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人类学视野下的具身性与多重世界

和少英，姚伟

《思想战线》2020年第2期

 

摘要：本土疾痛的身体体验，既是中国人世代知识经验的传递，又是文化认同的关键。脉诊是认知能力与治疗能力相对应的具身性理解方式。中医具身性体验，可以拓展和丰富民族志研究的传统方法。多重世界的系统独立性，可作为理解中医不同流派的工具。在科学主义的间隔下，病痛体验是人们理解替代医学体系的现实基础。中西医百余年来的间隔，需要用人类学来打破。具身性与多重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助形成一种对中医“内外交织”的研究态势。

 

关键词：中医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具身性；多重世界；中西医对立

 

中医人类学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探索的一个交叉学科，它是人类学诸分支学科中较为独特的一个，肩负着让非中国文化者理解中医，理解异文化对中医的解读，利用中医在异国他乡开枝散叶后发展出来的各种“海外中医”来丰富和发展本土中医等任务。中医是中华各民族的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中医人类学以此为研究对象，天然地就具备了人类学中国思想和人类学中国经验的资源优势，但如何在以本上化的主体性研究取向来思考中国人文化和行为的同时，又能与当今国际人类学界主流的思潮相对接，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因为，只有在学术脉络上与国际人类学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相勾连，才能真正使之成为世界所承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分支学科，为全人类的整体人类学知识添砖加瓦。

 

人类学本体论的转向(turn to ontology)，是近年来国际人类学界为克服几十年来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人类学理论知识体系日益“碎片化”后的产物。尽管学者们对人类学本体论的转向还有种种不一的理解和解释，但是对于民族志研究中沉浸式参与——具身性实践的重视，以及对人类生活诸世界（worlds）的思考，却是有相似共通之处。本文即是以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思路，通过具身性和多重世界视角来分析中医文化的研究领域，拓展中医人类学的研究思路。

 

 一、具身性的中医

 

在过去的人类学认知模式中，推崇的是某种“旁观者的知识模式”，即以绝对的客观性为知识的理想，视心智为自然之镜，视认知为对外部世界的表征。而随着近年来学术界自我反思与文化批评的深入，人类学研究不能再对过去“世界中的客体(objects in the world)”熟视无睹，而是开始意识到“主体即世界(subject is the world)”。在民族志的研究和表述中，身体的“缺席”不应该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对身体的存在和作用进行反思。具身性(embodiment)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基于在世的存在(being in a world)的，只有以身体作为基本工具，我们才能与世界进行互动，进而理解。所以，人类学必须立足于人们的内在感知，关注具身体验，理解外在的社会文化是以何种方式来完成自我的建构，进而作用于个体日常生活的。

 

中医是中国传统身体文化最为集中的现象，中医的养生、保健、治疗的经验和知识相当集中地体现在人们目常的生活之中，以具身性角度来观察和理解中国人的身体，有着本体论意义上的高度现实性，能够发挥人类学意义上的木土思想和资源优势。

 

（一）作为本土疾痛的身体经验

 

中医对普通中国人的目常生活中有着深刻影响，大量的身体体验都与之相关：如食物寒、凉、温、热等属性的分类，各种饮食应根据何种休质、何种季节、得何种病时加以宜忌的规则；围绕各种身体的体验和感受，如酸、麻、热、胀、痛等背后意喻着对身体的各种解释；对疾病症状和病名的地方性归纳和命名，如“发痴”“上火”“发黑晕”“消虚汗”“血伤风”“老寒腿”等；各种身体体验与环境、气候、饮食间的联系，并加以趋避的经验技巧。这些人们自小从周围人群习得的经验和知识，以不断实践重复的方式，传授给个体在自然世界生存下去的健康知识，维系着每个个体的生命安全。这些身体体验和知识，既是个体濡化的内容，也是前人生活经验世代相传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成为构成自我存在的基木素材，同时，也是人群激发欢乐苦痛记忆和相互认同的关键性因素。

 

具身性的身体感和病痛体验，有些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有些则被认为是文化性的，后者不被现代西方生物医学注重。因为去医院做医学检验时，很多时候并未显示异常，但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这些人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各种苦痛和不适。回到目常生活中，却往往不乏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疗愈手段。这些具身性的体验，有些是文化性的，有着明显的文化选择特性，有些则是社会性与生物性的结合，通常有着地方化的特点。如日本比较医学史学者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教授研究的日本人的“肩凝”，西方人的“紧张”等均是如此，表现出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形塑和训练下，某些体验会更为敏感和发达。

 

麻国庆教授认为，探索具身化在人类学研究中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具身化对个人及群体的认知体系的思考，实际上是对心态秩序的分析，通过身体感官与记忆表述，人们可以对其自身传统进行重新思考与建构，并反映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所以，围绕中医文化在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具身化研究，可能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中国人是如何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关键。过去，中医文化经验因为离我们生活太近，缺乏文化上的他者性，所以成为研究的盲区，容易被学科研究者们忽视。现在随着人类学本体论的转向，随着具身化和感官人类学等研究在国内的兴起，伴随着从味觉、嗅觉、视觉、听觉、身体感等方面去探讨族群记忆与认同，成为了一种研究路径，中医文化成为我们理解人群共同体认同意识的一种更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脉诊的具身性

 

切脉是中医四诊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部分。明代医家徐春甫认为：“脉为医之关键，医不察脉，则无以别证；证不别，则无能够措治。医惟明脉，则诚为神医；诊候不明，则为庸安。”清代吴鞠通则更进一步指出：“四诊之法，惟脉最难，亦惟脉最可凭也。”脉诊具有强烈的具身性色彩。中医有“有诸内者，必形于外”的说法，而医生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受，体会寸口反映的动静变化，探索患者身体内部的深藏意味，就是中医诊疗中很重要的一环。

 

中医通过脉诊来对患者身体状况进行理解时，既需要对中医脏腑生理病理等身体模式有清晰的理解，同时也依赖医生手指触觉和身体体验的敏锐度，否则就会犯晋代医家王叔和所说的“心中了了，指下难明”的毛病。身体模式和具身性的触觉体验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身体模式指导对具身体验的理解，而具身体验的分析和整合，又是建立健全身体模式的必要条件，两者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在传统中医中，脉诊是学徒通过具身感受来获得中医专业训练的最复杂精细的部分，这些知识经验的生成和传承，通常需要通过师带徒的方式，经过较长时间高语境下的反复磨合才能完成。

 

中医根据脉搏的快慢、强弱、深浅等不同，将其具体细分为20余种不同的脉象，分别与不同的身体变化相关联，使之成为一整套细致入微的身体技术。在脉诊过程中，中医医生需要仔细辨别和区分哪些是病理因素的影响，哪些是人休内外环境的正常变量，因为脉象会受年龄、性别、形体、起居、职业和情志等因素的影响。

 

很多的医学体系都会通过脉诊来诊断病情。古希腊医生、印度阿输吠陀医生、藏医医生、蒙古医医生、中医医生在诊疗时，都会把手搭在腕部桡动脉相似的地方，但查知获得的信息却各有差别，这在跨文化比较时尤其突出。栗山茂久在《身体的语言：占希腊医学与中医之比较》中，比较了古希腊医学中对脉搏的重视和中医对脉象的重视，认为同样的身体结构，会因为医学文化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对身体的不同解释，进而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身体认识。古希腊医生关注脉搏的正常，以及肌肉、形态和力量，强调用运动来锻炼身体。而中医医生更注重的是脉象的调和与否，注重气血与环境、气候、饮食、疾病等的关系，以达到调理、养生的目的。这些都说明，古希腊医学与中国医学在自然身体认识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以脉诊这种具身方式获得的信息，需要在各自特定的医学体系结构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翻译和解码。

 

人类学具身性的理论，着眼于社会文化与自我体验建构的关系，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从整体性视角来理解中医脉诊模式的生成，将其放在一种认知能力与治疗能力相对应的身体技术整合结构中来看待，可以消除对脉诊的神秘化理解，更好地帮助中医医生便捷地理解和把握脉诊技术同间，人类学的跨文化脉诊经验，还可以有效地帮助中医医生减少对中医脉诊作“本质主义”式的理解，进而避免出现“钻牛角尖”或轻视脉诊的倾向。

 

（三）作为民族志方法的中医具身体验

 

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主要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然而这些传统方法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某些领域时，是有所不足而需要进行测整和变化的，这也是人类学木土化/中国化的重要范畴之一。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曾经主持过关于《文化、气与传统医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计划，试图对“气”在中国文化中的复杂关系做一本土化的认知科学研究。在此研究中，李亦园先生不为西方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所囿，尝试以研究者练气功践行文化的方式来感受“气”��化的内部经验，为探究中国文化真相做出努力。这种方法，突破了既往人类学者以身份扮演为主的参与观察限制，因为传统的参与观察方法在这类课题研究时是难以施展手脚的。如果只扮演参与者，而不践行其活动内容，很难获得实际体会。同时，观察者也不能通过观察别人练气功来感知其内在的情形、所以记录也就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

 

而今，我们开始做中医人类学研究时，可以学习借鉴李亦园先生的思路，以自己身体为媒介，具身性地感知中医经验，通过学习脉诊、服用中药或接受针灸，用身体来体验和感受中医手投作用于人体后的反应，观察、对比和总结中医理论知识建构的过程。这或可作为人类学学者进行中医研究的一种方式。

 

中医是建立在精密细微身体感基础上的一门技术。中药寒、热、温、凉四种药性以及辛、甘、酸、苦、咸、涩等药味，都不难通过身体体验来分辨。过去的中医医生，在遇到某种陌生药物前，通常都会以类似“神农崇自掌”的方式，亲自口尝鼻嗅乃至煎煮服用来熟悉掌握药性。在中药的世界里，味道与药性关系相当紧密，这些味觉体验与药性的总结，是药物作用于人体后的反应归纳。研究者在这个体验过程中，可以体会到中医文化对味觉和身体感的重视，也可以体会到对经验传统的尊重。

 

中国人是高度重视身体对外界反应的，这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有关——世界是由气构成的，万事万物间的互动，也是以气的方式来进行。在这样的观念下，人们对诸如地理差异、气候变化、饮食不同的文化敏感性相当高，会高度重视身体的反应。脉诊中的浮、沉、迟、数、弦、滑、濡、细、结、洪等脉象，只要严格操作，细心体会，也并不难以识别。研究者可以通过接受中医治疗，体会中医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八法在对身体的作用，观察中医知识体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闸释。人类学研究者有了确切的自身体验后，还可以争取尽量重复观察验证他人身上的反应，争取参与临床诊疗的机会，通过系统了解并总结他人身体的反应和感受来加深理解，通过疗效来观察该项技术的可重复性。

 

这种具身性的中医民族志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加强传统人类学主要依赖于看、听、说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用研究者的身体来体验中医身体内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通过接受治疗的自我体验，体会患者的感受，观察中医理论在人体上进行文化建构的过程，一方面可以达到既重视个人的内在体验，理解文化主位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对比在不同场景不同对象身上的可重复性，获得客位视角的判断，从多种视角来理解和判断我们的研究对象。

 

 二、多重世界里的中医

 

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提出了多元自然（multiple natures）或多重世界（multiple worlds或pluri-worlds)的概念。长期以来，“文化多样性”一直是人类学知识论中重要的关键词，然而，人类学界已经不满足于此了。本体论人类学需要更为强调本体存在意义上的多样性和差异，而止仅限于文化和认识论层面的分析和表达。

 

既往把世界定义为单一的现实，把文化定义为多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有社会文化人类学传统研究惯习的影响。而用复数的世界来代替文化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现代主义过于将注意力放在知识论上的“反转”（alternations）。用多重世界来取代过去习用的“文化多样性”，或许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一是强调研究对象不应是抽象的文化，而应该是具有强烈现实性的生活世界；二是强调诸世界是作为整体性的诸系统面独立存在，它们并非“缩小了的”和“化约了”的简单抽象物；三是强调诸世界之间的差异与隔膜，其间的难以通约性是导致诸世界分立的原因。

 

多重世界的概念，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议，不再纠结于人类学对他者文化解释或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直接而向当代政治、生态、科学技术等紧迫性问题所带来的现实困扰。持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观点的学者们，可能更赞同马克思“哲学家们只顾解释世界，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说法。因为，不去应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而过于在知识论上的顾虑徘徊，的确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的做法。

 

中医领域，广泛存在着为数众多差异性极大的多重世界，这些世界的形成，有些是由于各种知识、技术体系自成一格的传统导致的，有些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主流社会自身被科学主义形塑后，难以对非西医的医学知识体系进行文化理解后的产物

 

（一）不同中医流派的世界

 

中医是研究人的较为复杂的学术研究领域。由于研究者本身具有社会属性，所以，作为研究对象的身体，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便有了不同的认知和表达，在中医学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过大批著名医家，他们在学术上各具特色、独树一帜，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

 

在不同中医流派的医者眼中，世界和决定人体的本源往往是迥然不同的。例如，元代理学家朱丹溪开创的“丹溪学派”，以养阴为宗旨，强调保存阴气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他以理学家的方式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体会到“动易而静难”，强调养生须“主之以静”。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茹淡、节饮食、节情欲等生活方式，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火是危害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需要用“滋阴降火”的方式来养阴。而清朝晚期郑钦安创立的“扶阳派”，则将阳气视为人身之第一宝贵之物，认为阳气旺则健康存，阳气虚则诸病起。临床强调扶阳护阳秘阳，慎用清热解毒消炎类药物。提倡保护阳气，避寒保暖，少吃寒凉生冷食物，鼓励多运动以生发阳气。这些流派代表着不同的世界，保持着相对的隔离，相互间不时会有争鸣与渗透，使中医理论不断精密化，促进着中医临床疗效的提高。由于中医有“同源异流”的特点，即理论来源通常都源自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而对这些典籍中词句的诠释和理解，是中医进行传示的主要手段。这时候，不同流派对于同一词汇或语句时常会有各自的理解，导致出现形同而意不同的现象，这也常常成为不同理念流派的中医学术交流不容易达到完全充分有效的原因。

 

在中医的临床上，不同流派的医生，常会采取不同方式和风格，来对待症状相似的病人。在诊疗中，他们还会在与病人的交流时，通过病因分析、食物宜忌要求等，传达给病人不同养生保健的信息。20世纪50年代之后，国家建构发展了现代的中医学理论框架，对中医学的各种词汇术语进行了学院化的规范。近年来，还提出过“中医现代化”“中医标准化”等的发展目标，为学院体系内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中医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医学流派，它们使用的理论体系和术语并没有后来的这种规范性，而现在最需要挖掘和传示的，就是这些非学院派的中医理论知识。所以，在研究不同的学术流派时，时常需要将它们当做各自体系完备的独立世界来看待，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来进行理解和阐释，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领会各自的理论原貌。

 

（二）病痛形成的世界问隔

 

有过病痛经验，特别是经历过漫长诊疗经历的慢性病病人，在体验了日久而令人不快的病痛经验之后，往往也会积累丰富的诊疗知识。这些病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感受来选择和调整治疗方案，甚至成为这个领域内的专家。对于哪些疾病适合采取哪种治疗手段，适合寻找哪位医生，吃何种药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经验。《左传》有“三折肱知为良医”的说法，在中国病痛患者的世界里，摆脱病痛就是求知的内在驱动力。

 

对于有临床治疗经验者，如医护人员，是以专业知识技能训练、经验，以及对病痛体验的移情能力来建构起职业认知的。在病痛经验丰富的人眼中，干预病痛的手段是多样性的，西方生物医学的治疗通常只是一种选择，而且也经常会遭遇到治疗无效的问题。有些医生在遇到遭受难以忍受病痛的患者时饱含同情心，鼓励患者用病痛叙述来的方法来向医生进行倾诉。他们认为，病痛叙述(illness narrative)是关于病人将自身的病痛经验所组织而成的个人叙述，有助于主体找到除病人之外的身份和应对病痛的力量与方法，帮助病人应对并处理长期慢性病痛。然而，在有更多选择机会的时候，医生与其他病痛经验丰富者或许会推荐给病人不同医学体系的替代治疗方案。从现今的临床观察来看，病人身患疾病，而现代西方生物医学常规方法无法治愈，或者现代西方生物医学检查不出疾病，而患者的病痛却难以改善的情况是相当常见的。这实际上已经成为包括中医在内的各种民族医学，以替代医学的身份介入到治疗活动中的现实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主流的健康人群，通常相信科学能够给予人们安全感和幸福感，通过科技可以抵御风险，相信几乎所有的病都能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帮助下获得痊愈。英国社会学家古登斯（Anthony Gilddens）就曾经用“本体性安全”这一术语来对此进行过描述，“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它对信任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面且在心理上信任与本体性安全也彼此密切相关“。科学给人们带来的安全感，是与本体性相关联的，这些人群在中国实践中或可用这样一些关键词来标注：身体健康（无难以治疗的慢性病痛）、男性、青年—中年、城市人（无农村生活经验）、中产阶级等等。因为生活经历使然，他们大多无明显病痛经验史，对治疗病痛的各种手段的观察，通常不如慢性病痛患者那么细致而全面。所以，除了西方生物医学体系以外，他们对于能解除病痛的其他医学体系知识的了解，通常是匮乏的。而让更多人开始学习和接纳中医的原因，通常是与个人或家庭成员的生命史、疾病史等因素密切相关。

 

（三）中医世界与西医世界

 

多重世界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医的独特性，理解中医与西方现代生物医学的冲突���差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到如今，西方文化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基本结构。辛亥革命后，科学主义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主流话语，1949年后，科学更是成为国家教育的基本内容。所以，中国人对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现代生物医学身体观念是很容易接受的。生病后找西医检查，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首要的选择。

 

现代医学知识的检查和诊断，一般都需要由医生之外的第三方来完成，其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容易让医生、患者及其家属准确地理解病情，掌握了解治愈的可能、治疗成本及对生活的影响，让患者和医生都能够以一种清晰、明确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也便于第三方的介入干预，并在诊疗前后监督是否有错误。所以西医诊断的结果也能为社会所公认。

 

中医在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受中国传统气文化的影响极大。在气文化看来，世界的万事万物都由气组成，人体、疾病、药物都是如此。在这样独特的世界观和自然观的作用下，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观，产生了精气神、气血、经脉、藏象、升降沉浮、五运六气等等诸多的理论框架。人们认为，天地宇宙与人体有着确切的对应与感应关系。这种理解健康的充满了生机的有机自然观，与当今在全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现代西方生物医学还原论观念，形成了很大的差别。在此基础上，中医形成了独特的医学文化与复杂精深，具有全科覆盖性，有着有史以来经过人类最大群体反复人体实验记录的健康诊疗技术。即便在现代西方生物医学统治全球的场景中，中医仍然能经得起反复重复验证，体现出对人类健康的不可替代作用，被广泛传播到世界140多个国家。

 

但是，现代科学文化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科学早已成为普通人理解世界的基本工具，成为理性、客观的基本依据，在迅速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学主义在成就了现代人的同时，也造成了狭隘与局限。在中国国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医理论知识体系对于现今主流社会的很多人面言，已是很陌生，开始具有相当的“他者性”。经过百余年来的科学化，中医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土壤已经比较薄弱，要对中医达到充分的文化自觉，并不容易。

 

中医与西医的冲突越来越明显。1955年后，国家开始“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引导，在办学、科研、临床等方面借鉴现代科学的模式来推进中医的发展。然而，中医的传承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老中医认为，中医学院容易培养出来“中医的掘载人”。因为，中西参半的课程教育，让很多毕业生不会用中医看病，离开西医寸步难行，临床疗效不尽如人意，造成了中医事实上的理论和技术退化。中医和西医作为两个不同医学体系，尽管在临床具体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可以进行互动和配合，但就其深层的人体观、疾病观以及治疗模式来说，是难以完全互译的。

 

随着2003年医生医疗责任举证倒置司法制度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医患间传统自发的信任关系，医生和患者间的医疗关系开始需要被诸多医疗证据和法律文书不断确立和维持。在这种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之为现代性的祛魅(disenchantment)的进程中，既往医疗领域中被注人的诸多情感和神秘因素被不断削弱。现代性要求医疗的整个过程都能被透明、公开地以一种理性、科学的方式来加以监督，但制度建设进程中的文化冲突难以避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在西医领域，通常是医闹、医疗纠纷、医疗官司开始大量增加；而在中医领域，尽管医患关系保持了相对良好，然而祛魅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其目标直指中医。现代社会认为，医学中不应该存在神秘、模糊、暧昧不清的知识地带。2005年后，“取消中医”的说法在张功耀、方舟子等人的推动下开始越来越为人们关注。中医常常面临的诘难包括：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荒谬不经、中医无法认识如马兜铃酸等中药的诗性、医疗行业中的骗子多集中于中医。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表达社会意见益发便利，批评中医和挺中医的声音就越发激烈，这些不同意见的争执，成为近年来持续的社会公共热点话题。例如，据笔者的抽样统计，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的1年内，在国内人气较旺的论坛“凯迪社区”内，标题甲含有“中医”字样的，帖子就有540余个，而回帖则在数万以上。

 

中医、西医两个世界碰撞发出的声音，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医学历史中一直不绝于耳，社会对中医整体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却始终未完成。人们对中医从理论到实践等各方面的疑虑和困感，始终卡得到全面的解答，两个世界的隔阂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立场的观点，仍时常有导致社会割裂的风险。多重世界的视角，可以从发生学意义上来探究两个世界各自自成一格的内在逻辑，以寻求达成理解和沟通的机会。中医和现代生物医学这两个各自独立的世界，若无有效的人类学研究来进行疏解，隔膜与冲突可能仍会持续。

 

三、结语

 

中医有着比较卡富的特殊身体经验，由于知识生成、历史隔阂、场域差别等原因及诸多内外限制，客观上不容易对中医进行有效的人类学研究。另外，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场域通常在远方、在边疆、在远离都市的乡野，并不太习惯于研究中医学这类有大量经典文献，文化积淀深厚的领域。这些领域往往学者众多，有着丰厚的学术传统，人类学者研究的话语权很容易受到挑战。加上多年来，在后现代主义知识论反思风潮的影响下，学者们很容易因为知识论和认识论上的思虑权衡过多，而远离中医这类复杂的民族志“世界”。

 

然而，对中医的真实理解和认识，仍然需要由人类学者来完成。在当今的中国，人们越来越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状况，如果人类学者不关心和直面这类人们关心的知识主题，不能提供相关的智力产品，做出自己学科的理解和解释，那么人类学就有日益边缘化的风险。

 

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可以给新兴的中医人类学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考范式，同时让人类学者摆脱既往自我限制的迷思，重新回到有效的民族志现实世界中来。具身性和多重世界可以作为中医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具身性要求研究者贴近日常生活，以具身性的方式来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连接起来，感同身受地体会研究对象所经历的世界；多重世界要求研究者理解“世界”的独立性，冷静地将“世界”当成自成一体的东西看，又理解它与其他世界的间隔所在，寻求其背后的运行机制。这两种视角有望形成一种“内外交织”的研究态势，即既看到世界的机制，也体验着世界。进而帮助中医学早日完成自我审视和自我整理的工作，通过充分的文化自觉，更有效地与外部世界沟通交流，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应有贡献。与此同时，中医与身俱有的本土思想和资源优势，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给中国人类学注入活力，促成人类学的发展，为整体的世界人类学经验和知识做出切实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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