，这亦是国家对地方治理的一种人群分类法(如“生番”与“熟番”)；田野的空间属性被放置在空间阶序中的最低位置，即“地方”(local)。人类学家做田野工作时，去的地方是固定的“小地方”，田野工作空间伴随着人类学家对有限范围文化(bounded culture)的想象。“去田野”“跑田野”的空间感并非自然而然产生，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中形成的。

人类学家曾经忧虑现代化进程会使传统的研究对象逐渐消失，也担心急速的空间变迁令传统的田野点或人类学的地方空间不复存在。这些忧虑对人类学研究在小地方进行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如阿克希尔·古塔(Akhil Gupta)与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认为，人类学家没能回答为何要在村子里作研究。古塔和弗格森的看法基于对地方政治的关注，但在更为根本的认识层面上，人类学家在小地方进行田野工作的传统与早期文化观念所预设的理论立场有关——文化与对固定时空的指认捆绑在一起，因而强化了田野工作空间的地方性色彩。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已经揭示了空间流动的现实：不管多么偏远的地方，均与外界相连。

二、流动性与地方性的变奏：多向度的田野空间

空间流动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已成为切身体验，新的空间逻辑形成并非意味着空间变得“无地方性”，而是将地方与空间连接起来。与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流动空间”对政治经济进程的强调有所不同，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采用了人类学传统的文化路径分析全球化的流动性。他所说的“文化”不是有限范围的地域及国族文化，而是“全球化的文化维度”或“全球文化流”所构成的跨国的“想象景观”。人类学家也开始进入多地方空间或跨地方田野的状态，如追踪移动现象(人流与物流)的多点民族志。不过，多点民族志的重点并不只是人类学家游走于多地进行田野工作，而是关注如脉络、线索一般的联结关系。这启发人类学家不再将不同形式的疆界视为不变的“僵界”，而是关注田野空间的多向度，即固定的与流动的，或与之同构的单点的与多点的、实地的与虚拟的。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所言，文化都在“旅行途中”。

这意味着即便是乡土社会也并非一成不变。所谓“离乡不离土”总给人保守的印象，但其中隐含着流动的过程。诚然，乡土社会依附于土地而展开，但“土地”不仅仅是陆地，还延伸至其他自然环境，譬如江河流域与海域空间，构成流动的“水/陆”关系。又如汉族的丧葬习俗通常安土重迁，一般不会迁移墓地，但“固定”的坟墓可能在历史变迁中发生移动。笔者在湖南长沙县作田野调查时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农民为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利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曾将散落在农田中的坟墓集中迁移，但80年代分田到户后他们再次利用“自己的土地”做坟地。类似的情况还有，由于兴建基础设施(如水库)的需要，移民会迁移祖坟并重新安葬。田野工作中的这些发现提醒人类学家，即使研究传统社会，也需要注意空间固定性与流动性的不同向度。

当代的田野工作必然涉及一定的流动性，因为社会生活无可避免地在流动，个体或多或少具备流动的生活经验；即便没有空间移动经验，也有对流动空间的丰富想象。个体的空间移动经验可能是“建立在一种想象上，既不真实、又不理智，却充满着情感与情绪”的“空间意象”。笔者曾在广西贺州瑶族村子的田野工作中遇到一位即将退休的乡村教师，他过去的人生几乎都在深山中度过。面对笔者的大学教师身份，他有些自惭形秽地说：“我哪里都没去过。最想去的地方，北方的，我最想去北京，南方的，我最想去上海。”笔者从他的话中感受到，一个人或许缺乏空间移动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缺乏流动的空间意象。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这样的空间意象可以成为人类学家进入当地人生活世界的重要入口，从而理解他们的空间感知与生命经验。从较传统的经验论主张来看，田野工作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人类学家与当地人面对面的在场经验之上，而常态化的“旅行状态”使得人类学家即使是做多点民族志也难以完全追踪当地人的空间移动经验。于是，当地人对空间移动经验的回述就成为重要的材料。

资讯科技的发展使实体空间虚拟化，这进一步驱使人类学家对“田野”作调整。网络世界看似超越了族群、地理、时间等界限，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关系，社交媒体平台构成的虚拟空间具有“可伸缩的社会性”(scalable sociality)，一个人可以穿梭于不同的虚拟空间，在多重社会情境的交织下存在，社交半径呈现可变的尺度；然而线下世界的制度与结构在其中仍然起作用，网络空间也不断生产新的界限，所谓“虚拟真实”经常是“真实虚拟”。人类学家通过通讯媒介与当地人保持联系，好像不受空间的局限，理论上“足不出户”即可做田野，可即便虚拟民族志也需关切“实地”与“虚拟”的交替活动。这不仅出于人类学家对田野工作的方法论信念与真实感想象——通过感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而获得更全面的知识，更因为虚拟与真实之间关系的模糊性，线上线下在可伸缩的社会性中交互，共同构筑了信息时代流动实践的场景。

流动的社会生活展现出离散的特点，剩余过多的空间成为“超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过多的空间是指空间距离逐渐收缩，空间变成暂时的与过渡的，即“非地方”(non-places)，无法被囊括在传统的有机社会里。这种看似难以把握的“非地方”空间却使人类学家发现，空间尺度更像是相对的关系且同时并存，而非不能跨越的空间距离。空间的流动性打破了基于行政区划、治理制度的尺度阶序，行动者可以在不同空间尺度中跳跃，为发挥空间实践能力、探索空间再造提供了机会。

三、能动性与空间再造：空间实践

空间不只具有既定的本质属性——“容器”，更是流变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内在地具有空间特性，人以空间为媒介彰显其社会性。正如人不是活在有边界的文化实体之内，而是以文化而活——文化被人实践出来，社会生活也并非只在空间中展开，更是以实践的方式展开。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讨论了阿尔及利亚的卡拜尔人家屋中结构性的空间关系，如：男性与女性的空间，明亮的部分代表男性，反之代表女性；待客的空间与私密的空间，前者位于明亮的高处，后者位于昏暗的底部，也与死亡有关。家屋根据一系列相似的对立关系而建，并确立家屋的空间实践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联结。因此，空间并非外部世界，而是行动者的一种内在“能力”，空间是行动实践的内容，而不仅是“人在哪里”的载体；空间就是实践之所在。这关乎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怎样概念化空间现象。

空间是政治化的，如列斐伏尔认为：“因为空间是政治的，所以这里有空间政治的存在。”在我们生活的周遭，都市空间越来越军事化，封闭小区成为空间典型。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塑造看似规划出多元化的空间，但商业化实际上只欢迎一种空间——多元的消费空间，城市扮演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空间角色。土地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显得格外重要，具有原乡情感价值的土地被赋予交换价值，拆迁、赔偿、安置等问题可能引发抗争性事件。朱晓阳提出“地势”概念指人与环境混融的、影响“人事”的地理形势，以此凸显地方营造的空间政治过程。人类学家应意识到自己身处政治化的空间中进行田野工作，并了解当地人的空间实践。

城市化的景观由规划专家及其代理的管理机构设计，空间因被结构化为工整的形态而趋于同质化，这是一种便于治理的空间形态。不过，城市的“漫游者”能够把规划的空间变成他们实践的空间，或通过“进犯”他人的地界来创造日常生活实践。例如在云南石林，当地因发展旅游业而兴建景区，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其户籍也随之转为城镇户籍。一位彝族女性在失去土地后仍坚持耕种，利用“闲置”的土地“开荒”，“进犯”了其他私人用地或公共用地。这其实是不同情境下主体间的空间感知与实践问题，不能用表面的土地所有权归属来解释。笔者在田野工作中也常看到，原本因户籍所致的空间区隔随着城乡一体化而发生变化，在生活得到改善后，部分农民因向往农村的生活空间而愿意保留农村户口，甚至已转为城镇户籍的农民又想转回农村户籍。这些策略性的空间实践显示了当地人应对资本主义及发展主义的行动。

空间实践不单是政治经济学的结果，也无法与历史记忆、符号象征、身体经验割裂开。人类学家进入某一空间范围做田野可能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进入当地的“空间”。虽然传统社区、村寨等所谓“简单社会”看上去存在于具体且客观的空间范围之内，也许一目了然，但当地人对村落的构筑饱含多重的空间体感和丰富的象征意指，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实际上牵涉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村落空间感是如何被实践出来的。在组织制度层面，作为行政村的村子具有明确且不断变迁的管理界线，同时又重叠于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自然村；村子的边界还由主体化的经验感知所构建，尤其是以仪式划分的社区界限。部分闽台村落的边界以当地民间信仰“五营兵”驻守的位置为标记，“五营”边界不仅是村落的象征边界——神明护佑的范围，更通过粘有乩童血液的竹符而被“具身化”，因此，乩童的身体也被空间化为当地的“五营”边界，透露出具身空间(embodied space)的内涵。这种认识与感知的延展性使得村落研究即便被批评为“见树不见林”，但人类学家仍然乐此不疲，其魅力正在于村落的内在生命力：它是可实践的，而非物理意义上的单一“存在”。这要求人类学家对如何理解村落及其研究再作讨论。这些村落的重要性不在于地理空间范围的大小，而在于可诠释的空间。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指出的：“人类学家不是研究村子……而是在村子里做研究。”

人以空间展开日常生活实践，空间时刻在创造、生产中，脱地域化与再地域化同时进行。在后人类主义看来，人与非人的边界也应被打破，成为“没有边界的整体”。空间并非有待填充的空壳，行动者以空间实践发挥能动性有赖于对空间物质环境的感知，置身于环境而不止于被环境围绕。这将挑战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感知共享的能力。

四、特定场景性：共融的田野工作空间

人类学家进入的田野不是“无菌”的科学实验室，难以将调查与在场发生的其他事区分开来，也无法全然将自己的社会空间抽离出当地的社会空间，自己的社会空间与当地的社会空间由不同社会资本的“场域”所构成。在此意义上，田野可被理解为不断变迁的社会过程，由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活动而促发。因此，田野工作要求人类学家对社会空间的既有区隔(如本土与海外、底层与上层、男性与女性)作出反思。这种反思也切合人文社会科学纠正主客对立及不对等的知识构建、主张互为主体关系甚至重新划定“社会”(the social)界限的问题意识。

田野工作空间本身也应得到反思。传统上，田野工作空间被区分为社会的与物质的，如同人(文化)与自然的区分，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发生于当地人的社会空间中。然而，空间实践的感知与物质界面使人类学家重新思考田野空间中人与环境的关系。“新整体论”视野将“社会”扩展至人与非人共处的范畴，以此构筑田野工作空间，田野工作的目标不仅是通过掌握当地人的观点从而进行文化翻译，更在于真正体认田野的“社会过程”。

在人对空间的一般认知中，空间总是存在于不同形式的屏障中(如内、外)，保持将世界分割为“外在碎片”的静置状态，尤其是作为空间的自然环境，人好像总是自外于自然环境。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栖居视角”则强调，人对环境的认知基于环境(包括各物种)与人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人构成地景的一部分，地景也构成人的一部分，因此，地景不是一般认识中的“空间”。“栖居视角”着重于运动状态，人或物在地表的移动并非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好像生命旅程般依着“线”连续地移动。

人类学家进入田野，自身亦栖居于环境，与之构成互为主体的关系，田野空间恰如这样的地景。由此看来，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与其被称为“民族志”，不如作为“地志”或本土语境中的“地势”。相较于被理解为平面空间的田野，地志来自多维度的、社会兼物质的空间，社会生活与物质世界交互影响，行动者在其中是“接地气”的，他们的社会生活扎根于地景。扎根的社会生活并非囿于某地不能移动，相反，地志企图说明行动者即兴的“寻路”(way-finding)能力，在地景中开辟路径。在朱晓阳的讨论中，地势是一种实质存在而非理念，它兼具政治经济学与本体意义，体现“总体社会事实”的特征。地势指涉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具身与体验关系及其生成过程。人类学家身处田野空间，意味着人、其他物种(抑或非人之物)与环境浑然一体，当地人与环境的共处无须借助表征或语义媒介的过滤而被感知，因为人类学家与环境之间同样生成具身与体验的关系。近年来学界呈现了这一趋向，如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对“多物种重构世界”(multispecies world making)的讨论。

人类学家对田野工作空间的区隔的反思相当于将田野空间从工作对象(或以工作为目的的场域)复活为与当地人“感同身受”的共融环境，并使我们敞开感受力接收它给我们的讯息而不仅仅是观察或赋予它意义。对共融环境及其能动性的理解可获益于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特定场景艺术。特定场景艺术的缘起脉络之一是对现代主义艺术体制的反动，艺术家不满作品被置于纯化、降噪的美术馆空间(“白盒子”)中，使艺术与环境脱离了关系，也回避了空间对艺术实践的多向度参与。特定场景艺术将艺术与地点场景关联，强调场景的生产性，艺术因场景不同而不同，并实践对地点的再生产；地点场景具备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景属性。至20世纪90年代，特定场景艺术发展为对场景特定性的赋值与方法化，并催生了对艺术媒介的物质性、感知的情境性与身体性、实践者的多主体性等的讨论。其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艺术家进入“活的场景”，艺术家与所有参与者一起与特定的空间环境产生互动，共同构筑艺术实践及感知经验，从而实现感知共享。这种意义启发我们，田野工作也不应将田野工作空间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中抽离出来，而应还原、再发现自身的特定场景性，将其作为知识实践与共享感知的基质。克利福德认为，田野工作就是一种空间实践，是人类学家的“游历”。本文将田野工作视为“特定场景性的实践”，所关切的是田野工作空间并非指涉一种能够验证“真实”的空间，而是因其特定场景性，令人类学家意识到田野的多重读法，令田野中的知识生产更具反身性。

五、结语

田野工作遭遇的空间变迁似乎消解着人类学的“地方”，却也令人类学家不得不面对自身的空间处境：田野作为生命意义之所而在，自身亦“在”(being)；而田野的空间性不仅承载而且参与了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这种对于田野工作空间本体的确证至少经历了三重认识上的反思：其一，伴随着人类交往方式研究的不断推进，人类学家反思由科学田野工作奠定的空间想象与尺度阶序，田野工作的空间虽然可能是“小地方”，但不是固定封闭的单位，而是多向度的。其二，空间的多向度使人类学家关注行动者在地的不同形式，权力与资本对地方性的牵制无法抹杀行动者的空间实践能力。其三，这种“空间化的文化”带出田野工作空间存在的不同层面：一个层面是操作性的田野空间，作为工作对象与场域；另一个层面是特定场景性的田野空间，作为自身的在、栖居与感知共享的基质，生产了人类学家与当地(人)的关系，也生产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深埋在人类学早期的问题意识中(如思维结构的来源)。此番反思与人类学空间转向的讨论互为镜像，再现了从“生存于空间”“生存即空间”到“空间生存”的研究进路；而对田野工作空间本体的确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人类学知识本体意义的确证。在田野工作被作为搜集材料的可靠方法受到多学科青睐(田野工作热)的当下，尤其需要讨论田野的知识论问题。为理解田野知识生产的整体进程，探寻多主体共在的可能，对田野工作空间特定场景性的发掘或可成为具有生产力的探索。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11期/《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