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岛屿与世界

麻国庆

《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摘要：岛屿研究在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理解作为多元现代化力量与全球化交织场域的岛屿世界，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从岛屿看世界”的视角，探讨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多样性联系。同时，以整体多样性和开放流动性的角度，考察岛屿研究的各种面向，审视海陆互动中岛屿内与外的变迁，分析岛屿世界卷入全球网络的动态历史过程。岛屿世界混合和融汇了来自外部世界不同的文化要素。在全球化影响下，岛屿的剧烈变迁与不断调适成为时代新特点。

关键词：岛屿研究；岛屿世界；海域研究；环南中国海；全球化

岛屿是“一块完全被水包围的陆地区域”。从“全球海岸线”（Global Shoreline）数据库所采集的全球180，498个岛屿（除格陵兰岛外）的统计得知，岛屿只占地球表面积的1.47%。据2006年的相关统计，接近世界人口的10%——大约5.5亿人生活在岛屿上。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主权国家由群岛或列岛组成，而世界上岛屿组合的陆地区域与其拥有的专属经济区加起来占据超过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

近些年来，海洋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岛屿因有着不同于大陆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特点，引发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并积累了许多珍贵资料和研究成果。为了加强对岛屿的探索，国际小岛屿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mall Island Studies Association）于1992年成立，日本也在1997年成立了岛屿研究学会（NihonToshoGakkai）。随着不同学科对岛屿研究的重视，2003年世界第一个岛屿研究学术机构加拿大研究学会（Canada Research Chairs）在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成立，汇集了众多致力于岛屿研究的多学科专家学者。其中，加拿大岛屿研究者戈弗雷·巴尔达奇诺（Godfrey Baldacchino）指出，岛屿研究并不限定在单一学科内，也没有特定的方法论，而是一种跨学科式的研究。他提出了岛屿性（Islandness）的概念，以此作为岛屿研究的中介变量来考察岛屿的物理性和社会事件，认识岛屿。在戈弗雷·巴尔达奇诺看来，岛屿研究重在考察岛屿性的构成及其在生态、人类行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旅游、发展等多重面向中的影响。这个定义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问题含括在内，形成有关岛屿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

岛屿独特的生态环境促使其形成以下四个文化上的特点：首先，岛屿的地理空间决定了它与陆地文化的隔离性；其次，岛屿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其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再者，在时间维度上，岛屿保留了相当多的历史性；最后，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岛屿的流动性与跨界性，在海洋和陆地的互动关系中起着过渡与连接的作用。陆地世界与海洋世界之间的链接，常常是以岛屿作为连接点的，因此岛屿也是海上通道的驿站。在全球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岛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岛屿也是讨论海洋文化的重要对象，是海洋文化的集中投射。在海洋世界的研究中，我们也把岛屿之间的链接体系称为“岛屿世界”。研究岛屿世界，能够促进我们了解在岛屿上不同文明和不同族群之间的交互影响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事实上，人类学对岛屿社会和族群的关注和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在全球与地方紧密互动的背景下，作为受现代性影响的场域，如今的岛屿社会与文化正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之中。从岛屿看世界，可以很好地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岛屿”与“岛屿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本文把岛屿研究置于世界体系及其发展脉络中予以考察，并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观察面对大陆化、全球化世界局势的岛屿，审视岛屿如何应对这种巨大的变迁以维持其原有的社会文化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滋生新的发展。

一、人类学的岛屿研究：海陆互动而形成的岛屿世界

在人类学的学科史上，岛屿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西方人类学界早期对岛屿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殖民主义活动无心插柳的意外之果。岛屿相对隔绝大陆所造成的特殊环境保存了许多“奇风异俗”，这正是早年人类学家所无限向往的研究对象。1898-1899年，英国人类学家哈顿（Alfred Cort Haddon）两次率领剑桥大学的人类学考察队赴托列斯海峡地区考察，创建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本技术，并获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08年，威廉·里弗斯（William H.R.Rivers）考察了西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而塞利格曼（C.G.Seligman）曾到新几内亚诸岛和斯里兰卡进行调查。与此同时，日本民族学者鸟居龙藏在东亚与太平洋岛屿一带做了详实的田野调查。之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在安达曼群岛的研究成果共同宣告了现代科学民族志的诞生。此外，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萨摩亚群岛和阿德默勒尔群岛、雷德蒙·弗斯（Raymond Firth）在提科皮亚岛的研究也分外引人注目。这一阶段的研究，是早期人类学者将他们在大陆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意识与困惑带入岛屿来寻求答案，并以岛屿异文化的亲属制度、社会组织、经济贸易、信仰仪式、教育与心理认知等议题来反观西方社会。这些“在岛屿”（on island）式的研究，忽略了岛屿当地人的文化观念和岛屿本身的特殊性，带有以陆地思维来研究岛屿的局限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随着人类学家对岛屿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由陆地研究而发展出的概念和研究范式并不能够解释岛屿社会。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曼纳斯（Robert Manners）在加勒比海圣约翰岛的田野调查中曾指出，传统人类学者视岛屿不受外界的影响和压力，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面对处于全球化影响下的岛屿，需要跳出学科传统，探索新的研究路径，由此才能真正认识岛屿社会文化。从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开始，人类学家强调“当地人的观点”，重视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表述，并对其进行理解和阐释。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更是提出了“远距离经验”和“近距离经验”的相关论述。那些“探索者-发现者-殖民者”所回避的事实和叙述，被现代人类学反思和岛屿的“管理者-服务者-环境保护者”的不同声音所填补：摆脱陆地研究的思维方式，从岛屿内部的视角出发，尊重岛屿当地人的观念与表述。事实上，全球化背景下，岛屿本身具备了混合性、复杂性、全球性的在地化、变迁与流动等等多重面向，不再局限于内部与外部的视角划分，如何研究岛屿并发展出新的研究范式成为人类学者未来需要努力探索的新议题。

人类学对岛屿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孤岛不孤”。传统上人们常把岛屿视为文化的孤岛，忽略了岛屿对外开放及其联系性的特点。人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岛屿的这种联系性，如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不同岛屿之间的交换关系所形成的“库拉圈”，本身就是贸易体系，他已经把岛屿研究置于网络体系之中来进行考察。第二，岛屿文化本身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也是“中心”与“边缘”时空转换研究的重要场域。岛屿文化之间虽有其联系性，但其内部的文化稳定性要比大陆的文化稳定性更强，特别是在亚洲的岛屿中，很多群体由于迁徙、战争、改朝换代等原因迁移到岛屿，带去了大陆的文化特点，大陆已经淡化或消失的文化特质得以在岛屿上保留下来，即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为此可以从边缘岛屿更好地理解文化中心。第三，岛屿文化常常具有无国界的特点（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因而岛屿也是反思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重要场域。这也是人类学领域中岛屿研究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多数岛屿在历史上都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岛上居民依然被西方视为一个他者来描述和记录。在全球化和岛屿变迁的社会事实中，学者们纷纷开始反思岛屿研究范式，促使岛屿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新关注。

由上可知，人类学的岛屿研究是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岛屿、岛链与岛屿世界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在全球时空脉络下，以人为核心来透析岛屿社会的整体性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了解在岛屿上不同文明和不同族群之间的交互影响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以丰富对人类文明类型及其演进的认知。

需要指出的是，　格兰特·麦考尔（Grant McCall）曾提出“岛屿导向”（Nissology）的概念，认为应该发展岛屿相关研究的理论。他明确指出，如果说20世纪是大陆性的、大区域的、工业化的发展，那么21世纪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岛屿的、小规模的、服务导向型的，需要彰显从岛屿看世界（world of islands），而非从世界看岛屿（islands of the world）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本**调岛屿世界的现代性与网络性特点，探讨在大陆化影响下大陆与海洋之间错综复杂的多重网络关系，从开放流动的角度考察全球社会中的岛屿世界。这里的“岛屿世界”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岛屿是海陆混合交汇之地，任何文化并非简单的外来移植，而是与当地文化形成一个互动的融合过程；其二，在海陆互动中，岛屿并不是一种阻隔，而正是依靠岛屿的港口、岛屿城市等将海陆连结起来，海陆之间通过“岛链”逐步构建起一张庞大的全球网络体系。

由此，岛屿世界的形成，事实上是一部从静态到动态卷入全球体系的历史过程。在海洋的社会文化研究中，岛屿作为海洋中的重要载体，是海洋世界连接陆地世界的必要媒介。海陆之间的人群流动、海上贸易，乃至宗教信仰的传播与在地化，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与文化交流，将小岛屿与大世界勾连起来，形成了既能反映岛屿文化特殊性，又能彰显全球化历程的岛屿世界。

二、环南中国海：岛屿与海域连接而成的多重文化圈

在全球史学家看来，“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任何人类社会组织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他们必然存在于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彼此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或网络，并在该体系或网络内部相互影响。以太平洋群岛为例，在很多人的传统思维中认为，散布于太平洋上的小岛限于交通不便和海洋的天然阻隔，其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外界相隔离的。事实并非如此。上文提到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库拉圈”研究表明，那些生活在不同岛屿上的渔民借助于简易而又灵活的独木舟在群岛内部之间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律的关系互动网络和贸易网络。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麦克尼尔（J.R.McNeill）等人的研究也进一步说明，太平洋群岛早在库克时代就与外界存在密切联系，包括人员的流动、物品的流动等。因此，应该有一个更为宽泛和宏观的视野来看待和研究人类学的“小地方”，即岛屿社会。岛屿社会将研究对象看作是网络或区域范围内的一个联结点，其与前后、左右、上下都有联结，研究者可以在这个节点上感受到其他节点或其他圈层的存在与影响，而环南中国海的研究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研究视角。

南中国海地处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的界邻位置，海岸线崎岖，岛屿、半岛众多，印度洋和太平洋于此处交汇，气候、生态环境多样。在南中国海域，我国10个群岛中的7个、45个列岛中的28个均分布于此。按面积来说，面积大于2500平方公里的特大岛只有台湾岛和海南岛；面积在100-2500平方公里之间的大岛，全国共14个，南中国海域有9个；中岛的面积在5-99平方公里之间，全国133个，南中国海有70个。至于面积在500平方米-4.9平方公里之间的小岛，南中国海约占全国岛屿总数的98%，绝大多数是无人常驻岛，缺乏淡水资源。总的来说，南中国海的岛屿只占全国海岛数量的23%，却汇聚了国内特大岛的全部、70%的群岛以及将近三分之二的大岛和超过一半的中岛。

南中国海域自古以来是中华文化圈的边疆。其主要轴心，从西南的新加坡延伸到1500海里以外东北部的台湾；较短的轴心，从越南到沙巴约480海里。南中国海拥有230个岛礁，没有任何一点距陆地超过370海里，南中国海区域在经济和战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南中国海的岛屿保留了相当多的文化特质。作为陆海互动的历史见证，在文化传播与融合过程中，同中存异，异中见同。岛屿犹如海路上的驿站，作为不同文化、文明的过渡和连接，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见证，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山海之间的区域正是一个混融的世界，其间的岛屿则是人与物来来往往的中转站和弹跳版。通过岛屿的渔业生产、岛屿之间的海洋贸易、文化往来和岛屿港口城市的发展，环南中国海区域成为一个跨区域的社会网络。

多年来，学者们围绕着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做了大量的论述和资料汇编，从学理上论证了南海诸岛的主权属性。渔民更路簿、民间口头传说、岛屿港口遗迹等资料尚待进一步发掘，南中国海区域的相邻国家也有很多相关的历史文本，对这些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能充实我国对该区域的主权证明。另外，对海疆的探讨，可以充分展示历史上岛屿变迁过程中的轨迹，以进一步获得对岛屿发展史的认识。南海渔民作为一个以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群体，区别于农耕社会中安土重迁的农民。在靠海为生的渔民社会里，边界始终是个模糊的概念，海洋对于渔民而言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边界，他们不仅自由穿梭于不同海域生产作业，而且彼此之间频繁互动和交往，进而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海洋区域互动网络。南海渔民生产生活的环南中国海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地理、文化和民族的交融区域。环南中国海区域的人文地理分布极为复杂，这种分布格局是各个族群历史互动的结果，也是当前交往的基础。

在西方殖民扩张之前，岛屿以贸易和宗教文化传播等方式自然地进入全球体系之中。如南中国海自十三世纪以来，就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物品和东南亚的香料、橡胶、锡、燕窝等物品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流动，这条流动路线在历史上被称为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瓷器之路、白银之路等，今天我们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在南中国海的香料贸易中，岛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以印尼马鲁古群岛为例，推论10世纪前，古代亚洲与罗马商人主要从越南中部、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和爪哇岛将丁香和肉豆蔻输入中国市场。随着香料贸易的增长，至少在14世纪，中国商人开通了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菲律宾、苏禄群岛到北马鲁古的北行航线，在马鲁古群岛与当地人进行交易。在贸易扩张和远洋航线开通的过程中，爪哇和苏门答腊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商人获取丁香和肉豆蔻最主要的集散中心。以岛屿甚至岛屿港口作为枢纽，南中国海区域持久而复杂的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在跨区域的市场体系中可以得到充分理解。而且，通过岛屿的链接将区域与世界相连，岛屿沟通了整个世界贸易体系。

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因地理大发现，通过海洋，依托岛屿，全球渐为一体。海上掠夺、海洋商贸、海外殖民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到19世纪末形成了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个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综合体中，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西方中心通过商品、资本、科技、信息、文化、政治等手段将外围与边缘的地区和国家纳入世界体系之中。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加勒比海等岛屿皆先后成为西方殖民地。岛屿从主动纳入转为被动卷入世界体系，在此过程中，不仅造就了族群的融合与抗争，更增添了政治经济范畴之外的许多文化意涵。

对岛屿来说，作为南中国海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商品流通的重要驿站。渔业生产与海产品的贸易在环南中国海市场上形成了相应的贸易网络。有学者通过对潭门港渔民的研究指出，在帆船时代，渔民群体不仅在南中国海自由进行海洋生产活动，还远航至东南亚国家开展贸易活动，以泰国、越南和新加坡为重要贸易对象。这一群体以远洋潜水捕捞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伴随着生产流动和贸易往来的过程，他们在南中国海编织了一张跨区域的社会网络。围绕渔业生产与海洋贸易，海南岛及南海诸岛与东南亚之间连成一体，促进海南岛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与族群互动，形成开放共享海域资源的生产协作传统，从而构建了自由、稳定、有序的岛屿网络。也有学者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在海南岛陵水新村港的实地田野调查，从渔民群体的生产生活出发，提出他们是中国最早开发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历史见证人，也是现实环境中身体力行保卫南海的实践者。

苏禄海域历史上是一个多文化并存、多群体共生的广域社会圈，其中心苏禄王国作为印度洋海域和南中国海海域的连接点，海上国际贸易频繁。与此同时，这里是来自不同地区的渔民群体互动交流的一个重要区域。二战后苏禄王国的影响圈和交易圈被国界分裂，划入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在此海域作业的渔民群体亦同样被归入不同国家。现在的苏禄群岛位于菲律宾最南端，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接壤处。虽然受到民族国家划界行为的影响，但居住和生活在这片岛礁海域的三国渔民仍通过渔捞、各种贸易往来、通婚等形式和途径形成了一个独属于渔民群体的网络体系。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海岛渔业社会抑或是内陆农耕社会，流动性始终是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区域社会研究里面，“流动性”同样是一个核心概念，是考察关系、结构问题的一个关键词。

岛屿作为陆地世界沟通海洋世界的重要枢纽，也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中转站和弹跳板。除贸易流通外，在南中国海，宗教传播也是考察岛屿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面向，亦可作为重新审视岛屿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岛屿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各族群的宗教信仰观念与实践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实践与资源共享的问题。在南中国海最著名的民间信仰之一就是妈祖信仰，但凡岛屿世界，大多有妈祖信仰的存在。而妈祖信仰的发源地，则是在福建湄洲岛。千年以来，湄洲岛始终是信徒朝圣的圣地，湄洲祖庙也是妈祖唯一的祖庭。自宋代始，在民间传播和官方推动下，妈祖信仰从全国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指出，湄洲岛作为妈祖信仰的发源地，香火的历史性传承与地域的空间传播，使之成为全球妈祖信仰的中心。湄洲祖庙是妈祖灵力的源泉，世界各地妈祖分灵庙必须不定期谒祖进香，方能持续保佑信徒。对于海外信众（尤其台湾地区）而言，对祖庙的认同承载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情感。根据2008年《湄洲妈祖祖庙各地区办理分灵登记册》的资料，来自国内大陆各省、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宫庙共有138家在祖庙办理了分灵证。岛屿的海洋性和流动性对特殊民间信仰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从湄洲岛到全球，妈祖信仰传播呈现的不仅是岛屿世界的区域信仰共性，更是岛屿与世界的联结。

岛屿在宗教文化传播中扮演着中转站的角色，并且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涠洲岛位于广西北海市南部，是北部湾区域最大的岛屿，历史上是北部湾海上的交通要冲与海防要塞。1867年清政府重开岛禁，法国两位神父先后带领信徒到岛上居住，从此开创了天主教在广西地区传教的新局面。涠洲岛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征，也成为广西沿北部湾地区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涠洲岛在天主教传入广西的过程中充当了弹跳板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广西沿北部湾天主教分布格局的形成。上川岛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西南部，东邻港澳地区及珠海，全岛面积157平方公里，南部的沙堤渔港是广东省五大渔港之一。该岛在对华传教的基督宗教和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16世纪前半叶，它是西方世界最早来华的葡萄牙商人进入广东的非正式通商口岸和居留地之一。远航商船在上川岛与中国商人贸易时，负有宗教使命的传教士也在其中，上川岛从而成为基督宗教地理的重要交流场域。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便是其中的传教士之一，他于1551年、1552年先后两次登岛，在第二次登岛后逝世于岛上。他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继他之后，耶稣会士大举入华，开创了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第三次高潮。从此，上川岛逐渐成为基督教徒心中的圣地，后来各国朝圣者络绎不绝。作为对外贸易通道，上川岛的地位随着沿海通商口岸的发展而逐渐被取替，但作为基督宗教入华的宗教地理端点，其象征地位则不断提升，对欧洲而言，它意味着世界进入中国的宗教传播过程。

在这种自然环境、交通区位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南中国海及其周边区域不但是具有多样性的亚洲海洋文明的诞生地，还是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世界诸文明的交汇之处。华南及沿海岛屿构成了海洋中国的主要区域之一，也就是环南中国海区域，即在地理上所指的“北至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海峡，东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至马来半岛的狭长海域，联系着中国南部、中南半岛、东南亚群岛三个区域”，并论及其周边海域。

关于如何研究该区域，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通道-圈”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区域亚洲”概念，还有日本学者提出的“世界单位”概念等。从惯常角度来看，环南中国海区域中的岛屿可以说处于“偏”与“边”的位置，“偏”是指岛屿在全球中的地理位置，而“边”则是伴随着地理位置所产生的认知位置，不仅是指中国的边疆，还是世界的边缘。本**调的“从岛屿看世界”的研究视角，将岛屿视为多元力量交织的场域，观察“你来我往、我中有你”的动态过程。“岛屿世界”概念的提出，并非仅仅意味着中心与周边的时空转换，而是要跳出这个二元对立的状态，在开放、流动的空间中看不同文化在岛屿的交流与融合，将目光放到岛屿世界的变迁中。将环南中国海研究置于此视角下来探讨，区域内的岛屿大多处在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畴里，从大陆到海洋，从世界到中国，岛屿正是混合汇聚的场域。有学者指出，长期的社会经济交流使南中国海域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圈，其中，南中国海经济圈主要由华南的港口城市，尤其是岛屿港口城市，包括香港、高雄、台南和金门，以及东南亚的马六甲、吉隆坡、槟城、新加坡、泗水、三宝垄、马尼拉等城市构成。这些节点所构成的贸易网络，展现了岛屿世界的另一种面向，即岛屿连接了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如中国台湾高雄的旗津岛，在1726年，荷兰传教士于当年编纂的台湾地图上，称其为“汉德纳斯岛”（Handelaars Eylant），亦即Traders Island，有人翻译为贸易商之岛或是商人之岛，当时此处正是渔船进行贸易之处。后来，它发展成为高雄的核心地区，贸易鼎盛之地，从过去的渔港和小商港，一跃成为国际商港。

岛屿港口城市的建立与发展，将岛屿世界纳入跨区域社会体系，凸显出岛屿在全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此类城市与都市景观的延伸，不仅意味着多重全球化的意涵，还揭示了政治与社会的脉络变动，更以不同层次的象征，表现出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特点。岛屿城市的海洋贸易、历史记忆、建筑艺术等不断交互发展，使得社会与文化融合不断演变与传承，彰显着环南中国海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岛屿城市在当地社会、区域或全球范围内扮演着重要的文化、经济、政治与环境的多重角色，许多岛屿港口城市的发展也开始实现了国际通商与政治运作的可能。从岛屿内部视角出发的岛屿城市或都市群岛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从外围、隔离和边缘的面向关注岛屿的研究倾向，同时弥补了都市研究缺乏岛屿面向的缺陷，展示出一个全新���跨学科领域，期待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发展出新的丰硕成果。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岛屿世界：变迁与调适

岛屿对于全球体系的参与，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不仅整个世界都向岛屿开放，而且岛屿也全面地向世界开放。其中，人口流动和旅游开发成为这种开放的重要动因。有学者基于广东台山大襟岛的婚姻圈与婚姻策略的研究，展现了从岛内婚到岛外婚的通婚过程。大襟岛从封闭到开放，冲击并改变了岛上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婚姻策略，这也是岛屿世界对外开放的一种表现。此外，岛屿由于自身环境和资源魅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打破了岛屿的封闭状态，当地经济得以多元强劲发展，但也存在不少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的隐患。在海南岛，文昌渔港的休闲旅游与潭门港的砗磲工艺品产业是当地生计方式转变的重要部分，而三亚渔港也在转型成为游艇港，逐渐走向更加开放的旅游业发展。

在当下岛屿世界的剧烈变迁中，岛屿不仅逐步走向更大范围与深层次的开放局势，也是全球化与快速现代化进程的缩影，是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与岛屿传统生产方式相交融的过程。在此背景下，岛屿所作出的适应性策略与发展路径，是岛屿研究所应关注的新面向。

在南中国海，岛屿的大陆化首先要面对中国历史上的“海禁”问题。明代以前，渔民曾在广西北部湾涠洲岛海域进行采珠和渔捞作业。涠洲岛虽偶见记载，却从未真正进入国家视野。明朝政府施行彩玉珠池禁防政策，设置机构打击非法私采的民众，在此过程中，涠洲岛开始成为当时海防体系的重要一环。清代前期，虽彻底摒弃珠池禁防政策，但其策略长期处于封禁与开禁两难之间，又因海防又难以落实，致使清代中期“洋盗”以此为据点频繁出没。清代晚期，迫于外交形势，清政府起初默许法国传教士协助客民信徒移居该岛，后来采取弛禁政策，并创建县治，至此涠洲岛真正完成从“盗区”向“政区”的过渡。涠洲岛从一个荒岛、贼穴演变为军事重镇，最终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社会变迁过程，体现了岛屿的开发与明清国家政权向沿海地方社会扩张的宏观历史脉络之间的复杂互动。

谈及岛屿的大陆化进程，不得不提到的是疍民。疍民又被称为“水上居民”，是广泛分布在南中国海域及东南亚地区的群体，以船为家是其重要特色。他们除了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和海南等地的内河流域和海域外，还有一批迁移到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如泰国等。就海南岛的疍民来说，他们的出现不会晚于北宋。如今海南岛的疍民主要分布在三亚、陵水、昌江等地，且绝大部分基本已经上岸定居。疍民的生计模式是一种“游捞”的生产模式，他们属于不折不扣的“海上民族”，这些以水为生的人群到陆上安居，从浮家泛宅到安土重迁，这个过程本身实际反映岛屿大陆化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台湾，岛屿大陆化则以全体迁离岛屿的形式表现得最为彻底。1965-1966年，王崧兴在龟山岛上进行田野调查时，面积2.841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共居住着89户639人，平坦地形不及全岛面积的1/7，距离本岛最近的头城镇梗板里有9.76公里，700人左右的人口数是龟山岛基本的承载力，其余增加的人口都向外流向了宜兰县。1977年，当地居民决定全体迁村至头城镇大溪里仁泽社区，共计131户，723人。1999年12月22日，龟山岛对外实现半开放，并于2000年8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发展旅游，在可持续生态发展理念下以限制登岛人数为前提开发成为海上生态公园。

很多近海岛屿通过填海造陆的方式加入大陆，更多则通过桥道、堤道和隧道与大陆相连。福建惠安的小岞岛从前是一个海岛，1958年围海造田、填沙筑路后才形成一个半岛。广东珠海的淇澳岛，从前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岛民与外界只能渔船联系。自从2001年2月珠海市政府投资建成淇澳大桥后，极大方便了岛内外的交通连结，使市区与岛屿连为一体，加速了淇澳岛的开发进程。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海南岛不断呈现出岛屿大陆化之中的发展问题。海南岛处于大陆体系与海洋体系相互推动中发展起来的岛屿文化体系之中。国家对海南岛的发展考量，长期以来总是以短期计划实现战略目标为导向。20世纪50年代引进橡胶种植，建立国营农场，导致岛内经济长期以单一作物为主，没有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造成“富饶的宝岛，穷困的少数民族”。在海南岛的发展规划中，有关黎族、苗族的经济文化也有所忽略。为此费孝通提出，要以当地人为主体发展海南岛，重视海南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强调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容观瓊也指出，海南岛的发展不能忽略特殊生态环境下岛屿世界的文化结构和整体性质。另外，从海南岛的西部到东部，岛屿渔业生产呈现出从捕捞业到养殖业的转变趋势，这也是岛屿大陆化的一种体现。随着国际旅游岛的开发和自贸区的建立，加上“候鸟”群体的不断增加，海南岛居民构成大陆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太平洋的群岛到印度洋的群岛乃至加勒比海岛屿，世界各地的岛屿都处于剧烈的变迁之中。如萨林斯所言，世界处于一种大规模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之中，社会变迁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出自己的真实性，全球的现代性往往以地方多样性的形式再现。这也可视为岛屿世界策略性调整、寻求有序发展的文化自觉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岛屿是一个逐渐混合各种差异（a gradual spectrum of mixedup differences）的世界，混合了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人群与物品，在变迁中彼此汇融，因此岛屿也需要不断自我调适。

20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对民间艺术、技能和传统习惯的振兴政策，对巴厘岛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同时，政府的文化政策直接渗透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由政府为指导，以传统的艺术为基础，又创作了很多新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巴厘岛的民族文化植入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国民文化”之“地方文化”中，即再生产、创造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巴厘岛举办的辉煌宗教庆典，也得到了印尼政府的支持，而庆典本身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所在。这应该是岛屿协调适应的成功范例。

斐济群岛作为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是南太平洋群岛的交通、教育、医疗、政治、经济中心。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原住民和印度裔人口最多，还有曾经的统治者即英国人的后代以及华裔和韩国裔等居住于此。在近年来的社会变迁中，传统的部落酋长制度尚存，而以首都苏瓦为核心的区域已建立了完备的近代行政制度。斐济人采用他们固有的世界观来理解并接受这个变迁的世界。现代斐济社会确实已被卷入复杂的近代制度和货币经济中，但斐济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他们的传统文化并未消失，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完全制约地方社会的生活系统。他们通过改变当地人与地方自然观的互动，以及与外部要素共生系统的衔接来形成自己固有的世界，将外来文化纳入斐济人的传统中来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就像基督教和西方传入的体育运动，斐济人一方面将其区别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称之为斐济的传统体育项目。这可谓岛屿协调适应的又一成功例证。

四、结论与讨论

当前的有关岛屿的社会文化研究，“从大陆看世界”的思路与方向还占据着主流地位。本文提出的“岛屿世界”，突出强调的是岛屿之间的链接体系。岛屿社会自有独特性，同时也有一般性。传统的人类学家以为岛屿处于隔绝状态，由此寻找所谓的“他者性”。事实上，岛屿并非处于那些人类学者所以为的隔离状态，它们之间存在着海上交通联系，也不断受到外界影响。本文彰显的岛屿的人类学研究，恰恰建立在人类学对岛屿的一般性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说，传统人类学者所追求的一般性不也可以看作特指“陆地性”吗？但凡在岛屿上生活过或做过田野的人都能对其区别有所体会。岛屿社会与大陆社会的提出，正是因为站在岛屿的角度看问题，透过岛屿观察世界，因此才提出了一组相互呼应的概念。全球化背景下，岛屿发生着翻天覆地的社会文化变迁。必须跳出原有的研究框架，从大陆世界转换到岛屿世界，立足岛屿去看世界，探讨岛屿研究的新范式。

环南中国海区域内，尤其中国与东南亚，是息息相关的区域命运共同体，自然存在一致的利益。因此，聚焦于这一区域的研究不仅有学术上的探讨价值，更是有深切的现实考虑。首先，以“岛屿世界”为核心的研究构想，其意义不仅在于阐释如何构建岛屿作为海路驿站来沟通海洋与陆地、世界与中国的互动与网络，更在于以增进在全球化影响下人们对岛屿的认识和理解，转变岛屿研究范式。其次，研究岛屿世界要考虑到人地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在区域脉络与长时段考察中透析岛屿的整体性与特殊性，各岛屿之间的联系性，特别通过人群迁移、城市发展、社会融合、文化交流等角度展示复杂网络交错下岛屿多样性的历史脉络。再者，全球化视野下的岛屿变迁与调适的研究视角，不但能够从多角度深化对环南中国海区域及其岛屿的认识，更能通过描述区域内不同文明在岛屿上的融合与发展过程，以丰富人类文明类型及其演进的认知，同时能为当前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提供具备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

费孝通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我有时在读完了我这位老师的著作后，突然会发生这些问题：这些可爱的特罗布里德岛民现在怎么样了呢？他们自己有没有读到过这些关于他们社会生活的分析呢？他们读了之后对他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想法呢？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事实上，今天的人类学岛屿研究更要关注岛上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也是跨学科的岛屿研究今后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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