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定位中国人类学

杨春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7日第613期

【核心提示】人类学在过去五年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表现在知识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学术分工进一步细化、新的研究领域逐步涌现、与国际人类学日趋同步等几个方面。

2009年在昆明召开的“世界人类学大会”，是中国人类学走向国际学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人类学研究在此次大会上获得了公众的关注，也显示出从未有过的主体性。从那之后的五年，中国人类学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关于这些进展，笔者认为可用“纵横捭阖，与时俱进”8个字加以概括，并在此做一次回顾和总结。

横向扩展：海外民族志研究逐渐升温

先说研究地域的“横”向扩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他者”，这一点殆无疑义。但长期以来，中国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他者仅限于国内人群，对国外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这不仅局限了中国人类学的眼界，也使得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缺少了汲取域外新知的一个重要渠道。21世纪以来，在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机构的提倡和践行下，海外民族志研究逐渐升温，在国内外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到2014年为止，在海外从事正规田野工作的学者已超过50人，田野点遍及全球六大洲（约30个国家），完成民族志著作15部、相关成果30余项。此外，还有不少正在进行的研究。

海外民族志不但扩展了中国人类学的视野，而且在方法和人才上也对既有的学科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2012年开始，通过各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已连续举办了三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还主办了“美国研究工作坊”。这些培训吸引了来自全国数十所院校的150多名学者参与，为建设一支中国人类学国际研究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奠定了基础。随着田野工作网络向全世界铺开，在东南亚、北美这样一些田野点密集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区域研究的可能。

纵向进展：致力于保护传统文化

中国人类学近年来“纵”向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对历史的重视更见加强。传统的“宗族范式”继续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力，但其重点已经从宗族形态本身转向了与族群、宗教以及现代化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宗族之外，对官方权力的强调催生了“国家—地方”模式，成为常见的解释框架之一。此外，对历史上的民间宗教、族群关系、环境和器物的研究也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人类学习以为常的“文化”概念，“文明”的重要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传统中国超越族群、地域和语言等差异的凝聚力，不仅成为富有理论潜力的生长点，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在此思路的指引下，部分人类学者开始讨论中国古代的宫廷和王权等议题。

与之相关的是宗教人类学在近年来的发展。中国人类学以往多注重记录和分析民间信仰与仪式等“弥散宗教”事项。随着佛教、基督教等制度性宗教在我国的发展，人类学者开始涉足以往多由宗教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基督教人类学”和“伊斯兰人类学”的概念近年被引入，一方面表明人类学者开始重视宗教中的大传统，另一方面也表明人类学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2010年开始组织召开宗教人类学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四卷《宗教人类学》论文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动颇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与传统文化保护最直接相关的研究领域，过去几年中吸引了许多人类学者参与。这些努力一方面有效推动了对传统节庆、工艺和习俗的整理和保护，另一方面也提升了这些文化遗产的市场价值和公众认知度。相关的理论讨论则反思了其中文化本质主义倾向和权力关系等问题。

以上一“横”一“纵”两条线索，与我国近年来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都关涉到一个复兴的大国及其公民在世界中的位置与感受。中国正在与世界结成平等、开放的新关系，而人类学的上述发展正是学术界对于这一努力的积极回应。人类学界通过他者和历史反观自我，参与到重塑中国意识的时代大潮中。

与时俱进：立足解决现实问题

让我们由此将目光投向人类学“与时俱进”的一面。作为一门知识紧密联系实际的学科，人类学的各个分支从2009年以来同样有了较大发展，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生态问题是近年来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都市到乡村，几乎无处不能感受到生存环境的压力。正是在此背景下，生态人类学在过去五年中快速发展。这一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包括草原生计方式的变迁、本土生态知识以及环保政策的实施和评估等，案例主要来自西部和北部的民族地区。一些研究还涉及生态变化的跨国因素和历史背景，加上自然科学的介入，使这一领域呈现出跨学科的鲜明特点。

灾害人类学在过去五年取得的飞跃式发展显然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有关，灾害救助、灾后重建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等重要议题吸引了大批人类学者的关注。此后，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以及各地频发的干旱、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都提醒着人们居安思危、进行此方面研究的必要。西南地区的科研机构和院校由于地处救灾前沿，对这一领域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西南民族大学于2010年和2012年举办了两届灾害人类学研讨会，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和云南省社科院也先后举办了同一主题的会议。在其大力推动下，短短四年间各类期刊上就发表了40多篇相关论文，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专著也有面世。

医学人类学是又一获得快速发展的分支学科。经过十余年的翻译和引介阶段之后，在过去五年中，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医学人类学论文和著作以每年十余篇（部）的规模不断增长，这表明我国的医学人类学已进入“茁壮成长”阶段。这一领域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健康、医疗和相关知识、制度的研究，二是与艾滋病、毒品相关的活动，以及高危人群的社会组织等。随着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医学人类学在发挥我国的文化多样性优势、对抗公共卫生风险、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方面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除上述分支之外，比较活跃的人类学分支还有旅游人类学、教育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经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性别人类学和情感人类学等，近年都有精彩的成果涌现。

以上综述只能说是择其大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人类学在过去五年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表现在知识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学术分工进一步细化、新的研究领域逐步涌现、与国际人类学日趋同步等几个方面。当然，也存在部分学术成果粗糙，田野基础和理论分析均较为薄弱的情况。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除了提供翔实的田野调查材料之外，还有利于培养尊重事实、宽容有礼的国民性格。对于正在经历着持续的社会变迁的中国人来说，它不单能保存即将消亡的传统，更能够帮助我们构思新的文化认同，塑造新��国民身份，在一个充满风险和机遇的世界中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