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民族基础教育现状与思考

——来自四川康定藏区的田野调查

刘志扬

本文发表于《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5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充分的田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四川康定藏区（民族）基础教育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包括直接、间接受影响群体（学生、家长、教师、各级政府官员等）的真实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藏区；基础教育；康定

 

一、引言

2008年，笔者带队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基础教育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期间，我们采取了座谈会、入户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各阶层人士对藏区基础教育的意见和看法，调查对象包括：甘孜州、康定县政府、教育、民宗委、妇联等与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相关部门的官员，宗教界人士，中小学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在校学生，以及辍学儿童及其家长。

我们的调查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直接、间接受影响群体（学生、家长、教师、各级政府官员等）的真实观点和看法。因此，在实地调查访谈过程中，我们尽可能不要当地政府官员陪同，以最大程度地了解到各阶层人士真实的想法和意愿。

本次调查的选点原则，即以村落（行政村或自然村）有无学校、经济发展状况等作为选点主要依据，此外，还参考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特点，确定按以下标准进行选点：首先，康定县存在纯牧区、纯农区、半农半牧区三种不同的经济类型，生活在不同经济类型之中的人们在风俗习惯、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我们选择了纯牧村、半农半牧村、纯农村三种不同经济类型的村作为调查村，其中包括一个无小学村。其次，康定县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藏、汉、回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折多山以西为藏族聚居区，经济生活以纯牧业和半农半牧为主；折多山以东为藏汉等多民族杂居区，以农业为主。第三，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折多山以西的藏族聚居区由于受历史原因、交通不便、生产方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经济较之折多山以东地区滞后。

在语言的使用上，折多山以西的藏族聚居区，以藏语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交际工具；而折多山以东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大，以藏汉双语和汉语为主。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由于经济发展低、资金投入不足、师资缺乏等因素的制约，康定县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滞后，尤其是折多山以西地区的许多自然村甚至行政村没有小学和教学点。

根据康定县以上的社会、文化特征，我们选择了折多山以西纯牧业的塔公乡拉弄村、半农半牧的新都桥镇上柏桑二村和折多山以东的农区姑咱镇姑咱村作为调查点。其中塔公乡拉弄村有1－4年级的教学点一个，新都桥镇上柏桑二村无学校，姑咱镇姑咱村有完全小学一所。本次调查共对38名农牧民家长、12名学龄儿童、15名教师、39名各级政府官员进行了访谈，召开座谈会3次，实地调查中小学4所。

 

二、康定的民族与经济文化背景

四川藏区包括甘孜、阿坝两州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是中国第二大藏区。四川藏区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总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生活着以藏族为主体的，并有汉、彝、羌、回、纳西等20多个民族，总人口170余万，其中藏族103.66万人，占60％以上。四川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与内地汉族地区接壤，在历史上是藏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往来的交汇和互染地带，也是祖国内地与藏区交通的枢纽地带。

甘孜藏族自治州俗称康区，地处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东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雅安市，南接凉山彝族自治州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西隔金沙江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相望，北与青海省玉树、果洛藏族自治州相邻。1950年11月24日建州，是新中国第一个成立的专区级民族自治地方。现在全州下辖18个县、325个乡镇，常驻人口98.31万人。面积15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密度为6人/平方公里①。全州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州内居住着以藏族为主的藏、汉、彝、回、羌、纳西等19个民族，其中藏族人口68.63万人，占总人口的78.5％②。藏族主要聚居在康定、丹巴、雅江、理塘、巴塘、乡城、得荣、稻城、道孚、炉霍、甘孜、色达、新龙、白玉、德格、石渠等县。

康定县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州东部，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山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形复杂多样，截至2008年，全县面积1.16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9416公顷。辖21个镇（乡），年末总人口11.68万人③。其中藏族约占全县总人口的64％。康定地处藏汉两大文化的结合部，国道318贯穿全境，历史上便是藏汉“茶马互市”的主要场所，现已发展为西南藏区的重镇，藏汉贸易的物资集散地，交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多民族长期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使康定形成了以康巴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共存共融的文化特征。同时这里也表现出藏汉文化交流走廊的特征。康定地理环境独特，全县地处青藏高原到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横断山脉的大雪山中段，地势西高东低，全县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3000米。南北绵延的折多山是重要的地理、人文分界线，把全县自然分割成两部分，东部为高山峡谷地区，属农业区和藏汉多民族的杂居区；西部为丘状高原深谷地区，属于藏族聚居区，为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折西地区的藏族牧民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康定县的民族人口按地域可分为三部分：（1）折多山以西立曲河流域的木雅地区是藏族聚居区，操藏语康方言和木雅语；（2）东部大渡河流域的鱼通、金汤、孔玉东部3区是以藏族为主的藏汉杂居区；（3）以州县政府所在地炉城为中心的东部瓦斯沟（康定河流域）是汉族聚居区。向南折多河流域，向北雅拉河流域的榆林、雅拉两乡及附城是古代入藏通道，是以藏族为主的民族杂居区。

调查点之一的塔公乡位于折多山以西，立曲（河）上游，是康定县唯一的纯牧业乡。塔公乡东界雅拉乡，南邻新都桥镇，西连雅江县，北靠道孚乡。下辖18个行政村，海拔3780—4300米之间，总面积849.46平方公里，草场面积72977.88 公顷，可利用草场56667 公顷。2001 年全乡总人口6872 人（男3363 人，女3509人），1515户，其中藏族6836人，占人口总数的99.48％。2002年全乡国民生产总值为1411.35万元，其中牧业产值为1123.69万元。存栏各类牲畜57478头（只），其中牛49666头，马5366匹，羊2446只。我们的调查点拉弄村位于塔公乡政府所在地塔公村以北5公里处。按照塔公乡政府提供的数字，该乡人均纯收入为1050元。但根据我们在拉弄村的调查，村民实际人均年收入仅为200—400元。

另一个调查点新都桥镇位于折多山以西地区，距康定县城75公里的立曲河中游，总面积508.32平方公里。国道318、317纵贯全境。总人口5197人，1223户，其中藏族413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79.47％。新都桥镇下辖13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为半农半牧区。调查点上柏桑二村人口390人，83户，耕地1000亩，主要农作物为青稞、小麦、豌豆等。全村共有牲畜700多头，近年来，由于当地偷牛盗马现象严重，许多村民卖掉自家的牲畜，经济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农业。据我们实地入户调查后的测算，村民人均年收入在300—500元之间，生活十分贫困。

第三个调查点姑咱镇位于折多山以东、大渡河中游西岸，距县城31公里。姑咱镇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的以农业和商贸为主的小城镇，是甘孜州文化教育基地，也是康定东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姑咱镇下辖8 个行政村，2 个居委会。面积221.6 平方公里，总人口11716 人，2196 户。截至2002年底，全镇国民生产总值为673.47万元，粮食产量432吨，农村经济总收入548.13万元，农民人均收入920元。调查点姑咱村总人口259人，119户，其中藏族384人，汉族75人。全村耕地面积208亩。姑咱村是姑咱镇政府所在地，地处川藏交通要道，村民以农业为副业，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为商贸、运输业、餐饮等，是康定县比较富裕的一个行政村，实际人均年收入在2000 元以上。姑咱村尽管藏族占全村总人口的71.9％，但他们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以汉语为主要交际语言，大部分年轻人已不会当地的藏语④。

 

三、农牧藏区基础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一）甘孜州基础教育发展历史

直至18世纪初清朝康熙年间，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才出现义学和私塾。光绪三十年（1904）康定、巴塘出现了官话学校，形成了寺院教育、私塾、官话学校并存的局面。民国时期，西康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设立了分管教育的机构，形成中央、省、县三级教育管理体制。但折多山以西的边远县区现代教育仍然处于停滞阶段。民主改革以前，全州仅有现代学校42所，学生绝大多数是农牧主和官绅子弟。而折多山以西藏族聚居区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知识的传播主要被寺院僧侣所垄断。

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后，甘孜州基础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56年，州内各县都设立了小学；1976 年，达到县县有初级中学。从1987 年开始，甘孜州积极推进普及初等教育进程，截至2002 年底，全州有小学教学点1121所，在校学生88825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76176人，占85.76％。有中学37所，其中初级中学16所，高完中19所，单设高级中学2所，高中在校生3103人，初中在校生14132人，中学生总数达到17235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11551人，占67％。全州有各类寄宿制小学162所，其中有重点寄宿制小学19所，牧业乡寄宿制中心完小120所，开办寄宿制班的中学24所，共86个班。寄宿制在校学生已由2000年的15943人增加到现在的48363人。⑤

（二）康定县基础教育现状

解放后，康定全县形成了三个教育片区。三个片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片炉城镇是藏、汉、回杂居区，日常交往以汉语为主，教育发展水平领先；折多山以东地区为汉藏民族杂居区，汉藏两种语言兼用；折多山以西片区是藏族传统聚居区，使用藏语，折东片区无论学校数量还是教育水平都比其他两个片区为低。⑥改革开放以来，康定县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基础教育，目前全县共有中小学132所，其中中学3所（高完中2所），小学106所。在校中小学生12103人，其中寄宿制学生3691人；中小学教职工1031人（代课教师和临时工133人），其中初中教师206人，小学教师558人。

全县共有学龄儿童9582人，入学率94.10%；辍学率4％；完成率92.99％。现有小学106所（原有小学124 所，2002 年全县学校布局调整后撤并村小18 所，撤并后减少代课教师14 人），其中乡（镇）中心校23所，占小学总数的21.7％；基点校9所，占总数的8.5%；村小74所，占总数的69.81％。在校学生9582人，378个教学班；全县小学教职工683人，其中公办专任教师549人，代课教师99人；具有小学高级技术职称教师167人，占教师总数的30.41％。小学办学条件方面，生均校舍建筑面积4.60平方米，危房率16.9％，危房面积6763平方米；理科仪器设备达标率36％，学生人均图书5.5册。

全县现有中学3所（其中高完中2所），6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228人，入学率47.10%，辍学率5.5％，完成率42.48％。教职工292人，其中公办专任教师244人。初中学校办学条件方面：生均校舍建筑面积4.02平方米，危房率31.6％，危房面积2871平方米；理科仪器设备达标率33％，学生人均图书7.12册。⑦

（三）学校类型与所调查学校的基本情况

此次我们调查了塔公希望小学、拉弄小学、姑咱小学、康定藏文学校等，学校类型包括乡镇中心校、完全小学、教学点及民族学校，由于我们在康定调查期间正值学校放寒假，尚未开学，除多吉扎西活佛创办的位于塔公乡境内的西康福利学校因学生基本上为孤儿、残疾儿童而没有假期外；对于其它公办学校，我们无法实地参与观察所调查学校的教学情况，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1.寄宿制学校

目前康定县共有寄宿制学校24所（中学3所、小学21所），其中折东学校8所，占33％；折西学校16所，占67％，寄宿制中小学生总人数达2138人。康定县为贯彻落实《十年行动计划》，自2001年起，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和扩大寄宿制教育和寄宿制学校，在资金投入、师资配置、完善基础设施和教学设备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折西地区由于以牧业为主，牧民家庭居住分散、流动性大，因此乡镇中心校和村级完全小学基本上都是寄宿制或半寄宿制学校。

2.乡镇中心小学

康定县共有乡镇中心校23所，占全县现有小学总数的21.7％。以寄宿制形式为主，生源范围覆盖整个乡镇。我们调查的塔公乡希望小学，是一所乡中心小学，共有1-6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在校学生150人，全部为藏族学生，以牧民子弟为主，生源来自乡辖的18个行政村。寄宿制学生有130人，一般都是家庭离学校距离较远的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86.67％。校舍总面积1020平方米，学校没有图书室、教学实验仪器设备仅有一套捐赠的二类设备。教师使用藏语加单科汉语进行授课，课本为藏、甘、青、川、滇五省区联合编制的教材。塔公希望小学存在主要问题是学生辍学率高、巩固率和升学率低，年级越高，辍学率越高。藏族没有汉族“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男女学生的入学率与辍学率大致相当。

3.完全小学

姑咱镇姑咱小学是一所行政村级小学，是乡镇中心校的下属学校。姑咱小学共有6个年级16个班，在校学生总数为720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为518名，占71.94%，以藏族为主。寄宿制学生160名。校舍面积3280平方米，教师人数38名，有价值5万元的教学实验仪器一套，学校图书室藏书3743册，平均每个学生拥有5.2册图书。给我们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学校教学楼为新建筑，但教工宿舍是旧楼、危房。13户教师的住房，平均每户面积仅为7至8平方米，有的教师家庭祖孙三代挤在15平方米窄小的木板房中。由于没有厨房，只能在走廊上生火做饭。

4.教学点

塔公乡拉弄小学是一所教学点，共有1-3年级三个班级，在校生29名，全部为本村藏族牧民子弟，由于学生父母在夏季要从拉弄小学所在的定居点转场到夏牧场放牧，因此在每年父母外出放牧的这一时期，学生都要在学校寄宿。学校舍面积660平方米，现有教师2名，均为藏族，懂藏汉两种语言。教师使用藏语加单科汉语进行授课，课本为藏、甘、青、川、滇五省区联合编制的教材，由于课本中的许多内容是从汉语课本中直接翻译过来的，使得藏族学生存在着理解上的文化障碍。拉弄小学的学生在4年级以后要到离村5公里外的塔公希望小学寄宿就读。拉弄村学龄儿童的辍学率高，据小学教师介绍，能升入乡中心校继续上学的孩子仅为拉弄小学毕业学生人数的40％左右，小学毕业后，很少再有升入中学者，绝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了回村劳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贫困导致高辍学率。一些学生家庭甚至无法负担孩子在乡中小学校期间每年600元的生活费和书本费；（2）牧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尤其在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牧民家庭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许多孩子稍大便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生产劳动的重任；（3）学校教学内容与牧区实际相脱离，使牧民认为学校教育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不大；（4）毕业生就业困难导致“新读书无用论”的流行。

康定县的教学点一般设在距乡镇中心校和完全小学较远，交通不便的自然村，是对以上类型学校的一种补充。教学点大都是走读学校，开设小学1-4年级课程，学生5年级以后要到乡镇中心校或完全小学寄宿或走读。教学点教师一般为1-3人，是乡级完全小学的下属学校。

5.藏文学校

新都桥镇康定藏文学校（中学）成立于1987年，目前全校共有教职工52名，其中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教师39人，汉族13人。在校学生445人，其中高中162人，初中283人，寄宿制学生438人，生源基本上都是来自康定县折多山以西九乡一镇的藏族农牧民子弟。有12个教学班（初中、高中各6个班）。采取“藏单班”和“汉单班”两种教学形式，“藏单班”数理化等各门功课使用藏语授课，另外再加一门汉语；“汉单班”除一门藏语文外，其它科目全部使用汉语授课。2002年学生入学率为95％，辍学率2.8％，完成率84.9％，毕业率100％。从学校收费情况看，高中部每个学生每年需交杂费250元（杂费220元、取暖费10元、住宿费40元），高一年级书本费310元，高二年级书本费250元，高三年级书本费190元。初中部学生每年杂费为90元（杂费40元、取暖费10元、住宿费40元），书本费为170-200元。为了吸引农牧民子弟就学，学校免去了学生的学费，其它费用收取得也相对较低。因此尽管康定县每年对藏文中学拨款114万元左右，也仅仅够维持学校运作的正常开支。学校教学仪器设备陈旧，目前微机室中的电脑设置很低，连藏文软件也无法装入，仅能供学生练习打字。学生宿舍严重不足，一些学生只能在附近民房租房住宿。

6. 民办学校

此次对甘孜州境内民办学校的调查我们主要集中在宗教界人士所创办的私立学校上，目前这类学校在甘孜州共有7所，均为当地有影响的寺院活佛创办。我们此次调查访谈了办学比较成功，影响较大的西康福利学校和甘孜甲登慈善学校两所学校和它们的创办人。

西康福利学校是一所由康区著名宗教界人士、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甘孜州政协常委、康定县政协副主席多吉扎西活佛筹资兴办的一所非盈利性民办学校，校址在塔公乡境内。1998年正式招生开学，现有来自甘孜州13个县藏、汉、彝、羌四个民族的120名学生（藏族学生占80％以上），其中孤儿85名、特困生35名。西康福利学校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教学质量，取得了骄人业绩。

甘孜甲登慈善学校是甘孜县大金寺甲登·洛绒向巴活佛于1994年个人筹资兴建的一所公益学校。生源主要是甘孜县绒巴岔区四个乡及生康区贡隆乡残疾少儿、孤儿、特困生。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藏语文、汉语文、数学、绘画、思想品德、体育、藏医等课程。由于学校结合农牧区实际，在科目中增加了实用技术培训，因此受到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欢迎，毕业生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1995年，由于资金紧缺，甲登活佛拿出个人的全部积蓄，卖掉马匹，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四处募捐化缘，投入40万元建起了四排教工宿舍、学生宿舍和两排教室，学校至今仍有30多万元的债务无力偿还。

西康福利学校和甘孜甲登慈善学校受到农牧民群众的热情欢迎，要求入学的来自甘孜州各地的农牧民子弟络绎不绝，但由于学校资金不足，校舍紧张等因素的制约，无法满足更多的农牧民家长送子入学的要求。藏传佛教各寺庙都有办学的传统，也具有一定的办学条件和办学经验。藏区宗教界人士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宗教界人士，特别是活佛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在全民信教的藏族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通过对他们创办的西康福利学校、甲登学校的调查和访谈，我们看到这些宗教界人士十分热心在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为本民族教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藏区教育史上，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结合一直存在矛盾。例如，传统教育强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不大重视现代科学知识，从而制约了藏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而现代学校教育则以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主，忽视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不仅制约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广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民族自尊心。另外，现阶段的学校教学内容多以汉族文化知识背景为主，脱离了藏区农牧区的实际，办学方式呆板，缺乏灵活性和实用性，且以应试教育为主，没有使广大农牧民看到入学的实际价值和意

义。而活佛办学模式则将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辅之以实用性很强的技术培训，由此一来，不仅将教育的功能调整的更为合理，同时也调动了藏族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藏族学生家长送子入学的积极性。

解放以来，甘孜藏区教育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学龄儿童入学率、升学率、巩固率一直较低；相反，辍学率和文盲率却居高不下。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把这些现象归结于藏族在对待学校教育方面观念的落后和保守。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广大藏族群众同其他各民族群众一样有着强烈的求学欲望，我们从活佛所办学校受到广泛的欢迎，要求入学的人数大大超过学校容纳能力上可以证实这一点。

（四）各级政府为发展基础教育采取的各项措施

自2001 年开始，由四川省政府牵头协调省教育厅、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厅等部门，发起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振兴的十年行动计划”（简称“十年行动计划”）。计划在2001年至2010年10年内每年向民族地区的教育领域投放3亿元人民币，以此来解决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问题。具体措施有：在牧区实施牧民定居工程，尽量使牧民集中居住，降低率牧民子弟辍学率。对距离较远的学生实行寄宿制，每个普通寄宿制学生每月补贴30元，而重点寄宿制学生每月补贴50元，解决学生因负担不起生活费而辍学的问题。另外，还有诸如加强学校硬件方面建设，修建学生宿舍和教学楼等措施。到2002年，康定县落实“十年行动计划”资金总额526.25万元，共有1860名寄宿生享受到以上“十年行动计划”所提供的补贴。1996年9月，甘孜州在新龙县召开了全州牧区教育现场经验交流会，提出了牧区教育以公办为主、集中为主、寄宿制为主、全日制为主和学生生活家长承担为主的原则。现在全州已建成各类寄宿制中小学186所，在校学生15943人。5个牧业县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到60％，较推广寄宿制前的1994年提高了18.93%。针对广大牧区、半农半牧区的藏族群众以藏语为主要交流工具的实际，1995年9月，甘孜州在霍炉县召开了全州第二次双语教学经验交流会。会上提出了全州要以藏文教学为主和汉文教学为主两类模式并行的方针。目前，全州实行双语教学的小学共821所，在校学生50386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74.85％，其中，以藏文教学为主的小学211所，在校学生11999人。以藏文教学为主的中学4所，在校学生842人。⑧另外，康定县为了落实各级学校实行县、乡（镇）分级管理的原则，从1999 年初开始，县政府与各乡（镇）签订了《康定县乡（镇）级人民政府教育、文化工程目标责任书》，各级政府将教育纳目标管理，管理职责落实到人。我们在调查中看到，为了完成“责任书”所规定的任务，塔公乡政府等对不按规定送子入学的家长制定了一定的惩罚措施，客观上起到了提高入学率的作用。

 

四、藏区民族基础教育主要问题及症结分析

（一）当地人对制约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的认识

我们采取了入户访谈、座谈会、参与观察等多种参与方法，着重就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学生、家长（父母和祖父母）、辍学儿童、辍学儿童家长、教师以及州、县、乡（镇）各级政府官员等进行了调查。

从各级政府官员等人群对制约当地基础教育发展因素的排序来看，我们可以看出：（1）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牧民生活贫困是制约甘孜州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2）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牧区群众居住分散，学生家庭距学校距离较远，交通不便。这一点尤其在折西地区最为突出；（3）认为基础教育的投资不足在州县一级官员中反映更为强烈；（4）师资力量不足，教师水平有待提高在折东和折西地区有不同的理解。折西地区的乡镇领导认为是缺少教师，尤其是通藏汉双语的教师；而折东地区相对比较富裕、已经完成普九任务的姑咱镇官员认为应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5）思想观念落后主要是指农牧民对教育重要性认识的不足，一部分人认为孩子能识字就可以了，不必再上更多的学。

从对学龄儿童辍学原因地的排序来看，家庭贫困，无力负担学习和生活费用是造成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另外，家庭劳动力缺乏也是导致学龄儿童辍学的重要原因。初中和高中阶段由于学费和生活费的增加，许多农牧民子弟的入学率大大降低。

在对如何改善改善当地基础教育方面，大多数干部都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寄宿制学校和集中办学适应来提高入学率和降低辍学率。

值得注意的是，纯牧区的塔公乡和半农半牧区的新都桥镇80％以上的干部重点提出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寄宿制教育提高入学率和降低辍学率。这反映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认为寄宿制学校、集中办学适应牧区实际情况。

（二）藏区民族基础教育之症结分析

总体来说，制约藏区基础教育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生活贫困造成入学率下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对教育的巨大影响可以从我们对折东、折西地区实地调查中反映出来。位于折东的姑咱镇姑咱村，全村人口384人（其中藏族384人，汉族75人），耕地面积208亩，尽管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4亩，但由于姑咱村地处川藏公路交通咽喉要道，是姑咱镇镇政府所在地，商贸十分发达，大部分村民家庭都有临街铺面；60％以上的家庭有各种农用运输车辆和电话，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购买了手机。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为农业以外的运输、商贸、饮食等行业，村民生活富足。姑咱村共有学龄儿童84名（小学生48名、中学生36人），小学与初中入学率为100％，已经完成国家规定的“普九”任务。村中有一所村级完全小学——姑咱小学，生活的富足使得姑咱村村民有能力供养孩子完成学业，学生除帮助家里干一些较轻的家务外，基本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之中。镇、村领导和学生家长对当地基础教育关心的焦点则集中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教学设备、教师水平等），更多的是与省城和其它教学质量比高的州县学校的比较。如我们访谈的部分家长认为，他们有能力为孩子购买电脑等高档学习用具，但姑咱镇缺乏懂电脑的教师。与姑咱镇基础教育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折多山以西广袤的农牧区，近年来，尽管州县政府免除了折多山以西的藏族聚居区孩子上学的学费以及寄宿学生的住宿费，政府支持力度很大，但即使还是有一部分农牧民家庭因交通不便、学校距家路途较远，或无法负担孩子在学校读书期间的伙食费、书本费而失学。塔公乡是一个藏族聚居的纯牧业乡，据乡统计报表显示，该乡牧民2002 年人均收入为1050 元，但在我们实地入户访谈中发现，许多牧民家庭的人均收入仅为200-300元。调查点拉弄村有一所教学点，有1—4个年级，村里的孩子在5-6年级要到离村5公里外的乡中心校寄宿。每个学生每年的杂费和伙食费大约需要元，这对于人均年收入为200-300元的家庭仍然无力负担，从而导致5-6年级辍学率较高。如色齐卡村共有学龄儿童40人，其中在校生16人，辍学儿童24人，入学率为40％；夏玛龙村共有学龄儿童37人，其中在校生15人，辍学儿童22人，入学率为40.5%。大部分学童的辍学是在5-6年级阶段。总之，贫困面大，贫困程度很深，客观上造成入学更固难，辍学率居高不下。虽然各级政府想了各种办法，甚至通过行政强制手段增加入学率，减少辍学率，但控制的难度依然很大。

（2）传统生产方式对教育的影响。1980年代初期，草场和牲畜承包到户后，牧区家庭居住分散，绝大部分牧民尽管实现了半定居化，但夏季仍然需要迁移到夏季草场放牧。牧区居住的分散性和流动性极大的影响到学龄儿童的入学和升学。在牧区，孩子们年龄虽小，但在牧区生产劳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牧业重要的劳动力。一个十岁左右的牧民孩子，能够放牧二、三十头牦牛或羊。能为家庭生产做出重要贡献。尤其近年来，在国家逐步加强计划生育措施的情况下，导致农牧民家庭生育率逐渐下降，人口的减少使得农牧民家庭尤其是牧区的家庭劳动力更加显得缺乏，因此，一些家长过早让孩子承担起生产劳动的重任，不愿让他们读书。传统的牧业生产方式对孩子劳动力的要求严重影响了牧民儿童的入学和辍学。

（3）教学点不足和布局不合理。这方面折多山以东地区情况相对较好，折多山以西农牧区问题比较突出。姑咱镇基本上每个村都有一所条件相当不错的学校。而折西地区的塔公乡下辖13个自然村，只有一所乡中心校，5个教学点。大部分的自然村没有学校和教学点。牧民子弟上学十分不便。如新都桥镇的上柏桑二村，由于没有学校，学龄儿童上学只能到距村5公里远的下柏桑村小学上学。藏族传统上对孩子非常疼爱，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全，宁愿让孩子呆在家里，也不送去上学。在我们调查期间，发现全村名学龄儿童竟然全部辍学在家，辍学率为100％。另外，没有教学点的村落学生上学年龄普遍偏大，降低了巩固率。农牧民不愿让尚无生活自理能力、年龄较小的孩子远离父母，独自在外，因此一般都要等到孩子9—11岁才会让他们到离家较远的学校走读或寄宿。小学毕业后由于年龄偏大，感到与比自己年龄小的多的同学一起读书不好意思而导致辍学。

（4）宗教信仰的影响。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由于农牧区的大多数藏族属于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他们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世界，对外界知之甚少。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模式就是干活和烧香、磕头、朝佛，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财产都贡献给寺庙，以示对佛祖的虔诚，求得来世的幸福。宗教信仰成为藏族群众的精神支柱，宗教活动贯穿于广大农牧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上宗教与教育关系十分紧密，有“舍寺院外无学校，舍宗教外无教育，舍僧侣外无教师”之说，藏区民主改革前寺院僧侣垄断了教育，宗教习俗至今仍然对藏区现代学校教育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如藏族群众有将两个以上儿子中的一个送入寺院为僧的习俗，这直接影响着藏区青少年入学接受现代教育；有的家长宁愿将孩子入寺当扎巴（僧人），也不愿送孩子到学校读书。在一些经济落后、农牧民生活贫困地地区，有些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入寺院当僧尼，不但能修习佛法、造福积德，而且今后起码可以解决孩子的个人生活问题，减少家庭负担，强于去上学读书。

（5）当前中学、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入学率和升学率。国家实行教育改革，对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要求他们自主择业后，极大地影响了农牧民送子入学的热情。送孩子入校读书对于贫困的农牧民家庭来说既减少了家庭劳动力，也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和投资。但当他们看到大中专毕业生，特别是藏语文专业的毕业生受专业的限制，就业面窄、找工作困难时，便认为倾全家之所有供孩子读书实在是得不偿失，不如让孩子早点回家劳动，以免花冤枉钱。塔公乡拉弄村拉弄小学的退休教师索罗巴奇有一个在西南民族学院藏文系读书的女儿，夏天即将毕业，但至今尚未找到工作。索罗巴奇一家为了供女儿读书，节衣缩食，还欠下了不少的债务。全家本指望女儿大学本科毕业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前程，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还清外债。可现在寄托着全家希望的女儿连找一份工作都困难，使索罗巴奇伤透了心。索罗巴奇女儿的境况对拉弄村村民们的触动很大，在我们入户对学生家长进行访谈时，几乎每个家长都以此为例，表示孩子读书太多没有什么用处，孩子将来只要能识文断字，不是文盲就可以了。据县乡干部反映，这种观点在农牧民家长中相当普遍。县乡干部形象地将这种农牧民对待孩子接受教育的态度称之为“新读书无用论”。由此可见，受就业因素的影响，农牧民群众重视教育的热情有所回落。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回到家乡后，长期的学校生活使得他们不能适应繁重的生产劳动，怕苦怕累，被当地的农牧民视为既非干部、亦非农（牧）民的“废人”。塔公乡的一位牧民伤心地告诉我们，他初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儿子已经不能适应传统的牧业生活，非但不能承担起家庭劳动的重任，甚至不敢接近马和牦牛，害怕牲畜踢伤他，在村民眼里他成了一个不谙传统劳动技能、眼高手低、游手好闲的“废人”。

 

五、余论

通过以上调查我们看到，折多山以西是藏族聚居区，以农业、牧业及半农半牧为主。折多山以西以藏族为主的地区，较之折多山以东地区更加贫困，基础教育更差，学龄儿童的辍学率大大高于折多山以东地区。从我们的实地调查结果看，寄宿学校得到农牧民的普遍认可，实践证明，寄宿学校对提高牧区学校教学质量、降低牧区贫困学龄儿童的辍学率都十分有益。但寄宿制同时也加重了贫困家庭的负担，因此把发展寄宿制学校，与减免贫困儿童学杂费和补贴生活费配套进行是十分必要的。在国家主导的针对农牧区的学校布局中，撤校并点是大的趋势，体现了政府理性化和现代性的思路，全面提升了教学质量，扩大了规模效益。然而，这样做的本身也反映了一种简单划一的、理性的科学主义思维，是对多样性文化的漠视。基于以上认识，在学校类型的选择上，对农区和牧区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牧区重点发展寄宿制学校，在人口密集的农区实行寄宿制与教学点相结合的办法。

根据藏区地广人稀的特点，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合理调整校点布局，把集中资源优势办中小学或寄宿制学校与分散的教学点相结合，进一步加大对以村为单位教学点的硬件投入。在我们调查的藏区，目前政府正在大力发展寄宿制小学和中学。寄宿制小学或中学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子女的入学费用和开支。而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把集中力量办寄宿制或中心小学与扩大偏远地区村小或村小的分散教学点相结合的模式，才比较适合广大藏族农牧区的实际情况。

另外，在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开设职业培训课程，以使基础教育更加符合农牧区实际和农牧民的需要也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我国的教育体制偏重于应试教育，以学生成绩作为考核教师和学校的硬指标。不能升入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在学校中所学习到的知识不能应用到生产和生活实际中去，影响了学生入学率的巩固和提高。因此，藏区的中学和小学高年级阶段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在教学计划中积极引进职业教育因素，增加劳动技术课程，努力使中小学生毕业时初步掌握适合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劳动技能和脱贫致富的本领。学生尽早掌握一些实用技术，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积极性就会提高。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民族类课程教材体系不健全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目前“双语”类学校使用的教材并不适应藏区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教材的翻译上术语不准、概念不清，甚至误译现象比较严重。同时，藏语文教材翻译内容过多，传统的藏语教学内容偏少，造成藏族学生所学习的藏语文不符合民族语言习惯，学生不能正确接受标准的藏语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给教学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影响了教学质量。目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汉语使用范围广，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普遍在藏族学生中实行了藏汉双语教育，同时，藏族牧民家长也都要求加强孩子的汉语言课程的学习。因此，对藏语是第一语言，没有汉语语言环境的藏族孩子来说，如何为他们创造有利的学习语言的条件显得十分重要。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藏区农牧区中小学缺乏精通汉语文的藏族教师，汉族教师又较少去那里任教，这种情况也极大制约了藏族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

最后，政府应对民间人士所办的学校给予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充分发挥和调动他们办学、助学的积极性。因为这种办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农牧民对现代教育的认识，并乐于接受现代教育；有利于提高农牧民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有利于提高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有利于提高广大农牧民的文化素质。我们认为活佛办学模式对藏区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现阶段是对民族教育发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基金项目：西藏民族学院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立项课题“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研究”（项目号：XC1304）。

作者简介：刘志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学人类学。

 

注释：

①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四川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第66页。

②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抓好基础工程、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交流材料，铅印本，2008年。

③薛康：《四川年鉴2008》，成都，四川年鉴社，2009，第482页。

④康定县姑咱镇镇政府：《康定县姑咱镇简介》、《康定县姑咱镇基本情况》，内部油印本，2006年。

⑤甘孜藏族自治州教育局：《甘孜州教育工作基本情况》，铅印本，2007年。

⑥四川省康定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康定县志·教育科技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第469页。

⑦康定县教育局：《康定县情及教育工作基本情况汇报材料》，铅印本，2007年。

⑧甘孜藏族自治州教育局：《甘孜州教育工作基本情况》，铅印本，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