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李强

本文为作者在“第六届中国改革论坛”——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上的演讲，该会议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于2008年12月6日召开。

我今天从怎么理解30年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谈，结构变化更多的讲是阶级结构，构成这个社会的阶层、人群发生了什么变化。有四点，或者叫做共和国四个实验。

　　我们的共和国前二十几年，毛主席领导的不到30年的时间，我把它叫做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这个实验不是我们首创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个概念。但是我们这个打碎比较彻底。现在也在反思，我们打碎的那段时间，农村打碎了，这是真的，历史上也没有过的，把所有地主的土地都掠夺分掉了。打碎结构有一个大问题，原来的结构，文化有载体，价值观有载体，原来农村的载体叫做实现阶级，从清末以后就衰落了，但真正是我们摧毁的。摧毁以后农村就没有一个价值观念的载体，这是今天农村混乱的最主要的原因，没有信念，干部曾经想取代，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强调利益结构，干部也成为为自己获得利益的一个群体，他也要生活，他不再成为一个利益的代表，这样他不再成为道德观念的载体。所以现在农村有了问题，当然像华西村(4.40,0.20,4.76%,吧)、韩村河，村长可以成为价值观念的代表，所以还维持着原来的结构。在打碎这个实验做的时候，原来任何时候都没有人做过，工人领导一切，清华大学真的就是工宣队进来了。

　　改革以后的一个基本实验，从结构上来看就是恢复结构的实验。恢复结构的实验成功不成功？30年，很成功。一个结构打碎怎么能够恢复呢？中国很幸运，我们当年打碎结构的时间并不长，农村打碎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城里真的把结构打碎是1956年的事情，我们当年定五星红旗的五星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星星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并没有想打碎它，但是后来打碎了，1956年打碎，1978年想恢复，最初小平把荣毅仁、王光英这些人请出来。我在农村有一个调查，当时有一个词叫“老个体户”，就是我们在56年那个个体户，人家重操旧业，这和苏联完全不一样，苏联革命70多年，老一代人完全死掉，它想恢复结构也恢复不了。前一段有个俄国人来，他讲，叶利钦想让俄国回到俄罗斯，回不去，为什么呢？就是社会记忆丧失了。讲得很有道理。我们中国人能够回去，就是社会记忆还没有丧失，这一代人还活着，这30年无非就是恢复结构，比如说我们能理解工商业层、个体户，很快就恢复起来了。在恢复的过程中也曾经产生过很多争议，我记得改革最初的时候，小平想恢复知识分子的地位，当时中组部天天下文件，真的操作，直接给提工资、恢复工作，叫做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待遇。有一段时间工人并不满意，八十年代初读一些文章的时候，工会很不满意，他们当时搞“黑爪子、白爪子”，到底谁创造财富？他们认为是黑爪子(工人)创造财富，知识分子(白爪子)并不创造财富，他们并不平衡。1984年有一本杂志叫《中国青年》，那时候在大学里《中国青年》很流行，发了一个问卷，回收了7万份，问当时的人，你认为谁的收入最高？测两个指标，一个是声望地位，一个是收入地位。回答的结果是个体户收入最高。

    在1984年的时候，真是做小买卖的人收入最高。但是一测声望，在所有的行业里，个体户的声望最低。研究生居然是声望最高，其实研究生并不是一个职业。这证明，有一个阶段里出现了很复杂的局面。总之，在恢复结构的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复杂的局面，到今天，应该说基本上恢复到一个社会的常态结构。陆学艺(音)写了《中国的阶级阶层》，他并不是研究阶级阶层的，但他比较有政治头脑，他想证明新的阶层地位比较重要，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宪法里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他的结论是中国分成十个层，谁是最高层？高级领导人，中央领导是最高阶层。谁是第7、8、9阶层呢？工人、农民等等。他的结论也有数据证明，工人、农民的收入真的很低。他无非就是阐述了社会阶层的真实状态，但我相信，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状态，精英层社会地位高一些，一般阶层社会地位高一些，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分层的社会。

第二个实验，从分层的角度看，实际上解释的是谁得到了什么，我们讲分层就是讲这个问题。毛主席的时候是强调哪些阶级不应该得到什么。

　　第三个实验是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配置方式实验，过去是一种配置方式，今天是另一种配置方式。从分层的角度讲，这个是研究叫“怎样得到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谁得到什么只能证明谁得到的多、谁得到的少，怎样得到更多的证明社会正义，他得到的合理不合理？他真正是一个有本领的人吗？我算了一下，今天大概有5种得到资源的方式，第一种是比较合理的，叫做市场的配置，这是我们改革以后真的想引进市场机制。与此相反，在改革之前我们曾经想用政府行政方式来配置，这也有其合理性，基本化的配置也是一种配置，比如分房子，也是一种配置。但当时的分配更多强调的是身份的配置，身份配置也有其不公平的方面，但不管怎样，改革以后的市场配置确实起的作用比较大，应该说是配置里很重要的因素，更多的讲的是市场以后的公正方面。

　　其次是政府继续有作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论证，中国这个社会特别奇怪，政府政策居然可以创造结构。我们每一次写完政府文件，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绝对是政府当年的政策文件决定的。

　　第三个政府配置资源大体上是通过公共政策，而私人权利配置不合理的因素会更多。

　　第四个配置是单位配置。第五个方面是关系的作用。改革30年，在配置资源上我们确实不能忽视一点，关系非常重要。社会学研究，关系很复杂，有强关系、弱关系、潜在关系，等等。我曾经提出两个假设，关系究竟是聚财了还是疏财了？很奇怪，两个方面都有，不管怎么样，关系配置资源。

　　最后是老百姓的博弈，特别有意思，老百姓用拳头来博弈，配置资源吗？配置资源。比如上次大家看的“全世界最牛钉子户”，原来是个散打冠军，为什么他能最牛？他是全国散打冠军，谁敢惹他？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抗争、抗议，各种各样的斗争极其激烈，管用吗？真的管用。我发现，最牛的钉子户得到的资源真的非常巨大，这合理吗？当然也不一定合理。

　　最后一个实验是缓解工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实验，这是我们今天碰到的。改革以后推进市场工业化、城市化，全世界都证明，在这个阶段里是社会矛盾比较激化的时期。如果是社会矛盾比较激化，就要有办法。我认为，30年有没有成功经验呢？有，我管它叫缓冲机制。我在文章里提过6种缓冲机制，一是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街委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帮着缓解矛盾的；二是传统单位缓解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身份，我们仍然有传统的政治身份群体，前一段时间我研究廉租房就发现，廉租房是分给那些政治身份地位高的人；四是保障机制；五是中国特色的一个，中国是通过家庭来做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疏解，家庭关系也配置资源，一个家庭不是人人都富了，一个人富了以后，父母常常出面，让有钱人拿出来给没钱的人，而他不是这么说，他说“我的钱是给小孙子的”，家庭就把资源给配置了，这是中国特色。

　　以上我介绍一下在共和国60年里完成的四种实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我们社会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