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差异：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的人类学研究

马伟华 陈纪

《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摘要：在韩中国朝鲜族的职业分化，是导致该群体社会融入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因素。普通务工群体在经济融入中的边缘化特征，使得他们在社会交往与文化融入中呈现出封闭与异质的状态；中高端职业群体成功融入韩国社会，促进了他们与韩国人之间的深层互动及文化融入的同质性。研究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的分化与差异，不仅可以展现跨界民族问题研究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对朝鲜族跨国理性流动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引导意义。

 

关键词：朝鲜族；社会融入；分化；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融入是指相对弱势的主体与特定社区的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生活不同层面发生的具有持续性的社会互动过程。西方学界关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一方面针对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差异关系建构了“文化同化论”“文化休克论”“文化同化模型”等理论，研究目标均预设为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采取单线接受式的融入；另一方面，揭示了移民社会融入所采取的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等文化适应策略，展示了西方国家不同时期的移民政策，如多元文化主义、熔炉主义、隔离、排斥等。还有学者认为，移民在不同领域并非采取相同的适应策略，即在不同场景下显现为动态的、即时的适应特征。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还对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阶段、目标、途径、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理论强调移民的文化适应程度，解释了不同国家、民族、宗教背景下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过程和状态等问题。

 

国内学者通过对新疆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云南苗族、傣族、景颇族等跨界民族的实地调研，对跨界民族的含义、形成、类型、认同、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和平跨居”的文化分析视角。“和平跨居”提出的最初目的，在于从周边国家安全角度出发，探讨跨界民族之间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共同的血脉联系，以及对邻国周边地区社会稳定与族群关系发展的意义。后来一些研究者将其内涵扩大，认为“和平跨居”还能解释跨界民族在经历跨国流动重聚一国后，基于相似的“文化模式”，可以实现社会文化整合，顺利完成社会融入。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西方移民社会融入理论基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国际移民而提出。由于中国朝鲜族在跨界流动中与韩国居民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西方移民社会融入理论提出的同化、分离、排斥、多元等观点，很难解释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状态及其背后的深层机制。基于新疆、云南等地跨界民族研究案例形成的“和平跨居”分析视角，凸显了相似的文化特质与文化记忆在跨界民族社会整合中的积极作用。问题在于，“和平跨居”的分析视角能否适用于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过程的独特情境，能否解释跨界民族在社会融入方面所呈现出的诸多差异性？

 

当前关于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主要探讨该群体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与现实困境等问题。有些研究认为，韩国城市开发带来的房价上涨、子女上学困难等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的主要因素。虽然中国朝鲜族对韩国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认同，但仍然摆脱不了国籍差异给他们的社会融入带来的“宿命感”。大多数中国朝鲜族认为自己在韩国受到差别待遇，韩国人没有把他们当作社会成员平等看待，由此他们很难融入韩国社会。还有一些研究没有专门探讨在韩中国朝鲜族的社会融入问题，只是在探讨文化适应时引发了相关思考。如有研究者认为，在韩中国朝鲜族有选择地适应韩国文化，在深层融入方面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研究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分析了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关困境，却较少关注社会融入的具体状态。许多研究者把在韩中国朝鲜族视为“铁板一块”，在研究中缺乏细致分类，较为笼统地认为其就业种类单一，社会融入困难。事实上，签证类型影响下的职业分化使得在韩中国朝鲜族内部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差距，导致他们融入韩国社会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应该立足于现有研究基础，更需要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关注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社会融入方面的异质状态，凸显出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时的多元性与差异性。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政府为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制定移民政策吸引中国朝鲜族来韩国就业。据有关统计，2016年底在韩中国朝鲜族总人数为626，655人，其中访问就业签证者（H-2）为268，123人，在外同胞签证者（F-4）为241，056人。H-2被称为“访问就业”群体。从2012到2016年，通过访问就业赴韩的中国朝鲜族基本维持在30.3万人的规模，成为在韩中国朝鲜族中人数最多的群体。F-4被称为“在外同胞”群体，获得该签证一般要具备大学毕业两年以上，或在专业技术资格、经济条件、学历文凭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F-5是拥有永久滞留资格且不受就业种类限制的朝鲜族，也被称为“永驻”群体。F-2是那些获得永驻权人士的配偶，或具有居住资格国民待遇的配偶以及部分具有难民身份的人员。F-1是那些与韩国人结婚后需要抚养子女，或需要赡养双方父母及其他家人，被当地法务部门认定可以获得滞留资格并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士。在韩中国朝鲜族以上五种签证类型对其职业分化会产生一定影响，而职业作为衡量个体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成为影响他们融入韩国社会时产生差异性的重要因素。

 

为了揭示在韩中国朝鲜族职业分化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以及不同职业群体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具体状态，本文把在韩中国朝鲜族分为普通务工群体（H-2、大部分F-4 、F-2、F-1）和中高端职业群体（少部分F-4、F-5）两大类，从经济、社会关系、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他们的社会融入差异性。2017年1至2月，课题组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3至6月，课题组选取首尔市永登浦区、九老区、衿川区及京畿道安山市、水原市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调查过程中，课题组根据在韩中国朝鲜族的签证类型及人数比例，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具体划分。在这些签证类型的职业人员中，笔者与51位涵盖不同职业的中国朝鲜族进行了深度访谈。在企业、工地、学校、协会、医院、餐馆、商店、菜市场、教堂等场所，笔者通过参与观察了解他们的经济、社会交往、文化生活等基本状况。同年7至8月，笔者整理访谈资料，为后续研究及论文撰写做好准备。 

 

二、边缘与主流：在韩中国朝鲜族经济融入的群体差异

 

在韩中国朝鲜族普通务工群体和中高端职业群体对韩国经济生活融入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分别表现为边缘和主流两种不同的状态：“边缘”主要体现为普通务工群体在谋生中对中国朝鲜族聚居区的高度依赖以及大多数人在韩国低端行业中就业，而“主流”则体现为多数中高端职业人员已经进入韩国高层次行业。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一）低端服务导致普通务工群体经济融入呈现出边缘化特征

 

在韩中国朝鲜族普通务工者聚居的地方是首尔、京畿道安山、水原等城市经济发展中最需要劳动力的区域。这些区域交通便利，劳动力密集型经济规模较大，能够提供大量劳动就业岗位。调查发现，约四分之一的中国朝鲜族在此聚居。经过多年的发展，首尔及周边地区形成了几个较大规模的中国朝鲜族聚居区。第一聚居区是首尔市永登浦区大林1洞、大林2洞、大林3洞，约有3.6万中国朝鲜族；第二聚居区是首尔市九老区加里峰洞、九老2洞、九老4洞，约有2.7万中国朝鲜族；第三聚居区是首尔市衿川区加山洞、秃山3洞、秃山1洞，约有1.9万中国朝鲜族；第四聚居区是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元谷洞、新吉洞、中央洞，约有3.8万中国朝鲜族。他们之间大多存在亲戚、朋友、老乡关系，聚居区内也有一些韩国人居住。有些H2、F4签证者以聚居区为活动场域，从事各种职业，形成了以聚居区为主要谋生地的经济活动类型。居住在聚居区内的一部分务工群体在经济活动涉及的各种行业内就业；另一部分人则为韩国中小企业和相关社会服务业提供劳动力。

 

聚居区内分布着大小不同的菜市场、餐馆、超市、旅店，拥有电子产品、服装、玩具、箱包、饰品、百货、五金材料，以及运输、物流、食品加工等诸多行业。首尔市永登浦区大林洞有店铺340多家，九老区加里峰洞有260多家，其他聚居区最少也有90家以上的店铺。这种状况，使得居住在聚居区内的朝鲜族务工者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保障了他们的生存之需，一定程度上也规避了因其无法及时融入韩国经济而造成的滞留当地或返回国内的情况。聚居区内多数行业的服务对象以中国朝鲜族为主，具有一定的“自给自足”特点。少数头脑灵活且善于经商的中国朝鲜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脱颖而出，从相对底层的务工人员上升为在韩中国朝鲜族群体里的中上阶层。但是，依靠聚居区为生的经济活动容易形成一定的区隔，弱化了在韩中国朝鲜族进一步融入韩国主流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在韩中国朝鲜族越来越依赖这种生存环境，一旦离开聚居区往往会变得不适应，在聚居区外寻找工作困难重重，很难满足生存之需。

 

在聚居区外部的普通务工群体因自身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的限制，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遭遇当地劳动力市场排斥，只能在收入较低的韩国中小企业以及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业中谋生。他们的工资基本上以日结方式结算，收入较低且不稳定。这些人大部分省吃俭用，将积攒下来的钱汇往中国吉林延边等地。首尔市大林洞、明洞街头开设了很多换钱所，主要经营人民币（美元）和韩币的兑换业务。中国工商银行在大林开设了分行，为韩币兑换为人民币并转账给中国的家人提供方便。很多从事普通务工的在韩中国朝鲜族等工资积攒到一定数额时，就会通过各种渠道汇给中国的家人。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时常听到一些底层务工的朝鲜族对收入的抱怨与牢骚：

 

好工作我们找不到，是留给人家当地人的；找工作时人家不会给我们这些人好处；他们韩国人的工作好；韩国人收入比我们高得多；干一天活挣一天钱，不干活就没得吃； 他们瞧不起我们，我们还看不惯他们呢。

 

很多中国朝鲜族的期望与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在就业与生存中遭受了身体与精神双重困苦，这大大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京畿道安山市持有H-2签证的姜某述说他和工友的工作情况：

 

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吉林延边来的，在这边的化工厂打工，住厂里提供的集体宿舍。好在这里的工作要求不高，都是体力活，技术活也干不了。基本上在当地韩国人不愿意干的“3D”行业谋生，与在中国老家那里打工相比，挣得要多一些。

 

持有H-2签证的权某告诉笔者：

 

十几年前我就来到这里了，那时心里想韩国比中国挣钱更多。来后才慢慢知道，和人家待遇根本不一样，工资呀、福利呀、保险啊，都不一样。再过几年，年龄大了就回国了，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得也不错，回去后再不回来受他们（韩国人）的气了。

 

在韩中国朝鲜族普通务工人员从事以体力为主的底层工作，身体是他们谋生的工具与手段，他们在各种辛苦的工作中体验跨国劳务输出的酸甜苦辣。“他们作为工具的身体被任意支配，而且往往被置于社会观念中的低贱服务场景中。他们以极端的方式承受着身体、劳动和自我的孤立，体验着身处社会底层的‘他者’不为人知的坎坷和尴尬”。除了收入水平低下，还要忍受与家人分离之后的孤独与苦闷，甚至还会遭受韩国不同阶层的歧视。

 

处于韩国社会边缘的普通务工人群，在遭遇当地劳动力市场排斥的情况下，只能在不断自我安慰中获得满足。近年来，韩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很多韩国人找工作都不易，对于那些没有太高学历以及专业技术的在韩中国朝鲜族普通务工者而言，能够获得这样的工资已经感到比较满足了。相对于他们家乡的收入，很多人觉得来韩国打工还是合算的。

 

（二）知识技能助推中高端职业群体深度融入韩国社会

 

中高端职业群体因自身教育水平、知识技能、个人资质等综合素质远高于普通务工群体，很快融入了韩国社会。部分F-4签证者成为韩国大型企业的职员和管理人员，或从事个人投资、贸易经营、技术指导等工作。大部分F-5签证者主要从事教育、医疗、公务、新闻、法律等“公共职业”。

 

大学生（主要是F-4签证者）由于学历较高，在韩国可以进入大公司就业，有融入韩国社会的机会，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较高。与“务工群体”的边缘化状态相比，这些“大企业群体”为收入高、工作条件好、福利待遇优厚的韩国大企业所接纳。居住在首尔市永登浦区持有F4签证的南某说：

 

大学毕业来韩国5年以后，经过几年职业培训和专业考试，目前在现代企业做技术活儿。据我了解，同来的同学进入韩国大公司的也有几个，在起亚、三星、LG 、SK等企业上班，生活状况比刚来那会儿好多了。

 

这类人员还包括那些私营业主，他们在中国朝鲜族聚居区或周边从事一定规模的餐饮业、建筑业、商贸业、娱乐业、加工业等，能够获得比较可观的经济效益。在朝鲜族聚居区持有F-4签证的被访者中，有21位经营时间较长的店主从中国东北地区进货，表明这些中国朝鲜族已经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人一般都有生意头脑，人脉较广，既在中国朝鲜族内部交往，与韩国人也具有广泛的联系。在永登浦区大林洞一家大型食品超市里，来自中国吉林延边的老板娘金某是中国朝鲜族，经营超市已经有6年多，生意一直很好。金某说道：

 

我们家的货都是清一色的中国商品，现在超市开大了，我老公就忙物流那边，从我们自己老家那里拿货，又快又全。有时候这里的小店也经常从我这里批发一些。

 

尽管当前F-5群体数量较少，但是以定居为目的且具有永住资格的F-5签证者人数却在不断增加。他们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加入韩国国籍，却具有长期滞留韩国的意向，在经济融入方面是被群体外部“公共职业”所接纳并实现深度融入的朝鲜族群体。通过专业学习、业务培训等，他们提升了自己的工作能力。与当地韩国人一样，他们多数拥有较高层次的就业岗位，经济条件比较优越，能够维持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一些人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的精英人士。

 

持有F-5签证的朝鲜族郑女士来自吉林延吉，在首尔一家医院工作。她在中国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习，在韩国完成硕士、博士学业。首尔大学毕业后，郑女士来到这家医院工作。由于刻苦钻研相关业务知识，她现在从事的具体业务的技术已经非常精湛了，而且感觉这份工作比较适合自己。她的丈夫是来自黑龙江的朝鲜族，在首尔一所高校工作。郑某夫妻二人收入较高，生活水平与韩国中产家庭没有什么差别。

 

近年来，像郑某夫妇这样的在韩中国朝鲜族，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主要从事知识型、技术型工作。这类职业人群不断增长，他们与早期中国朝鲜族流入韩国时的经济状况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那些能够积极融入韩国社会的中国朝鲜族，往往在中国或韩国获得了较高学历，且在相关行业工作多年，具备了较强的业务能力与较深的资质。与父辈靠体力为生的状况相比，持有F-4签证的少部分和绝大多数持有F-5签证者等中高端职业群体已经成功融入韩国经济，不少人已进入韩国精英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本质变化。

  

三、封闭与互动：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关系融入的群体差异

 

普通务工群体与中高端职业群体在社会关系融入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群体差异。前者由于主要在聚居区内部活动，限于群体内部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了族内社会交往，所以在与韩国人的社会关系融入方面呈现出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中高端职业群体中的少部分F-4以及大部分F-5签证者基于工作特点，通过族外的职业联系以及社区公共活动与韩国人进行交往互动，彼此间的社会交往更为深入。

 

（一）族内互助增强了普通务工群体与韩国人社会交往的封闭性

 

在韩中国朝鲜族普通务工者由于收入较低，为了节约开支，往往租住在聚居区内一些狭小简陋的房间，吃喝也非常简单，这样能够攒下一笔钱。多数务工人员在社会关系方面往往以族内血缘、亲缘、乡缘、友缘关系为纽带，这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族内交往。族内交往的强化虽然能为务工者，尤其为那些刚来韩国不久的朝鲜族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和生活帮扶，但是，久而久之会使得他们对外部社会关系的融入缺乏一定的主动性。住在聚居区内持有H-2签证的金某说道：

 

平时干完活回来，和同来的老乡一起聊聊天，喝点酒，打打牌什么的，有时也去亲戚家玩玩。遇到周末，也一起出去爬爬山，唱唱歌，大家一起玩得还很开心。和他们韩国人没有什么机会接触，跟人家也说不到一块儿。

 

持有F-4签证的韩某，在一家小型建筑公司上班。他介绍了关于社会交往的一些情况：

 

我在这个建筑公司上班快6年了，平时上班和他们（韩国人）除了工作上的事情，私下很少有接触。平时把自己工作上的事情做好就行，不忙的时候和从中国来的老乡一起谈心、聊天、聚会。下班后人家（韩国同事）有人家的生活圈，大家除了工作上的事情，没什么交集。

 

聚居区内还形成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在韩中国朝鲜族协会、服务团体、同胞媒体等，这些社会组织在帮助朝鲜族解决就业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族内关系。目前，首尔最大的几个协会分别是“朝鲜族联合会”“中国同胞一心协会”“在韩同胞联合总会”等，会员人数均在5000人以上。“朝鲜族联合会”围绕在韩中国朝鲜族关心的问题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如计算机培训、免费健康体检、心理咨询、法务部文件提交代理、民间商贸合作，以及邻里互助、工伤处理、爱心捐赠、节日庆典等。很多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签证）换证上岗培训等相关的服务型组织，为那些初到韩国的中国朝鲜族提供就业帮助，以及为个人签证类型调换后重新上岗需要再培训的人员提供服务。通过朝鲜族内部的互助，“抱团取暖”初见成效。但是，这一职业群体在外部社会关系融入方面的封闭状态很难改变。来韩国时间不长持有H-2签证的中国朝鲜族尹某告诉笔者：

 

前段时间患上脑出血病，心想这下完了，昂贵的医疗费是我担负不起的。我的一个朋友是在韩同胞联合总会的会员，他积极号召大家为我捐赠医疗费。真心感谢他们，这样我才能从鬼门关里走出来，我感谢那个朋友，也感谢很多朝鲜族人对我的帮助。

 

居住在聚居区的大量普通务工人员，由于原有的亲戚、老乡、邻居、朋友关系能够满足他们的工作、社交、情感需求，他们并不需要与当地韩国人建立交往或联系。这种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加上朝鲜族内部提供互助的各种团体、服务机构，拉大了普通务工人群与韩国人之间社会交往的距离，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关系方面的封闭状态更为显著。这种封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能够帮助他们减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境，但是对于那些打算长期留在韩国的中国朝鲜族而言，不利于他们与韩国人之间的广泛接触，更是无法通过跨国社会交往获得在融入韩国社会过程中必需的社会资源。

 

与韩国人日常交往的封闭状态是在韩中国朝鲜族普通务工群体的总体态势。这一职业群体包括H-2与部分F-4、F-2、F-1等不同签证类型，人员结构比较复杂。他们中的部分人虽然也会在工作中与韩国人发生交往，但这些交往更多地体现在生存资源缺乏情况下的互助方面。韩国社会同样也存在阶层分化，那些从事低端服务业的韩国人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也比较弱势。他们在就业时与中国朝鲜族普通就业者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成为部分朝鲜族普通务工者与其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前提。

 

现年52岁的宋某，是来自中国黑龙江的朝鲜族，以H-2签证身份来到韩国，居住在永登浦区大林1洞，已经在这里打工12年了。他待人热情，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与同住一幢楼的几个韩国工友为邻。他们经常到处找零活儿。谁接到零活儿，如果自己做不完，就相互招呼一声，喊上一起干。与刚来的时候不同的是，老宋自己现在也能接到零活儿。此时老宋也会喊上这几个邻居。多年来，他们一起干过建筑、搬运、装卸、快递、医护等零活儿。休息日或没有零活儿的时候，彼此来往也比较密切，一起喝酒聊天，互相送吃的东西。在那几个韩国工友看来，老宋够朋友，会做人，很大方，很乐意同他一起组队、干零活儿。

 

像老宋这样的普通务工人员，在务工等环节中与韩国人进行的交往，是在社会资源极为有限的状况下，在朝鲜族群体之外寻求社会资源，并努力建立与其生存状态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手段。那些从事类似底层工作的韩国人，也需要在社会中寻求一定的资源。这促使他们之间通过一定的交往形成必要的互助，由此更好地生存。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还发现，除了在务工等环节进行互助外，他们也会与韩国人聚餐、娱乐，试图突破中国朝鲜族这个小圈子而寻求更加广阔的交往空间。但是，这种状况仍然无法改变大多数普通务工人员在跨国社会交往方面的封闭状态。

 

（二）职业联系与社区活动促进中高端职业群体与韩国人的深层互动

 

如前所述，中高端职业群体中的F-4群体更多是在大企业上班或自己经营生意，属于白领阶层或私营业主；而F-5群体中的多数人主要是律师、教师、医生、公务员等，社会声望较高，具有“公共职业”的特点。相对于普通务工人员而言，这样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更多与韩国人交往互动的机会。

 

这些大型企业、知名公司以及如政府、医院等“公共事业”部门中，韩国籍员工在人数上占据了绝大多数。在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之下，在公司运营过程或公共部门的日常工作中，团队合作是主流。那些从事中高端职业的中国朝鲜族与韩国同事之间具有更多交往互动的机会。这种由职业特点所形成的社会交往机会、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在韩中国朝鲜族中高端职业群体而言，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与工作特点。这些机会是普通务工群体无法拥有的。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还发现，由于部分F-5签证者在韩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们在社会交往方面能够借助学缘关系与韩国人进行深层的交往互动。这一类人往往可以通过同学关系、师承关系、校友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领域与韩国人进行交往或互助。例如，40岁的中国朝鲜族李某（F-5签证），在中国读完了高中，并在韩国延世大学读完大学并取得硕士学位，目前在首尔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在韩国多年的学习使得他的同学圈中有一些韩国人，他与其中的几位韩国同学关系较好。在他找工作或遇到困难时，韩国同学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类似李某这样在韩国接受过多年高等教育的中国朝鲜族越来越多，这些人借助读书期间积累的人脉，为他们在韩国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更多社会关系资源。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在韩中国朝鲜族中高端职业人士与韩国人在闲暇之余还通过休闲运动、外出旅游、共同参加社区集体活动等形式进行交往互动。持有F-5签证的中国朝鲜族林某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比较广泛的人，与几个相处不错的韩国同事有着相似的爱好，经常一起参与各种户外活动。他告诉笔者：

 

工作之余，和他们（韩国人）经常一起参加健身运动。运动对健康很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在中国因为太忙，那些上班族真正抽时间参加运动的并不多。

 

中高端职业群体中的F-5签证者一般不在聚居区内居住，而与当地韩国人混居于较为高档的社区。他们大多数以租房或购房方式穿插居住在韩国人聚居区，与韩国人大多互为邻居，同住一个社区。这些人已经成为当地社区登记在册的常住人口。这种居住模式为F-5群体与韩国人之间提供了彼此熟悉并相互认知的空间，也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载体。由于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洞（街道）和社区范围之中，他们围绕当地的公共事务、社区服务、文体娱乐、节日庆典、社会公益等诸多事项产生互动关系，为相互间深入了解提供了可能。

 

在访谈中经常听到部分持有F-5签证的中国朝鲜族提及“集体参与活动多”“大家常聚在一起”“社区活动很丰富”“协会团体活动多”等表述。居住在衿川区始兴3洞（“混居”居住区）的朝鲜族安某（F-5签证）兴致勃勃地说：

 

和他们（韩国人）住在一起，能够参加洞和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这里的社区比国内社区工作做得好，集体活动经常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期间，鼓励大家都参加。看演唱会、外出旅游、球类比赛、节日庆典、协会活动等等，非常频繁，只要自己乐意，每周几乎都有活动。我自己参加过很多次，也结识了很多韩国朋友。

 

在韩中国朝鲜族的中高端职业群体，对外交往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就F-5群体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与韩国人混杂居住，在融入当地社会关系方面比普通务工人群要深入得多。F-5群体在社会关系融入方面的具体状态，说明他们已经基本适应韩国主流社会。这反过来又增进了他们对韩国的认同，加快了自身文化适应的进程，与普通务工人群不易融入韩国主流社会的状态形成一定的反差。

 

  

四、异质与同质：在韩中国朝鲜族文化融入的群体差异

 

普通务工群体在日常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与韩国人存在较大差异，他们不得不在日常生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学习，努力适应韩国文化；中高端职业群体在宗教文化、行为方式等方面与韩国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能够减少他们在文化融入中的阻力，从而可以更好地融入韩国文化。

 

（一）生活文化与价值观念凸显了普通务工群体文化融入的异质性

 

对于在韩中国朝鲜族而言，他们在服饰、语言等方面与韩国人的差异较为明显。尽管在饮食、居住、观念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但是不如穿着、口音等外在文化表现得更为突出。大多数普通务工人员收入不高，生活水平低下，导致他们的穿着打扮与多数韩国人存在一定差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与韩国人打交道时，着装与外在气质上的异质性最先显现出来，很多普通务工人员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不得不在穿着、装饰、口音等方面进行改变，试图通过这样的“文化包装”，使自己看起来更像“韩国人”，减少与韩国人在外在特征上的差异。例如，许多年轻的在韩中国朝鲜族女性学着当地韩国女性来装束打扮。

 

在韩中国朝鲜族的口音与首尔等地的韩语具有一定的差别。中国朝鲜族的发音很容易被当地韩国人辨识出来，两者之间的身份区隔立刻就会显现。很多中国朝鲜族务工人员刚到韩国的时候，他们的口音会成为一种身份标志，他们与韩国人之间形成了清晰的的族群边界。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在韩中国朝鲜族在口音等方面不得不模仿韩国人的发音，以尽量缩小这方面的差距。中国朝鲜族对韩国人口音、服饰、装扮的学习与适应，是被动接受主流文化的一种融入策略，由此可以帮助他们减少在异国谋生中遭受到的歧视。

 

在适应韩国日常生活文化的过程中，韩国时尚文化对于很多从事普通务工的朝鲜族年轻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同样体现了彼此日常生活文化的异质性。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被中国媒体称为“韩流”的韩国影视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服饰文化、休闲文化等时尚文化对中国朝鲜族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中国朝鲜族尤其年轻人积极流向韩国，很大程度上出于对韩国时尚文化的追捧和迷恋。时至今日，在永登浦区、九老区、衿川区及京畿道安山市、水原市等中国朝鲜族聚居区，随处可见外表装饰已经暗淡但仍受年轻朝鲜族青睐的KTV、练歌房、放映厅、咖啡馆、酒吧、养生馆等休闲娱乐场所。

 

一些朝鲜族聚居区内的娱乐场所主要为那些从事低端务工的H-2群体在工作之余、提供享受时尚文化的社会空间。持有H-2签证的32岁中国朝鲜族朴某（女）说道：

 

身边不少同学当初来韩国就是在国内上大学时被韩剧所吸引，觉得韩国人生活得时尚，很休闲。到这里后，周末我们经常参加当地的一些休闲活动，观看当地举办的各种娱乐节目，也经常去购买一些时尚的衣服和化妆品。

 

在日常生活文化方面，尽管中高端职业群体与韩国人也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异质性没有普通务工群体那样明显。许多普通务工人员学历较低，大多从事低端体力工作，收入水平不高。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在穿着气质等方面与多数韩国人的差距，相对于中高端职业群体更加显著。很多中高端职业人员由于在韩国接受过多年的教育，他们在韩语发音等方面与韩国人的差异也相对较小，不需要在此方面刻意模仿韩国人的发音。

 

对于韩国时尚文化的追捧，尽管在中高端职业群体中也存在，但由于他们的生活水平以及交往方式与韩国人比较接近，他们中的多数人更倾向与韩国人一起从事高雅的休闲娱乐文化活动。例如，中高端职业群体中的许多F-5签证者，在休闲之余喜欢与韩国人一起健身、旅行、打高尔夫球，或从事公益活动及社区事务；而很多普通务工人员多在傍晚时间三五成群，在超市、饭馆、店铺门前的摊位上买上几瓶烧酒或啤酒，喝酒闲聊成为他们业余休闲的主要方式。

 

由于传统文化及生活境遇的不同，大部分从事普通务工的中国朝鲜族在价值观念方面与韩国人存在较大差异。在访谈中经常听到那些从事底层务工的朝鲜族提及当地人“做事不灵活”“原则性太强”“观念太新潮”“功利心强”“效率低”“过分地认真”等话语表述。在建筑工地上常年打零工的中国朝鲜族（H-2签证）金某用手指着地上的泥浆抱怨道：

 

这点泥浆搅拌，明明是一天就能干完的活，老板（韩国人）硬是要求一天半干完。工地上的活我太有经验了，肯定能做好，肯定不会出现质量问题。但人家就这么规定的，你也没办法，只能听人家的。端着人家的（饭）碗，就得服人家管，唉！

 

身处韩国社会情境之中的这些价值观念是韩国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做事规则或工作态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促使许多普通务工人员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具有异质性的韩国文化。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避免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只能在平时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被动接受韩国人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深层文化的价值观念，对于跨国文化融入的中国朝鲜族而言，在短时间内使其发生改变不太现实。

 

很多普通务工人员在韩国居留时间不长，大都怀着“过客”心理。在田野调查中，笔者碰到了一位在首尔市大林洞卖菜的朝鲜族大叔金某（H-2签证）。他来自中国辽宁。当问他在韩国谋生有没有长远计划时，他说道：

 

我们来这里就是打工挣钱，现在到哪里打工都不容易，来韩国还稍微好一点。说到好，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在这里不管混得咋样，迟早都要回去的。这里的有钱人太多了，我们再咋干，也买不起房子。韩国对于我们而言，永远不是自己的家。我就盼着多挣点钱回去，把家里那边整好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类似金某这样从事普通务工的中国朝鲜族而言，他们在韩国的打拼仅仅为了谋生，谈不上什么事业，他们不指望在韩国成就什么，更在乎挣了钱之后成就什么。他们中的多数人流入韩国之后，并没有想要真正地融入韩国社会，他们赴韩的目的就是挣钱之后回国改善生活，对于韩国人的价值观念更多地呈现出被动接受的状态。

 

（二）宗教文化与行为方式增强了中高端职业群体文化融入的同质性

 

基督教、佛教、萨满教是韩国人信仰最多的三大宗教。基督教在首尔等地具有广泛信众。在韩中国朝鲜族的中高端职业群体对韩国宗教文化接触和认知时间较长，在对宗教信仰的接受方面比普通务工群体更为主动，他们中的信教人数也更多一些。

 

中高端职业人员与多数韩国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相似性，增强了他们文化融入中的同质性。因为语言相通、沟通方便，信教的韩国人很愿意与信仰相同宗教的中国朝鲜族交往，甚至劝说和支持中国朝鲜族信仰宗教。首尔等地的许多基督教组织也热衷于在中国朝鲜族中传播基督教，通过给予他们物质、精神上的帮助，吸引中国朝鲜族信仰基督教。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中国朝鲜族在国内信仰宗教的人很少，绝大多数并没有参与宗教信仰活动。但是，当他们来到韩国以后，部分中国朝鲜族尤其那些中高端职业人士，主动接受当地宗教信仰的人数大幅提升。

 

一部分从事中高端职业的中国朝鲜族在融入韩国社会过程中主动信仰当地宗教，不仅是身受韩国宗教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通过宗教信仰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手段。通过宗教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要素，他们能够与韩国信教人士形成内部交往的圈子，有助于他们在韩国的深层融入。宗教信仰成为很多中高端职业人员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他们中的多数人主要从事知识密集型职业，日常工作中的竞争极为激烈，无论是职业风险还是工作压力，都比那些以体力工作为主的普通务工人员大得多。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成为他们舒缓精神压力的润滑剂，还能成为他们与信仰相同宗教的韩国中上阶层进行职业联系及社区活动的重要媒介。首尔市衿川区秃山1洞持有F-5签证的中国朝鲜族南某说道：

 

韩国这里信仰基督教的人真多，身边一起上班的许多同事经常参与教会活动。在一个要好的同事介绍下，自己也跟着去离单位很近的（基督）教堂。经常参与圣餐聚会，认识了不少韩国朋友。时间长了，慢慢也开始信仰了。自从信了基督教，我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改变，不仅认识了很多教友，精神压力也小了一些。

 

在韩中国朝鲜族中高端职业群体在受教育程度、相关职业、生活水平、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大部分韩国人较为接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韩国居留时间较长，与韩国社会中上阶层具有更加深层的接触。这些具体的生活状况，使得他们在行为方式上也表现出与多数韩国人相对同质的状态。在首尔市衿川区始兴2洞居住，持有F-5签证的中国朝鲜族申某表示：

 

我在中央大学当教授快8年了，身边的韩国同事做事都那样，认真，讲规矩，原则性强。这里按照规定能办的事情一定办好，不是关系好就办。有些事情本来是可以简化的，但怎么规定的就怎么做，除非办这个事情的要求被重新修改了。刚来的时候我很不习惯这样，慢慢地也就习惯了，现在比较认同这样的行为规则了。

 

居住在首尔市九老区加里峰洞、持有F-4签证的中国朝鲜族郑某自己开办了换钱中介所，从事换钱业务。他说：

 

上次家里有亲戚在这边厂里上班，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办好厂里宿舍入住手续。就是一个办理宿舍入住手续，很简单很快的事情，结果宿舍管理员交代这交代那，好像在培训一个孩子那样，弄了大半天才办完。

 

他的亲戚（H-2签证）对这种做法很反感，认为是浪费时间，但是郑某在韩国待的时间比较久，他觉得韩国人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内部约定俗成的处事规则，它在文化融入中具有跟饮食、服饰、居住等日常生活文化不太相同的特点。主流文化一方要改变弱势文化一方的行为方式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基本不太可能。对于像郑某亲戚这样的普通务工人员，由于在韩国居留时间较短，而且与韩国人的生活状况差别较大，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韩国人的行为方式。

 

普通务工群体和大多数韩国人的职业差异较大，彼此间交往互动较少，文化异质性因素比较突出，他们在文化融入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韩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中高端职业群体和韩国中上阶层人士从事相似的职业，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比较接近，在社会融入中文化的同质性比较明显。在文化融入方面，他们比普通务工人群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对韩国主流文化的选择性适应。

  

五、结语

 

中高端职业者的收入水平与韩国中上阶层没有太大差异，彻底融入韩国经济生活使得他们在生活方式、举止表情、日常观念、穿着打扮以及对韩国认同程度等方面与普通务工群体均有较大不同，是真正融入韩国主流社会的群体。相对于人数较少的中高端职业群体而言，普通务工群体无论是对韩国深层文化，还是在韩国主流经济、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存在融入艰难的窘境。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尽管中高端职业群体的社会融入要好于普通务工群体，但后者占据在韩中国朝鲜族的大多数，他们的社会融入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在韩中国朝鲜族的总体态势。

 

在韩中国朝鲜族两大职业群体内部涉及的签证类型与职业分化情况比较复杂，持有不同签证的从业者在社会融入状态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在经济、社会关系、文化层面两大职业群体���融入状态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融入状态是完全对立的。事实上，普通务工群体中有少部分人积极融入到了韩国社会，中高端职业群体中也有少部分人难以融入韩国社会。这种状况与每个职业群体内部成员的生活情境、社会实践、心理认知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类型是影响社会融入产生差异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对于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的群体分化问题进行探讨，不能过于机械地看待不同职业群体融入状态的差异。该群体的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和实践性，在研究中缺乏分类或进行机械分类都是不科学的。

 

中国朝鲜族中大部分人在融入韩国时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如“和平跨居”所阐释的那样实现社会文化的完美整合。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似性，能够减少他们在社会融入中的一些障碍，却无法改变他们融入韩国社会时遭遇的种种现实问题。反观以往此类研究成果，大多将在韩中国朝鲜族视为一个整体，忽略了其内部的分化现象及其融入状态的差异性。只有挖掘出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融入的分化与差异，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他们在融入韩国时的真实状态，从而对其采取更具现实针对性的支持与帮助。

 

中国朝鲜族中大多数人在融入韩国社会过程中，面对经济层面被边缘化，社会交往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文化融入的被动接受等现实困境，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宣传教育，让朝鲜族群众理性地看待跨国流动，在流动地域的选择上更加多元化。对于那些准备前往韩国的朝鲜族而言，应该帮助其在出国之前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融入韩国社会的能力。在中韩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让朝鲜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能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他们在维护中韩周边关系乃至东北亚地区稳定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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