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

——读《梁钊韬先生评传》随笔

胡鸿保

2016年适逢先师梁钊韬教授诞辰一百周年。重读《梁钊韬先生评传》，缅怀先生，同时也从个人的角度对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微末琐事略作回顾，知人论世，以史为鉴。

一

梁钊韬（1916年6月~1987年12月），中国当代人类学家、教育家，字勉之，广东顺德人。1935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师从郑德坤教授和林惠祥教授；1937年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39年本科毕业后入研究院，师从杨成志和罗香林、朱谦之等教授，1941年完成《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文，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44~46年间因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恩师郑德坤推荐，梁先生曾在该馆工作。1948年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杨成志、梁钊韬为正、副主任。1949年底人类学系被裁并，人员转入社会学系。1950年代初社会学系被取消，梁钊韬转入历史系，曾任副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参与了民族访问团工作、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考古调查、文物普查。

“文革”结束后，经梁钊韬的不懈呼吁、论证和奔走，1981年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恢复停办多年的人类学系，梁钊韬任首届系主任。同年，梁钊韬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首批博士生导师，是当时文化人类学专业唯一的博导。在办系方针上，他强调综合研究的重要性，明确以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学派特色[1]。1986年，由他指导的学生格勒通过答辩，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美国传记协会主编的《世界名人录》（1986年版），评价梁钊韬“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199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E. Guldin)的专著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中国人类学逸史》），即以梁钊韬生平为主线叙述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2]

梁钊韬在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领域均有建树。他在粤北瑶族地区、海南岛黎族地区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1963~64年曾带领研究生赴滇西对佤族、拉祜族等民族做实地考察。他在百越民族史、中国南方文化区域及其特点的研究等方面，有独到见解。1958年，梁钊韬鉴定广东曲江县马坝乡挖出的人头骨为古人类头骨化石，该化石后来明确为早期智人“马坝人”。同年，梁钊韬对广东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则是他对我国考古学的又一贡献。梁钊韬开展跨学科研究，提出“民族考古学”的新研究方向，主张以民族学的与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及历史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从而对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细致的综合说明。

身为大学教师，梁钊韬生前编写过很多教材，如《中国考古学通论》、《原始社会史及人类学》、《原始社会史及民族志》等，皆未正式出版；《中国民族学概论》（合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唯一一部公开出版的。先生逝世后，他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1941年）才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初版，1999年再版）[3]；论文结集出版的有他的同事、学生们整理选编的《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年）和《梁钊韬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为纪念梁先生的业绩，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十周年和三十周年之际，人类学系同仁和他的学生组织编写出版了《梁钊韬与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梁钊韬先生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二

梁先生执教几十年、育人无数。改革开放后1981年忝列国务院第一批博士生指导教师，有生之年共招收4名博士研究生，不过仅有格勒一人全程在他指导下圆满毕业。据格勒回忆，先生常对他讲：“我现在培养了你这个藏族人类学博士，今后我还要培养蒙古族、维吾尔族、彝族等的人类学博士。”[4] 然而遗憾的是，先生再也没有招收到少数民族博士生。我是最后一个进入先生师门的博士生，1986年秋季入学，可谓“关门弟子”（同届另一名博士生从本科起就一直就读于中大人类学系）；1987年12月，先生遽归道山。

说来惭愧，对于梁先生的学术思想、造诣和贡献，我至今领会甚浅。我更加关注先生的曲折人生、师生情谊以及为复办人类学系的不懈努力。我接触梁先生时间不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更少，对于先生的理解主要还是通过日后阅读他人回忆和听闻人类学圈内人士讲述得来。阅读与聆听又促使我联想到自己当年的片断亲历，更加深切地缅怀往事，反思自己的作为。而作品中我反复阅读的主要是梁先生学友、同事、门生弟子等撰写的《梁钊韬与人类学》、《梁钊韬先生评传》以及梁师母的《相濡以沫四十年》[5]等。此外，我还与周燕女士合作翻译顾定国（G. E. Guldin）先生的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中国人类学逸史》），进一步加深了对有关情况的认识。为了写作中国人类学的历史，顾教授曾对梁先生做过多次深度访谈，对先生的家世、脾性以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诸多师生非常了解。

英文简装版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封面采用了一张梁先生在考古工地做现场报告的照片。73级考古专业学生杨耀林回忆“文革”岁月在中大学习考古，也说到：“在特殊年代，规避‘朝农经验’[6] 的‘开门办学’，走考古教学‘开门办学’的路子，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为了避开政治干扰、争取时间让学生学得真本事，梁先生设法把考古专业的师生拉出校园，到他学生或者朋友掌权的对口考古工地教学。这张照片画面记录的即是这样一种情景。杨耀林说，“先生讲课或作报告有一个特点，开始时和声细气，如果不用麦克风，坐在后排者要十分用心地听。随着问题的深入，他越讲越兴奋，声音和动作越来越大，直到下课或演讲结束，音量不减。[7]

无独有偶，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开篇“万岁梁钊韬”刻画的梁先生七十华诞的祝寿会场面，梁先生的发言情态也是如此：

最后，梁教授自己站起来发言。起初梁钊韬先生的声音很小，后来就越来越活跃。梁先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类学的看法。……梁先生越说越激动，他表示，愿意为这一学科、为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服务，他手舞足蹈地说道：“无论学校让我去哪儿，去做什么，我都会去做。[8]

记忆中我只有86年秋在马丁堂二层教室听过梁先生一次报告，那时是他出访美国归来不久，心情不错。报告具体内容我已经淡忘，拜读学长的生动描写，增进了我对先生演讲风格的了解。

三

中大人类学系复办30周年之际，曾为梁先生学生的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主编了《梁钊韬先生评传》。此书主体由三部分组成：（1）“人类赤子，杏坛名儒——梁钊韬先生小传”（第1-64页），由周大鸣的博士梅方权及李翠玲撰写；（2）“缅怀梁钊韬先生回忆集”（第66-154页），选录了梁先生逝世后他的同门师弟曾昭璇、张寿祺两位先生撰写的纪念文章（原载《梁钊韬与人类学》一书），节选顾定国教授英文专著的开场“Long Live Liang Zhaotao!” （“万岁梁钊韬！”）[9]，以及梁先生不同时期的5位弟子黄崇岳、杨鹤书、练铭志、杨耀林、乔晓勤应邀为此书贡献的大作；（3）包括“梁钊韬主要著译目录”在内的三篇附录（第155-205页）。

先生“爱生如子”可谓有口皆碑。这是我阅读之后感受特别深刻的一点。20世纪60年代初跟随梁先生读研究生的黄崇岳有一段描写“文革”动荡年代先生为他“主婚”的文字，十分传神：

当时所谓“结婚”，只是在北京工作的女友回来，领一张结婚证，两张铺盖合在一起罢了。结婚那天，既没有家长在场，也没有亲戚朋友祝贺，更谈不上什么婚纱、婚宴之类，冷冷清清。就在这时，敬爱的恩师梁先生赶来了，手捧两本毛主席语录和一盒糖果，对我们“革命化”的结婚表示祝贺，并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师母替我们摆上一桌喜酒和婚宴，老师成了我们的家长和主婚人。在外面一片“阶级斗争”的氛围中，先生柔肠侠骨，庇护学生度过简陋温馨的新婚之夜！这不是爱生如子的深情厚谊吗？真是刻骨铭心。[10]

身为复办的中大人类学系首届系主任，梁先生的身份地位很像一个大家族的家长，或许“爱生如子”的他自己觉得应该当好一个家长。但是，家长角色牵扯消耗了一位有潜质学者宝贵的精力乃至生命，对于专注学术研究无疑是有负面影响的。

复办一个学系，“招兵买马”靠的是梁先生。从一些回忆文章里看出，先生用专业人才首先考虑的是“学术血缘”。黄崇岳回顾：“他在校领导的支持下，首任人类学系主任，主持设计学科，组建班底，调兵遣将，知人善任。其中有分散各地的有关专业的资深学者，也有他培养的嫡传弟子，人强马壮。”[11]要用人还需为其考虑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商调其配偶。先生可谓用心良苦。被调来者当时对先生都有感恩戴德之心。但在中国现行的“单位制”制度设置下，这样的人事安排也使得日后小单位内部的摩擦难以避免。

以我“后进者”看来，先生这个家长实在活得很累。常言道“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别的不说，且看1985年前后人类学系教职员工中一度存在不少于五对夫妻的情况，就足以显示问题的复杂。[12] 这里仅提出两个文献参考数据。其一：1981年复办人类学系之初，“全系人马基本上是从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转来的教工18人，……连同历史系转来的学生29人，……全系师生员工共47人。”1991年，即复办十周年时，“现有教工共41人（含返聘6人），为复办时的2.29倍。其中教师28人，为复办时的2倍，占教工总数的68%”[13]。 其二：目前（2011年，即复办三十周年时），人类学系有在职教师25位，其中教授9名，……另有国内外兼职教授15人。[14]

先生当年也曾有健全学术梯队的盘算，他让系里一些教师分别开设博士生课程，应该是试图从中提拔几个博士生导师[15]。但是实际情况是，先生在世时中大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点除他之外再没有另一位导师。先生身后，人类学系处境艰难，发展一度陷入低谷，博士生停招长达七、八年。这是非常遗憾的。

四

曾昭璇先生《梁钊韬先生的主要成就》指出，梁先生研究南方各民族，乃承继导师杨成志的工作，即对从云贵高原到浙闽山地少数民族进行考察，不特专为岭南民族研究。他对田野工作特别重视，能够继承岭南派重视西南民族的基本精神。从遗留的学术成果看，梁先生确实以南方为重，指导的学生研究地域基本也在南方。晚年所做报告《中国南方文化的特点和研究方法》（1984年）陈述的观点，被认为是梁先生创立了自己人类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总结。

梁先生逝世不久《学术研究》期刊的“广东专家动态”栏目刊登了一篇仅有2页的短文：《我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梁钊韬教授临终前的采访》。采用这样一个副标题当然是有时效性和引人注目的考虑。文章虽短，但对梁先生的生平，西方人类学发展的梗概，中国人类学对于西方学说的应有态度，建设中国人类学的体系的个人设想等，都一一点到。我注意到其中，梁先生与访问者谈到当前人类学研究应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近年来，梁老正是从这两方面入手，从事我国南方文化的研究，而以区域文化、文化结构和文化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把他的几名博士生分别置于东南沿海、中南、西南等文化区域的研究，从而达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目的”。[16]

我读此文，联想往事，心情沉重。梁先生确有这方面的思考和宏愿。然天不假年，先生生前只招收了4名博士生，中国如此之大，“兵力”配置明显不足。最终结果“偏隅南方”，视野恢弘的先生必不甘心，深感遗憾。而我呢，似乎成了先生谋篇布局未能实现“北上”计划的一步“废棋”。

在我入学当年，格勒刚刚毕业，他身为藏族研究藏区文化，自有本身的优越条件。另一位在职读博的乔晓勤老师偏重考古，原来他开始读博时曾把着眼点放在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研究方面。然而在梁先生耐心的步步诱导之下，乔晓勤最终研究的是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岛屿区及大洋洲史前文化，其基本面貌，以及史前诸文化在区域间交流的途径，进而从理论上阐释作为人类适应方式之一的海洋文化。乔晓勤在回忆文章《梁钊韬教授与海洋文化研究》内有详细介绍。乔兄又道，“进入1987年，梁先生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用其有限的精力悉心指导我本人和他后来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胡鸿保和张永钊”。[17]

张永钊原在人类学系也是学考古的，比较顺利地与先生商定继续从事楚文化的研究。而先生在与我开始讨论主攻方向时，有过一番颇费口舌的“磋商”。一年级的第一学期上课没多久（1986年11月），先生找我到他家里商谈，他希望我能够研究新疆民族。这使我甚感惊讶，因为我报考梁先生，是了解到他的专长是南方民族研究，而且对滇西民族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我自己曾在云南插队，在云南大学虽非专攻民族史，但是在中央民族学院读硕士期间曾随黄淑娉老师实习，到过澜沧和丽江。加之我在民族学院就读期间多少对于新疆民族的复杂性和研究的难度有所了解。因此，商谈似乎成了我为自己申辩，做“选题陈述”，把利弊得失一一道来。我已经忘记先生怎么最终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设想，同意我选择云南民族作为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内容。第二学期刚开学（1987年2月），按学校规定到了要正式提交“博士生培养方案”的时候，我们再次到了导师家里。这次我又说动先生，把我的“研究方向”从“民族考古”改为“民族社会形态”[18]。因为依我对拟想中今后的田野调查地的了解，若要展开“民族考古研究”有点牵强，面临的困难会很多。

遗憾的是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与梁先生讨论我的博士论文了。先生去世之后，实际上我的论文是由刚调入中山大学不久的黄淑娉教授指导的。但是她当时还没有被增补为博士生导师[19]，梁先生是当年中山大学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点唯一的博导。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在读博士生必须由具有博导头衔的教授担任指导。所以，经过一番努力后，梁先生未能完成指导的乔晓勤等三名博士生分别联系到了北京的三位博导作为指导教师，中山大学研究生院给他们颁发了聘任书，聘请他们为中大的兼职博���生导师。

五

《梁钊韬先生评传》几大部分彼此关联，整体上让读者了解到一代宗师梁先生及其复办的人类学系的历史与现状。传主友人弟子的回忆读来让后学深受教育，同时也为本书第一部份“小传”的两位作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素材。不过，若从人物传记的角度评价的话，本书还是有一定欠缺的。主要是第一部分“人类赤子，杏坛名儒——梁钊韬先生小传”的分量不足（“小传”部分所占篇幅不到全书三分之一）。质量也有待提升[20]。若按目前整部书的内容来予以命题的话或许是《梁钊韬先生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人类学史脉络中的考察》。此书安排有点偏离“个人传记”。即便中大人类学系与梁先生本人关系极为密切，但以目前安排看，“小传”最后一节“千秋事业有传人”，加上介绍中大人类学近况的长文附录二和附录三，连同入选“回忆集”内张寿祺的《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这个“单位”在一部人物传记中显然是喧宾夺“（传）主”了。[21]

传主的年谱、著作目录，是一般传记的必备要件，《梁钊韬先生评传》虽有三个附录，却没有“年谱”，让人觉得有些遗憾。我们注意到《梁钊韬与人类学》（1981年）第一篇是庄益群的《梁钊韬教授生平业绩》，此文在《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中被作为附录，列于先生“主要著译目录”之前，承担了“年谱”的功能。而如今《梁钊韬评传》在第一部份的“小传”里明显引用过庄撰的“生平业绩”，若不新编“年谱”，则以将庄文收进附录部分较妥。

当年胡适曾经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他在《四十自述·自序》（1933年）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三四十岁的人的自传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兴趣，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他也曾说过：“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在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1929年）

包括梁先生在内的绝大多数老一辈人类学家，这些“做过一番事业的人”很少为我们留下“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的“自传”。 而无论中外学界，“传记伦理”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梁钊韬先生评传》剑走偏锋，朝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人论世”，即，注重传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西方传记传统的那种围绕传主私人生活进行个人化的微观叙事[22]，也许可以算作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业内人士有一种说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文类，而21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23]。我仍在期待，日后能读到新的梁钊韬先生传。

参考书目

邓泽民：《相濡以沫四十年》，《同舟共进》（广州），1994（11）。

梁钊韬：《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

【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张超：《我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梁钊韬教授临终前的采访》，《学术研究》（广州），1988（1）。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周大鸣主编：《梁钊韬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周大鸣主编：《梁钊韬先生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