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米亚：术语、意涵及启示——基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严庆，刘赫

《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摘要:“赞米亚”意指特定群体逃避“国家空间”的产物，是打破民族-国家边界以研究东南亚高地社会所借用的概念。赞米亚区域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呈现的逃避特性体现在其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赞米亚及其所描摹的民族社会对于认知和理解我国的民族事务和区域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赞米亚；区域治理；民族事务

以部分或局部的视角研究社会整体文明是一种常用的学科范式。詹姆斯·C·斯科特的作品《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的出版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斯科特在书中借用了“赞米亚”一词，描述了逃避主流社会统治的东南亚高地人群及其生活。斯科特的这种跨区域研究能够弥补单一国家和单一民族研究的不足，这种研究以更为平实的视角探究族际间的互动，还能将局部研究归纳出的机理和规律性认知放诸其他空间或更大范围。

在国家视角成为政治学研究主流的当下，斯科特关于赞米亚的研究体现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特点，即在前国家时代或远离国家的场域内如何看待人类的政治现象，如何看待特定群体围绕权力和社群事务治理问题展开思考与运作。

一、“赞米亚”的提出及其意义

“赞米亚”（Zomia）是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学家威廉·冯·申德尔（Willem vanSchendel）于2002年提出的地理术语，指的是历史上位于低地人口中心的政府无法控制的大面积的东南亚大陆。斯科特在其 2009年出版的新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深化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用以描述所有海拔在300米以上的东南亚高地。赞米亚区域辽阔，囊括多个国家和地区，居住着上亿少数族群人口，族群错综复杂，具有显著的族源认同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一般而言，站在现代国家的视角单独研究某一民族，往往会忽视该民族所处的族际生态环境以及族际之间的嵌合与互动，故而可能会存在诸多问题。斯科特超越主权国家的边界，从赞米亚区域的宏观视角研究东南亚人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地域研究方式。

（一）“赞米亚”的含义

“赞米亚”一词来自 Zo-mi的组合，是印度-孟加拉国-缅甸边境地区几种相关的藏缅语族共同使用的高地语中的词。“赞”（Zo）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词，意为遥远，隐含着住在山上的意思；“米”（mi）的意思是人民。Zo-mi表示边远的山地人。斯科特从申德尔那里受到启发，但又质疑传统的地区或区域概念，预见到横跨如此辽阔疆域的巨大高地具有鲜明的特色，应该成为一个有特定称谓的研究对象，故而“赞米亚”一词应运而生。

在斯科特看来，赞米亚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大的无国家空间之一，这一地区在地理上也可以被称为东南亚大陆山地，它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 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跨东南亚的五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部分地区），其面积为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族群人口［1］，内部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斯科特的研究中，赞米亚是为逃避“国家空间”而精心设计的艺术，那里的人群尚未被纳入国家机器的管辖范围，那里居住着的是崇尚自由、实施自我管理的人群，与他们有关的地理区位、耕作方式、农业作物、社会结构、口述文化、被狂热崇拜千年的先知等都可以被视为逃避国家控制的产物。所有这些特征都帮助赞米亚地区的人们逃避国家统治，避免被统合进国家体制，以保持国家边界之外的独立和自由。斯科特认为，赞米亚地区人们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次级适应”，是人们采取的“自我野蛮化”，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而不是以往文明中关于“野蛮”等“原始主义”论调所认为的被淘汰或落伍的产物。赞米亚创造了逃避者的历史与空间，亦造就了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与空间。

（二）如何看待赞米亚及其意义

斯科特关于赞米亚的论述一经问世便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论著及观点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本格特·卡尔松（Bengt G. Karlsson）认为，斯科特关于赞米亚的观点为研究印度东北部社会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让人们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斯科特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角来挑战民族国家的霸权话语，这些霸权话语大体上已经描绘出了对该地区及其居民的刻板印象。他赞许斯科特的研究视角和论述，但对于斯科特的种族认同形成的观点（可以说是他的“激进建构主义”立场）提出了不同见解［2］。卡洛·邦古拉（Carlo Bonura）认为，“赞米亚”是一个创造性词语，这个术语混淆了区域边界研究的地理板块，它超出了掠夺性国家的范围，在概念上既令人振奋，又令人警醒［3］。

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对斯科特的研究给予了关注。云南大学的马青云认为，斯科特用“赞米亚”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在地理上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地区，这种区域研究的思路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他（斯科特）在赞米亚这样一个跨越国际的疆界内，看到了山地民族的共性。”“赞米亚这个概念的发明，以及斯科特身先士卒的阐释和论证，为我们描述这些民族的过去提供了不少的理论和经验。”［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赞米亚”是斯科特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束缚而阐发的用以描述所有海拔 300米以上的东南亚高地的区域研究术语。赞米亚是一个“破碎地带”，由各种各样的高地避难所组成，它反映的是为逃离“国家空间”而精心设计的艺术，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是令人生畏的地理环境的结果。赞米亚幅员辽阔，跨越了九个民族国家的边界，错综复杂，包罗万象，这一巨大的“非国家空间”是东南亚高地人的“逃避走廊”。这一“百纳被”①般的破碎地带呈现出巨大的流动性、渗透性、多重性，在不同的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赞米亚人的社会也经常重组。

① “百衲被”，原指用多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布块拼接缝制而成的一种薄被，此处意指赞米亚地区破碎的地理环境特点。

二、赞米亚区域的特点

作为极具代表性的跨越民族国家疆域的地区，赞米亚有其独特之处，具体表现在山地国家为逃离国家空间而选择的崎岖恶劣的地理环境、与低地国家黑暗双生［5］的经济联系、自我选择的耕作方式和农业作物、逃避统治的政治安排、部落性和平权的社会结构、逃避文明的口述资料以及被狂热崇拜千年的先知等方面。

（一）自然环境的隔离特点

在历史上赞米亚区域是逃避低地国家压迫（包括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的产物。而对于国家而言，其兴起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拥有适合耕作水稻的大面积冲击平原。统治者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家空间”，就需要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大量、稳定的人口和剩余粮食。为了逃避压迫和统治，原水稻国家中的一些居民选择与国家保持距离，逃离国家空间。他们选择沼泽、湿地、红树林等去处，比较而言，山地是更理想的选择。马克·埃尔文（MarkElvin）以处在赞米亚区域的中国贵州为例，揭示逃离人的环境选择：“制作地图是困难的，制作贵州省的地图尤其如此。……贵州南部的土地支离破碎且边界不清，……一个地区或县可能被分裂成许多小块，还经常被其他地区或县分隔”［5］。J.乔治·斯科特（J.George Scott）的描绘是：“那些崎岖不平并长满丛林的地带是长期被土匪占据的地方，……在这里追踪是不可能的。这个地带狭窄、曲折，特别适合打游击。除了通常使用的道路外，很少有其他方法进入。……通过丛林时有许多悬垂荆棘和多刺的爬藤植物。”［6］而伊丽莎白·R. 胡克（Elizabeth R .Hooker）则进一步揭示道：“地面被弯曲的小溪冲刷成许多小的沟壑，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缓慢且困难的交通方式带来的地理隔绝又被其他一些因素所加剧。”［7］

从斯科特等人关于赞米亚地区自然环境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进入困难的丘陵、沼泽和山地将低地国家与高地人“分割”开来，相对的自然空间隔绝加大了国家机器施展其能力的难度，形成了内陆国家所能到达的国家治辖边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 出，“大山统治了另外一个与文明相分离的世界”［8］。从这个角度来看，逃往高地是赞米亚人所选择的“逃避与生存的自然空间策略”。

（二）经济上的依存特点

在东南亚，生活在赞米亚区域的人们因为经常移动和去向不可预期，被认为是游离于文明之外的“化外之民”，他们选择的生存方式和生态区位亦被视为野蛮。但是，文明和野蛮是相对的，没有野蛮的对照，就无所谓低地国家的文明。尽管看不起他们的山地邻居，低地国家还是因为强烈的经济依附需要而与山地捆绑在一起。双方因占据不同的生态区位、生产不同的农业作物等而产生的互补性，强化了牢不可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而，斯科特把山地人群同谷地国家称为黑暗“双生子”。山地人尽管在尽其所能地逃避低地国家，但是又无法避免地与低地国家保持着经济互生关系。

低地国家一方尽管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但没能凭借自身优势而左右贸易，山地与低地产品互补，两地因为需要交换自己的产品，而使得彼此的产品具有了高度的流动性。低地国家可以从山地获得天然的林产品（包括稀有的木材、药材、各种树脂以及乳胶等）、犀鸟的羽毛、可食用的燕窝、蜂蜜、蜂蜡、茶、胡椒等，这些产品都具有重量轻、体积小、价值高的特点，因而也容易为高地人带来高额回报。同样，低地市场可以提供山地人没有却需要的产品，从最基本的盐、鱼干到陶器、瓷器、针线、成衣、绳索、武器、火柴、毛毯、煤油等［9］。在山地人认为有利的条件下，活跃的贸易把低地与山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生计方式、不同的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专业化，成为山地人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基于各自的地理区位优势与需求，低地国家和山地人群保持着长期而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这对无法分割的黑暗双生子为我们研究跨区域族际关系提供了生产、生活视角。我们置身于大瑶山周边的平原地带遥望绵绵瑶山，就不难想象到在近代之前瑶家人如何与山外人进行贸易，为何贸易。

（三）政治上的平权特点

赞米亚是一个特指区域，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它呈现的是逃避国家空间、逃避统治的艺术。在赞米亚地区，寻找不到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影子，生活于斯的人们游离于国家边缘，他们不纳税、不参与国家主权的竞争，他们选择平权的政治建构就是为了避免精英的出现，免于被统治、被治理。他们逃避国家性和���久的等级制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想控制赞米亚的野心，它就必须寻找一个有权威的首领，而这在赞米亚大部分区域是很困难的，因为赞米亚区域每个基本单元都声称自己的独立特征，对那些“水母似的”部落进行稳定和间接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斯科特举例说明，佤族是山地有高度平等“民主”的群体，他们强调平等地参加盛宴和地位竞争，不允许那些已经很突出或者很富有的人提供更多的贡献，以避免首领的产生。这也正如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指出的，他们构建出平等主义作为抵制国家的策略［10］。

在赞米亚地区，没有行政管理，没有军队，没有警察，那里是一批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人群，所有经典政治学家关于国家和政治的论述在这里都寻不到踪影，赞米亚人的“政治”安排都处于与其低地邻居相对立的位置。山地人群在与低地国家的对话中构建出这种无意识形态的框架，并表现出了对国家构成要素和等级分明的领袖地位的厌恶。他们所尊崇的平等主义帮助他们逃离被统治，向更平权和自由的方向迈进。

（四）社会的分散特点

与区隔的自然环境相对应，高地人所选择的社会结构是水母式的，这种结构对内是自成体系的，对外是相对闭合的。这种结构同时又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和适应性。流动性可以免于国家及其治理的有效控制，逃跑成为山地人自由的基础；适应性是指小的社群单元可以很快适应新的搬迁环境，适应山地，这成为了山地人的独特技能。赞米亚是众多社群单元的联盟，这些单元可能是拥有核心的大家庭、宗族，也可能是分散的氏族、结盟的部落、小村寨、大村庄、小城镇以及直接控制的领地。从治辖的角度看，统治一个整合度高的集合体容易，但将分散的众多社群单元纳入统治之下确实困难且难以长久。这些社群单元就如一块块砖，可以被拆散而四处堆砌，也可以组合到一起建筑房屋。它们不断地消失、分裂、易地、合并、重组，这种高度的流动性和社会重组的策略构成了赞米亚社会的特征。因赞米亚具有与水母相似的特性，斯科特把这种模式命名为水母式的逃避结构。

赞米亚人的逃避始于赋税开始的地方，压迫的开始也是逃避的开始。在斯科特看来，赞米亚地区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变量，那里有不断变换的部落和不断迁徙的人口，人们总是处于移动之中，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领袖是临时的，生存方式是易变和逃匿的。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存策略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给那些妄想将其纳入“国家空间”的统治者设置了不小的障碍——他们（国家统治者）很难找到可以进入赞米亚社会的切入点。逃避的第一个原则是选择合适的地点，第二个原则是保持移动，高地人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被整合进国家而进行的“策略性适应”。笔者认为，山地人的部落性、流动性、自主性、适应性成为其逃避统治的有力武器。

（五）其他方面

对于赞米亚人而言，山地并非只是政治抵制和社会逃避的空间，也是文化拒绝的空间，依托山地，赞米亚人创立了逃避统治的艺术，创造了独特的水母式“逃避文化”。在很长的时间内，赞米亚人拒绝了文字和文本，选择了一种具有潜在积极意义的媒介——口述。在斯科特的阐释中，文字和书写的文本是与国家的产生和运行相关联的。石碑和书写的文本同口述的形式相比最大的特点在其相对持久性。国家的统治者想建立并保持其权威，就可以通过这种固定的文本形式从历史中寻找权力的合法性，并保持等级制度在代际间的稳定传递。书写是国家施行行政管理的关键技术，国家要平稳运行，就要将其人口、土地等登记在册，尤其是对人口和家庭作调查。相比之下，无文字的口述史就有更多的操纵空间，在口头文化中不存在任何权威的、正统的谱系和历史，每一阶段有关谱系、历史的记述都是某种特定利益、特定权力关系和特定背景的反映，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进行策略性调整。没有文本和文字使得高地人可以自由地操纵和解释历史，将国家诞生的因子扼杀在摇篮里。

除此之外，在赞米亚高地流行着对先知的狂热崇拜。在当地人看来，先知可以创造奇迹，恢复传统的道德准则，呼唤族群行为的回归，亦可使人们避免臣服于低地国家，从而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在自然神学中，“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丧失精神的状态下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在这种救赎宗教的世俗功能下，当高地人在经济、自主秩序和独立地位等方面感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先知，在先知的带领下进行激烈的反抗。同样，对先知的千年狂热崇拜不仅仅能抵抗国家的入侵，同样也是逃避国家的体现。高地人从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承诺中发现当下问题，拒绝现状并开始反击。

“逃避国家”是赞米亚人最大的特点，为此他们远远地与国家空间保持距离，逃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站在与国家对立的一面，创建了自己独特的“逃避经济”“逃避政治”“逃避的社会结构”“逃避文化”和“逃避的‘先知’世界观”。这些不是“野蛮化”的结果，而是高地人自我选择的智慧。这些逃避的艺术具有更大的弹性、流动性和适应性，帮助高地人免于被纳入行政体制之中，保持相对的自由和自主的秩序。

三、对于我国赞米亚区域的思考

通常而言，一个分析模式越是宏大，就越是难以囊括研究客体的复杂性。在斯科特眼中，赞米亚是个巨大的区域。按照斯科特的观点，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部分地区属于赞米亚地区，本文权且称之为中国赞米亚区域。如果回溯王朝时代中央政权或地方性政权经略西南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赞米亚区域不时受到外来权力的渗透与整合（例如三国时代蜀国对西南的治理、元明清三代设立的土司制等），尽管这些区域不时反映出因保持地方治理与文化特色而逃离外来主导力的冲动，但其逃离性是有限的，不同于一些其他的东南亚赞米亚区域。从一定程度的逃离性而言，赞米亚地区的形成有其内在机理，对赞米亚的认知有助于我们把握特定区域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一）赞米亚区域的形成机理游离了旋涡模式

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人会本能地追逐利益和资源。赵汀阳在其《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旋涡模式”，对形成中国连续性的内在动力结构作了阐释。他吸收了经济学博弈论的理性人假设，认为在中原地区存在着丰富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人的逐利本性使得四方之民被中原蕴含的资源所吸引，从而理性主动地加入到这种博弈的向心运动中来，进而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旋涡模式。这种旋涡模式一旦形成便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吸引边缘的人群和文明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个旋涡中来，已经被卷进旋涡的人群很难也不愿再出去，于是中国天下的内涵与外延便这样被定义。旋涡模式阐释了国家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和丰厚的文明与精神世界，它的形成机理不在于对外进行残酷的侵略扩张，拓展疆土，掳掠人口，而是以中原为核心不断吸纳四方之民加入［12］。

然而趋利避害亦是人的本性。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追求安全是人的第二大需求，当战争、徭役、兵役、赋税等降临到民众面前时，他们便会离开，逃避被奴役、被统治。于 是他们逃往高地并在这个无政府主义的空间建构并保持着他们自己的社会进程。赞米亚现象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旋涡模式”及其解释，呈现出历史上民族与民族、民族与王权互动的复杂性。

（二）自然地理环境成就了赞米亚的自我空间

自然环境，包括位置、地形、地势、地貌等，都对文明的产生与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被山河切割破碎的地理环境以及险峻地势带来的封闭性会使当地文化呈现出“滞后性”与相对独立性。受地形、地貌的影响，人群会选择靠近河流的平坦处居住，这极大地体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就我国而言，滇西北的怒江流域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怒江流域位于“三江并流”核心区，东西南北跨越面积达上万平方公里，山峰交错，河流纵横，破碎的地理环境打造了该地与外界之间的天然屏障。该区域少数民族众多，民俗文化绚烂多彩，各民族均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房屋及生产、生活用具等也独具民族特色。当地人大多信仰原始宗教，保存有原始图腾崇拜的遗迹。独特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丰富的土壤类型以及自然资源，生活于其中的民众便依托独特的资源开展农业生产与日常活动。在现代交通、传播技术进入该地之前，相对闭合的空间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保留了浓郁的人文特色。近年来，笔者先后多次到广西大瑶山和云南各地调研，切实体验到了一些区域的封闭性自然生态环境和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资源环境，由此不难想象斯科特笔下的赞米亚人文场景。

（三）我国的赞米亚区域于近代开始快速转型

在笔者看来，20世纪初至 50年代，一部分中国赞米亚区域的逃离性不如斯科特描绘的东南亚一些区域那样显著。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国家建构原则和执政党的价值理念改变了中国各民族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旧社会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的中国赞米亚区域的逃离性发生了逆转，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不断实现民族整合。

昔日青藏高原被视为无法抵达的天堂，如今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为内地与西藏的沟通开辟了“天路”。而独龙江公路隧道的开通也具有重大意义。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仅有一条独龙江公路与外界沟通，是独龙族民众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命脉。当地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与世隔离，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包括独龙族在内的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十分关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随着独龙江乡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当地基础设施和群众的生产生活不断得到改善。2018年11月底，独龙江公路隧道全线贯通，这大幅提升了独龙族民众的生活幸福感。而与云南毗邻的“八分山一分水一分田”的贵州省，已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的交通梦。路铺展到哪里，国家认同就传导到哪里。现代的交通、现代的传媒、现代的教育、社会的流动性等要素，都在让赞米亚不再边远。笔者三次深入费孝通先生曾经到过的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调研，每次经过 2号石壁（崇山峻岭中的两段断壁，断壁下是很深的峡谷，一座桥将两段断壁连接起来）时，看到桥栏杆上刻着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就能够自然联想到执政党改善当地交通条件，将大山深处与外面世界连接起来，将全区域、全社会整合起来的功绩。

四、结语

在不同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自然、人文等综合原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及其迁移，而政治人类学则以前国家时代和国家不在场的人类政治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斯科特将赞米亚视为逃离国家空间的特殊空间，认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运行规则和政治秩序。实际上，历史上逃离的赞米亚人也不时与周边区域发生交往与联系，尤其是到了近代，在现代主权国家不断加强内部整合的努力下，昔日的赞米亚不断被相关国家纳入国家一体化格局。在东南亚地区，传统的赞米亚已经在发生改变，相关国家都在通过架桥铺路、统合资源、扩展治辖等方式，将各自的赞米亚区域融入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进程。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或者由于社会自运行的惯性影响，赞米亚区域依然遗留了一些自身的特色。

责任编辑：c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