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看去

——谈谈意大利文版《中国人类学史》

林达（问），胡鸿保（答）

【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SEID出版社近期正式推出了《中国人类学史》（胡鸿保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意大利文版[1]。译者托玛索和安德烈先期发表在《明清研究》（英文版）上的书评，也被人大出版社翻译成为中文挂上了“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2]。有关译书一事，胡鸿保回顾了一些往事并谈了自己的感受。

 

问：意大利文版《中国人类学史》终于面世。可当初意大利学界怎么就看上你主编的这部人类学教材了呢？

答：天晓得。说来话长。意大利人类学界计划出一套“世界人类学丛书”，里面要有一本讲中国方面的。你看托玛索和安德烈2012年《书评》里有一句话，“本书意大利文的出版，要归功于意大利维罗纳大学和威尼斯大学的Leonardo Piasere 教授的大力支持”。这位Piasere教授就是该套丛书的主编，也是安德烈熟悉的老师。《中国人类学史》意大利文版编纂兼译者安德烈是最早来跟我联系的。

问：没有别的本子可供选择吗？

答：也许是吧。从篇幅上讲，这个教材比较合适翻译，比如《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对于一般外国人了解中国人类学史显得太长、过于专业了。当然，我也曾对安德烈提起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 E. Guldin）写的中国人类学史，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1994) 。但是，安德烈当时的回答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希望翻译一本中国人写的中国人类学史”。我想，这是很有人类学专业意识的回答。

问：你屡次提到安德烈，那另外三位译者分别是？

答：主译是安德烈和托玛索两位，本来他们说好一人翻译一半，但是后来时间紧、其他工作又忙，所以才找了两位帮手，请她们一人翻译一章。两位女士也都是中国通，Valentina Punzi是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的留学生，Giulia Zoccatelli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博士生、安德烈的女朋友。

问：说到中国通。我还真想知道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你看，与中文版原著的朴素封面形成强烈对比，意文版封面显得特别抢眼：灰暗的兵马俑照片上方是鲜艳的“三面红旗”，大大的方块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3]。所谓“我看人看我”——你怎么看？

答：还真不太好猜到底是什么意思。跨文化交流需要互相揣摩吧，你看我，我看你，想要懂你不容易。

问：既然“这样看”难懂，不妨“那样看”：尝试将“中国人类学史”、“兵马俑”、“三面红旗”三者分开来解、再合并来读？

答：说到“中国人类学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是所谓“舶来品”，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兵马俑”，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兵马俑算是当代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同时也是中国文明的象征；至于“三面红旗”，也许是想表达人类学史也反映现代中国政治，学术受政治影响。

所以，我猜测SEID出版社设计做这个封面，考虑的是用“兵马俑”和“三面红旗”的并置来表征中国人类学史，也有它的道理。

问：嗯，除了封面代表的意象，我们也可以从译者对此的书评看出些端倪：托玛索和安德烈的英文书评中谈到中国人类学与他们理解的人类学在西方的学科概念有所不同。“民族学这门学科的含义在中国如此的难以界定，原因就在于其种种有矛盾的和有争议的复杂假设”。“中国人类学家少有合适的机会探寻异国文化，他们通常研究自身社会，以类似印度学界做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方式分析国内少数民族甚至汉族村落”。他们还写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类学家正试图在媒体和学界把农民与市民之间的鸿沟客体化（objectify）。前者实际上正在成为第56个‘少数民族’，如同早先的少数族群，它也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海量的关于汉族农民的社科文献证实了这一过程”。他们的这些解读，与你想表达的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答：人类学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叫做“文化是一面镜子”。我觉得从这面镜子，姑且把它当作“意大利人类学家制造的文化镜子”，里面看到了中国人类学家的研究是如此这般，自己觉得有点新奇。同时又在自问，我们编写这部主要针对社会学学生的教材，有选择性地编排史料，是否存在偏差？当然，如果换一面镜子，应该又会出来一个不同的形象吧？

问：好。解读完封面与书评，开卷看看里面吧。

从版权页看，你主编的这部中文版出版于2006年，迄今已有8年。这漫长的岁月中，事件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呢？

答：这书的翻译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09年5月我收到安德烈的电子邮件。他做了自我介绍，说他当时在上海的意大利领事馆工作，喜欢人类学，打算翻译我们这本《中国人类学史》。为了表示他的真心诚意，他还把他翻译的“序言”和“第一章”作为附录发了过来。附件里还有一张他自己的照片。我当然读不懂意大利文，但是从他写的中文信可以知道这位年轻人中文不错。他说不久会到北京来，约我在人大见面，一起去人大出版社商谈版权的问题。6月初，我们第一次见面，并到出版社商谈有关的事宜。（参见文后附录）

不久安德烈到了英国，去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人类学博士，还是研究中国问题，后来他的田野点选在云南。而另外一位译者托玛索，安德烈在威尼斯大学本科时的同学，则来到北京，先在首都师范大学，后来考入中央民族大学，随张海洋老师读民族学博士，研究甘肃、青海一带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认同。托玛索2012年底博士论文答辩，我还参加了呢。

在寻找合适的意大利出版社的过程中，安德烈曾经来信要我给他写一份材料，以证明他的中文水平足以承担此书的翻译，说是对方出版社的需要。当时，我也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来开具这样的证明，于是我就写了一个短文《安德烈印象记》（见文后附录），随邮件给他发了回去。反正经过他们的努力，从几家出版社里挑出了2家，最后又确定为SEID出版社。也许，这份《印象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不管怎么说，对方对这几位青年学者的汉语水平是认可了。

问：读罢封面、书评，下面来谈谈正文。你觉得这个意大利文版怎么样？

答：我不懂意大利文，只好不着调地说几句。

1，几位译者以及中意双方出版社的人士都费了很多精力，应该说是为世界人类学界了解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有意义的事。不过，如前所述，那本书是2006年出的。近十年来中国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发展很快。所以，他们除了研读要译的书之外，也身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从书外了解到现实的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情况，然后才发表了你上面引述的一些看法，如中国人类学缺少对于海外民族的研究而主要研究自身社会，方式上与印度的庶民研究有相似之处，汉族农民有点像“第56个少数民族”，等等。他们看得多了，肯定又会有新的认识。比如，近些年来中国人类学家也做了不少“海外民族志”[4]。当然，学科史上留下的印记可以作为参照物，让我们从比较当中认识发展过程，知道其中的变化。

2，从教育体制着手把人类学划归为社会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指挥棒”指引下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托玛索他们描绘中国人类学家做了大量汉族农村研究、三农问题的研究，确是一幅真实的图像，也是事出有因。

3，我们认为中文版的“序”是针对国内读者写的，外国人去看可能会觉得有点“费解”，所以，意文版没有用原来的“序”，而换了一个比较简短的“意大利文版序”，由我执笔撰写。安德烈他们另外加了一个“译者的话”。译者细心地整理，把原来书中脚注等处援引的所有文献汇编成一个“参考文献”放在书的最后，同时还编制了“专业术语意—中对照”和“人名索引”，这些都给意大利读者提供了方便。原来是教材的形式，所以每章都有“本章要点”、“复习思考题”、“推荐阅读书目”；现在都删除了，编排得更像一本学术专著。

4，有一点小遗憾，原书是我一人主编，多人撰稿，而各位执笔者的姓名都写在扉页和“后记”里，现在译文版没有将撰稿人的名字全部列出，只是4位译者及各自分担的章节都在版权页标注清楚了。经人大出版社国际部的老师去交涉，据说对方出版社已经答应再版时候订正错误。

问：嗯。终于到了终结的时候……哎，这书竟要35欧元？这样冷门专业的书，还35欧一本，会再版吗？

答：怎么说呢？“一切皆有可能”吧！

附录一：《安德烈印象记》

今年一个夏日上午，我与安德烈约好在中国人民大学大门口见面，并与他一起去大学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此前他与我有过电子邮件往来，谈论要翻译我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他的汉语口语比他的书面语更棒！

我们进出版社楼门时候被要求填写“会客单”，我出示了本校的工作证，好奇的门卫开始对同来的“洋小伙子”问长问短。我觉得问题涉及一些非常私人性质的话题，实在有点不够礼貌。可是安德烈表现得十分坦诚，像是和老朋友聊家常一样，说了他的近况和日后的打算，还有他的女朋友的事情，等等。流畅无障碍的汉语更增加了门卫与他攀谈的兴致，常规例行的盘问就大大地拖长了。我只听不说，倒也借此机会对安德烈的个人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后来，在他与出版社部门主管、两位年轻女士的商谈中，我同样感受到安德烈具有出色的汉语口语交际能力，因为话题比较宽泛，不仅仅是翻译和出版专业教材，用到的词汇涉及众多不同的生活领域，但他们谈得很开心，我听着也觉得自在。我想，这跟他在中国的种种经历，包括在北京近郊农村做过人类学调查有关，只有通过与各种文化水平的、带不同方言口音的中国人比较长时间的接触，才可能锻炼并掌握好一门与自己母语差异较大的外国语。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 胡鸿保

2009-9-16

附录二：《中国人类学史》意大利文版序

我们三人主笔的《中国人类学史》经由安德烈、托玛索、瓦伦蒂娜（Valentina Punzi）和朱丽叶（Giulia Zoccatelli）几位意大利青年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已经完成翻译，即将在意大利出版，这对于增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无疑是一大善举，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记得还是在2009年5月的下旬，该书主编胡鸿保意外地受到一位陌生人发来的电子邮件，信中毛遂自荐，打算把《中国人类学史》译成意文在意大利出版，并十分真诚地随信附上了自己的像片和译好的部分文字。这就是时在上海意大利领事馆工作的安德烈与我们的第一次接触。不久安德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与胡鸿保一起去出版社联系相关事宜，并在此后进行了一系列磋商协调、取得版权和翻译资助、寻到意方出版社，等等。诚可谓好事多磨，一晃就是三年。

我们这本书，原是一部高等院校教材，所以对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叙述简明扼要，比较适合于作为入门进阶，供对学科史有兴趣的读者阅览。

鉴于人类学在中国成长的百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所以，学科的发展深受国内外局势震荡的影响。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中国的人类学也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另一方面，与国际学术界有频繁的交流和相互渗透。

我们觉得，中意两国历史悠久，文化交往源远流长。然而，仅就人类学、民族学来说，这种交流和互相学习不免显得比较薄弱。安德烈等几位热爱中国文化的青年才俊，在亲历中国从事民族志实地调查、撰写人类学博士论文的同时，不辞辛劳、勤学好问、孜孜矻矻，翻译有关学科史著作，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巨大奉献。对此我们深表激赏，同时，期望他们这本译著的出版发行，能让更多意大利读者认识中国的人类学历史与现状，乐意到中国来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考察和研究。

胡鸿保 王建民 张海洋

2012年元月于北京

 [1] Storia dell’ Antropologia cinese, Firenze: SEID editori, 2014，译者为安德烈（Andrea E. Pia）、托玛索（Tommaso Previato）、瓦伦蒂娜（Valentina Punzi）和朱丽叶（Giulia Zoccatelli）。

[2] “Review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in Ming Qing Studies , 2012：274-277 。“书评——《中国人类学史》意大利文版”，http://www.sinobook.com.cn/comment/newsdetail.cfm?iCntno=10373，最后下载日期，2014-05-08。

[3] 这是一幅采自chineseposters网的宣传画，三面红旗万岁，作者姚中玉。见www.chineseposters.net

[4] 近期的学科史著作中就有关于海外民族志等一些新动向的述评。参见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