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吴晓刚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提要：本文通过分析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当代中国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作用，并对城乡间的制度分割给予特别的关注。研究发现，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本文认为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这种状况使以往仅限于城市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的分析对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不平等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不平等；户籍制度；社会流动

　　*本文原稿为英文。作者感谢香港研究资助局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以及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系特雷曼（Donald J .Treiman）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建议，同时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郭茂灿为翻译本文所做的工作。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机会结构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Feathermanet al .，1975；Ganzeboomet al ，1989；Erikson Goldthorpe ，1992）。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机会结构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如Parish，1981；Blau Ruan ，1990）。在消灭私有制以后，国家在教育和职业分配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农子弟的平等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文革"中表现得更为明显（Deng Treiman，1997）。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父代和子代职业地位之间的继承性被削弱，产生了相当高的代际社会流动率。

　　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部分地支持了上述论点。白威廉（Parish ，1981）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大陆去香港的移民那里搜集到的数据，报告说父母的地位对子女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虽然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正向的，但这一作用1966年以后由于"文革"的发生而显著降低了。布劳和阮丹青（Blau Ruan ，1990）通过对1986年天津的一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职业地位代际传承的程度比美国城市还要低。

　　特别是子代职业地位的获得与父代职业地位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关。林南和边燕杰（Lin ，1991）、林南和谢文（Lin Xie ，1988）都有类似发现。许多学者由此推论，毛泽东时代旨在提升社会平等程度的"去分层化"（de2stratification）政策是成功的（如Parish，1981）。

　　对中国如此高的代际流动率，另外的一种解释是强调城市中工作单位在降低代际职业传承方面的关键性作用。1996年以前的中国城市中，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各种资源都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Walder，1992）。林南和边燕杰（Lin ，1991；Bian，1994）认为，在中国城市中，工作单位而非职业才是一个人社会经济位置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地位获得的首要目标是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而不是得到一份好职业。他们对1985年天津调查的分析表明，虽然父子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很弱且统计上不显著，但是父代工作单位对子代工作单位的获得却具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地位的代际传承，只不过形式上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一样，即，传承是通过工作单位而不是职业进行的。

　　工作单位在城市分层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与所谓的"中国特殊主义"（Chineseexceptionalism）的说法遥相呼应。然而，为什么中国会显著缺乏职业的代际再生产，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特别是，几乎在所有国家，父子职业地位之间都有一定的且并不微弱的关系（Grusky Hauser，1984；Ganzeboomet al .，1989；Treiman Yip，1989；Erikson Goldthorpe ，1992），为什么惟独在中国，父亲的职业对儿子的职业地位获得没有作用呢？尽管相关研究已指出了工作单位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仍难以清楚地给予解释。如果真像林南和边燕杰（Lin Bian，1991；Bian，1994）所说的那样，父亲和儿子的工作单位类型（work unit type）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同时父亲和儿子各自的工作单位类型和职业之间又都具有很强的关联，那么，父亲职业地位和儿子职业地位之间应该具有正相关关系。作为代际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面，职业的代际传承和代际流动不应该被如此轻忽掉，而是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研究。

　　此外还有其他理由让我们觉得有关中国职业代际流动率的研究结果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上述研究所用的数据，有的不是全国性的随机样本；有的更仅限于一个城市，使得基于这些数据所发现的结果很难推论到全国。其次，只限于城市人口的分析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社会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获得，并会导致个人生活机会的显著改变（Wu Treiman，2004）。仅限于对城市人口进行分析，忽略了城乡人口在制度和空间上的割离，同时也忽略了那些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户口性质、从农村出来的群体的正向选择（positive selection）过程。

　　与其他家庭背景特征一样，户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先赋性特征，因为孩子的户口性质取决于母亲的户口性质。母亲是农村户口的孩子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渠道获得城市户口。自50年代户籍制度实施之后，从农村到城市户籍性质的转变就非常困难。一方面，为了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国家对户籍性质的转变实施了严格的名额限制，每年的变动率约在1.5-2.0‰之间，即使在改革开放年代也是如此（陆益龙，2003：144-146）；另一方面，被中专或大专以上学校录取的学生可以转为城市户口，而这些名额并不算在国家的配额之内（国务院，1986/1958）。

　　因此，具有农村户口的初中毕业生可以通过教育来"跳农门"：其一，被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一旦录取，就获得了城市户口；其二，被一所高中录取，并继续上大专或本科院校。被大专或本科院校录取不仅能保证户口随转，而且毕业之后还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但风险是，农村户口的学生如果没能通过高考，就必须回到农村当农民。吴晓刚和特雷曼（Wu Treiman，2004：367）报告说，只有11%的原来是农村户口的受访者成功地获得了城市户口，其中通过教育这一途径的约占所有"农转非"人口的一半。

　　"农转非"非常不易，而且，这一过程非常具有选择性——通常只有农村中最聪明的人才有机会。户籍制度不仅为从农业到非农职业的流动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而且削弱了我们在城市中所观察到的代际间职业地位的关系。中国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由两个部分组成：（1）那些原来出生在城市的人，其流动模式是典型的城市人的流动模式；（2）那些基于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其他方面的成就而成功地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的人（Wu Treiman，2004），他们经历了一个长距离的向上流动过程。由于这一原因，仅基于城市样本的研究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Winship ，1992）。要正确地刻画中国社会的流动模式和过程，需要分析全国性的，包括了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抽样数据；而且，要将户籍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考虑进去。

　　据我们所知，成原和戴建中（Cheng ，1995）的研究是目前为止惟一一项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分割对社会流动带来影响的研究。通过分析来自6个省的城乡数据，他们发现，中国人具有很高的代际继承率（inter2generational immobility）。这一发现对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尽管他们的研究同时包括了农村和城市人口，但他们的数据来源于特定省份。他们的研究也没有考虑到户籍制度——这一制度直接影响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和职业流动。他们将从数据中观察到的很高的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率归结为针对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政策"（Cheng ，1995：28）。我们认为这一结论值得推敲。因为，在"文革"时代大部分"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在1988年（Cheng 数据收集的那一年）前就已经回到城市，并恢复了城市户口（Zhou Hou，1999）。我们认为，农村人口很高的代际向下流动率应归因于户籍制度：正是这一制度，阻碍了大部分农村人口向上流动到非农职业。总体而言，农民的孩子前途渺茫，哪怕他们的父亲从事非农职业。

　　本文将分析一个同时包括了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全国性样本，展示对户籍制度作用的关注将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由其他学者观察到的流动模式——它们曾被错误地理解为是由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和激进的平等化政策所造成的。我们从估计地位获得模型开始（Blau，1967），然后进行流动表分析。本文的核心部分是采用同时具有地位获得模型和对数线性流动模型优点的"多类别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multinomial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来研究不同的变量怎样影响了职业的代际间流动。我们还特别分析了向农业职业的代际向下流动。

　　三、总结和讨论

　　本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当代中国职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作用，并特别关注城乡间的制度分割。研究显示，男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在农村比在城市更依赖于他们父亲的职业。在城市，家庭背景对受访者的职业地位只有微弱且不显著的作用。然而，不能据此推论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政策在中国城市得到了成功的实施，因为，这一说法没有考虑到农村出身的人很高的代际非流动率，以及那些最聪明的人向城市流动的正向选择过程。他们上中专或大学后进入到城市，并在那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这一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高度选择性（extreme selectivity）正是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结果：户籍制度将全国人口分成农村和城市两部分，并严格地控制了城乡间的户口转变。正是城市样本中一部分出身农村户口但经历了极度向上流动的人，才造成了中国城市居民中父子职业地位之间的微弱且不显著的关系。

　　为了正确地描述中国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的过程及模式，我们分析了一个20-55岁的男性全国随机抽样样本（包括农村和城市两个部分）。对代际流动表的分析表明，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人有相当高的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事实仅适用于一部分出身为农村户口的人；出身为城市户口的实际上几乎没有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

　　为了进一步研究户籍制度是怎样影响职业流动的，我们利用"多类别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职业继承性（immobility），以及那些发生了流动的人的代际职业关系系数，还估计了其他变量（教育及户口性质变化）对流动率的作用。结果显示，教育增加了向上代际流动的可能性。

　　但是户口性质变化的作用要强得多。虽然总体上出身农村户口的人在获得高地位职业方面具有显著的劣势，但是那些成功转变户口性质的人不仅弥补了由于农村户口带来的劣势，甚至还获得些微优势。最后，控制了教育和户口性质变化之后，父代和子代职业之间的关系，对出身城市户口的人而言是正的，但对于出身农村户口的人而言却是负的。

　　我们认为不能将在中国（农村）观察到的社会流动的模式归结于由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平等政策。如果这些政策可以达到它们希望达到的效果，我们将发现，出身城市户口的人的社会流动比出身农村户口的要高，因为国家干预在城市比农村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数据分析所揭示的恰恰相反。我们用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来解释这一流动模式。

　　从20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开始实施起，户籍制度就被中国政府当作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分配各种资源及生活机会的主要工具。在这一制度之下，母亲是城市户口的人，在出生时就自动地获得了城市户口，并由此享有由社会主义国家所赋予的福利——可以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医疗保险和体面的工作。户籍制度保护了那些出生在城市的人，使他们免于向农业的向下流动。与此相较，出身于农村的人将不得不通过竞争城市户口来获得更多机会。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在这一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由于这些人的教育水平较高，他们最后一般都会有较好的工作。正是由于城市样本中包括了这一极度向上流动的群体，父代和子代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才会在城市中显得很弱；当我们的计算仅基于出身为城市户口的人而不是当前城市户口的人时，代际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参数一下子就高了很多。

　　一些农村出身的人的极度向上流动，以及另外一些出身为农村户口、但父亲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向农业的向下流动，导致了农村出身的人而非城市出身的人，有着不同的代际流动模式：父代和子代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负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向农业的向下流动模式，我们用非连续性时间风险模型来分析那些出身为农村户口、但父亲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发生向农业的代际向下流动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父亲的非农职业，以及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都不能使人免于向下流动。相反，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才是避免向农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另一个避免向农业的向下流动的因素是14岁之后的户口性质变化。总而言之，农村户口不仅阻碍了大部分农民的后代向上流动，而且使得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的儿子很容易发生向下流动。

　　我们的发现显示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制造社会平等及不平等方面的作用需要重新审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选择性过程，虽然一小部分农村人有能力获得高地位的职业，但是许多人并不能利用他们父亲的职业成就所带来的优势。因此，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事实上是由于国家施行的造成农村-城市制度性分割的户籍制度。"开放"是由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对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实施了不平等的待遇，同时也为一小部分被选中的农村人提供了向精英流动的渠道；它并不是由国家实施的平等主义政策带来的。

　　本文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城市社会中产生社会流动的一个独特机制：即国家将农村中最聪明的人，也就是那些可以通过教育或其他机制获得城市户口的人纳入城市。尽管只有一小部分农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比城市大得多，他们仍然构成了城市人口中的相当比例，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具有很大程度的开放性。因此，毫无疑问，在中国，国家在社会流动中扮演了一个很强的角色，不过并不是学者们以前所想象的那种方式（Parish ，1981；Blau Ruan，1990；Lin Bian，1991）。相反，中国职业机会的相对开放程度来源于政府为了处理在分配资源和生活机会方面的人口压力，从而在城乡之间制造出来的结构性不平等。尽管城乡结构性不平等对社会流动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但是它提升了竞争中的风险，并促使个人有向上爬的方向和动力。

　　结果，我们看到，一方面，农村（户口）出身的人有很高的代际职业继承性；另一方面，那些有能力克服结构性门槛向上流动的人，又导致中国城市很高的代际流动率。

　　中国社会的职业流动模式为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深入思考不平等和流动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流动的源泉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例子。不平等和流动之间并没有必定的联系。较高的不平等可能并不会压制流动机会，较开放的机会结构也不一定会降低不平等。在这一意义上，即使当不同的国家都有着类似的社会流动的模式（Featherman et al，1975；Erikson Goldthorpe，1992），这一模式可能基于各个国家不同的不平等结构，也可能来源于不同的社会过程。因此，理解这一普遍的代际流动的模式背后的形成机制，需要我们详细地研究一个国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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