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学派与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

张丽梅 胡鸿保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

【摘要】人类学存在不同的国家传统几乎是业内的共识。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所塑造的。这种传统有若干明显的特征：功能主义的田野作业，个人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家族特色的学术圈子，“伦敦-剑桥-牛津”三角的学术霸权，与殖民主义的密切关系，等等。这一传统自1920年代起逐步形成，并在整个20世纪一直维持对内对外的深刻影响，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当代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功能学派；国家传统；英国；人类学史

与自然科学不同，业内人士几乎一致认为人类学发展历史上存在不同的国家传统。英国作为人类学的学科重镇，其国家传统与功能学派密不可分。本文将在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廓清功能学派与英国人类学国家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概述此种国别传统的特征及其持续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对一些相关问题予以讨论和澄清。

一、人类学与国家传统

很多学科的研究者在梳理学科史与学科理论时都注意国家传统这一视角，人类学也不例外。“从来就没有什么同一的人类学，而是有不同国家的传统，每个传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意识形态委身”①。早在1937年出版的《民族学理论史》（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一书中，罗维（Robert H. Lowie）就引入了国家传统的视野。晚近的例子则更多。巴纳德在考察人类学历史和理论时，非常强调一组平行共存的国家传统及其汇聚，关注人类学学科在不同国家传统中被定位的方式。②哈恩（Chris Hann）明确指出，人类学存在不同的路径，而这与不同的“国家”情境密切相关。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于2002年组织了名为“人类学的四种传统”的系列讲座，并将讲座内容汇编成《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一书。在这四种传统之外，哈恩还注意到俄罗斯的传统，以及人类学在中国和印度的新发展。③在此之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曾于1962年赞助了一个关于人类学史的研讨会，该次会议也特别强调了美、法、英、德这几种国家传统④。此外，亚当斯还从哲学根源的角度对人类学的国家传统进行了精到的分析，他重点关注美国人类学的思想根源，同时也对英、法、德、俄、中等国人类学的“根”和“树”做了简要论述⑤。

王铭铭也曾撰文论述近代西方人类学的国别传统。他认为西方人类学主要有三种国别传统（英国人类学传统，德国和美国的传统，以及法国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传统），分别与欧洲三种启蒙传统有关。⑥

二、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

功能学派是英国人类学史上占主导时间最长、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流派，更重要的是，英国人类学正是在功能学派时期建立了坚实的学科制度基础，并完全实现了学科专业化。毫无疑问，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与功能学派密切相关。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功能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塑造的。

（一）田野作业与功能关联

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并非始于功能学派，也绝非功能学派独有的研究方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马凌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民族志、田野作业和理论统一了起来，为田野工作注入新的内涵和标准，并使其成为人类学学科的独门法宝。之后，尽管现代田野工作逐渐成为人类学家的共同准则，但相较而言，英国人类学家可谓更优秀的民族志工作者。他们力图在长期、深度的田野工作中，搞清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彼此间的相互关联。虽然这种“大而全”的做法在“问题意识”和理论提升方面有所欠缺，但由此产生的民族志资料的丰富和细腻程度无疑是相当高的。而考察民族志资料之间的功能关联，一直是整理和分析资料的必要途径。正如弗思所言，“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全部是功能主义者”⑦，“任何文化事项或社会行为的定义和含义都首先从它与其他事项的关系去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假设”，“直到现在，它在有效的田野研究中依然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学术观点差异非常大的人类学家如贝特森、福蒂斯、利奇和我在不同时期都声称自己是功能主义者的原因”⑧。的确，像埃文斯-普里查德、利奇之类的反叛者虽然与功能主义的正统理论渐行渐远，但终其一生都从事长期、精深的田野工作，恪守实证立场和归纳逻辑，关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原则、社会制度的运作与相互关联。总之，从里弗斯到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到如今，田野作业与功能关联可谓不变的传统。

（二）小圈子及其家族特征

被称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主要指的就是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这个较小的圈子。若考虑到学派内部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子派，如“马凌诺斯基派”，“牛津结构-功能学派”、“曼彻斯特学派”等，我们看到的则是更多、更小的小圈子。据弗思的回忆，在马凌诺斯基开办研讨班的时期，社会人类学家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经常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甚至不需要将观点和歧见形成文字公开发表；对于难以解决的分歧，大家通常在私下里进行讨论；大家更倾向于形成一种持批评和保留立场的一致性意见，而不是推动派系争论⑨。之后，随着英国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大学中人类学研究与教学的发展，人类学日益走向专业化。即便如此，社会人类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简称ASA）在1946年成立之时，也不足20个成员（均为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类学家）。1970年代以来，专业人类学家在数量上急剧增长，但英国人类学的特色和影响力却远不如从前了。

此外，正如比利时人类学家德许（Lucde Heusch）所言，“不列颠社会人类学与法国民族学有一显著的重大不同处：它有家族精神”⑩。这种家族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学术“家长”及其巨大作用

如果将1922-1970年间的英国人类学界比作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族，那么，马凌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无疑是高居金字塔顶端的大家长，而弗思、埃文斯-普里查德、福蒂斯、利奇、格鲁克曼等人则是下一代家庭的“一家之主”。这些“家长”均系成绩卓著的人类学家，多数都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大学的系主任头衔，在科研、教学、人事等方面大权在握，其中一些人还是卡里斯玛型人物。以各自所在的人类学系和相关研究机构为中心，他们分别在身边聚集了一批人，进行特定理论取向的研究。这就将学术领袖、大学机构和理论取向统一了起来，且彼此间互相区分，在合作和争鸣中扩大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力，最终汇聚成声名赫赫的功能主义时代。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他们的第一代弟子相继辞世或退休之后，功能主义时代也随之成为历史。

2. 学缘联系和持续互动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是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之间又有着相互影响，并在田野作业、论著出版、私人关系等方面有着持续的互动。他们经常一起合作出版论文集，如《非洲的亲属和婚姻制度》、《人与文化》等，在各自独立撰写的著述中，也频繁引用圈内其他人类学家的理论观点和田野实例⑾。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说，学缘联系在内部诸多子派的形成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曼彻斯特学派的成员多为格鲁克曼在罗得斯-利文斯顿研究所或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或同事，“牛津结构-功能主义”的追随者多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及其弟子有所渊源。

3. 较强的心理认同和凝聚力

费孝通、弗思等人在缅怀恩师马凌诺斯基时，都流露出对当时的研讨班的怀念之情，他们认为，研讨班上的学习和讨论风气有如家庭一般和谐、令人难忘。拉德克利夫-布朗尽管是一位严肃甚至刻板的师长，但1940年代转向其结构-功能立场的英国人类学家在理论观点上的高度认同却是毋庸置疑的。“曼彻斯特学派人类学”一词曾经意味着对自己的团队及赞同的理论保持忠诚，有一段时间甚至还意味着对格鲁克曼喜欢的足球队——曼彻斯特联队保持忠诚⑿。

如果说以上所述的认同是和卡里斯玛型学术领袖的超凡魅力联系在一起的话，彼此间观点有异的英国人类学家在面对外来批评时的团结一致则更能说明问题。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曾撰文批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实际上不是人类学家，而是另一种类型的专业学者”，“他们较少满足人类学赖以区分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标准”，“本身并不关心‘文化’”以及‘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文化的相邻学科’”⒀。 应该说，默多克的靶子主要是拉德克利夫-布朗阵营的人类学，虽然他在文章中是将这等同于“英国人类学”。弗思主要是马凌诺斯基的追随者，但他在第一时间撰写长文为其辩护⒁。拉德克利夫-布朗虽然在理论上和马凌诺斯基分歧甚深，且一直力主作为“比较社会学”的社会人类学，但他在回应默多克的文章中，除了强调“社会人类学”在英国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之外，还特别提及马凌诺斯基的“文化理论”来驳斥默多克所谓英国人类学“不关心‘文化’”的观点。⒂

（三）“伦敦-剑桥-牛津”三角的学术霸权

在1920-1970年代，英国人类学的主要学术中心经历了一个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文简称LSE）到牛津大学到LSE、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多中心均势的历史过程。然而，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系作为后起之秀，虽然在格鲁克曼执掌的时期有着较大的声誉和影响，但这个位于北部的人类学系终究不能改变LSE、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三校的学术霸权。这三所学校都位于英国东南部，在地理上近似于等边三角形，在人类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实力上亦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前者是人类学功能革命的诞生地，从韦斯特马克到塞里格曼到马凌诺斯基到弗思，人类学在年轻的LSE生根、发芽并一路茁壮成长，至今不衰；后两者是英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两所大学，一直吸引着最出色的学生和老师，在人类学的早期发展上也各有根基。当时英国较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绝大多数都出自这三所学校的培养，并在学成后曾经任职于这三所学校。

1970年之后，随着新人类学系的组建，现在英国大学中较具声望的人类学系至少有二十多个。其中，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一度在霍利（Ladislav Holy，1933-1997）的领导下成为重思行动、规范和表征相关核心理论问题的中心，并催生了社会组织经验研究中更具动态性的方法。⒃然而，“伦敦-剑桥-牛津”三角的学术霸权依然如昔。关于人类学家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数据分析便是明证。1970-1994年间，英国共培养社会人类学博士964人，其中，牛津、剑桥、LSE三校培养人数分别为187人、137人、136人，合计460人，约占总数的48%；其他培养人数较多的学校分别为东方与非洲研究院（82人）、曼彻斯特大学（59人）、苏塞克斯大学（51人）、伦敦大学学院（46人）、爱丁堡大学（37人）、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31人）。对英国高校聘用的人类学者研究生学缘地的分析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1999年英国在任的人类学教学研究人员共有234人，其中研究生阶段受训于牛津、剑桥、LSE三校的人数分别为38人、47人、39人，合计124人，所占比例高达53%；位列三校之后的其他英国院校依次是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人）、伦敦大学学院（16人）、曼彻斯特大学（11人）、苏塞克斯大学（9人）等，另有27人的研究生学缘地为其他非英国大学。⒄由此可见，尽管1970年之后英国人类学的高校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牛津、剑桥、LSE三校依然占据半壁江山。

（四）与殖民主义关系密切

英国人类学尤其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和殖民主义的密切关系可谓不争的事实。人类学在英国兴起的社会背景之一就是政府和公众对殖民地习俗、事务相关知识的迫切需要，功能主义人类学因为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需要而获得相关机构、部门的大力资助，其田野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在英国属地内进行的。二战后，随着帝国的瓦解，英国功能学派内部也开始出现理论的反思和转向。从时间上来看，英国功能学派可以说是随着殖民时代的终结而淡出历史舞台的。

阿萨德是较早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人类学家之一。他认为，在殖民地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通常会受到殖民主义的财政支持和行政庇护，他们的民族志撰述也就很难避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制约。而且，将土著的所思所想所为以及土著社会的组织方式变成公开的民族志撰述，无疑为殖民统治提供了参考。⒅收入斯托金主编的《殖民情景》（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1991）一书中的几篇论文也对社会人类学话语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背景进行了批评性讨论。作者认为，人类学对非西方社会文化的研究，虽然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为殖民地行政服务的，但它们挖掘出来的非西方风俗和制度却构成了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苏联以及深受苏联民族学影响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度坚信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是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帮凶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

不过，也有许多人类学家持不同看法。巴特的口气非常坚定和强烈：“将波兰自由思想家马凌诺斯基及其激进的、绝大数与政府无关的、甚至互不相识的信徒们错认为帝国的服务者和同盟者，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在巴特看来，做殖民统治的帮凶会损害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因此这决不可能是普遍的做法。⒆美国人类学家亚当斯虽然承认“人类学家是帝国主义的受益者”，但否认人类学是帝国主义的促进者或宣传者。⒇库珀则指出，虽然人类学自认为是一门对殖民地行政有贡献的科学，但“英国政府或殖民地政府对于应用人类学都不十分感到需要”，官员们甚至觉得人类学家过于袒护土著人，“不列颠的人类学家很少为殖民地政府所用，而不论他们在找经费时是如何措辞，他们并不十分乐于为政府所用”(21)。库克利克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确实受到了殖民主义者的资助和庇护，但人类学者提交的报告和专书经常被殖民地官员看成毫无用处（或用处不大）的东西，因为它们罗列了太多与政治秩序的建构关系不大的奇风异俗。(22)就连同时亲历过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人类学的弗思也说“人类学不是殖民主义的私生子，而是启蒙运动的婚生子”(23)。由此可见，在后殖民时代反思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时，许多西方人类学家倾向于撇清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尽可能“重写”一部“清清白白”的人类学史。

应该说，库珀、库克利克等人的辩护并非无中生有。虽然多数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都对殖民主义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依赖关系，但他们的民族志撰述在内容上是极少鼓吹殖民主义的，且通常透露出对土著及其社会、文化的关怀甚至向往。然而，不论出于有心还是无意，无论他们有多么地尊重土著的生活世界，殖民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在客观上都可以运用于殖民管理。因此，从整体上来说（特定的个体人类学家则不一定），功能主义人类学作为英国殖民之帮凶的恶名终难洗清。

三、国家传统的持续影响

前文所述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虽然主要形成于功能学派时期，但它对于嗣后学科发展的影响却十分深远。

学科制度和机构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这从前文所述“伦敦-剑桥-牛津”三角的学术霸权就可见一斑，而历史上逐渐形成并制度化的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各种连续性的研讨班和纪念讲座以及专题丛书对于英国主要人类学系的传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08年的全国性学术研究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中，除了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等院校的人类学学术研究质量得到了充分肯定之外，LSE、剑桥、牛津三校的传统优势依然不容小觑，其中，LSE人类学系的4星级（最高质量等级）达标率更是高达40%，在英国所有大学人类学系中高居榜首。（24）此外，社会人类学家协会自1946年成立后，一直是英国专业人类学的主要阵地，且一直保持着初创时期严格的专业性特征。

再者，田野民族志传统在英国深深地扎了根。社会人类学家协会的成员，几乎都有自己的田野调查区域。结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布洛克（Maurice Bloch）都被萨林斯评价为“优秀的民族志学者”（25），且不论这一评价背后是否另有言外之意，但此例至少可以佐证民族志传统在英国的延续。

在田野区域方面，过去的影响也还存在。虽然英国的殖民体系早已瓦解，人类学“从异域迈向本土”的呼声日见其高，实践也日见其多，但对1980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会员名录”的分析表明：他们田野调查所关注的区域依然主要集中于过去的英属殖民地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虽然随着年龄段的变小，对非洲的兴趣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但这种兴趣并没有转移到英国本��，而是开辟新的“异域”，如中南美洲、北大西洋等地区。（26）

在理论兴趣方面，尽管中青年一代的人类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关注应用人类学、社会变迁和认知人类学，而对社会结构的兴趣则相对减弱，但后者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领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撒哈拉非洲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对于社会结构的兴趣是一如既往的强烈。（27）

四、结语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凌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淡出、辞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功能学派的内部凝聚力和世界影响力，再加上埃文斯-普里查德这一代人在1970年前后相继退出各系领导岗位，他们的继任者再也不能维持曾经的制度权威和学术领导力，在研究取向上也与正统的功能主义渐行渐远。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尽管英国社会人类学在1980年代经历了较大的增长和发展，但教学和研究兴趣等方面发生的明显转换足以让将来的历史学家把1990年代视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的终结（28）。

1990年代以后，英国社会人类学进入其当代发展的新阶段，越来越融入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人类学发展大潮之中：研究主题和理论日趋多样化，田野地点日益扩展至前大英帝国之外的很多地区（如地中海、南美、中亚、东欧等），专业内部的对话圈子日渐扩大且越来越走向公共领域，影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得到迅猛发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渐成气候。

尽管如此，与功能学派密切相关的既有传统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从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各主要人类学系在介绍其现今发展成就和创新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对原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并认为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基础甚至力量之源。

近期，杨文炯和樊莹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文简述了LSE人类学的传统和创新，并特别强调创新是“立足传统的创新”：“恪守长期的田野调查—经验研究传统”，尽管田野点遍及亚、非、美、欧等地区，但“核心轴线仍然是过去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尽管更具时代性和跨学科特征的研究议题不断涌现且激发了大量优秀成果，但文化、民族志知识、法律、亲属关系、宗教等传统领域依然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总之，LSE人类学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制度保障，正是在于“一种基于传统的长期坚持的学术制度、规范与内化了的学术的素养、理念和人类学的精神”在经验研究和教学中得到了长期的坚持和发展。（29）

总之，功能学派已经成为学科史上一个时代的标志，但功能派人类学的传统却已融入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之中，成为后者的内在组成部分。它或许已经很难再发出强势的声音，但这种学科传统及其制度惯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将继续存在，并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当代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基础。

注释：

①[美] 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3页。

②[英] 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③Barth, Fredrik, Andre Gingrich, Robert Parkin, Sydel Silverman,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pp.vii-ix.

④Stocking, George W., Delimiting Anthropology: Occasional Essays and Reflection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1, p.281.

⑤参见[美] 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参见王铭铭《西方人类学的学派与传统》，载招子明，陈刚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王铭铭《关于西欧人类学》，载王铭铭编著《漂泊的洞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⑦Firth, Raymond, “Function”, Yearbook of Anthropology, 1955, pp. 237-258.

⑧Firth, Raymond, “An Appraisal of Modern Social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 1975, pp. 1-25.

⑨Firth, Raymond, “An Appraisal of Modern Social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 1975, pp. 1-25.

⑩转引自[英] Adam Kuper《英国社会人类学——从马凌诺斯基到今天》，贾士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ii页。

(11)默多克指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在理论观点上“互相重复引用，却几乎从不引用欧洲大陆、美国甚至于英联邦自治领的人类学家”，并认为这是英国人类学许多“令域外同行很难理解且无法为之辩护的局限性”之一。参见Murdock, G. P.,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3, No. 4, 1951, pp. 465-473.

(12)[英] 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13)Murdock,G.P.,“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3, No. 4, 1951, pp. 465-473.

(14)Firth, Raymond, “Contemporary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Vol.53,No.4,1951, pp. 474-489.

(15)Radcliffe-Brown,A.R.,“Historical Note o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4, No. 2, 1952, pp. 275-277.

(16)Barth, Fredrik, Andre Gingrich, Robert Parkin, Sydel Silverman,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 55.

(17)Spencer, Jonatha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A Retro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9, 2000, pp. 1-24.

(18)参见Asad, Talal, 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73.

(19)Barth, Fredrik, Andre Gingrich, Robert Parkin, Sydel Silverman,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 52.

(20)[美] 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21)[英] Adam Kuper：《英国社会人类学——从马凌诺斯基到今天》，贾士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169页。

(22)参见Kuklick, Henrika, The Savage With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1885-1945,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转引自Mafeje, Archie, “The Problem of Anthrop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 Inquiry into the Growth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 Revue Canadienne des Études Africaines, Vol. 10, No. 2, 1976, pp. 307-333.

(24)参见http://www.rae.ac.uk/results/qualityProfile.aspx?id=42&type=uoa。

(25)王铭铭：《西方人类学的学派与传统》，载招子明，陈刚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26)[英] Adam Kuper：《英国社会人类学——从马凌诺斯基到今天》，贾士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299-300页。

(27)[英] Adam Kuper：《英国社会人类学——从马凌诺斯基到今天》，贾士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298-301页。

(28)Spencer, Jonatha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A Retro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9, 2000, pp. 1-24.

(29)参见杨文炯，樊莹《英国人类学的传统与创新——以LSE人类学系为个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国家传统及其创新研究”（批准号：12CMZ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及其历史际遇”（批准号：11YJC850034）。

作者简介：张丽梅（1982－），女，湖南隆回人，人类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胡鸿保（1948－），男，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