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流动与区域叙事：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研究

尹建东，刘薇薇

《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摘要：西南地区作为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交融性的区域，物在其中一直充当着重要的媒介和角色。研究者通过对物质文化交流和交换现象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区域社会体系的复杂关联性以及物流动背后蕴含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实践意义。因而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就成为了当前人们探究西南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考察不同区域、族群交互性和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这一研究取向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西南地区社会关系和文化接触的历史图景，提供了独特的个案分析样本，而且赋予了理解和诠释西南区域社会变迁逻辑、机制的一个独特视角与范式，凸显出历史书写和区域叙事的多重维度及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物的流动；区域叙事；历史人类学；西南研究

 

 

 一、引论：物及其社会性流动的人类学研究

 

作为文化载体与文化表现形式的物及其社会性流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是与特定人群共同体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始终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并且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方法和知识谱系。就学术史而言，人类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界定、描述和阐释的历史。比如“早期的进化论者直接将物的演变与社会进化同置一畴，并将人加诸于物的因素、程度和类型视为文明‘高/低’的一种标识”。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学在对早期进化论将无文字社会的物作为民族志研究对象并以之构筑人类社会演进图式的反思中，愈来愈重视对物的文化符号、分类体系、社会功能以及社会过程意义的阐释。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其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从功能论的“互惠原则”出发，对特罗布里恩德岛居民的“库拉”交换体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库拉宝物”的交换与流动，不仅与当地土著人的声望、权力、地位相关，而且还与神话、巫术和仪式等超现实力量相结合，形成了库拉巫术体系。莫斯（Marcel Mauss）则通过分析物在非西方的“原始社会或古式社会”中的交换与流动过程，强调了人与物的“混融”状态，即物融合了人们道德、习俗、信仰和感情，以非商品的形式在社会空间中的流动，认为由此形成的“混融”的观念，是主导古式社会礼物—交换的基本原则。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看法与莫斯不同，他从物的无意识结构分析了人和物的关系，认为人和物之间有一种逻辑等价关系。因此，物的分类不是由社会规则所决定的，人类心智的二元结构才是最终决定物的分类结构的基础。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则是从物的实践视角出发，将物的分类体系与文化体系相连接，认为文化秩序决定着人们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实践，文化象征体系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物品的价值。

 

上述人类学家的经典论述，主要是以“简单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为基础展开的。当人类学的视野转向复杂社会时，有关物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原先作为社会演进标识与象征、分类的物，转向对物交换背后的人、社会、文化体系乃至物的心性与人观的研究，特别是强调物所表达的跨文化中的政治、权力与表述之间的关系。如美国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一书，不仅将研究的主题集中在人和物的关系上，而且将商品看作物的社会生命的一个阶段，探讨物在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流动过程中的角色转折，以及人们如何通过物的交换所建构出的文化内涵。在该书导论中，阿帕杜莱明确指出：“商品，如人一样，都拥有社会生命”，并且认为：“经济交换产生价值，价值体现在物品的交换之中。物的交换不仅仅表现在功能和形式上，还包括连接交换和价值的广义上的政治。”相对于前人的研究，阿帕杜莱的主张更具文化主义的物质观念色彩，他试图以一种“方法论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来重新看待物的研究，将视野聚焦于物自身，进而复兴一种物的人类学。

 

在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对“物的流动”的研究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人类学家虽然对某些物质（如玉米、马铃薯、食盐等）在不同区域之间传播、影响的关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但主要的学术路径还是以“物的民族志”方式来讨论物在流动过程中物与人的关系，以及物的文化意义的生成。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的兴起，研究者更加注重对“物质文化与世界过程”的探讨，因而将物及其社会性流动的认识，置于更大的、相互交织的时空背景当中，以寻求其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意义转化”过程。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埃里科·沃尔夫（ Eric.R.Wolf ）曾指出：“人类世界是一个由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世界各地群体始终生活在相互的联系与互动之中，封闭、自足的体系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不存在，甚至在1400年以前都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对诸如香料、茶叶、咖啡、可可、糖等在欧洲乃至全球的传播过程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沃尔夫这一富有创建性的论点作了注脚。之后，西敏司（Sidney W. Mintz ）在《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一书中，进一步展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糖如何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传播，并被西方世界接受、使用而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文化和社会过程。他着重说明了18世纪以来，英国人糖消费急剧增长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一方面表现为世界经济体系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不可分割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是透过糖流动过程中所赋予的“文化意义”来体现的。

 

西方人类学界有关物的研究范式及其理论阐释，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外人类学者对中国物质文化，特别是“物的文化史”的研究。美国学者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就将中国的蔗糖生产史置于全球视野下，从长期的经济变化中考察了清代以来蔗糖产业、国内与国际贸易、生产技术，以及蔗糖消费的历史。通过比较研究，将晚清中华帝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下，并且对区域经济史进行了重新解构。王铭铭以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香”“茶”“糖”“槟榔”与“咖啡”“水”“冥币”等物作为考察对象，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探究这些物质的文化“谱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传播、交流和变迁。着重说明物的流动、传播古已有之，并不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专利。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了某些具有“文化本土主义”色彩的物质，是如何在近代以来进入“世界体系”交往时代的。赵旭东同样从“物的文化史”的视角，考察了产于西亚波斯的“纳石失”（一种金丝织成的纺织品）13世纪以来在蒙古人上层社会中流行的历程。“纳石失”作为蒙元帝国时代的一种物品，不单单是一种用来制作服饰的布料，它本身还体现了其极尽奢华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政治支配。“纳石失”的流动，代表了一种权力及政治合法性的传递，通过这种特殊奢侈品的生产、掠夺、占有以及消费，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得以型塑。

 

总之，作为人类学传统研究领域，各个时代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物及其社会性流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形成了各自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由于“在人类学的研究视域里，对客观物质的研究除了侧重于物质性（materiality），即包括人类的物化手段、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还包括物质形态、意义和理解的主观性”。因此，人类学家通过对物质文化交流和交换现象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其背后蕴含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实践意义。相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则主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带有鲜明的区域性指向和长时段的文明史视角。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物的流动中建构出理解区域社会体系复杂关联的动态图景：一方面关注物质文化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通过物、人、社会、文化在历史时空中的多元互动关系，再现特定地域、族群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社会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关注物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命运”流转——探讨物在区域内部和不同区域之间流动过程中的生命历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因此，上述研究不仅提供了各具特色的个案分析样本，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物的研究既是切入中国区域社会演变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我们进一步反思西南区域文化及其历史叙事不可或缺的物质维度。

 

 二、物的流动与西南社会：地域物质文化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取向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不同时期的学者分别从民族历史、经济、社会、边疆治理等不同层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近年来，由于受人类学物质文化理论的影响，国内的西南社会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西南特定地域或族群文化特点的解读，而是愈来愈关注区域之间的物品、资源、人群流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区域社会内部乃至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西南作为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交融性的区域，物在其中一直充当重要媒介和角色，因而与物的流动相关的人类学研究，逐渐成为探究西南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考察不同区域、族群交互性和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特别是像茶叶、食盐、木材、鸦片等物质，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并且通过对这些流动的物质的探讨，赋予了西南区域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和“历史过程”（historical process）。

 

其一，茶叶。茶叶是历史上西南不同族群及地域之间流动最为频繁的生活物资之一。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谢肇淛所撰《滇略》一书中就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到清代，“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一度出现了“入山作茶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地”的景象。由于受西南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现代交通网络出现之前，茶叶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承担长距离高昂运输费用进行流通的商品。

 

相比于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当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茶叶及其 “文化叙事”，不仅仅是对历史上茶叶生产、消费过程的线性描述，而是围绕着茶叶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性流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茶叶与宗教、茶叶与朝贡体系等问题展开的。于是，有关西南地区的“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特别是茶叶在流通传播过程中对于社会整合与文化接触的影响，逐渐成为当前西南研究中的一个学术关注点。在该领域研究中，人类学者通常从西南地方文化书写的角度，阐释茶叶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以及茶叶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性结构和特点。比如研究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对贵州久安古茶树和云南普洱茶进行了各自“文化的解释”。前者探究了久安古茶树背后复杂的族群关系及其在黔中地区的社会文化意义；后者以普洱茶的流动为线索，展示了生活在云南边境的“高地”民族，如何通过普洱茶这一特殊商品，与“低地”政权（傣泐土司）及清中央王朝实现博弈互动的历史图景。又如在茶叶的主要消费地“藏区”，相关研究以西藏茶叶及其文化传播为核心，揭示了西藏茶文化的内涵，以及与内地茶文化“一体性”的历史文化过程。实际上，作为社会体系中流动的茶叶，不论是进入京城的“贡茶”，还是进入西藏等地的“西蕃茶”，它们都已突破了茶叶本身的自然属性，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中被赋予了经济制度、社会关系与社会管控等具体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西南地域社会中茶叶产地与其消费地在空间上的分离，在茶叶流动过程中，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密切相关的逻辑链条。历史上不同人群在茶叶生产、运输、消费的同时，也被编织进特定的社会运行体系和文化实践当中。这类研究以茶叶为物质媒介，对西南地区的族群、社会、历史、文化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使我们看到了茶叶流动的背后，各种社会力量在不同时空坐标内的交织、冲突、调适的动态过程，以及茶叶所承担的不尽相同的社会功能和被赋予的文化意义。

 

其二，食盐。在西南历史上，食盐是最早进行交换的物品之一。有学者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上起源最早的贸易活动就是食盐运销。这条古道的开拓、兴盛与食盐贸易密切相关，它促成了自汉代开始，中国与缅甸、印度之间频繁的贸易交流。从这条古道经行的地名，诸如盐源、盐津等，莫不反映出食盐生产流通的史迹，而这条古道上分布的众多盐井，成为古道上食盐的来源。于是，从盐井、盐市到各个村落的盐运道路网络得以开拓并不断延伸。如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昭通的“五尺道”或曰“朱提道”，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宜宾当地的“花盐”和“锅巴盐”入滇的主要通道；而“川盐入黔”则是历史上贵州食盐消费的主要方式，因此黔西北的赤水河流域，很早就成为川盐入黔的重要水上通道。此外，围绕着产盐地与集散地的市镇，也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形成。例如云南境内的白盐井，自清代以来“人以煎盐为业，办课用于滇省”。以至于“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诚迤西之重地，实财富之奥区也”。除此之外，云南因盐业而兴起的其他市镇，像黑盐井、乔后、磨黑、一平浪、诺邓等知名者就有数十处之多，并且大多成为所在区域物流的中心。

 

对于西南地区食盐流动的历史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比如在诺邓盐业研究方面，有学者将诺邓的井盐民俗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资料系统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基础，阐释了井盐生产民俗的现代变迁及其特征。另有学者着眼于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力图呈现“盐”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物品，在特定地方所展开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图景，以及盐在历史上如何勾连起诺邓的“内外”“上下”关系。而在人群混杂的川、藏、滇交界地带，相关研究则以山地族群的生计模式为视角，考察了近代以来当地人们传统的制盐技术、盐业贸易和盐民的生活，勾勒出该区域以盐井为中心的盐业交换与族群间的多层次互动关系。除国内学者之外，法国学者施蒂恩·格罗斯（Stephane Gros）也对19世纪以来滇西北族群的交换体系予以了格外关注。他透过这一地区盐、牛、奴隶的流动与交换，强调不同族群（藏、怒、独龙）被整合进跨地域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历史过程，并特别指出盐与其他流动的物品一样，在各族群及区域间建立起一种复杂的等级性交换关系。这类研究虽立足于不同类型的区域社会，但在研究过程中大都会呈现出一条共同的叙事主线——这就是晚期帝国是如何通过“食盐专卖”，来实现对西南地方社会的管控、治理的。

 

总体上来说，盐在历史上如同茶叶一样，也一直穿行于西南不同的地理空间和文化边界，构筑起了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特殊的社会、经济网络。与此同时，由于食盐这一生活必需品的地域分布不均衡性和垄断性，因此常常在族群和地方社会之间建立起较为复杂的交换关系，甚至成为权力的象征。在这种情形下，食盐本身也被赋予了超出其自然属性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上述研究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的叙事模式，基于盐这一物质来开展对跨区域社会及“文明体系”的研究，并对其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族群互动关系和文化观念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生动地刻画出西南区域性社会关系和文化接触的历史面貌，以及西南地区不断被纳入王朝国家治理范围的历史轨迹。

 

其三，木材。作为国内重要的木材产地，唐宋时期官商、私商在西南地区采办林木之事常见诸史籍。不过木材贸易的大规模出现，还是在明清以来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西南地区之后。特别是木材的集散地，以及适合木材漂流的江河湖泊地区，往往成为区域性商贸中心。如位于滇西中缅边境的片马镇，在当地景颇语中，“片马”的意思是“木材堆积的地方”，尤其以当地的“杉板”贸易而著称。自清末以来，当地的杉板就远销境内外，片马一度成为中缅边境地区的重要集镇之一。又如明代以来，贵州清水江流域所产楠木、杉木即被当作“皇木”运贡于京师。清水江下游的卦治、王寨、茅坪等村寨，也正是借助于木材的采运而成为了当地的集贸中心市场。因此，人类学相关研究也往往是围绕着木材的流动，以及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来展开的。比如，一些学者就将清代贵州清水江下游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社会，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通过对以木材采运活动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历史过程的梳理和描述，探讨一个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以及传统中国的国家力量与相应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另外，研究者通过对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地方社会史的梳理，显示出清代以降，这一地区跨越政权与族群边界的木材开发对该区域市场体系的塑造，以及对地方社会所带来的持续性影响。研究的主题虽然是区域市场体系的结构性转换问题，但它反映出的则是一个族群边缘区域逐步纳入民族国家范畴的微观历史情境。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专题性研究，分别探讨了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木材开发、流动，给区域社会带来的生态环境、人地关系以及族群生计、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影响和变迁。

 

以木材这一地方性物产为中心的具体微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着眼点虽然是物，但探讨的核心问题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发展史，而是以区域社会本身作为叙事主题。相关研究主要从木材的流动与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地方社会内部复杂互动的整体性，来探讨社会兴衰动态变迁的逻辑关系和决定因素，进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多种关系复合一体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历史性的解释”。

 

其四，鸦片。与茶叶、食盐等生活物资不同，鸦片作为一种成瘾性消费品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使其在清代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一种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特殊商品。鸦片种植最初由缅甸、越南传入云南，之后又传到四川、贵州等地。特别是云南地区，19世纪后半期，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都在种植罂粟。史称：“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取其花浆煎膏，名为芙蓉，以充鸦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表面上仍执行禁烟措施，但由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实际上也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这直接导致了罂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特别是在西南各地，鸦片生产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点。如云南所产鸦片称“云土”或“南土”，贵州所产称“黔土”，四川所产称“川土”，而且在西南许多地方都有鸦片市场，并一度形成以地方集市为中心大大小小的“赶烟会”。

 

西南地区的鸦片问题很早就受到史学界关注。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历时性视角来考察鸦片的输入与种植、鸦片贸易、鸦片的社会危害，以及禁烟的具体措施等议题。一方面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鸦片种植、贩运与禁吸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着重分析鸦片产销对当地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从清代西南边疆民族—地理多样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入手，探讨云、贵、川地区鸦片跨区域流动的复杂因素，指出清政府禁烟运动在西南地区推行中的多重阻力和鸦片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比较而言，人类学者的学术关注点，则更侧重于鸦片流动过程中的区域性社会关联、文化接触与互动影响等方面。比如相关研究通过对近代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鸦片种贩与地方族群政治演变的考察，指出鸦片在流域内及周边地区的种植、传播、贩运、禁种等一系列过程，是如何将流域内的各个族群与政治势力连接在一起的，并由此揭示出因鸦片引发的族群互动、地方政治动荡对20世纪上半叶川西北区域政治经济格局的塑造和影响。同样是川西北地区，有学者以集市贸易和族群边界为切入点，考察了松潘边城1900年至1950年间，茶叶与鸦片在内陆与边疆的关内/口外及河谷/草地间的双向流动，展示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国家政治势力深入松潘地方社会的历程。同时通过对地方社会公共空间及个人微观生活发展变化的分析，呈现出了地方文化变迁的独特性。还有的研究则是从更为宏观的区域视角，讲述了“鸦片的边疆殖民印记”。研究指出，在西南边疆社会，西方殖民的影响以鸦片为媒介，从生计经济渗透到人的心灵，使得中国边疆各族获得物质性鸦片和精神鸦片的双重殖民体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边疆经历了比中国内地更深的殖民化程度，呈现出边疆社会早期现代性的特征。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在中国西南地区种植、蔓延、贩运、禁种的历史，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在人类学相关作品中，一方面呈现出了这一时期鸦片种植与销售、市场与供求、禁烟与暴力、国家与地方等错综复杂的地域性关系；另一方面生动地勾勒出了特定时代情境下族群关系、利益博弈、社会边界的动态变化图景。尤为重要的是，它还从中折射出清末民初国家对西南边疆社会的治理、整合，以及通过对鸦片问题的处置所展现出的管控边疆的象征意义。

 

当然，人类学视角下有关西南地区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物的流动的研究，并不限于茶叶、食盐、木材、鸦片等的热点问题。还有学者对白银、玉石、药材、矿石等物质的长时间、跨区域流动与交换予以了特别关注。比如马健雄研究指出：大理赵州盛产石磺矿，自明代以来就是运销缅甸的主要货物，而产于缅甸的棉花、丝绸则通过马帮和边境集市流入境内。这种从事远距离商贸的社会传统，一直是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又如郑向春以一个滇南坝子的葡萄酒文化缘起与结构再生产为主线，通过追踪当地葡萄种植的历史脉络与旅行路线，来呈现葡萄背后地方人群的思想观念、实践方式、生计模式与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的变迁。

 

总而言之，上述研究不论在理论视野还是分析路径上，大都具有鲜明的历史人类学学术风格和研究特点，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西南研究带来一些新的经验视角。与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相比，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完全是以过去的时间和事件为主轴来进行过程性的描述，而更多的是着眼于物质流动背后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与意义表达，特别是通过物所提供的时空线索来认识和理解族群关系，以及对地方性文化的区分和认同，进而反映出西南区域社会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具体来说，一是相关研究大都延续了人类学区域研究的传统，把区域视为一个动态的、受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通过对物的流动的意义的追寻，直观地呈现出了西南区域社会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以及物的流动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形塑和影响。也就是说，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理解和透视西南区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二是相关研究在历时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共时性”背景下的历史叙事。这一研究视角不但能通过物的流动将诸多跨越族群边界的事件联系起来，还能引导人们留意在区域空间中一直缠绕的文化现象，即“历史”是如何通过地景、事件、仪式、记忆等方式存在于“当下”，并成为民族文化传统和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对“共时性”意义的关注，反过来有助于我们从“当下”多维度的生活实践逻辑中，理解和认识一个充满“地方感”（place consciousness）的历史。三是相关研究贯穿着人类学的“整体观”原则，即将物置于具体背景中进行考察，判断社会的认知体系，因为物的意义只有在具体的关系和结构中才具有特殊的功能。所以，整体观作为理解和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始终为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对物的流动过程的考察，展现出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全方位的立体图景，从而获得一个较为深刻和总体的研究视野。

 

当然，目前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不仅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人类学作品数量相对较少，而且研究内容的覆盖面还相对狭窄，尤其是在具体问题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比如对物流动过程中文化的交互性与混融性、物的交换与社会文化性质、物的流动与区域社会变迁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另外在研究中还需要相关理论方法和经验研究的不断积累与补充完善，但这样一种研究路径的建构尝试，无疑会为既有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并在区域研究中发掘出更多新的命题。

 

三、空间、关系与生命史：物的流动与区域叙事的多重维度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不难看出历史人类学在西南地区物质文化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及实践价值。就方法论而言，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物的流动，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分析方法。这种研究视域的多元属性，一方面是由物所依附的区域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不同面向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人类学关于物及其象征意义，对于社会整合与文化接触之影响的多样性认识所决定的。正如西恩· 赫迪斯（Sean Hides）在《物质文化和文化身份谱系》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物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情境中有其相应不同的文化身份，尤其是当它被置于历史和跨文化的语境中时，除了包含其自身的历史起源之外，还包含了其他民族多样性的社会文化要素。因此，当前国内学术界兴起的有关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赋予了理解和诠释西南区域社会变迁过程的逻辑、机制的一个独特视角与范式，凸显出历史书写和区域叙事的多重维度及其方法论意义。

 

其一，物的流动与区域空间的建构。从理论上来说，区域空间既是一种客观性存在（如地理空间），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如文化空间）。这些不同意义的空间的形式由于人的作用有先有后，所以某种社会—文化空间可以看作是先后不同人群活动的叠加。这个过程不仅构成了空间，也使空间及其形式的转化由时间表现出来，也就是人文地理学所谓的“空间过程”（spatial process ）。不过，在人类学家的视野中，“空间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区域关系和意义网络形成的“结构过程”表现出来的。对此，台湾学者黄应贵将其定义为“区域再结构”。他认为，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是导致“区域再结构”的直接动因，而这些要素的流动，造就了区域不同性质的空间范围和生活圈，从而构成了新的区域结构与空间。

 

在西南区域社会中，物的流动显然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但同样也被视为是一个地域空间结构的建构过程。由于物不仅在时间中流动，而且也在社会空间中流动，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与物的“流动（flows）和交换（exchanges）不间断地发生，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之间原本清楚的关系也逐渐被腐蚀淡去”，这就使得区域因人群的聚结、分散或重组而产生出新的空间关系和空间范围。所以在相关研究中，通过对“物的流动”的意义的追寻，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到人与物、人与人在互动和调适中如何重塑了当地的空间结构，进而从“空间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上西南区域社会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西南地区“空间过程”认识的逐步深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以来研究者对这一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空间独特性的阐释和理解，尤其是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藏彝走廊”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当时虽然主要着眼于历史上川、滇、藏交界地带的民族源流与族群互动的考察，但突破了以往的行政区划与族群边界的认识局限，具有了跨区域空间结构关系整合研究的特点。其学术意义“在于为以往研究中国历史时的单一‘板块’划分格局，增添了具有连接与动态含义‘通道’类型，从而认识中华各族间的漫长关联有了空间上的交往框架和互动视野”。此后，研究者大都延续了这一路径，着重强调历史上西南地区作为族群迁徙、边疆开发、文化交流与商帮贸易背景的区域特征，以及基于空间关系的流动而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学术界有关“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盐古道”等概念的提出，即表明历史上西南地区物的跨区域流动，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议题。而这些概念不仅是当代视域下西南地区古代通道网络的代称，它们也赋予了西南区域空间新的历史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近年来与盐、茶等物相关的交换圈、集市圈、仪式空间等概念和研究单位的提出和不断表述，也进一步揭示出跨越族群与区域边界而生成的各类空间关系。这意味着物的流动与交换的长期进行，将特定地域的族群、社会、宗教体系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与原先人群活动范围并不完全重叠，甚至是更大范围的地缘结构和交往空间。事实上，西南不同历史时期区域中心—边缘结构的变动及社会文化的“空间转换”，与物的流动和族群流动的变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物的空间过程与空间性表达的重视，已成为西南区域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其二，物的流动与区域族群及社会关系的生成。相关研究聚焦于物的流动，主要是为了再现一定区域、族群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进而将其作为分析区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所以，当物作为人群之间交流和交往的媒介的时候，物的流动与交换已不完全表现为个体的意愿或个人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代表着地域或群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面貌复杂的西南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民族迁徙与文化互动，因而学术界关于中国西南区域社会的种种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人文关系”结构作为分析出发点的。如王铭铭在《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想》一书中，提出了应当在“中间圈”这样一个框架下展开一种“关系主义民族学”的西南研究。所谓“中间圈”是一个介于“核心圈”和“海外圈”之间的概念，主要是指今天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个地带中的人居住方式不是以单一民族为格局，而是相互错综复杂混居在一起，且因人口的流动，自古就与核心圈的东部汉人杂居与交融”。所以“研究中间圈，也便是研究在核心圈与中间圈二者之上的文明及在‘民族单位’之间的互动过程”。特别是要“研究‘中间圈’活跃的上下关系、族群互动性及文化流动性”。

 

实际上，在人类学视野中，任何历史文化的发生和表述都脱离不了基本的区域背景、族群关系和文化特色，而围绕着物的流动展开的区域叙事，显然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西南社会本身所蕴含着的流动特性和关系结构。诸如在族群交错的地带，物的流动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与物的流动相关，历史上存在大量跨境族际间交流。族际间交流有“平等互利”方式，也有因民族间经济、政治、宗教力量的不平衡，而形成带有不同程度的“自上而下”贯彻的“非平衡交换”。也就是说，物的流动有时是跨越社会的，甚至是“超社会体系”的，即物的流动一方面被地域性政治经济关系所形塑和驱动，它不仅依附于区域之间大规模、远距离的流通体系，同时还要与地方性族群和宗教体系相配合。因此，物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跨区域的社会流动和文化流动；另一方面，物的流动本身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物的生产、运输及消费过程，而且还涉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权力结构及利益博弈，甚至关系到更大范围的社会体系和权力关系的形成。比如诺邓历史上以盐业为中心形成的“上下”“内外”关系，虽不能将之等同于近代“国家—社会”关系，或者“国家—民族（族群）”关系、族群关系等单方面的叙事，但要看到，历史上诺邓与文明体系的关系、与地区性世界体系的关系、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与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换言之，一个社会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它与“他者”的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存在必须依赖于外部的“他者”而存在。所以，从“关系”角度出发，是研究中国西南区域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学者所论：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认真地思考在一个区域内这种多族交互共生关系的生存，以及“分而未裂、融而不合”的关系格局，方能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拓。正因为如此，区域背景下由物的流动而产生的“生存交互性”，为我们研究区域社会和族群关系提供了另外一种阐释路径和实践风格，构成区域叙事的另外一个维度。

 

其三，物的生命史与地方文化表达。对于物的社会生命研究，阿帕杜莱提出了以下两种分析方法：

 

一种是“物的文化传记”（cultural biography），另一种是“物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物的文化传记，并不是指一种文体研究，而是一种形象比喻，意为像给人物立传一样，研究物在不同人群、跨文化情境中的流动过程；而物的社会史则强调的是某类物质在历史时空中的起伏变化，以及这个过程中物的意义所发生的变化。其研究主旨是追溯物的生命历程，关注物商品化、去商品化的路径、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

 

一般来说，物的生命史研究指向，主要聚焦于“过程”与“意义”两个认识维度及其辩证统一。前者在于从不同的情境中理解物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命运”流转，以���物的生命历程对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在于从日常生活流动的物品中，关注隐藏在其中的历史和社会价值，在“观物见人”中，发现“无意义之物”的“隐藏意义”。这种研究路径有助于追踪物流动的历史轨迹，以及物的意义在社会网络中被赋予、修改与转换的过程。在这一研究路径的影响下，国内研究者大都采用了一种类似“内部叙事”的微观视角，注重对西南地域社会内部物的生命史进行梳理和阐释。一方面，从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发掘这些流动的物质如何与当地人们的生活结合起来，成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表达形式。因为物在其社会生命中的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功能。诸如盐、茶等物，一般只是在流动与交换的某个阶段，才会呈现出“产品”“礼品”“商品”“祭品”等形态和文化特征。所以，物的不同形态和文化特征，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人群或社会之间文化接触和关系结构生成的过程，以及背后丰富的历史沉淀和权力关系。另一方面，物的生产、消费与贸易，既展现了物质文化实践的具体性，也显示了人们行动的文化象征意义。比如研究者通过盐茶的消费、功用与空间的改变，来探讨人们如何赋予盐茶等物不同的意义，以及这些物质的社会生命得以生成并延续的内在逻辑。另外，通过对与之相关的神灵信仰、象征体系、等级阶序等的重新诠释，来考察当地人如何通过物的意义的置换，建构自己的信仰空间与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人们常常通过物来界定或表达自己，而物的文化符号又建构起人与之生产和生活的意义。因此，历史上这些流动物质所携带的外来观念、价值与文化隐喻，会同当地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生各种互动关系，使物的社会生命获得一种地方性的表述与叙事方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成为地方文化或地方性知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探究物的生命史，不仅使得物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结合，更因物本身成为研究的主线而使物有了独立的生命和独特的价值。

 

四、余论

 

总体而言，西南地区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强调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考察物的流动、传播，以及在跨文化语境下物的意义与角色的转化过程，以期实现文化与象征、意义与功能、结构与过程、持续与变迁、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研究综合。当然，除了前文中所涉及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应该对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格外的关注。

 

首先，应从西南区域的特性，即“文化复合性”角度入手，来理解物的流动与西南地区多元族群、文化之间关系的生成及其复杂性问题。“文化复合性”是王铭铭用以概括西南人文世界面貌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其内部结构生成于与外在社会实体的相互关系，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结构化形式，表现为同一文化内部的多元性或多重性格，其文化呈杂糅状态，是文化交往互动的结果。由于物在相关研究中常常被用于描述和说明某种社会情境，反映某种社会结构、交换体系和文化象征，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物所提供的时空线索来探究地理、族群、文化交织而成的各种关系，将不同人群的物质文化实践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有机地连接起来，进而揭示出区域背景下多元、复杂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特点与意义。

 

其次，应从物的流动与区域社会变迁的交互性视角，来理解物与社会的流动性，以及社会文化整合与离散反复交替的过程。历史上西南地区物的流动，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具有空间上的多元性和时间上的间断性特点。与物的流动相关联的区域社会变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时间轴上常常呈现出由盛而衰或由衰而盛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因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中，物的流动作为不同地域和族群之间建构相互间网络联系的重要能动者，成为了不同群体之间互动的基本活动要素，并深刻影响和重塑了地方的“文化图式”。在物的流动过程中，由于各种类别的边界和文化实现了交往互动，地域之间的网络联系也因此得以整合。所以，将物的流动与区域社会变迁的交互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助于从社会空间、族群关系和文化纽带等相关联的角度，进一步讨论地方政治、市场空间和区域文化基于流动性而建构的历史实践。对这种流动性的研究，有可能揭示出隐藏在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

 

再次，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国家与地方社会交织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关注物质文化实践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区域历史运行的内在逻辑。所以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区域自身“小历史”和王朝国家“大历史”的联通，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研究风格和分析路径。“大历史”与“小历史”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通常表现出某种“复合性”特征，二者之间总是相互包容、相互整合、相互渗透的。尤其是在西南边疆地区，由于其社会历史早已被王朝国家“大历史”传统叙事所建构，所以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土著历史”基本上是由王朝国家所定义的。然而从区域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一地区与周边的族群和文明一直有着持续的互动，加之多元空间关系的差异性和流变性，其发展变化的逻辑常常反映在复杂而丰富的地方性历史脉络之中。因此，通过追踪不同物质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与交换，将地方社会的研究纳入国家乃至世界体系的宏观历史背景当中，发掘曾被王朝国家“大历史”所压抑和遮蔽的内容，强调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多声部表述”，才有可能为被传统主流叙事所建构的历史增添更多的维度，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最终指向，就像西敏司在《甜与权力》结尾处所表达的那样：“在理解这一‘物’与‘人’之关系的同时，我们将重新发掘自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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