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英、美为中心的西方人类学长期占据学科支配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方的人类学则被归至边缘，由此形成了一种人类学知识生产中的霸权。学科研究主要按英美传统开展，主流学术活动中使用英语即是这种霸权的体现之一，此外还有学者的问题意识、理论建构和现实关怀均以英美传统为主流的问题。“世界人类学”则是对此霸权的挑战。它一方面认可植根于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理念和理论，承认全球不同地方的人类学及其历史的多样性，批判人类学知识生产中的英语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倡导世界各国人类学的互联，鼓励更多元的人类学观点的表达。中国学者要发展中国的人类学，实际上与非英语学界发展“世界人类学”、本土人类学的理念一致，从“他者的人类学”发展为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既要扎根中国大地，认识到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也要积极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的声音，为加深对人类的认识贡献中国理论。

关键词：世界人类学；中国人类学；去殖民化；知识霸权

作者简介：林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

一、引 言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华社，2022）他还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新华社，2022）若置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来看，总书记的讲话强调了，中国学者要扎根中国大地，发展中国的人类学。这实际上与近年来国际人类学倡导的发出更多“世界人类学”（world anthropologies）的声音的理念是一致的，后者是以复数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s）的表达，认可生长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下的人类学理念、理论和专业实践，挑战英语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下的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霸权地位，鼓励更多元的人类学观点的表达。

结合讲话内容，梳理世界人类学相关的理论源流和发展，结合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发展特点，本文希望在当前的世界人类学发展潮流中，进一步探索扎根大地、发展中国人类学的路径。文章首先分析人类学的西方传统及英美人类学学科主导地位的形成；然后探讨中国人类学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受到西方学科传统与中国国家建设的影响；最后分析重建之后的人类学在西方学科话语体系和英语语言霸权之下如何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本文认为，在“世界人类学”中建设中国人类学，就是希望在学科本土化与西方“主流化”之间找到出路，跨越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边缘的固有框架，在去中心化的“世界人类学”倡议里，保持中国人类学的特点，发展新阶段的中国人类学。

二、西方人类学的主导地位与被归至“边缘”的中国人类学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了解学科的国际话语体系，并且明确当今中国人类学在世界上的位置。以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及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的体量，中国的人类学应当是世界人类学知识的重要构筑者。然而与大部分的非西方国家一样，在以西方为“主流”的世界学科话语中，中国人类学往往是失声的，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发展状况亦知之甚少。纵观学科发展史，这与人类学的“西方传统”有关。

（一）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学（dominant anthropologies）及其西方传统

人类学经常被区分为“西方的”与“非西方的”，自其成为现代学科以来，便长久地带有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这种“传统”或者说学科的中心地位，通常为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人类学，有时候也包括德国的人类学所占据（Ribeiro & Escobar，2006；巴特等，2008）。有学者将之称为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学，其主导地位主要通过学术话语的构建以及机构化的实践（例如建立学术机构）来实现，它代表着学科的权威（Restrepo & Escobar，2005）。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包括中国的人类学，则被称为边缘的人类学（peripheral anthropologies），或者其他人类学（other anthropologies and anthropology otherwise）（Restrepo & Escobar，2005；Bošković & Eriksen，2010）。有学者将此归结为霸权的人类学（hegemonic anthropologies）（Ribeiro & Escobar，2006）。

这种霸权所反映出的人类学在全球发展地位不平等的问题，根本上是各个国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一国的人类学能否成为“主导”、成为学科的“传统”和权威，与该国是否在全球生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关。这种不平等地位及其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在全球进行剥削的本质，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随着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浪潮的兴起，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烈批判，要求人类学去殖民化的声音也愈加强烈。在北美，海姆斯等学者提出在认识论、制度和政治基础上对美国人类学（Anglo-American anthropology）进行革新，探讨人类学发展的方向（Hymes，1974）。但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传统”终究没有被动摇，全球的等级格局至今依然存在。

事实上，从学科史上看，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类学有其历史的多样性。人类学起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相遇和文化碰撞，源于人对其他人的好奇，“他者”因而成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起点。虽然一般可以将人类学的思想源流追溯至西方古典时代（Erickson & Murphy，2017），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的学科起点。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着其后的西方殖民时期、帝国时期，对他者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不同地方相继出现了人类学的思想或者说对“他者”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得以正式发展。各地由于地方、族群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等原因，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类学发展道路，它们自然会发展出多样的观照世界和人的知识和理论。然而，尽管当时对原住民、对非西方人类学的文化立场问题，以及非西方人类学的、有别于西方人类学的主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直至后殖民时代之前，这种“多声道”、多起源、多角度的学科发展并未受到“主流”或者说西方人类学的重视（Fahim & Helmer, 1980）。

（二）“边缘”的人类学及本土人类学的发展

美、英、法、德以外的人类学，即“传统”以外的人类学，常被归至华勒斯坦所谓的“中心-边缘”（Wallerstein，2004）世界体系内的边缘位置。中国人类学也不例外。与其他“边缘人类学”一样，是维持边缘的地位还是积极融入英、美主流的学术话语和学术体系，被主流视作“边缘”的各国人类学是否也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是“边缘的”，他们能否发展出学术中心、发展出替代性的理论，这些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也是关乎中国人类学如何在世界人类学话语体系中立身的问题。

不过至今，这种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的世界学科格局依然存在。里贝罗分别以“大都会地方主义”（metropolitan provincialism）和“地方世界主义”（provincial cosmopolitanism）两个词来指处于美国等人类学知识生产中心的人类学者对霸权地之外的人类学缺乏了解，以及非霸权地的人类学者却很熟悉中心地所生产的知识话语的现象（Ribeiro, 2006, 2014; Papailias & Gupta, 2021）。这一论述与今天中国人类学的现状甚少为欧美学界所知晓，而中国学者可能对美国人类学的知识前沿更熟知，并且来自不同“边缘”国家的学者在国际交流的场合使用欧美话语的情况如出一辙。

关于中心与边缘地位的论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纵观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发展史，有的是受殖民影响发展起来，也有的存在自己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文化底色，发展路径不尽相同，因此国际学术之林里并不存在真正的“边缘”人类学，所谓“中心-边缘”，只是一个学术视角问题。

“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等的分类充斥着西方的学术霸权和殖民主义的色彩，它往往带有来自西方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的凝视。从去殖民的人类学的维度上看，与“世界人类学”类似的有“本土人类学”的发展。本土人类学强调由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在的社会的文化和社区进行研究，而非文化的外来者——尤其是来自欧洲殖民体系的人对其进行研究（Messerschmidt, 1981），也就是对本文化的关注。在中国，目前已有不少关于“本土人类学”的讨论以及民族志研究（例如，徐杰舜，1998；王铭铭，2011；麻国庆，2020；周星，2021）。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被视为本土人类学民族志的典型代表，被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评价为研究者对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进行研究的有益成果（费孝通，2001）。张小军的“‘学’归中国”（张小军，2021：56）是对人类学本土研究的很好的概括，即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回归到中国本土的研究之中，与中国现象对话、作出理论贡献。他还提出，人类学本土化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去本土化”（deindigenization）（张小军，2021:21），让学术概念、理论、方法在世界中共享，让地方性知识在世界中得到尊重和理解。

三、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西方和国家的影响

与边缘的人类学是维持边缘地位还是融入西方中心的讨论相似，十几年前，就有学者讨论过中国人类学将变得更加本土化，还是会融入人类学的世界体系的问题（Smart, 2006）。回顾西方人类学从20 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的发展之路可见，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既受西方学术潮流的影响，同时也受国家发展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类学并没有完全“西化”，而是有自身的发展路径和特点。

在20 世纪初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之际，中国人类学较多地受到日本、俄罗斯、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影响，不过当时还没有像今天的美国那样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力量。彼时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去往日本而非欧美，对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的译介相对更多，因而日本人类学对中国人类学最初发展的影响也更大。但后来随着来自苏联、美国及欧洲的学者到中国访学和做研究的情形增多——例如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 Radcliffe-Brown）1935 年到燕京大学讲学，这些西方学者也带来了西方的人类学知识（Guldin, 1994）。美国的“人类学四分支”的学科架构——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体质或生物人类学，也是在这个时候由受过美式训练的留学生——如林惠祥、吴文藻等引介回来的，并于1948 年应用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Guldin, 1994; 周大鸣、吴宁，2009）。

但是此时的人类学更多地被称作民族学，这与蔡元培于1926 年发表的文章《说民族学》有关，他在文中定义了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蔡子民，1926：478）。总之，中国人类学此时处于博采众长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也影响至深。

我国人类学、社会学素来有以民族志方法对汉人和非汉人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的传统，这也与西方学者到中国的调查活动和学科知识的传介有关。20 世纪前期，在蔡元培等的引领之下，先有杨成志、凌纯声、芮逸夫、商承祖、林惠祥等人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后有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田汝康、许烺光、杨庆堃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社会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人类学相继被取消近30 年。在1949 年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中断的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受苏联的影响较大。例如，在莫斯科大学，人类学归于生物学，所以尽管当时我国取消了人类学，但模仿苏联的学科设置，体质人类学在生物系得到了保留（周大鸣、吴宁，2009）。而根据美国“四分支”的学术传统建立起来的人类学架构此时已经被打散。在此期间，不少人类学家转入民族研究或者民族地区的研究，继续在民族地区进行调查（麻国庆，2020），一些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则转入历史系，例如中山大学的粱钊韬就进入历史系，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周大鸣、吴宁，2009）。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重建人类学。此时，美国的人类学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与其国力相似的霸权地位，以“四分支”为标志的美国人类学学科建制也已经在世界通行。作为国内首个恢复人类学专业的院校，1981 年中山大学重建人类学学科时，也是跟随美国的标准设立了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四个分支专业（周大鸣、吴宁，2009）。

伴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学在我国也历经了学科旨趣、取向和目标的变化，逐渐成为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人类学、民族学称呼的混用和研究内容的部分重叠，也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个特点。

实用性是中国人类学的另一个特点。自20 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人类学就一直参与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的讨论中。费孝通先生也致力于中国特色人类学（China-specific anthropology）的建设，强调学科的应用性以及对国家的服务性，倡导中国的人类学应关注发展以及现代化等实际问题（Tapp，2010），学科应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实践具有明显的“实用性”。

中国人类学受国家发展的影响，为国家建设需要服务。无论是在国家发展的哪个阶段，人类学在中国都有明显的应用性，也具有家国情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类学研究具有鲜明的以国家建设为核心的取向，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也与国家建设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麻国庆，2020）。人类学者对非汉族地区的研究、对民族识别工作的贡献，就是学科实用性和应用性的典型例子。

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可见，它受到西方文化与中国国家建设的共同影响，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特点。但是学科重建之后，中国人类学基本处于“追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潮流的状态，与世界的研究兴趣割裂，且由于语言的问题，较少加入西方的“主流”讨论和知识建构中。当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生、学者到国外学习、交流机会的增多，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有学者认为，这些接受过主流学界训练的本土人类学家，既熟悉理论，又有中国的本土生活经验和语言优势，应能推动中国研究进入主流世界（张小军，2021）。但也有学者表现出对人才流失的担忧，认为中国的研究生出国学习之后，要么留在欧洲、大洋洲或北美洲，要么换专业，不再从事人类学研究，虽然他们有比前辈更优秀的语言能力，也能把握国际学术潮流，但是未必有助于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Smart, 2006），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的差距仍在。不过，即便是留在西方国家的中国学者，他们仍然可以中国社会和文化为研究对象，书写中国议题的民族志，以西方理论分析中国现象。近年来有不少以英语写作的中国议题的民族志引进了中文版，就是在外国的中国籍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

四、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的新发展

（一）“世界人类学”的立场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知识建构

“世界人类学”（world anthropologies）（Restrepo ＆ Escobar, 2005; Ribeiro & Escobar，2006）是在挑战西方人类学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提出的，指代美国、英国、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人类学传统。它与一些相近的概念，例如“其他人的人类学”（other people’s anthropologies）（Bošković & Eriksen，2010）、非西方的人类学（non-Western anthropologies）（Fahim & Helmer, 1980; Fahim，1982）等类似，都以复数人类学的形式表达了对源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传统的人类学理论与知识的承认。

“世界人类学”受全球化的影响，源于埃斯科巴、里贝罗等人类学家对“世界人类学网络”（world anthropologies network）的推动，目的在于让多元的人类学观点得到表达。他们留意到，北美以外的世界存在着不同维度的人类学的声音（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anthropology）（Ribeiro & Escobar,2006），中国人类学理应是其中的一员。例如，关于种族相关的概念，中国有依据自己的民族和历史形成的种族观念和种族理论，不同于美国的种族观（Dikötter,1992）。

显然，在“世界人类学网络”搭建之前，非西方人类学或者说多元的世界人类学已经存在。“世界人类学”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行动主体，内部成员具有多样性。首先，各国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受殖民历史影响的程度不同；其次，它们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大不相同；最后，各国的主要研究议题亦有差异。只是，这些多样性常被置于华勒斯坦所述的世界体系内，即在“中心-边缘”的框架下被归入边缘。

“世界人类学”的概念一方面蕴含了人类学知识生产主体的多样性，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色彩，带有对英、美、法主流人类学学术话语的强烈批判精神。19—20 世纪，人类学在很多国家的发展跟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有直接关系，早期的人类学实践也常与殖民者的需要相关。人类学以对“他者”——常与被殖民地的人重合——的研究为起点，而“我”（self）则是观察和描述的主体，也常是西方世界的研究者。研究他者，为了了解当地，也为了反观自身。不过，在后殖民时代，“我们”与“他者”的边界在世界变迁的潮流中变得模糊了。一方面，对谁是“他者”的看法的不同，影响了知识生产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另一方面，原来受凝视的“他者”也拥有他们自己的人类学视野，成为民族志创作的参与者，展现出本文化的人研究本文化的力量，或研究家乡里的他者（others at home）。要推动“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在知识生产的认识论上就需要做出改变。

无论是以本土语言写作的或以一国内部的“家乡的他者”为关切对象的“本土人类学”，还是落脚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人类学传统的“世界人类学”，其存在都是挑战霸权人类学的有益尝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发出自己的人类学声音，让非中心（常常是来自曾经的殖民地）的人类学传统也能够得到关注，并对现有的人类学知识进行反思。印度、俄罗斯、日本是其中的一些例子，其人类学研究近年来都较为活跃，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获得了不少关注。中国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其中。

（二）破除人类学知识建构中的语言霸权

与霸权的人类学相联系的是语言霸权的问题。全球化进一步加强和固化了这种人类学知识制造的英语中心主义的地位。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能忽略语言霸权在其中的影响，要打破目前存在于学科中的英语中心主义。英国与美国的人类学毫无疑问都只是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之一。只不过趁着全球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机会，英国与二战后的美国共同促成英语享有了帝国主义形式的统治地位，成为全球语言，英语成为国际商贸、外交、学术等重要领域的通用语，英语世界的人类学（anglophone anthropology）也随之占据了学科主导地位。直至今天，英语仍然是人类学学术发表的霸权语言。可以预见在短期内，以英文书写和发表的人类学作品依然会在全球出版体系占据主流位置。

相比之下，法国也是人类学的“传统”国之一，是重要的学科知识生产中心。例如，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结构思想对英国社会人类学、对美国的文化结构研究都有重要影响。但是总体来看，法国人类学的环球影响不及英、美人类学，这与法语的全球流行度不及英语有关（Erickson & Murphy，2017）。即使法国结构主义在20 世纪50 年代已在法国兴起，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著作直到60 年代至70 年代中期才逐渐被翻译成英文，其结构主义思想才传入英文学术世界。另外即使列维-斯特劳斯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法国人类学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对世界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法语与英语地位的差异，其思想在英语学界的传播也大大落后于法语学界，这种影响力也与其对学科发展的重要程度不成正比。

英语人类学著作的译介（例如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在数量上比反向翻译（例如中文著作翻译成英文）多得多（Bošković & Eriksen，2010）。换言之，非西方国家（或者说学科意义上的边缘国家）要进入目前全球中心的学科讨论，依然面临较大的障碍。非英语国家通常在人类学的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处于“语言边缘”（linguistic periphery）的地位（Erickson & Murphy，2017）。

是否应用霸权语言（目前几乎等同于英语）加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对世界人类学来说至今依然是个问题。在目前“中心-边缘”的框架下，以“边缘语言”写就的作品很可能仍处于边缘的地位，难以被该民族国家以外的地方看到。因此，荷兰、挪威、俄罗斯、韩国等国家都推出了人类学的英文或者双语（甚至多语言）期刊。荷兰主流期刊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接受荷兰语和英语文章，另一本期刊 Focaal：Journal of Global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只以英文发表，完全加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中，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类学期刊（Vermeulen，2010）。

我国目前也有不少这样的尝试，如由知名中文期刊推出英文版期刊。中国作为“世界人类学”的重要力量，可考虑更大力地以双语发表推动学术对话，参与到全球学术讨论中，在共同关注的人类议题上发出更多中国的声音。王铭铭（2021）提出的“汉语人类学”，即以汉语阐述的人类学，实际上也是契合此目标的。他“试图将所在国度重新界定为一个人类学知识的来源地和认识的‘主体国’”（王铭铭，2021:4）。不过，与挑战西方主流地位不同，他提出“世界‘无处非中’”，不能割裂地看“中”“西”，而是在这个多中心的世界学术体系，“培育出与有支配地位的‘西方现代认识型’对等的‘行知系统’”（王铭铭，2021:4）。他赞同不应局限于研究本国，而“应借助在‘前现代’时期中国既有的‘天下意识’，展望全球，有志于使自己的民族志区域视野拓展到世界各地去”（王铭铭，2021:4）。他推动以汉语书写的海外民族志，也尝试在研究中将西方作为认识的客体而非主体。其著作《西方作为他者：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于2007 年以中文出版，2014 年又推出了英文版（王铭铭，2007；Wang, 2014），就是很好的尝试。

如今，我国大力推进优秀中文文献的外译工作，是对“世界人类学”很好的参与。应当强调，除了单纯的文字翻译，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在现阶段参与到国际对话中，如带着中国现实问题参与到现有的以英语进行的研究讨论中，掌握国际话语，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如此才能在更远的将来打破学科的英语霸权。

（三）“世界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人类学

中国人类学应参与推动“世界人类学”成为国际人类学学科实践的主流，展示多元的、去中心的人类学理论，破除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人类学地位。新发展阶段的中国人类学，除了要保持“接地气”、了解当地观点的人类学底色以外，还要积极参与到世界的讨论中，从“他者的人类学”发展为中国的人类学。一方面应继续保持学科一贯的时代关照和家国情怀，为国家、社会、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应贡献于人类学的学科知识生产，为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类贡献中国的经验知识和理论。总之，中国人类学在实践中应当关注中国社会的问题，在国际人类学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和时代特点。本土人类学研究者成果丰硕，应当注重把这些创新成果传播到世界，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分享中国经验和理论，与世界同业者交流，在国际学术界占据自己的位置。

首先，何为中国声音，涉及中国人类学的范畴问题。王铭铭对中国人类学做了三种区分，他借用英文的表达，分别表述为：anthropology in China—— “处在中国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研究中国或是与中国有关的人类学”，以及Chinese-speaking anthropology——“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人类学”（王铭铭，2011:122）。本文认为这三者都应当作为中国加入世界人类学建设的知识基础，前两者既可用中文亦可用外文作为研究的语言。它们都可以作为本土人类学的研究。

当然，发展中国人类学不等于只发展本土人类学，也不是照着西方理论和发展路径原版复制。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方向应为研究“内部他者”的中国本土人类学与“迈向人民”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人类学的融通（麻国庆，2020）。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既要吸取世界人类学的经验知识，也要发展中国的表述，包括地方性的语汇和表述，发展“本土人类学的实践”（周星，2021）。这也许是世界人类学与本土人类学实践相结合的好的出路。不过，也正如有学者提醒的那样，中国学者在进行本土研究的时候，应当要做自我本土化反省，不应被狭隘的“中国主义” “民族主义”所裹挟，因为只有对外土有更充足的认识方能反照本土，照搬外国理论、套用外国理论而不了解本土的情况，并不能把本土人类学的研究做好（张小军，2021）。

当然，更重要的是，本土的界限不应只是以“国家”“民族”或者“中国学者”来划分（张小军，2021:58），应有更多的弹性和更开放的眼光。

总体而言，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在“世界人类学”或“其他人的人类学”的推动中，来自中国的个案与来自中国研究者的声音往往是缺席的，偶尔可见外国学者所做的与中国有关的人类学研究（例如，Smart, 2006）参与讨论。主流学界的人类学家对中国进行的研究较少，可能是中国声音缺失的其中一个原因（张小军，2021）。相比之下，世界各大洲的一些新发展的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巴西、阿根廷、喀麦隆，以及英、法、德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都作为“世界人类学”的行动主体发出了各自的声音（Bošković & Eriksen，2010）。与此同时，世界人类学协会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s, WCAA）——世界人类学项目的成果、一个全球性的行动主体，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成员。可见，现阶段中国学者亟须积极加入此类讨论中。

加入世界人类学的话语，了解西方的理论发展脉络有其必要性，观照他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但这同时还涉及研究中如何处理以已有的外国的学术概念、理论甚至学术体系来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问题。具体来说，参照张小军的概括，它涉及西方的人类学理论、观念如何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现象和概念，中国能够从本土现象中提出怎样的理论与西方进行对话，中国的研究能否对世界人类学做出理论贡献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张小军，2021:56）。

另外，无论是从事“处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国或是与中国有关的人类学”，还是“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人类学”（王铭铭，2011:122），都应当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问题，立足中国的本土经验，而非简单地加入以西方话语所做的讨论中，或者简单地以中国的个案为西方理论作脚注。毕竟，文化霸权的体现之一就是将美国等知识生产中心地的问题看成全球性的问题，呈现一种普世主义的倾向，而这在中国的语境下未必适用。因此，中国人类学要坚持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来观照中国，扎根中国大地、展开实地调查。在共建世界人类学的背景下，如王铭铭所言：回到地方、联通区域的研究，以打破过于“国际化”或“特色化”的界线（王铭铭，2021：9），构建中国的人类学知识。

五、结语

以英、美为中心的西方人类学长期占据学科支配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方的人类学则被归至边缘。主流学术活动中使用英语即是这种霸权的体现。“世界人类学”的倡议是对此霸权的挑战。一方面，它认可植根于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理念和理论，承认及重视全球不同地方的人类学知识及其学科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批判人类学知识生产中的英语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倡导世界各国人类学的互联以及去中心化，鼓励来自全球的更多元的人类学观点的表达，致力于打破一元的西方人类学话语体系。

发展中国的人类学，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世界人类学”的理念是一致的。“世界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是希望为世界学科体系中的“边缘”的人类学在本土化或主流化的选择之间找一条出路。它不用完全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也不走向极端的本土化，其学术追求是去中心化、保持中国人类学特色。

中国人类学应作为世界人类学的实践者，将中国经验升华成中国的概念和理论，并积极参与到世界范围的学术讨论中。总之，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一方面要扎根中国大地，认识到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另一方面要积极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为加深对人类的认识贡献中国理论。

人类学归根到底是理解人的学问。要做中国的研究，与世界对话，构建共同的人类的知识，更好地解释世界变化和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我们要打开地域的限制，无论是研究自我还是他人，无论在他乡还是故乡，都是观照自我、观照人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里，必然包含人己的杂糅性、文化的多样性、地区的差异性，而这都是人类学研究绽放异彩之所在。

最后，研究者还可以尝试跳出学科藩篱和研究地域的界线，发展出全球眼光。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不少交叉。对于新发展阶段涌现的不少新问题，应推动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形成中国学术的视野和格局。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杂志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