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元问题”

原载于《开放时代》2017年第20173期第90-100页

内容提要：本文将在社会学的阶级理论视角下，尝试探讨“新中产阶级”的“元问题”，即：中产阶级问题最初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的？在本文看来，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收入群体的概念，而是基于传统阶级结构成长起来的“新”阶级。中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时人们关注的是它的社会—政治功能，而阶级理论也因“新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发生了重大改变。

关 键 词：新中产阶级/阶级结构/社会—政治功能/阶级与行动

2015年10月13日，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在其发表的第六份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称，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虽然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按绝对值计算已增长至全球首位，达1.09亿人。这只是较近时期有关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又一说法。其实，自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有关中产阶级的讨论较少发表，①但有关中产阶级的各种话题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各种各样的概念、说法层出不穷，例如，仅中产阶级的类型，就存在着职业、教育、收入、生活方式、认同等形态的中产阶级，激进的、保守的、稳定的中产阶级，甚至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也被当作中产阶级翻了出来。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由于各种特殊性的存在，实际上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甚至也不存在其他的所谓阶级。

但是，中产阶级的问题仍然不断回到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研究的中心，成为一个引人关注、意义重大，但又众说纷纭且有些敏感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或再形成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结构变迁的重大标志之一，并且这一阶层有可能会在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从世界范围内讲，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崛起逐渐成为涉及当代社会结构特征、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及社会转型与变迁的重大理论议题和实践议题。

本文认为，在围绕中国中产阶级的众多议论，乃至争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中产阶级问题最初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的？换句话说，中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本文作者认为，这是所有涉及中产阶级的问题中的“元问题”，是最核心的中产阶级问题。不厘清这个问题，讨论和争论就会始终在混乱中进行。

在开始具体的探讨之前，作者需要澄清一个基本概念和两个基本理念。本文对中产阶级的讨论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专指所谓“新中产阶级”，或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通俗说法——“白领”(米尔斯，1987)，请不要拿中小企业主、农民，甚至作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来混淆当代社会科学理论围绕(新)中产阶级的讨论和争论。本文将在社会学的阶级理论视角下，尝试探讨基于新中产阶级的元问题。但是，需要先行说明的是，伴随当代的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阶级理论已经有了重大发展，远远超出了很多人，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者关于阶级分析的传统想象，经典阶级理论在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强大挑战下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另外，本文坚持认为，中产阶级问题首先是一个结构问题，如赖特(Erik Olin Wright)所说，没有阶级结构，就没有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问题(Wright,1997)。

一、他们是什么人？

讨论中产阶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阶级理论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做出了经典的表述，他们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阶级，如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大部分会跌落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少部分可能上升到资产阶级。③这一著名论述集中代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演进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本思想，构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顺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承担着推翻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差别和其他重大社会差别，推进人类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这一理论以其宏伟、灿烂的远大目标和强有力的理论逻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赢得了强烈反响，对众多社会和它们的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共产主义革命及受其影响的其他社会运动，成为19、20世纪人类社会最重大的社会实践运动。

然而，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两个重大变革，即所谓的“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它们使得这一著名论述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个显著且重大的变化，即：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分结构之间，一个新的、主要由组织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社会群体越来越迅速地成长起来，并在二战后成为发达资本主义中成长最为迅速的社会群体。之所以说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是因为和“老”的中间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是传统的被雇佣阶级发生明显分化的结果。虽然他们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大部分仍然受所有者的雇佣而成为和传统体力工人阶级一样的雇佣劳动者，但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阶级，他们脱离了直接生产的位置，成为穿白衬衣、黑外套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坐办公室的办事人员；他们不仅从事的是非体力劳动，而且往往接受所有者委托，担负着管理、监督体力工人阶级的责任；他们在社会功能、市场状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等方面，都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同时，他们的雇主也不再限于传统的资本家，而是越来越多包括了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的雇佣。归根结底，他们不是资本家，但也不再是传统的直接生产者——工人。他们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又处在原有的阶级关系结构之中(赖特曾经称他们身处“矛盾阶级位置”)，由此，他们被通俗地称之为“中产阶级”，也曾经被形象地称之为“穿黑外套的工人”④(Lockwood,1958)、“白领”(米尔斯，1987)。

因此，当年摆在社会学以至社会科学面前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们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新成分，还是新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就是一个(些)新的阶级？如果是新的阶级，如何定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结构？他们和原有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如何形成的？

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引发了新的争论。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基于传统的或改良的两分框架所提出的“新工人阶级理论”或“新小资产阶级理论”都很快丧失了影响力，而在阶级理论的传统下，直面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基于创新的概念和理念发展起来的现代阶级理论，则强调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雇佣关系或阶级资源的多元化，即所谓的社会复杂化；新的雇佣关系和阶级资源造就了新的阶级和新的阶级关系结构，可称之为“服务阶级”或“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等，即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新阶级的社会位置是在社会关系结构的变革中得到说明和解释的。强调社会关系结构的阶级理论传统延续下来，但阶级理论也从传统或经典走入现代。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严格地说，“中产阶级”其实并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阶级概念(Wright,1985)，而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无论是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或是非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的本意都不是指在有财产和无财产之间存在着一个中等财产，而是基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结构而言。(米尔斯，1987：1)

也正因为中产阶级问题由此而来，很多社会学家更喜欢强调中产阶级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米尔斯，1987：325)，或者主要是一个社会学的阶级问题而不是一个等级的问题(Erikson & Goldthorpe,1992:23-68；Wright,1985)。也就是说，从两个阶级到更多的阶级，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如此看来，现在通行的“中等收入群体”等概念至少都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所谓中产阶级概念，更不是阶级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概念。中等收入群体就其本意来讲，主要是指在一个连续的收入分布序列中位于中间的那部分收入群体。因此，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用来分析全社会收入分布的状况，反映的是收入的不平等问题。而基于阶级关系的中产阶级概念，首先完全不是一个分析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概念(当然，也许会涉及收入分配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关系结构复杂化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社会概念。二者各有各的分析取向和价值。与“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相比，“中等收入阶层”是更具模糊性的概念。⑤(收入差距基础上的)中等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之所以关注点不一样，是因为在理论的起点上不同。强调收入差距，其理论的前提假设为：收入是决定或影响行为、态度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强调社会关系，其理论的前提假设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决定或影响行为和态度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内嵌的理论逻辑也不同。最后，即使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例如，社会稳定还是冲突，其社会—政治涵义也完全不同，前者强调调节收入分配，后者强调调节社会关系结构。社会关系结构可能与收入、教育、声望的差别相关，也可能并不完全相关。但即使相关，它们得以成立的理论视角和逻辑也是不同的，不能用后者替代前者。

与之类似，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用“职业”来描述这一(新)中产阶级，看重的也是职业的社会关系性质，而不是职业的劳动分工特征。如米尔斯，强调从积极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转变，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分层的轴线从财产向职业的转变，而职业是和阶级、阶层、技能、职能，包括对他人的权力等因素连在一起的综合体。(米尔斯，1987：91)因此，所谓“职业中产阶级”、“收入中产阶级”、“教育中产阶级”、“认同中产阶级”等，都或多或少地偏离或模糊了中产阶级的元问题。

如果前面有关中产阶级问题的讨论是正确的，中产阶级的定义在理论上其实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依前所述，所谓中产阶级是指那些与传统的工人阶级相比，在雇佣关系上或在资源占有上⑥具有相对独立位置的被雇佣者。他们的核心成员就是那些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被雇佣者。

但理论和实践之间总是存在相当的距离。中产阶级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中产阶级的实际界定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现实中很难确定中产阶级的上下边缘界线。例如，在办公室里日复一日从事简单重复文书工作的所谓“白领”，与那些技术工人或上层蓝领和高级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其“白领”地位确实值得斟酌。另外，相对于雇佣者和工人阶级，因工作组织、行业、职业、职位的不同，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这也给实际界定中产阶级带来很多困难。也正因为在经验分析中会遇到诸多歧义，才更加凸显了清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逻辑的重要性，否则势必造成更多的混乱。

二、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

当中产阶级越来越走上社会舞台的前台时，中产阶级元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就自然而然凸显出来，即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赋予工人阶级那样重大且辉煌的历史使命，是因为工人阶级一方面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大工业的发展在当时看来是最有前途的生产活动方式)，因而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而最具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阶级不仅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且成为消灭一切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推动者。

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因素，现实社会秩序的合作者？还是政治上激进变革的力量？例如，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中产阶级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功能？中产阶级能够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吗？中产阶级独特的社会—政治功能是什么？特别是当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在规模上不仅很快超越了老的中产阶级，而且继续超越了传统工人阶级后，以及中产阶级在多数情况下成为所谓新社会运动的生力军和领导者之后，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争论的对象。这也是中产阶级成为“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在当时(也许现在都还是)充满争议、非常敏感的问题。米尔斯曾经提出过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分类框架：独立并取代其他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平衡器、缓冲层，隶属于资产阶级的保守、反动的社会政治力量，最终会与传统无产阶级融为一体的特殊的无产阶级(米尔斯，1987：326)，相关的争论也大体上围绕这些问题。奉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在面对中产阶级问题的挑战时，“理直气壮”(米尔斯语，1987：12)地把这些人归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之中，或者认为他们是潜在的、新的无产阶级。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看到了“白领”的特殊性，但又不愿承认他们的相对独立性，故将其称之为所谓“新小资产阶级”，取其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或权力资本之意(Nicos Poulantzas,1974)。最终大多数学者充分认识到了传统两分结构理论的困境和社会的复杂化现实，“承认并赋予”中产阶级相对独立的结构或阶级地位，其社会—政治功能更成为中产阶级元问题的题中应有之意。

如果抛开争议仅看现实的话，发达国家至今为止的现实基本上否定了当时一些人乐观或激进的看法。中产阶级没有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也没有取代工人阶级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生力军，更没有组织起真正有规模、有影响力的革命运动。⑦相反，中产阶级的形成或者被简单地认为是资产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的结果，或者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等级秩序发展的产物，中产阶级的管理功能和文化功能起到了维持资本主义秩序再生产的作用(Goldthorpe,1982)；中产阶级是政治上的“后卫”，生活方式和消费的“前卫”(米尔斯，1987：391-394)；新中产阶级主导的新社会运动更多的是文化价值运动，或意识形态运动，而非政治运动。因此，中产阶级是社会基本矛盾与冲突的缓冲层，是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和运行的稳定器。

认识到中产阶级元问题的这一层面非常重要。在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中，除了中产阶级的界定及规模外，中产阶级是稳定的还是激进的问题是最为引人关注的中产阶级问题。但是，面对中产阶级的崛起，如果简单借鉴当年西方发达社会的状况和结论来讨论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则有可能曲解了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根本的一点是：虽然中外社会面对相似的中产阶级崛起的问题，但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却截然不同。当年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在如下条件下发生的：相对成熟的工业化与技术发展水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民主政体，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产阶级的崛起，则是在差别极大的条件下发生的：现代工业化正在经历从高速起飞向成熟阶段转型的过程，威权体制，整个社会因急剧变迁导致利益结构、社会结构正在经历重大调整，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断积累。背景和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别，使得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国不仅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还是一个正在经历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急剧转型的社会，而所有这一切又因为中国巨大的体量而更为特殊。在这样的社会中讨论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将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多层次的十分复杂的问题，绝不是简单比拟就能说清楚的。因此，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或者说中产阶级是激进的、保守的或稳定的力量，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环境。

作者认为，在众多的环境要素中，经济发展阶段或水平、政体性质和社会秩序状况，是决定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取向的最主要的三个要素。⑧概括地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及水平，为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发育以及成熟提供了基础，否则在这个社会中就不存在中产阶级问题。由于中产阶级特定的结构位置，又决定了它在成长起来之后需要一个更具参与性和更稳定的政体与秩序，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权利。上述三个主要要素的组合模式，以及中产阶级内部的整合程度、国际化影响等其他要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激进还是保守，冲突还是稳定？抽象地讨论没有任何意义。

三、结构—行动—意识

如前所述，社会学的阶级视角讨论中产阶级问题，是基于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阶级的基础在于阶级结构的存在。社会的重大变迁，导致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形成了新的阶级。新的阶级结构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新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论现代阶级理论关于结构—行动复杂关系的新范式，⑨仅是从传统的结构—行动范式出发，在讨论中产阶级的问题时业已存在众多其他需要澄清的理论混乱。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强调阶级结构与阶级行动之间的关联，认为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因而阶级行动是阶级理论的题中应有之意。最著名的概念莫过于马克思所阐释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马克思，1961：133-136)。无论人们是否使用这一对概念，凡是主张结构—行动关系的学者几乎都认为，阶级意识是连接阶级结构和阶级行动的关键“中介”，是无产阶级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和根本标志，甚至成为阶级是否真实存在的判断标准。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人们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看不到阶级意识的存在，“阶级”如何能够像一个集体行动者那样行动；如果看不到阶级的行动，何谈阶级的存在(Clark & Lipset,1991)？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分析中，因为中产阶级的结构位置呈现多样性，甚至同一位置呈现出矛盾性(“矛盾阶级位置”)，所以一些人更加强调从中产阶级的阶级行动或者自我认同来界定中产阶级，或者干脆根据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来确定他们的阶级地位。⑩

如此讨论中产阶级问题，以至于讨论阶级问题，也是一种对现代阶级理论和中产阶级“元问题”的偏离。首先应该澄清的是，阶级理论，即使是经典的阶级理论，也未必全部强调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联，例如，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将阶级与行动之间的关联看作是潜在的，甚至是偶然的(韦伯，1997[下册]：247；Goldthorpe,2002)。

其次，即使是强调阶级与行动之间的关联，在现代阶级理论中，也存在“强行动”理论和“弱行动”理论等不同的范式，前者强调阶级对立必然导致的阶级斗争是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例如，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后者强调阶级对立导致的阶级行动，主要是争夺社会权力或具体利益的斗争(赖特，2006：116-119；Grusky & Weeden,2002)。

甚至在现代阶级理论中，还有学者根本否认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联，强调阶级位置不过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客观位置，是一种独立于任何个人和集团之外的“空的空间”(empty places)，阶级关系和阶级位置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对生活机会的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所谓阶级，就是在这些位置空间上个人和集团的集合。(Goldthorpe,1996)

因此，讨论阶级界定、阶级意识、阶级行动的问题时，应该要清楚问题的边界和不同的范式。也即是说，讨论阶级问题并非必然要和阶级行动、自我意识，特别是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这取决于阐释的视角和逻辑。即使是专注于结构—行动的关联，现实生活中在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很长、很复杂的链条，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形态，结构决定行动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当然，在一个矛盾与冲突尖锐化的转型社会中，人们更愿意从结构与行动的紧密关联视角去讨论阶级问题，包括中产阶级问题。因此，问题不在于强调结构和行动之间的关联，而在于相当的阐释者不知道还有根本不强调行动的视角和逻辑，因而没有发展出结构—行动的强有力的解释逻辑，盛行的多是简单粗暴的反推：没有行动就没有阶级。

阶级意识问题同样如此。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他们的阶级理论虽然存在很多差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阶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前者那里是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在后者那里是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无论是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和剥削理论，还是韦伯的多元权力理论，无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还是新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始终都首先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地位，是结构性的存在，借用赖特的话来说：“一个给定的阶级定位是借助把它与其他阶级定位相连接的社会关系来定义的”(Wright,1996)。而阶级意识是与阶级行动、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它的状况反映了阶级发育的成熟程度，但它毕竟是阶级理论链条中为阶级结构所决定的一环，是阶级结构的后果之一。最为典型的阐释来自赖特，在赖特看来，阶级结构、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四个阶级的要素，是一个决定性的模式，其中，阶级结构是最基础的因素。(Wright,1985)无疑，阶级意识是大规模阶级集体行动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并非是所有阶级行动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之一。而且，阶级意识的形态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结构决定或者影响行动的程度也不一样：自发的意识和自觉的意识都会导致某种相应的阶级行动与阶级斗争，例如，争取经济利益的经济斗争，改变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碎片式的行动和斗争，大规模集体式的行动和斗争。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没有形成系统的阶级意识，就否认阶级的存在。这里仍然不应使用简单粗暴的反推。

同理，中产阶级也首先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从阶级分析的视角看，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中产阶级，主要不是因为这些人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尽管他们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上确实显示出某种特殊性)，而是基于两分的阶级结构和相应的阶级关系衍生出来的新阶级。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社会地位的反映。他们的构成和来源可能非常多样化，甚至非常的不同，一些人因此而否定中产阶级的现实存在，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阶级，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社会关系特征或阶级资源。(11)实际上，任何一个群体，其内部都存在种种差异，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完全一致，关键的问题是，研究者认为什么样的一致性或什么样的差异性在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意识时是最重要的!更何况像阶级意识这种主观的认识，它和客观地位之间存在长长的连接链条，更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前所述，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并不等于缺乏自发的阶级意识。客观地位至少会产生自发的阶级意识，会引导人们基于阶级地位的行动，包括各种各样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产阶级运动或中产阶级引领的运动是当代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形态，就是证明。

应该认识到，现代阶级理论对于阶级问题的关注点，其实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仍然在延续，但新的概念和理念也在不断发展，在现代阶级理论的一些重要流派中，阶级意识、阶级行动的意义及其地位已经远远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薇登(Kim Weeden)和格伦斯基(David Grusky)曾总结说：“在过去的25年里(指1980年-2005年——笔者注)，阶级分析的目标已经从发展对集体行动、革命和其他宏观水平的结果变量的解释，转移到去解释在个人层次生活机会、态度和行为上的变异”(Weeden & Grusky,2005a)。而且无论是在宏观水平上还是在微观水平上，阶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有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在政治冲突和政治行为领域，也许阶级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生活方式或日常生活领域中，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也许可能更为显著，例如，受教育水平、职业等(Evans,1992)。

四、代结语：老、新中产阶级

本文一开始就明确说明，本文所使用的中产阶级概念，是指所谓的“新”中产阶级，这几乎在社会学的阶级研究和中产阶级研究中是不言自明的。本文所阐释的“中产阶级问题”就是来自于这部分人的崛起。当代社会学中主要的阶级结构理论(12)都首先从雇佣关系入手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资产阶级(雇主阶级)、无产阶级(雇员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自雇佣者阶级)。这里，小资产阶级也被称之为“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有老、新之分。现代阶级理论的挑战与回应，主要来自于新中产阶级，它所带来的问题完全不同于老中产阶级，米尔斯在他的名著中对此做了充分的阐述(米尔斯，1987)，实际上本文就是围绕新中产阶级的挑战与回应做的阐释。本文想要特别强调的是，人们应该保持对这种区别的高度重视，而现实是人们常常将二者混在一起。如果你认为雇佣关系和雇佣地位是最重要的“自变量”，那么老、新中产阶级几乎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因为他们身处不同的雇佣关系之中，拥有不同的雇佣地位。

一个引人注目的不同是，在发达社会中，老中产阶级即使没有完全消亡，也处在不断消亡的状况中，赖特甚至认为他们是“小商品生产形式”的产物(赖特，1985)。而新中产阶级则是崛起的阶级，挑战来自于它，关注也聚焦于它。当代中国社会则与之大相径庭。虽然中国社会也经历了高速的工业化，业已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中国恰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历了传统老中产阶级大发展的状况，例如，个体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发展，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老、新中产阶级是并驾齐驱的。因此，不要说所谓中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关系，就是老、新中产阶级的关系也未得到系统的分析。这种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论上的混沌。

中国是一个具有多种唯一性的国家，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会有很多中国的特色，需要清晰的理论概念和逻辑去分析他们，既不讳疾忌医，也不乱开药方。有了理论和逻辑，界定和数据自然会有结果。

注释：

①指的是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而不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讨论。

②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存在阶级或阶级化的过程，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至少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化的过程，因而存在着阶级，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即是这些社会中类似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兴起(Parkin,1969; Giddens,1973)，尽管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③“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④意为穿黑色西服上班的职员，和穿工作服的体力工人相区别。后面的“白领”其意义同样，因英国社会学家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1958年撰写的关于中产阶级的名著The Blackcoated Worker:A Study in Class Consciousness的书名而成为学术名词。

⑤阶层的概念因为涉及更复杂的讨论，这里不做赘述。

⑥英国社会学家、新韦伯主义的代表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和美国社会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都对此做过系统分析。

⑦一些极端激进分子成为西方社会中最早的一批恐怖主义分子。

⑧作者曾经专门撰文讨论了分析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多维框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李路路：《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⑨作者曾经专门撰文讨论了现代阶级的多元范式。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李路路等：《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取向和分析范式》，载《社会》2012年第5期。

⑩在现代阶级理论中，即使承认阶级意识的中介作用，这种看法也有可能是简单或片面的，属于一种强的单一因素决定论。因为，阶级结构对阶级意识的影响完全有可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有不同的影响，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可能没有影响。

⑾当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提出服务阶级的概念时，很多人认为他将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合并在一起统称为服务阶级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例如，在职业上。但戈德索普的解释是：他们在雇佣关系的性质上是一致的，即都属于服务关系。这一共同性超越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构成了服务阶级的核心基础(Goldtlaorpe,1982)。

⑿以和文化特征的阶级理论相区别。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孔国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