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的二元化：“飞机场式”与“火车站式”

王建民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3期

在改革前政治挂帅、阶级斗争高歌猛进的年月里，社会空间往往被打上政治与阶级的烙印，所谓“社会空间的政治化”，如街头巷尾的字报标语、革命老区的“神圣化”等。这种“政治化”既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以建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秩序，又表现为国家在城乡之间设置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空间壁垒以发展城市工业、稳定社会秩序、调配稀缺资源等等。

这两种社会空间的政治化虽为国家权力对社会统治与治理的要求，却导致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政治化”为一般意义上国家治理的体现，尤其对一个新政权来说，将社会空间打上政治的痕迹是建构权力合法性之必需。这种社会空间政治化通过口号、标语、建筑等形式营造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最终建构一“总体性社会”。第二种社会空间的政治化则导致刚性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资源、制度、机会向城市倾斜严重剥夺了农村的发展，使得城乡之间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去悬殊，而且社会身份等级观念亦壁垒森严，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1978年改革以来，制度变迁推动了“总体性社会”的消解，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突出特点的社会空间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过程，既体现在社会空间政治标记的淡化，又表现为城乡二元格局的弱化，乡城社会流动的增加以及农民工数以亿计群体规模的形成。可以说，从社会空间的“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变迁表达了中国改革以来自由社会空间的增长。国家政权从基层社会逐渐退出，城乡共同发展，社会资源的开放与流动的过程同时也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弱化与市场因素逐步生长的过程。

但是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和城乡二元分割格局的转变并非朝夕之事，社会空间“去政治化”也并“非单线进化”式发展。一方面，国家权力从基层社会的撤出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相反，是以另一种形式或策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如城市空间中“园艺文化”对“荒野文化”的改造。另一方面，城乡社会开放与流动性的增加并没有使二者齐头并进，而是在历史与制度路径依赖的限制下非均衡发展，前者在各方面都有后者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后者则身背重负、步履维艰。纵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得以进城谋生甚至建功立业，但农民工依然是“农村来的一群人”，表现在社会空间上，农民工的居住空间象征性地标记了农村的“落后”和农民工身份的“他者性”，并界分出二元化的社会空间，这委实为社会空间在微观权力意义上的“再政治化”。

在城市农民工群体空间象征标记所折射的空间二元化中，我们看到两种二元化界分，或可概括为“飞机场式”与“火车站式”。“飞机场式”空间是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明显的远距离界分，如城市中心与远郊的区别，一如飞机场中富有者为绝大多数，与这一空间之外的多数低消费人群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和界线；而“火车站式”空间中则混杂了不同的人群，乘硬座、软座、硬卧、软卧的不同人是近距离地接触，甚至曾经摩肩接踵、擦身而过，只是进入不同的候车室与车厢后才界线分明。“飞机场式”空间是中心与边缘的明确二分，而“火车站式”空间则是中心与边缘交织混在一起，或者说“边缘”在“中心”之中而不是之外。

对照中国社会实际来看，改革前的城乡社会空间类似于“飞机场式”，城市远离农村，市民身份与农民身份泾渭分明，少有近距离的接触与混杂；而在农民工大量散布的城市空间中，农民工的陋室往往就在高楼大厦的旁边，恰恰是这种近处的对比与映衬“逼出”城市精英对于外来农民工的主体地位和精英立场，以及农民工群体的“弱势处境”和“他者形象”。因此，表面上的近距离居住，实际上凸显了深刻的身份与心理界限，这便是农民工广泛散布的城市社会空间“远”与“近”的辩证法。如果说“飞机场式”空间表达一种显性外在的空间二元化，那么“火车站式”空间则预示隐秘的二元界分，后者所彰显的群体身体与空间标记及身份与生存境遇的差异更加充满矛盾和尴尬。

 空间象征标记的二元界分——无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型塑了农民工群体的自我观念与心路历程。相对于城市生活的市民待遇的缺席与所遭遇的社会排斥的动态存在，农民工的城市轨迹中时常经历心理焦虑、认同冲突与情感挣扎。空间实践中农民工奋斗的生命轨迹仅仅拓展出一片“有限的翠绿”，却又背上“现代性的他者”的身份重负。作为一种盛大“仪式”的春节及农民工返乡过年的交通场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的认知冲突与身份焦虑，但短暂的停留又意味着更久远的出发，或许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空间的漂移依然是其生活的常态。

    社会空间的二元化不仅体现在农民工的生活轨迹中，而且同样存在于和农民工一样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群体尤其是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中。城市内城中心地带的开发和大规模拆迁常常把低收入者赶出家门，这不仅破坏了他们的社区归属感，也拆解了他们建立在亲缘、地缘之上的社会网络甚至谋生方式，进而导致城市空间——正如雅各布斯所说的——“多样性的自我毁灭”、空间的极化与空间隔离及其再生产（抑或是残酷的领地之争？）。精英群体在房屋周围设置栅栏与门卫以阻挡一切“危险阶级”的冒犯并捍卫自己的“隐私霸权”。在空间极化与隔离中，一部分人的安居乐业总是相应制造出另一部分人被歧视和排斥，加上精英群体更有机会实践国家对“视觉秩序”的追求，社会底层与边缘群体便难逃“他者化”标签的建构。

因此，社会空间的二元化象征性地建构了社会区分与身份等级，以及不同群体的的空间认知与身份认同。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空间的权力维度便更加显而易见。社会空间的二元化、空间的极化与隔离不仅界分群体身份与自我认同，还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影响到公共空间生成与发展。公共空间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但在空间极化与隔离的作用下，公共空间往往只是“陌生人”和孤立的消费者们相遇的场所，而缺少公共性交流与对话。诚如有论者所言：“当代中国’civil society’的研究者们更注意有形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所谓中介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而较少注意经由言论的传播、意见的交换等渠道而实现的公共空间的拓展这一类问题。”[①]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或许可以说，破解社会空间的二元化以及空间极化与隔离，是营造社会平等、建构和谐社会、孕育现代公民社会所无法绕过的征程。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