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聚焦于个体社会资本随着宏观社会进程和微观生命历程而变迁的趋势，基于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数据，构建了社会资本的年龄—时期—世代模型，研究发现：第一，个体社会资本随年龄增长呈倒U形变化趋势。第二，从1999年到2014年，个体社会资本总量随时期稳定上升，但从家庭转向工作场域。第三，不同世代的早期成长环境对个体社会资本构建有深远影响，1948年及以前世代处于较高水平，1949—1977年世代明显下滑，1978年及以后世代迅速回升。以上结论对理解转型社会中人际交往模式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资本；变迁趋势；年龄效应；时期效应；世代效应

作者简介：李晓光（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郭小弦（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社会资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经典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人们的求职行为和地位获得（Granovetter，1973；Lin et al.，1981；Bian， 1997）。无论在经历了重大技术变迁的美国（Granovetter，1995），还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Bian，2018），社会资本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那么，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类型，社会资本的存量本身是否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对此，这一领域的理论先驱们都曾作出预测。例如，林南（2005）认为，与人力资本相比，个体社会资本随时间推移而累积的速度将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瓦茨（2011）也指出，个体之间的网络是持续演化、不断自我调整的。科尔曼（2008）则认为，社会资本的创造、维持、消亡与社会系统的封闭性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等有关。这些观点预示着社会资本并非一成不变，它的产生和累积是一个动态演变的、存在生命周期的、受社会结构制约的过程。

然而，当前实证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变迁趋势判断不一，甚至暗含着与现实生活相悖的结论。首先，从宏观层面的时期进程来看，美国社会不仅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开始下降（McPherson et al.,2006），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也呈现下降趋势（Putnam,1995）。英国和澳大利亚在过去几十年同样经历着集体层次社会资本的衰减，但瑞典、荷兰和日本则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上升（吉登斯，2009；帕特南，2014）。当我们聚焦到中国社会的个体社会资本变迁时，学界也未形成一致结论。早前曾有学者认为关系或社会资本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衰减，而在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阎云翔，2000；杨美惠，2009）；但近期也有学者发现，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的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资本的累积和作用呈现下降趋势（张爽等，2007；刘国亮、李娜，2011）。其次，从微观层面的生命周期来看，大量实证模型显示，社会资本随着年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黄荣贵、桂勇，2010；邹宇春、敖丹，2011；边燕杰等，2012；边燕杰、郝明松，2013）。那么，社会资本真的在下降吗？这是我国社会转型中关于社会交往和个体联系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聚焦于我国城市居民的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的动态变迁趋势。从理论上讲，个体社会资本的变迁既可能来自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可能源于宏观社会进程的变化，因此，如何区分社会资本变迁的不同时间趋势显得尤为重要。林南（2005：1）在《社会资本》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学是研究行动者如何对社会关系进行选择的学科……社会学的中心任务既要分析行动又要分析结构：结构提供的机会与约束下的选择行为”。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资本的演变趋势置于微观生命周期和宏观结构变迁共同构成的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框架中，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个体社会资本随着年龄增长呈现怎样的变迁趋势？第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资本存量？第三，自1930年以来，我国经历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对不同世代群体的社会资本构建烙上了怎样的历史痕迹？我们将基于这三种变迁趋势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使用三期跨度15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一、社会资本：理论取向和变迁维度

（一）社会资本的理论取向

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依据社会资本及其回报所处层次的不同，目前存在两种理论取向。一是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强调以群体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等为基本形式的社会资本（Fukuyama，1995；帕特南，2011）有助于改善群体成员的生活机遇。二是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探讨人们对社会资本的投资、维持和使用过程（Lin，2001；边燕杰，2004）。本文重点关注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而非以帕特南为代表的集体层次社会资本。林南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论述最为系统和翔实，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林南， 2005），这一定义既关注社会结构对个体关系的约束，又关注个体行动的动机和附着在社会关系背后的资源。本文沿着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和研究脉络来讨论个体社会资本的变化态势。

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主要发生在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边燕杰等，2020），这是因为个体一生中绝大多数的社会互动主要发生在家庭和工作两个场域。格兰诺维特研究找工作时（2008）最早区分了“家庭—社会型”关系和工作关系，这本质上暗含着社会资本的两种来源，即家庭和工作场域。家庭场域主要形成以私人情义联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依托于家庭成员之间或向外拓展而产生的社会联系，既包括以代际传承来维持的先赋性社会资本，也包括由个体交往而产生的自致性社会资本（郭小弦，2016）。工作场域则形成以组织或团体身份归属为基础的正式社会网络（边燕杰、郝明松，2013），通过科层关联和市场关联而产生（边燕杰，2004）。基于两种场域产生的社会资本并非彼此分割，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格兰诺维特，2008）。亦有研究发现工作场域的职业交往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郝明松、边燕杰，2013）。

（二）社会资本的变迁维度

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两个维度：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社会资本的存量强调数量效应，反映个体在某一时点拥有的全部社会网络资源（李黎明、李晓光，2016）；社会资本存量越高，越有利于目标达成。社会资本的回报强调实际效用，反映个体通过动员社会资本能获取的资源的多寡；社会资本回报越高，所获取的资源越多。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对个体生活机遇的影响都非常重要，因此个体社会资本的变迁同时涉及存量变迁和回报变迁，前者反映社会资本累积的变化趋势，后者反映社会资本效用的变化趋势。本研究重点关注存量变迁，下文先简要回顾回报变迁，再聚焦于存量变迁。

社会资本回报变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市场化进程中是上升、不变还是下降？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作用下降论（Guthrie，1998）、作用持续论（张文宏、张莉，2012）与作用上升论（张爽等，2007；Knight & Yueh，2008；边燕杰、张磊，2013；Bian，2018）。尽管不同学者对变迁趋势的判断各执一端，但都关注迈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并在本质上探讨了社会资本作用变迁的时期效应。这些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第一，除时期效应外，社会资本在不同世代之间和不同年龄阶段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往研究鲜有涉猎。第二，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缺乏统一标准，尤其缺乏基于纵贯数据的历时分析。社会资本的回报究竟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测量（林南，2005）。第三，“无米难为炊”，在讨论社会资本回报变迁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社会资本存量本身如何变迁。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聚焦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变迁趋势。首先，我们将在理论上区分存量变迁的三种时间效应。具体而言，在社会资本随时间的动态变迁中，有多少来自个体生命周期的变迁，有多少由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引起，又有多少源于不同世代群体之间的差异？这些时间效应有各自丰富的社会意涵，对于理解社会资本的变迁趋势非常重要。其次，我们在实证分析中将基于林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采用定位法统一测量社会资本存量，并使用跨度15年的三期截面数据构建“年龄—时期—世代”模型，评估社会资本存量的变迁趋势。

二、社会资本存量变迁的三种效应

个体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一定社会结构制约下自我选择和维持的结果。为此，社会资本变迁分析需要同时考察宏观制度条件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变迁。截至目前，社会学领域主要有三种可识别的时间趋势：年龄、时期与世代效应（Hu，2015），据此，本文将社会资本的变迁置于年龄—时期—世代的时间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具体而言，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随着生命周期的推进，在个人社会地位、交往对象的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社会资本存量出现变化，这是年龄效应。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宏观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身处其中的所有个体在社会资本存量上都受到影响，表现为时期效应。同一个世代的群体，即同一个历史时期出生的人因其成长过程中共同的社会经历导致社会资本的构建受到了长远影响，这就是世代效应。下文分别针对三种时间效应展开详细论述。

（一）社会资本变迁的年龄效应

年龄效应主要反映社会资本随着个体生命周期推进而产生的变化趋势，与个人成长周期、人生经验累积过程等有关。总体来说，当前有关社会资本年龄效应的研究存在悖论。具体而言，在以社会资本为因变量的文献中，年龄往往被作为控制变量，并且量化模型显示：社会资本似乎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黄荣贵、桂勇，2010；邹宇春、敖丹，2011；边燕杰等，2012；边燕杰、郝明松， 2013）。尽管有学者进一步控制了年龄二次项，但二次项要么不显著（梁玉成，2010；邹宇春、敖丹， 2011；李黎明、李晓光，2016），即社会资本随年龄持续下降，要么显著为正（边燕杰等，2012），即社会资本随年龄呈现U形变化趋势。无论是持续下降还是U形变化趋势，都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难道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升反降吗？如何解释这一结果？我们认为，以往量化研究模型的年龄效应中混杂着时期和世代两种不同的效应，如果将时期和世代效应从年龄效应中剥离出来，那么个体社会资本未必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事实上，现有理论和经验研究暗含着社会资本随年龄而增长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模式。林南（2005）从理论上推断，社会资本随时间的累积速度要快于人力资本，先呈现指数型增长模式，之后增长速度逐渐平缓。爱德华等通过实证分析明确发现，社会资本存量随着年龄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Edward et al.,2002）。不过遗憾的是，该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局限于“组织成员资格数量”，并没有考虑社团参与背后所附着的社会资源含量。麦克唐纳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发现人们的工作联系和组织成员资格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形趋势（McDonald & Mair，2010）。这些证据都表明社会资本应当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倒U形变化模式。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与个体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紧密相关。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个体社会关系和所扮演的角色会不断转化，并且某一阶段稳定的角色关系会将个体锁定在一系列角色期望之中（包蕾萍，2005）。就个体社会资本的累积而言，在青少年时期，尽管学校提供了交往场域，但交往对象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因此青少年的个体社会资本存量较低。在迈向生命周期的事业顶峰期过程中，个体的社会交往存在较强的选择性，人们会有意识地构建更多异质性社会网络，以期通过维持和动员社会资本而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源。同时，随着个体社会地位的上升，其构建的高地位社会资本逐渐增多。所以，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将整体上升并逐渐达到峰值。最后，在向生命后期过渡的过程中，个体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与其年龄相近的交往对象所占据的优势社会地位和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可能逐渐下降，因而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将会逐渐萎缩。据此，我们认为，社会资本会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倒U形的变化趋势，由此提出“年龄效应假设”。

假设1：随着年龄增长，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存量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二）社会资本变迁的时期效应

所谓时期效应，是指基于历史时间变化所产生的效应，主要反映不同时期的外生社会条件的变迁对所有世代群体产生的影响（Yang，2008）。为此，研究者在分析时期效应时，需要有效捕捉特定时期社会结构或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许多宏观维度的社会变迁，例如工业化、产业转型、技术变迁、全球化、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等等。面对如此多样的社会变迁，我们该如何分析社会资本变迁的时期效应呢？吉登斯（2009）认为，在分析特定时期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时，需要聚焦于这一时期内根本性结构或制度的变迁程度。基于此，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社会资本构建的制度变迁可以被归纳为两个维度：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

市场化进程主要强调产权制度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推动社会资本变迁的第一股力量。在产权制度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的职业种类快速增加，职业数量迅速增长，职业结构趋于高级化，例如以商业人员、服务人员为代表的职业类型不断增生。我们认为市场化进程有力地增强了个体社会资本，这是因为：第一，市场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增强了个体之间的社会性联系，特别是加强了工作场域中不同职业类别人群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为个体构建社会资本创造了空间和机会，使其网络规模扩大。第二，职业种类增生和职业结构高级化有力地增大了个体网络成员的职业异质性，由此提升了社会资本质量。

工业化进程主要强调产业结构转型和技术变迁过程，这是推动社会资本变迁的第二股力量。产业结构转型和技术变迁过程会共同促进低技能职业退化和高技能职业增生，从而推动职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工业化进程也会提升人们的社会资本，主要理由有三点：第一，无论是产业结构转型还是技术变迁，都会通过促进职业结构高级化提升个体网络成员的职业异质性。第二，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例的提升将不可避免地加强个体之间的社会性联系，从而促进人们社会资本的提升。第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变迁革命性地改变了人际交流的方式，加强了跨空间构建和维持社会资本的可能性，最终促进了个体社会资本的增长。因此，本文倾向于推断：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存量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然而，社会变迁进程还可能引起社会资本产生和维持场域的变化。总体来说，个体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理论上讲，在市场化进程中，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变化可能存在共同上升、此消彼长、共同下降等模式。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变化的主要模式是：家庭场域下降，工作场域上升。家庭场域社会资本下降的潜在原因有三个：一是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的变迁降低了个体与原有亲族的社会交往。二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家庭人口规模，导致社会网络中的亲属成员数量和社会资源含量下降。三是迈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有力提升了个体职业选择的自主性和空间流动水平，导致基于亲族关系的社会资本的承继出现断裂（刘国亮、李娜，2011）。工作场域社会资本上升的潜在原因有两个：一是市场化改革增强了市场竞争，驱使人们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向工作场域，个体越来越倾向于在工作场域中构建自致性社会资本。二是市场化进程有力提升了市场规范性，在一个规范性市场中，人们的社会需求更有可能诉诸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的使用随之下降。但是，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不会无限下降，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也不会无限扩张，两种场域产生的社会资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会出现重叠和转化。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时期效应假设”。

假设2：随着时期的推进，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存量将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具体来看，在家庭场域呈下降趋势，在工作场域呈上升趋势。

（三）社会资本的世代效应

所谓世代效应，是特定出生世代所面临的特定历史事件或社会环境对其社会资本构建所造成的长远影响。世代效应往往与生命历程理论相联系，重点强调个体早期生活条件和社会因素的作用。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的生活轨迹根植于其经历的社会历史时期，某一生活事件在生命历程中的发生时间甚至比这一事件本身更加重要。这一理论努力寻找个体和社会的结合点，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出生世代群体来分析历史变迁对个体的影响（包蕾萍，2005）。例如有学者在分析社会信任的世代效应时指出，研究应该寻找信任的成型阶段，即某一世代出生10年以后（Hu，2015）。因为对于某一世代的群体而言，“集体记忆”或“惯习”并非在人们出生之后立即形成，个体价值观往往是在青春期或青少年阶段形成并稳定的。本文在分析社会资本的世代效应时着重考察了不同世代的早期生活经历和所处历史环境，并依据社会发展进程主要划分了三个历史阶段：1930—1948年、1949—1977年和1978—1996年。

1930—1948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阶段。成长在这一阶段的世代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其成长环境既有民族存亡之机的共同攘外，亦有政权争夺的内部矛盾。这一阶段社会资本如何变化？杨美惠认为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仍然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亲戚朋友个人介绍的，旧社会中使用人情还能把犯人从监狱里放出来”（杨美惠，2009：134），她将其归因于儒家关系主义的延续。奥尔佳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她通过分析316位城市居民，发现了不同情境下裙带关系的重要作用（比如政府和工厂的用人制度、学生奖学金等），雇主招工时不得不在亲戚关系的压力下放弃能力等客观标准（转引自杨美惠，2009）。因此我们推测，就成长于这一期间的世代来说，儒家关系主义的延续和人情观念的盛行会对其社会资本累积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

1949—1977年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历史时期，但这一阶段频繁的运动严重损坏了个体之间的关系纽带。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革命使个人交换关系式微，以同志关系为主的普遍主义伦理逐渐取代传统社会的特殊主义关系模式（Vogel,1965），人们对建设新社会充满希望，日常生活中想不到用关系来改变生活（杨美惠，2009）。进入6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的影响笼罩着社会关系，当然，在此期间社会性联系并非完全销声匿迹。比如阎云翔基于下岬村的研究发现，为了回应社会和政治变迁，人们会调整行为方式，私人之间的礼物交换现象依然存在（阎云翔，2000）。但总体来说，频繁的运动破坏着个人关系和信任体系，胡安宁的研究发现成长于这一期间的世代其信任水平远低于其他世代（Hu，2015）。据此可以推断，成长于这一期间的世代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会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构建、维持和动员存在长远的消极影响。

1978—1996年是改革开放启动后的阶段。这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市场机制启动的初期，规范化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从而为社会关系创造了作用空间。杨美惠（2009）提出，80年代社会关系重获新生，在国家控制和市场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关系成为人们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金钱交易不断侵占关系交换的领域。阎云翔（2000）也认为，特殊主义和工具主义逐渐支配了社会行为，而礼物交换变成了人们获取好处的主要手段。工作机会不像过去那样由国家分配，也可以通过个人申请或经人介绍来获得，为社会资本提供了更多的作用空间。据此，本文认为，成长于这一阶段的世代群体经历了因改革开放带动的社会资本作用空间的增长，这种社会环境会对其社会资本的构建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社会资本的“世代效应假设”。

假设3：不同世代的成长环境会对个体社会资本构建产生长远影响。就社会资本存量而言，成长于1930—1948年的世代处于较高水平，成长于1949—1977年的世代会下降，成长于1978—1996年的世代又会迅速上升。

三、变量设计和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实证数据源于边燕杰教授主持的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横截面调查（分别为JSNET1999、2009、2014）。这是目前针对个体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职业经历的测量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调查数据，其中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非常细致，测量题器的信度和效度均有保证。JSNET1999的调查包括五个城市：长春、天津、上海、广州、厦门。各城市均以分段随机方法抽取样本，总样本量4752。JSNET2009调查地增加了西安、济南和兰州，各地采取统一的随机抽样方案，样本量为7102。JSNET2014调查的城市和抽样方案与2009年一致，样本量为5480。为比较不同调查时期社会资本的变化，本研究需保持调查地一致，因此合并三次调查中长春、天津、上海、广州和厦门五个城市数据，最终样本量为9651。

（二）变量设计

本研究的核心变量为社会资本存量，其测量采取定位法。定位法通过选取若干代表性职业（或权力位置、工作单位等）来反映社会结构位置，然后由被访者确认是否认识这些位置的社会成员，研究者通过分析个体与各个结构位置之间的社会网络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Lin & Dumin，1986；Lin，2001）。需要指出的是，大量社会网络研究主要关注网络结构和网络属性，但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和定位法测量不仅关注网络结构，还关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含量，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声望维度的有价值资源（Lin,2001）。本研究中社会资本存量包括三个变量：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和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下文分别介绍。

对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测量依托于春节拜年网。该方法将定位法和春节拜年行为巧妙结合，已经成为测量中国人的关系网络的经典题器（边燕杰，2004）。我们计算出三个指标：网络顶端（网络成员中职业声望的最高值）、网络差异（网络成员中职业声望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和网络均值（网络成员职业声望的平均值，反映社会网络成员的平均社会地位）。对三个指标标准化处理后，再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处理得到取值范围为0~100的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存量（详见表1）。

对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测量依托于职场互动网。职业活动提供的稳定交往场域成为个体构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边燕杰，2004）。职场互动网测量被访者当前职业活动中与以下9种对象或部门打交道的频率：顾客或服务对象、客户、来宾、上级领导、下级同事、平级同事、上级部门或单位、下级部门或单位、其他单位。按定位法测量社会资本的逻辑，我们计算出职场互动网中的网络顶端（与上级领导、上级部门或单位的互动频率之和）、网络差异（在9种对象或单位部门中发生互动的个数）和网络均值（所有职场互动类型的平均频率）。我们对三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随后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存量。

如前文所述，个体一生中绝大部分社会互动发生在家庭和工作场域，故而个体社会资本总量的构建基础是家庭场域、工作场域的两类社会资本。本文将家庭、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进行数学加总，得到社会资本总量。在敏感性分析中，我们设计了若干种不同方法来计算社会资本总量，包括二者相互促进的“相乘膨胀法”、二者相互转化的“变异增值法”，以及二者相互补充的“结构增进法”等，但“数学相加法”被证明是最简洁有效的计算方法。我们认为，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和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尤其是在中国，许多工作场域的同事可能发展成为家庭领域的朋友或“类亲属”。尽管两个场域会有相互重叠，但重叠有限，所以用数学相加法来计算社会资本总量能有效地反映这些结构特征。

此外，实证分析中还纳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政治身份、相对教育位置、就业状态、单位类型、职业的ISEI得分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控制个体的相对教育位置而非绝对教育年限，因为绝对教育年限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是变化的，特定个体教育文凭的价值取决于在其出生世代中所处的相对教育位置。我们首先按照调查时期和出生世代计算每个格子中绝对教育年限的均值，然后用该均值去调整个体层面的绝对教育年限，并将取值处理为0到100之间，由此得到相对教育位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APC模型构建与求解

本文基于三次“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资料构建社会资本存量的APC模型。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首先，我们筛选合并数据中在调查时点年龄为18岁到69岁的个体，并将年龄以5岁为间隔划分为10组。随后，我们根据3个调查时期和10个年龄组构造出13个世代群体，以1947—1951年出生的世代为例，它包括1999年48~52岁、2009年58~62岁、2014年63~69岁的人口。依此类推，最后进入模型的数据中最早的世代为1930—1936年出生的人口群体，最晚的世代为1992—1996年出生的群体。最后，依据杨洋和兰德对APC模型的总结（Yang & Land, 2013），我们将社会资本存量的APC模型表达为如下方程形式。

Ysc="μ+αi·Age+βj·Period+γk·Cohort+εij

等式左边表示个体社会资本，等式右边中α表示年龄组的系数，β代表时期的系数，γ表示世代的系数。其中“世代个数＝年龄组数＋时期数-1”，且变量之间满足“世代＝时期-年龄”的完全线性关系。正因如此，APC模型存在“不可识别”问题，即一般线性回归中，因共线性而不能求得参数唯一解。目前，这一问题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如局部限定法、两因素模型、非线性模型、惩罚函数法、自回归法、估计函数法、特征变量法、内生因子法以及多层次交叉随机效应法，等等（苏晶晶、彭非，2014）。由于每种方法都有其局限，到底哪种方法最好，目前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但是，研究者需要使用至少两种方法进行估计，以获得更为稳健的研究结论。杨洋和兰德认为内生因子法不需先验信息假定，可为APC模型提供统计上更为精确的估计（Yang & Land, 2013），因此本文选择内生因子法为主要估计方法，同时选择多层次交叉随机效应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社会资本变迁的年龄效应

大量实证研究的模型间接表明，社会资本随着年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梁玉成，2010；黄荣贵、桂勇，2010；邹宇春、敖丹，2011；边燕杰等，2012；李黎明、李晓光，2016）。本文首先依据这些实证模型进行复制研究，将年龄、年龄平方项和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并用合并数据检验社会资本随年龄的变化趋势。图1左边为实证分析结果，观察可知：第一，无论家庭场域、工作场域社会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总量，都随着年龄增长呈现U形变化趋势。第二，社会资本存量的低谷基本都出现于38~48岁。可见，复制研究呈现的变化趋势与以往实证模型基本一致。

不过，从现实来看，无论是社会资本随年龄增长先降后升的趋势，还是社会资本最低值出现的年龄段，都与日常逻辑不相符：38~48岁正值个体一生中的事业顶峰期，所累积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有价值的资源都应属于旺盛期，但数据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社会资本的变迁包含年龄、时期和世代三种时间效应，但图1左边呈现的“年龄效应”实际上混合了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为此，唯有将时期、世代效应剥离出来，方能准确估计社会资本随年龄增长而变迁的真实趋势。

为了更加精准地刻画社会资本的变迁趋势，我们建立了社会资本存量的APC模型。具体模型包括三个，因变量分别为家庭场域、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存量和社会资本总量，核心自变量包括年龄、时期和世代，控制变量为性别、政治面貌、相对教育位置、就业状态、单位类型、职业ISEI。本文首先使用内生因子法进行估计（详见表2）。为了更加直接地观察变迁趋势，我们将表2中估计结果进行图示化（图1到图3），随后结合图表来分析不同变迁趋势。

图1右边刻画出社会资本变迁趋势中的年龄效应。总体而言，APC模型表明社会资本随年龄增长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结合表2中的年龄系数和图1右边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三条规律：第一，无论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工作场域社会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总量，都随年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这与图1左边的趋势完全相反，说明只有在模型中严格区分年龄、时期和世代三种时间效应，才能精确估计社会资本变迁的年龄效应。第二，社会资本存量的峰值出现于38~42岁，并且峰值出现点在两种场域和总量模型中都一致。由于这一峰值点通常是个体生命周期中的事业顶峰期，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所积累的网络资源含量也在此年龄阶段达到峰值。综合以上分析，假设1得到支持，即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存量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倒U形趋势。

（二）社会资本变迁的时期效应

如前文所述，本文对于时期效应的基本预测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人们的社会资本总量将呈现上升趋势。首先，我们聚焦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变迁趋势。工业化指标来自尹虹潘（2019）最新测量的工业化率，该指标反映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市场化指标是通过JSNET数据中体制外从业人员比例来测量的，这一方法已在学界得到诸多应用（参见郝大海、李路路，2006；张顺、程诚，2012）。图2左边为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测量结果，观察可知，二者都随着时期的推进总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

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上升会提升人们的社会资本吗？图2右边为实证分析结果，观察可知，家庭场域中社会资本存量随着时期推进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这似乎表明社会资本存量随着时期推进不断下降。社会资本真的下降了吗？未必。这20年间我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可能引起社会资本产生场域和资本类型的变迁。随着时期的推进，不断上升的市场理性正在侵蚀人们的日常生活，家庭场域中社会资本随时期下降，只能说明人们通过家庭非正式社会网络所维持的社会资本逐渐萎缩。那么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场域又在何处？工作场域提供了重要证据，支持了社会资本存量上升论。该场域中社会资本的构建和维持主要依赖于基于团体身份的正式社会网络。观察图2和表2可知，1999—2014年期间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意味着人们基于正式社会网络所构建的社会资本正在增长。

社会资本总量的变迁趋势同样有力支持了存量上升论。观察图2可知，社会资本总量随着时期进程呈现稳定上升趋势。这意味着，随着时期的推进，个体会调整其行为模式以回应制度变迁，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质量也由此得到了优化。迈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不仅带来了市场化程度的上升，同时也加强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使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实现了稳定上升。至此假设2得到支持，即在1999—2014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城市居民社会资本产生和维持的场域出现转型，但社会资本总量呈现稳定上升趋势。

（三）社会资本变迁的世代效应

社会资本的世代效应主要强调个体早年的生活际遇和成长的社会环境对其社会资本构建的长期影响。对于世代效应的考察，研究者一般关注特定世代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本文根据“成长年份="出生年份+10年”来界定青少年成长期，比如1930—1936年出生的世代其青少年时期大约出现于1940—1946年，依此类推，1956—1961年出生的世代其青少年时期在1966—1971年。这一阶段往往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结合不同世代早期成长环境和国家政治进程，下文以三个历史阶段中的成长世代来考察社会资本的世代效应。

成长于1930—1948年的世代，其社会资本存量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这里包括1930—1936年、1937—1941年两个世代。由表2和图3可知，在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工作场域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总量上，这两个世代都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成长环境对其社会资本构建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当然，由于1937—1941年世代的青少年后期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阶段，其社会资本比前一个世代有明显的下降。但总体而言，成长于1930—1948年的世代社会资本相对较高，印证了杨美惠的观点，即20世纪40年代中国依然是个讲人情的社会。

从成长于1949—1977年的世代来看，其社会资本存量出现快速下降，并且变迁趋势深深烙上了政治运动的历史印迹。首先，1942—1946年和1947—1951年的世代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传统伦理下的私人关系被逐渐改造为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同志关系，两个世代组在家庭、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存量都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其次，1952—1956年、1957—1961年和1962—1966年这三个世代成长于“文革”期间，私人关系的破裂给人们心理造成了严重创伤，成长于这一期间的世代其社会资本整体处于低谷状态。尤其对于1957—1961年世代来说，他们正好成长于1967—1971年，在社会资本指标上处于最低点。毫无疑问，这一期间的成长环境对个体社会资本构建产生了长远的消极影响。

成长于1978—1996年期间的世代的社会资本出现了明显反弹趋势。观察图3可知，青少年成长期处于这一阶段的主要包括1967—1971年、1972—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共5个世代组。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私人关系空间的迅速增长，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工作场域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总量三个指标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可见，1978—1996年的社会环境对成长于这一期间的世代构建社会资本产生了长远积极影响，这也印证了杨美惠和阎云翔等的观点，即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系现象“重获新生”（杨美惠，2009），特殊主义和工具主义不断支配个体行为（阎云翔，2000）。综合以上分析，假设3得到完全支持，即不同世代在青少年时期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对其社会资本的构建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四）稳健性分析：交叉随机效应法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多层次交叉随机效应法来估计APC模型。表3为分析结果，模型中控制了性别、政治身份、相对教育位置、就业状态、单位类型和职业ISEI变量。在年龄效应方面，社会资本总量和工作场域中社会资本存量都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倒U形趋势，峰值出现在38岁左右，这与内生因子法的估计结论基本一致。在时期效应方面，社会资本存量在家庭场域中随着时期的推进而下降，在工作场域随着时期的推进而上升，同时社会资本总量也随着时期的推进而上升，这三个指标的估计趋势和基于内生因子法估算出的趋势基本一致。在世代效应中，通过交叉随机效应法得出的家庭、工作场域以及社会资本总量的变迁趋势与内生因子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尽管社会资本的谷值略有差异（家庭场域、社会资本总量出现在1957—1961年世代，工作场域出现于1962—1966年世代），但整体变迁趋势是稳定的。综合以上分析，针对社会资本变迁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本文通过内生因子法和交叉随机效应法所估计的变迁趋势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总结与讨论

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和微观生命历程长期形塑着人们之间的社会网络，这一影响深刻反映在个体社会资本的动态变迁过程中。为探究我国城市居民的个体社会资本随时间的变迁趋势，本文使用跨度15年的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构建了社会资本的年龄—时期—世代模型，并使用内生因子法和多层次交叉随机效应法分析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存量变迁趋势中的三种效应：随个体生命周期产生的年龄效应、随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产生的时期效应，以及随个体早期成长过程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产生的世代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个体社会资本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以往社会资本研究的实证模型间接显示，社会资本及其网络指标随着年龄增长呈现“持续下降”或“先降后升”的趋势，而本文的结论恰恰相反：无论在家庭场域还是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存量都随着年龄“先升后降”，且峰值出现在38~42岁。这一变化趋势更符合生活逻辑，反映出个体社会交往随生命周期呈现的变化规律，纠正了以往模型的估计偏误。回到生命周期理论，在生命早期阶段，个体的社会交往范围较窄，且互动对象的社会资源较少，故而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较低。迈入工作场域直至事业顶峰期时，个体社会交往不断拓展，同时交往对象的经济地位相对较高，个体社会资本逐渐上升并达到峰值。而在走向生命后期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交往逐渐收缩，其社会资本存量也逐渐下降。

第二，从1999年到2014年，社会资本总量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表现出稳定上升趋势。但是，社会资本的构建和维持场域也正在发生变化，其中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存量逐渐下降，而工作场域则明显上升。如何理解这种场域变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本文认为，这种转变背后的主要动力机制在于：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人们交往模式的变化，使得原有的代际继承出现断裂，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工作场域中通过正式的社会网络构建社会资本。具体而言，在个体构建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家庭场域中基于血缘、姻缘联系的非正式交往固然重要，但工作场域中基于团体身份的正式交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市场逻辑不断冲破传统交往中家庭情义联系的边界，使人们更加重视依靠社会制度或组织维持的正式交往。此外，互联网等交往媒介的迅速普及也为人们拓展和维持工作交往、提升社会资本提供了便利渠道。

第三，不同世代的成长环境和早期经历对其社会资本构建有深远影响。具体而言，成长于1948年以前的世代其社会资本存量处于较高水平，但成长于1949—1977年的世代出现明显下滑，而成长于1978年以后的世代其社会资本构建迅速上升。这一结论意味着个体社会资本与早期社会化过程密切相关，人们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社会变迁将对一生的社会性联系产生深远影响。通过世代效应可以发现，不同世代的社会性联系深刻烙下了近百年社会变迁的历史印记。

社会资本的变迁分析是理解人们社会关系和交往模式的重要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观察到了不同年龄、不同时期、不同世代的个体在社会变迁的滚滚洪流中表现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模式的改变。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社会资本的变迁可能引起人们社会态度、主观和客观社会分层的系列变化。本文的分析仅是一个开端，尚有诸多不足之处，这有待于未来研究进一步拓展。

第一，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社会资本的维持场域。除了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社会场域（或休闲社交场域）也可能成为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参加体育运动、社交餐饮、棋牌娱乐等发展个体社会资本，对此本文由于数据所限未能捕捉，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研究。同时，本文主要测量的是基于线下社会互动产生的社会资本，数字时代基于手机、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产生的线上互动增强了人们跨越空间距离维持社会网络的能力（帕特南，2014），因此以电子网络空间为依托的社会资本正在不断上升，早已超越社区或国家的边界（林南，2005），必将成为新型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未来研究中如纳入对这些新型社会资本的测量，个体社会资本可能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第二，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对社会资本变迁的分析。首先是社会资本的特征变化。本文仅关注社会资本的存量变化，未来研究可分析市场化进程中关系强弱的相对变化、情感性与工具性关系的相对变化、关系的泛亲情化和关系伦理重建等议题。其次是社会资本的空间变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类型，社会资本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是否存在差异？未来研究有必要从空间或地域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资本的变化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最后是社会资本的群体差异。本文聚焦的是社会资本的总体变迁趋势，但其分布的变迁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涵（帕特南，2014），尤其对于不同社会群体而言（如性别、阶层和族群等），其社会资本的变迁趋势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群体间的差异存在，这对于理解社会不平等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这些相关议题仍有待于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